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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气氛——向国会提出灾难将临警告的必要——成立生产部的要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俄国回来——我请他当军需大臣——下议院和我的讲话的广播——我要求投信任票——表决的重要性——沙漠战役的汇报——我对隆美尔的赞扬——我们在远东的赤手空拳——我们在资源上的限制——我接受全部责任——前途艰险——辩论中友好的语气——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美国和盟国的欣慰——二十位自由党议员中六位弃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不接受军需大臣的职务——1月31日我给他的信。
关于我到华盛顿去的使命以及在我离国五星期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盼望我向国会作一次详细汇报。我心目中有两个突出的事实。第一是，伟大同盟最后必定会胜利；第二是，在日本向我们猛攻中，一连串无可估量的大灾难将要降临到我们身上。人人都欣慰地看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帝国，我们的生命不再有什么危险了。另一方面，危亡的威胁既然基本上消除了，每一个评论者，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就可自由地指出那许多已犯过的错误。有许多人并且认为，改进我们指挥作战的方法，从而缩短可怕的历程，已是他们的责任。我自己为了我们已经遭受的种种失败，惴惴不安，谁也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这些失败还只是大灾难的开端。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各报消息灵通而又不着边际的评论，二三十位能干的议员的诡谲的经常的冷嘲热讽，议院会客厅的气氛，在使我觉察到有一种令人为难的、不愉快的、无法回答的但又是肤浅的意见，从四面八方，气势汹汹地向我逼将过来。
另一方面，我很知道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人民能在1940年时保全下来，我曾经出过微力，我可以指望他们对此抱有好感。我并不低估国民的忠诚，这像波澜壮阔的潮流，簇拥着我前进。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对我表示了最高的忠心。
我是有自信的。由于情况的需要，我曾向周围人士明白指出，对我一个人的职权和责任有丝毫的削减，我是不容许的。新闻界议论纷纷，主张我继续担任首相，发表演说，但是把指挥战事的实际工作让给别人担任。我决心不向任何方面作出让步，自己负起首要的直接的责任来，要求下议院对我投一次信任票。我还记得法国人有句名言，“Onne règne sur les ames que par le calme”。①
①这句法文的意思是：“只有镇静才能控制人的心灵。”——译者
向议会和全国提出灾难将临的警告，这是尤其必要的。在领导工作中，提出一些虚幻的希望，但转眼就落空，这是最严重的错误。英国人民能够坚强地乐观地面对危机或灾难，但他们痛恨受骗，痛恨替他们负责办事的人自己处在一种无根据的幻想中。我觉得用最暗淡的词句描写目前的光景，从而藐视未来的灾祸，这不仅就我自己的地位，而且对于战事的整个的指挥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关头这样做，也可能不至于影响军事形势，不至于动摇大家现在都有资格感觉到的那种最后胜利的基本信念。尽管每天总有使人震动、使人紧张的消息传来，我不惜花十二或十四小时工夫，集中思想，来考虑一篇范围广泛、内容新颖的万言书；尽管沙漠地区战争失利的火焰烧到我的脚跟来，我还是把我的汇报和对于我们情况的判断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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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希望成立一个生产部，其大臣参加战时内阁。1941年7月间，在我首途访问罗斯福总统以前，我在下议院里作了长时间的辩论，说明当时没有设立这种机构的必要。但是舆论仍在趋向这个意见，不但由于事态的发展，而且由于有关人员和部门的处境，使这个主张更得到了强调。比如说，美国总统已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先生主管全部生产工作。难道就不应该有一位相应的官员吗？大家都瞩望于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华盛顿的成就已经叙述过了，他在美国最上层的人士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在1917年和1918年的军需部中，我主管过现在归军需部和飞机生产部掌管的职务。这些部门在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方面纠缠得很厉害，因此如果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权威机构，那就方便多了。
由于现在每件事的规模愈来愈大，这种要求就日益有力。比弗布鲁克是俄国人和美国人所共同信任的，要领导这样大的一个联合机构，似乎没有人能比他更胜任愉快的了。
自从他从飞机生产部调到军需部以来，这两个业务相关的部门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战时内阁一级的生产大臣的领导之下，把我们军事生产的这两个大部门结合起来，不但可以恢复协调，而且可以增进效果；他是早已有这个地位的了。我想他可以担任生产大臣。而现在飞机生产大臣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和我认为足以胜任军需大臣的安德鲁·邓肯爵士，可以作为他的两个僚属。他俩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全面的判断力；这一切还在我思想中盘旋的时候，一位新人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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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早想结束他在俄国的任务。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奉命担任驻苏联大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感觉到这个使命是十分没有吸引力的。在希特勒的进攻还没有把俄国同我们拉在一起以前的时期里，我们的使节在莫斯科几乎完全受到了忽视。他难得有接近斯大林的机会，莫洛托夫对待他和其他盟国的大使是很冷落的。在12月的危机中，苏联的外交中心从莫斯科移到了古比雪夫，莫斯科的那种令人不愉快而且徒劳无功的状况不但重新出现，而且益加恶化了。后来，我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现在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又直接打交道，做了许多事情，大使的职务跟决定性的事务日益分离了。德军进犯时，斯塔福德正在国内，已经向我表示愿意离任之意，但他接受了并且赞成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该在俄国初遭患难的时候召回他。从那时到现在，快八个月了，一位具有他这样身分的政治人物要求回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心下议院来，当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此，在1月初，我同意他调任，并派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前去接替他。
1月23日，克里普斯从俄国回来。由于工党反对他的极端主义，早在几年前就把他驱逐出党，所以这时他已是一位脱离工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国全国对俄国的英勇抵抗有热烈的好感，由此而联想到他担任大使的职位，因而他的名气也就更大了。英国左派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制造了一种论调，说俄国所以参战，站到孤独的、艰苦万状的英国这边来，他要比当代任何人贡献更大。极端的左派中有些人以为他值得活动活动，作个候补首相；这些圈子里有人说他将领导一批新的政府评论家，他们希望把这批人组成一种举足轻重的议会力量。我个人既知道他的才能又喜欢他，巴不得把他延揽到政府里来，在政府里，我们是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的。由于他先前的工党的同僚并无异议，我就寻找机会。
对于左翼的意见如何，我虽然消息灵通，却完全依据着事情的恰当与否来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我任军需大臣时，克里普斯是英帝国最大的炸药厂副厂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既具有这种实际的行政经验，又具有突出的聪明才干。我觉得，派他负责军需部是最符合于公众利益的，而且这又可作为成立生产部这一重大规划的组成部分。1月25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和夫人到契克斯与我同进午餐。
那天下午他和我作了一次愉快的长谈。我向他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并且解释了这种职务在军事生产全局里的地位。他说要考虑，以后再作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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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辩论开始，我把问题提到下议院。我可以看出，他们都还有一肚子的气；原来我回国后曾经请求将我即将作出的汇报录下音来，以便用来向大英帝国和美国进行广播，他们却提出种种同当时形势要求毫不相干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我撤销了我的请求，尽管在世界任何其他的议会里对这种请求是绝不会拒绝的。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站起来说话了。
自从我回国以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必须要求下议院投一次信任票来支持我，这完全是正常的、宪政的、民主的手续。展开关于战事的辩论已经提出来了。我便以最放手的、最自由的方式为辩论安排了三个整天的时间。任何议员都可以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应当说的话，议论或者反对内阁，或者反对政府的组成或个别人员，做到畅所欲言，只要对军事秘密予以保留，而下议院一向是小心遵守这一点的。你们还有比此更自由的么？你们还有比此更能发挥民主的么？别的国家很少有如此巩固的制度，能在国家展开生死斗争的时候，还能维持这样的制度。
我有义务向下议院解释，我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求给我非常的支持。有人建议，我们应当进行三天这样的一种辩论，在辩论中，政府无疑地会受到担子挑得较轻的人们狠狠的抨击，到最后不付表决，大家就散会了。这样一来，新闻界中那一部分抱着敌对态度的——有些已公开表示了敌对——就会振振有辞，说政府的信用破产了，甚至在一切已经过去、所有讨论已经举行过之后，还会作出暗示，说有人曾经私下向我表示，我如果要求议会投信任票，那我就是十分轻率的。……
我们近来从远东得到了许多坏消息，我想，很可能还有许许多多坏消息传来，等下我就要说明理由。坏消息之中还会包藏不少说明见识上和行动上都是有错误和缺点的事故。
谁也不会装腔作势地说，没有什么错误和缺点，居然会发生了这些不幸。我看这一切好比惊风骇涛向我们滚滚而来，这就是我要求下议院投一次正式的、严肃的信任票的另一个理由；在这一斗争中，下议院是从来也不退缩的。下议院如果不坚持两件事，第一件自由辩论；第二件在以后来一次明确的、老实的、坦率的投票，那么就有亏职责了。随后，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究竟处境如何，所有我们必须打交道的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无论是朋友或是敌人，都会知道我们处境如何，而他们又处境如何。因为我们举行一次自由辩论，能参加辩论的可能只有二三十位议员，所以我要求四五百位坐着不发言的议员们表示意见。
我要求投一次信任票就是因为情况糟糕，而且更糟糕的还要来到。如果一位议员要对内阁提出有益的批评，甚至作严厉的谴责，这样做和他对内阁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话，那么他尽可进一步行动，并且搞得更凶一些。但是如果有一位有体面的先生对于政府极不满意，而且觉得为了公众利益的缘故，应当把它推翻，那么，他应当有大丈夫的气概，在议会里表明他的主张。用直截了当的话把道理说明白，甚至说得再清楚些，那是无可反对的，政府将作出最大的努力，以求符合于辩论过程中所树立的标准。不过在辩论中，谁都不必说漂亮话，在投票时谁都不必胆小如鼠。我曾经投票反对过我当选后所支持的政府，有时回顾起来，我就为这样做而感到高兴。在这艰难的时期里，人人应当认清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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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沙漠地区的战事给他们作了一些报告。
奥金莱克将军为他的战役要求作五个月的准备，但在11月18日他就向敌人进攻。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分散的、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之间在沙漠地区展开了最激烈的、连续不断的战役，每天清晨互相搜索，整天拚着命，往往打仗打到深夜。这里打的仗，结果竟同当初所预料的大不相同。
一切是分散的，混乱的。大部分是依靠着个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部分如此，但不是全部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奥金莱克将军亲自出马，改变指挥，下令不惜任何牺牲，必须坚持进攻，施加无情的压力，那么这次战役早就会在11月24日失败了。要不是这一果敢的决定，我们在这时候，就该已经退到出发时所占的老战线上来了，或者还要退得后一些。托卜鲁克可能已经沦陷，隆美尔可能已向尼罗河前进了。此后，战事明朗化了。昔兰尼加收复了，那地方还得守下去。我们还没有能够歼灭隆美尔的军队，不过他们几乎三分之二受了伤，当了俘虏，或是死了。①
①核实数字，附有战后关于敌军伤亡人数的资料，载于第三卷下部第三十章511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英军伤亡总数计一万七千七百零四名，敌军伤亡总数约三万三千名。
议会当然没有认识到隆美尔反攻成功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可能听到过英国迅速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后即将透露的较大的计划。班加西和阿杰达比亚的陷落，已经是众所周知，这好像是沙漠地区战事中胜负无常的一段插曲。而且，正如这里转载的电报所指出的，关于发生了什么和其发生的理由，我也没有正确的情报。
我不能不对隆美尔赞扬几句。
我不能说目前在昔兰尼加西线的情况是怎样。我们所遇到的是个很大胆很有本事的敌手，我如果撇开战争的破坏来说，他还是个伟大的将军。他一定得到了援军。另一个战役，甚至现在就在进行中，至于战役分晓如何，我有条规矩，就是从来不发表关于战役的预言。我订了这条规矩时常感到欣慰。当然，谁也没有说我们没有机会。……
我提到隆美尔的话，当时顺顺利利过去了。后来听说，有些人感到不痛快。他们不能理解，对于一个敌军将领也要指出什么长处来。这样的小气，原是人情之常，但是这种心情，同取得战争胜利的精神，或是建立持久和平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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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即讲到了我们在远东赤手空拳的更重要的问题。
我已经把这几个月的经过情形向下议院报告了，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资源是搞得多么紧张，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活下来，真是好不容易，真是好运气——我们是谈不上什么功劳的。如果我们听从了三四个月前大喊大叫的吵闹，要我们进攻法国或低地诸国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我们还能看见墙上写的标语：“立即开辟第二战场”。谁没有感觉到这句话的吸引力呢？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热烈的诱惑，我们的地位会变成怎样的呢。我们每一吨位的船舶，每一支小舰队，每一架飞机，我们军队的全部力量都要使用出来，而且都要用在法国海岸线上或是低地诸国的海岸线上，去作殊死的斗争。远东和中东的一切灾难比起另一个更糟糕的敦刻尔克问题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想，在那些曾为了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发表意见、侃侃而谈、甚至大叫大嚷的人们当中，有的现在会重整旗鼓，圆滑地提出质询，问为什么我们在马来亚、缅甸、婆罗洲和西里伯斯会没有足够的部队呢？
在两年半的战争中，我们仅仅能够凑合着应付过来。……
我们刚刚看得见我们的前途。看起来，我们是处在极困难的时期中；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投入我们最后的一分力量，看起来，我们正在走向胜利，这比从前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既然在这里和尼罗河流域对付德国和意大利，就势必没有力量为保卫远东做好准备工作。……也许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本来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但是，我们就势必不能为保卫远东抵抗日本进犯做好准备工作。内阁的方针向来是，直到我们肯定美国也会参战之前，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下议院还记得吧，当我们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低下头来，把滇缅公路封锁几个月。我记得，在我们现在的批评家当中，有的因此非常愤怒，但是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时候，也从来不可能有一个时候，大不列颠或英帝国能够单枪匹马地同德国和意大利打仗，能够从事不列颠战役、大西洋战役和中东战役，同时又在缅甸、马来半岛广泛地在远东做好彻底的准备，来应付日本那样拥有七十多个机动师、世界第三位的海军力量、一支巨大空军的巨大的军事帝国的冲击，来应付八九千万坚强好战的亚洲人的进犯。如果我们开始就在远东那些广漠无垠的区域里分散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早被消灭了。如果我们把战线上迫切需要的大批大批的部队调到没有战事的或者永远不会有战事的地区去，那么，我们就完全做错了。那么，我们就会错过足以使我们大家平安地脱离我们陷入的可怕境遇的机会（现在看来不仅只是一个机会）。……
采取的决定，是要对俄国作出我们的贡献，设法打败隆美尔，并从地中海布岸到里海组成一条更加坚强的战线。根据这个决定，我们力所能及的，仅仅是在远东作一个适度的、部分的准备，以应付假想中的日本猛攻的危险。六万名士兵的确在新加坡集中了，但是现代空军、坦克、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部队都是要优先供应尼罗河流域的。
对于这个决定，在其广泛的战略方面以及对于有关俄国的外交政策方面，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处理得不当，我比谁的过失都大。如果我们今夜没有在缅甸和马来亚准备好巨大的现代空军和坦克，我比谁的责任都大。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找出替罪羊来，把责任推在将军们或者空军人员们或者海军人员们的身上呢？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把忠实可靠的同僚和朋友们赶出去，借以平息英国和澳大利亚新闻界某部分人士的叫嚷，或者借以抵消我们在马来亚和远东的败北以及我们还得在那里继续接受的惩罚呢？
我不得不使下议院受了几乎两小时的累。他们毫无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听得到的一切。但是，我的印象是，他们听了这番议论，并非无动于衷。鉴于我所看到的情形即将来到，我想在讲话结束的时候，该把情况作最坏的估计，虽不使人绝望，亦不预作任何诺言。
我虽然感到胜利和解放有汹涌澎湃之势，会把我们和各国受苦难的人民平平安安地带到最终的目标去，但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战争加在我身上的负担，比在1940年惊心动魄的夏天还要来得沉重。有那么多的战线已经开辟了，有那么多的薄弱的地方要去防卫，有那么多不能避免的祸难，还有那么多刺耳的声音，现在我们能够更坦白地谈谈战争的这些错综复杂情况了。因此，我觉得作为下议院的公仆，我有权利到这里来，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违背良心和不顾较正确的判断，去行动，去找替罪羊，借以巩固我的地位；
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去干那些哗众取宠于一时而终于无济于战争的事情来。恰恰相反，请求大家给我鼓励，给我援助。我从来不敢对将来作出预言。我坚持我原来的纲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这一切是我所曾经贡献的，过了五个月后，在这里面我又添加了“许多缺点、错误和失望”。但是，我看见了光明已从乌云后面闪现出来，在我们道路上越照越亮，正是因此，我在此刻壮大了胆量，要求下议院宣布一次信任，作为联合国家武库中一件新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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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连续进行了3天。但是语气对于我显得出乎意外的友好。有的事下议院是无疑要去做的。战时内阁中以艾德礼先生为首的同僚们，大力地甚至于热烈地支持着政府的工作。
到了29日，我只好结束辩论。当时我担心得不到表决。我试图用激将法迫使批评我们的政论家们到投票走廊里来反对我们，同时，又不要得罪现在已经毫无反对意见的议员们。但是我所敢说的话，没有什么能刺激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中心怀不满的人们去参加投票。在付表决的时候，独立工党对信任投票提出异议，幸而，该党占三个议席。两个需要去作点票员，因而结果是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我感谢少数党领袖詹姆斯·马克斯顿，是他把这件事搞得非水落石出不可。新闻界的大事宣传，倒使表示慰问和庆祝的电报从各方面纷至沓来。白宫的美国朋友们表示得最为热烈。总统六十寿辰，我拍电致贺。他复电说：“跟您在同一个十年，妙极了。”但是新闻界中爱唠叨的人并非没有办法。他们见风使舵，敏捷得像松鼠一样。说什么要求投信任票是多么不必要呀！谁曾梦想要同联合政府挑战呢？我管这些话叫“刺耳的声音”，这不过是灾难临头的前兆而已。
首相致议会保守觉领袖 1942年1月31日
我为保守党投票成绩辉煌，而且两年来票数有增无已，向你祝贺。
我要写信给自由党领袖谈谈他们的投票。或许你要核阅一下，特将该函附上，如无异议，希即封寄。
丘吉尔先生致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1942年1月31日
自由党在下议院投信任票时的情形，该请你注意一下，在二十个总人数中，六名弃权或缺席，只有十四名代表你党。这十四名中三名是大臣，就是你自己、约翰斯顿和富特。你们在贵族院中还有一位次官。这种情况，真是帆大船身小。保守党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的三次表决中既然分别投了二百五十二票、二百八十一票和三百零九票，我恐怕保守党会对于不支持政府的行为有所批评。
同时，《新闻纪事报》已成了评论得最尖锐的、常抱敌对态度的报纸之一，可惜还落在《曼彻斯特卫报》的堂皇但遵命行事的独立性之后。
我向你建议，这些情形需要你认真注意。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曾以议会中席次的多寡来衡量自由党的力量，然而，议席既已如此之少，那么依我看来，党就更有必要在信任它所正式郑重地决定参加和支持的政府的事项上，团结一致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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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辩论的过程中，没有发言，但在辩论进展时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说明在我所提的条件之下，他不能接受我请他担任军需大臣的建议。他说，要实行增产以副期望，最低限度，必须使军需大臣能在本部门中完全当家作主，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个成员，并在分配和决定优先重点方面负责。“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我觉得在所提的条件之下接受这项任务，是不妥当的，因为我感觉到我不能使这一岗位取得成功，而只能使你和公众都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对于你所肩负的重担，或者能助一臂之力，但在经过最慎重和急切的考虑之后，我觉得不能不作出这个消极的结论，我是很抱歉的。”
我答复道：
1942年1月31日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认为除非另有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我的权力所能答应的），便不能帮我们的忙，担任军需部的重任。
以军需大臣为战时内阁的成员，是违反由生产大臣负主管军需品整个部门之责这一政策的，议院最近已经表示对这一政策坚定不移。这样做，也会进一步脱离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在现政府成立的时候和成立以后，舆论对这一点是十分强调的。我们已经从五位成员增加到八位；你如果把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计算在内，就有九位了。如果［·依·据·职·权］再加上军需大臣，那也就不可能把飞机生产大臣排除在外。如果这两个军需部门的长官列在战时内阁之内，那么也就有必要将它们所供应的作战部门的大臣级长官包括进去。这样一来，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和一位生产大臣的两个原则都遭受到破坏。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无论下议院或公众都是不会赞成的①。
①“依据职权”字样是我2月9日给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信中加上的。见第69页
你建议我可以时常和你会晤，那是一件乐事。我将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友好的意见，尽管我过去所要求的是你能作出实际的帮助。也许有一天我总是能够得到的。
事情到这里搁下来了——但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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