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正当日、台“和约”密锣紧鼓之际，蒋介石派张群前往东京探听风声，而“蒋介石游说团”的奔走也多少发生了一点效力：居然有人赞扬起蒋介石来了。
以“反共专家”自命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蒲立特，为“大势去矣”到远东跑了一趟，回国后在《读者文摘》上写了一篇东西，如泣如诉，题为《在亚洲的最后机会》，大捧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受宠若惊，翻来覆去读着那篇译文，一再对儿子说：“有希望了，有希望了，你瞧蒲立特把我说得多好，说我们在大陆时期那班贪污人物已经不在台湾，台湾人也已选出他们的代表参加省市政府。蒲立特说得这样明白：如果美国给予更多的美援，扩充台湾的肥料厂和发电厂，那么台湾的经济便可以自给自足；我们获得登陆舰和飞机军火供应，马上能发动反攻大陆！”
蒋经国也喜忧参半道：“作为一个前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的身份来说，魏德迈的谈话分量实在是够重的了。他前几天在美国内华达州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说，居然推荐起我们的部队来！他说应该派我们到朝鲜去对付共产党，同时美国采取积极武装，再支持中国大陆的本党游击队，局面便会迅速改观。”
蒋介石一听不便开腔，因为“游击队”早已名存实亡，而到朝鲜作战的话，那旁的不提，败军之将已不敢言勇了。
“好消息，”秘书曹圣芬道：“美国驻台公使蓝钦在离台返国休假前发表声明，说自一九五○年夏天以来，本党的经济、军事地位已大有改进。他说他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德福同一见解，认为台湾足以应付共军来侵。”曹圣芬喜滋滋地说：“蓝钦还相信：不管是否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可以‘从共党手中解放’，而且中国人都‘欢迎解放他们的人’，他捧场捧得真够，说他认为台湾的政治，在亚洲实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
陶希圣也匆匆忙忙进来，说杜勒斯最近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专文，指出“台湾方面的‘自由中国’人士如果被迫放弃重返大陆家园的所有希望，他们就没办法保持士气。”蒋介石难得心头舒畅，闻报惘然，反问道：“什么意思？”
陶希圣忙说：“那是杜勒斯的一番好意，其用意在于刺激美国最高当局—动手！”
“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么？”蒋介石迷惘地说：“譬如有些地方，显然对本党不利。”陶希圣连忙说：“可是大事情无一不是对本党有利，例如华盛顿担心东京会承认北平，或者他们有什么来往，干脆对日本用压力，要他们迅速同我们签订和约，这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待众人走后，蒋经国却悄悄对蒋介石道：“美国人说的话，不一定代表他们的国策，这一点我们要小心才是。”蒋介石吃惊道：“他们正在一个一个捧我的场，难道又有什么古怪？”
蒋经国苦笑道：“阿爸，还记得美国海长金波尔在访问东京时，曾经说过的话么？”
“当然记得，”蒋介石道：“他太好了，记得他在东京说，如果本党反攻大陆，美国海军将会在一旁喝彩！”
“他碰钉子了，”蒋经国叹道：“后来美国国务院曾经对他表示过什么，使金波尔马上否认，说他并未说过这句活。”
“娘希匹真有这种事？”蒋介石脸色铁青：“他在东京开的口，反正不是台北授意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蒋经国道：“不但如此，他前天还在美国国会宣称：所传当他视察远东的时候，他曾表示个人同意由蒋某人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军进攻共产党中国大陆的意见一点，是错误的。他说：‘我所说的乃是：我赞成武装中国国民党，如是他们便能防卫他们本身。关于政策性的事情，如他们是否将进攻中国，那是他们应与我们国务院来决定的事情。’”
蒋介石惘然道：“可恨呵！可恨！连一个海长都会自打嘴巴，美国的信用值多少钱一斤？”他愤然问：“你还记得，我当时还电令驻日代表团要了份金波尔的原文，译出来的确没错，怎么没多久就变了卦，而且闹到国会上去？你们重视国策固然不错，可是你们把我的脸该放到何处去！”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又高兴一些，美国银行家哈脱曼和麦佛莱专诚到台湾来作投资视察，而且声言无论如何他们要到台湾投资。表面上看来此事有利于蒋介石，但偶一思索之后，蒋介石便又惘然：“为什么一方面反对我反攻，另方面却对台湾投资？”
奉命招待他俩的严家淦也被召见盘问道：“你看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蒋介石皱眉道：“我相信他们是好意，但同时又对我诸多挑剔，这使我弄不明白。”
严家淦道：“哈脱曼与麦佛莱是银行家，同美国其他部分的人谈话比起来可能意见不一。总统知道，他们之中的意见经常有矛盾的；但最基本的问题却完全一致：那是援助台湾。
“据两人说：他们不以为对台湾的投资，是一种经济与金融上的冒险。相反，他们相信台湾完全安全。”蒋介石问道：“他们对国际局势怎样看法？特别和台湾有关的地方，又有什么意见？”严家淦苦笑道：“他们在这些地方拒绝发表意见，也没一个字评论。可以说：凡是牵涉到和台湾有关的事情，无论大小，一概不提。”
“一点意见也没有吗？”蒋介石失望地说：“既然吵着要投资，总不会没有一点意见吧？”
严家淦道：“有是有的，譬如他们说：‘台湾军队精神饱满、士气尤其旺盛’。他们也主张继续对台援助，而且向本党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点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设法以足够与可靠的收入，谋求抵消政府开支的赤字；第二点是我们应该设法增加当地与外来资金对生产事业投资。”
“嗯，”蒋介石道：“他们对于中日和约有什么意见？”
严家淦道：“他们没有提到这些。”
蒋介石想了想，问道：“据你看，美国人是不是真的认为台湾的确很安全呢？”严家淦苦笑道：“这些问题，本来是一些外交辞令，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蒋介石马上问：“那么金波尔自打嘴巴，到底是何原因？”
那边厢张群也在东京到处打听这些行情，他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自台飞日，进行日、蒋军事协定阴谋。事先前日本国务大臣绪方竹虎曾到台同蒋谈了三次，张群抵达羽田机场之时，绪方竹虎当然前往迎接，前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冈村宁次也去了，与日本皇室关系密切的右派头子，从前在东北主持暗杀张作霖的町野武间以及其他曾经侵华的日本将领，也都去了，这使张群心花怒放，以为中日和约签订后，日本就会出兵助蒋一臂之力，那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日子便会开始。
且说张群抵日之后，欢迎这个“日本通”的老友们自不免一番酬酢，按下不提；那一天张群专访绪方竹虎，寒暄过后，表白来意道：
“蒋总统自从阁下回国之后，还时常提起阁下对他以及对敝国的关切，他十分感谢。而且上次阁下旅台时，款待实在简慢得很，他要我在这里向阁下道歉。”
绪方竹虎笑得满面横肉都在颤动，也作状一番道：“日支本来可以共存共荣，不幸西方国家和苏联从中插手，乃使两国弄得很不愉快。幸好这次兄弟在台湾同蒋总统谈得很投机，日支新的关系必能改善，张相国当有同感。”
张群忙说：“一点不错，不过中日和约签订后前途虽甚乐观，但是困难也所难免。蒋总统希望兄弟此行，能因为阁下从中斡旋的关系，使中日关系能在和约签定后有较大的发展这些事，只得有烦阁下辛苦了。”
“不瞒张相国，”绪方道：“日支订约后确没什么问题，只是敝国内情，也是相当复杂；特别在对华政策方面，真是鼻青脸肿，自己吵得满天风雨。如今总算在盟总帮助之下，想尽办法，决定在对华问题上明朗化，不承认北平，承认台北！”
张群道：“实在多谢了！”
“我们之间是没什么说的，”绪方道：“八年战争，到头来合作打共产党，这就什么都不必提了。只是局势有变，恐怕吉田首相在某些地方也不会尽如人意，如果东京方面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使你们感到不痛快的话，那么请牢记兄弟之言：那只是一种掩饰、一种不得已的措施，务请原谅，原谅。”
张群开门见山道：“这个不必解释，我们完全理解，吉田首相和阁下的苦心。只是蒋总统感到，我们两国虽蒙美国援助，但美国到底是美国，不是东方国家；他们所作所为，固然有利中日两国，但恐怕更有利的还是他们自己。在这情形下，我们当然还是感谢美国，但为了百年大计，恐怕也不能没有原则地去追随美。因此希望美、中、日三国如何能够并驾齐驱，提高贵我两国的威信，蒋总统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绪方笑而不言。
张群不以为窘，因为这日台订约并不是“等价交易”，但求日本不承认中共，要蒋介石再吃点亏，也不致惨过日军侵华时期，看看“面孔”算不了什么，便代他转圜道：“吉田首相有了新的如夫人，听说又搬到箱根去了，见一次面也很辛苦，阁下有便提一提就是了。”
绪方道：“我们是老朋友，无话不谈。当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时，贵国一点好处也没拿到手，甚至也没参加。他的心情如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张群：“也真是的，当时台北一片气愤伤心，幸而美方曾有透露，说吉田首相曾在事前向美国国务院提供决不承认中共，决心与台北签约的保证，大家才稍为好过一些。”
“呵！”绪方道：“我们也听见，说台北指日本一只眼睛看着中国大陆，一只眼睛看着朝鲜战场，如果板门店谈判真能顺利结束，日本便想同中共缔约。”绪方大笑：“而你们也真有一手，心里急坏了，嘴上却不同我们直接商谈，找美国人出来力促双方缔约。”绪方叹道：“事实上这笔账也不好算，复杂极了，复杂极了！”
张群也苦笑道：“这个我们也明白，阁下和几位朋友真辛苦了。我们催美国，美国催你们，而英国从中作梗，说什么也不赞成，最后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不得不为此事飞日本，用最大努力来处理这件事，阻止你们承认中共的可能。”张群苦涩地笑道：“总算有可能了。”
“贵国到底准备……”绪方问道：“我们无话不谈，张相国也知道吉田首相眼下的处境……”
张群忙说：“那当然，那当然。”在绪方笑声中，张群皱眉道：“有人主张，日本应承认大韩民国之独立。”绪方诧道：“这可是多余的了。”
张群忙说：“不不，敝国提此要求，乃以开罗会议签字国资格发言，认为敝国不独有此权利，而且有此义务。在旧金山会议中没有涉及韩国，是因为韩国正处在分裂状态，两个政权水火不容，统一之期遥远非凡；同时开城停火协定正在谈判，签约国不愿提出这个问题形成盟国间的歧见，影响旧金山和会中西方国家的一致阵容。”
绪方道：“兄弟一定转告，一定转告。”
“此外，”张群道：“敝国将要求过去伪满存在日本的资产交还敝国。”绪方道：“呵！”张群说下去道：“据说这笔财产数字不小，并且有人以此为资本，正在从事种种商业活动。敝国在战时损失最重，但并未同菲律宾、印尼似的要求赔偿，我们作出放弃要求贵国赔偿的决定，不仅得罪了菲律宾、印尼诸国，而且敝国也蒙受极大的损失，由此可见，我们已经十分体谅日本的实际困难了，因此如站在贵国立场着想，为未来中日关系来说，这些最低的要求当能考虑接受。阁下明白，那都是些小……”
“一定转达，一定转达。”
“阁下知道敝国的困难么？”张群苦笑道：“当然知道，当然知道，或许还不够全面。我们知道在南洋商务为英镑集团囊括，中国大陆市场消失之后，东京一定要取得美国的相当保证。我们已经知道，贵国要求美国保证，在订约之后，日本的工业原料由美国负责供应；同时，日本成品生产之后既然不销大陆，只有南洋各地，那么这个出路，也得由美国负责。”张群搓搓手道：“这是贵我双方和约的真正关键，也是华盛顿当前最大的课题！”
绪方叹道：“是这样，相国之言甚是。关于原料的供应，在美国合力发展军事工业，自身需要量日益增加的时候，已经没法担负这个义务；至于销路的保证，牵涉到英国的利益，事情尤其难办。大家知道，伦敦一再促使敝国与中共缔约，经济上的考虑是他最主要的动机。英国希望日本货畅销中国大陆，使他自己在南洋的市场不受威胁，现在岂能因美国的一句话，便让出了南洋的利益？”
“这个，”张群道：“这个……”
“更糟的是，”绪方道：“日本工业的生产能力，五年来由于日美合作，在美国协助之下，更换了陈旧的设备，换上了新式的机器，如今不但恢复了战前水准，并且某些还超过了战前的纪录。美国人说，美国人占领了日本五年，实际上是替日本完成了一项‘工业革命’，当然受到好处的朋友都这样说，日共和民间的反应不一定是这样。韩战发生之后，敝国几乎成了联合国在远东的兵工厂，敝国厂家接受了美国军方不少的定单，形成了敝国工商业的空前繁荣，生产力更见激增，只要原料充分，不出一两个月，国内就要发生生产过剩的现象。而台湾——对不起，”绪方道：“台湾在这方面能够帮助敝国的甚少，因为市场太小，外汇太少。在明年一年之中，连同经济合作总署供应的物资在内，台湾也只能进口价值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商品，而在这总数之中，日货又能占到几分之几？”
看官，原来日、台双边协定的谈判，根据原定计划，在美方一手促成后，一俟日方在台湾设立海外机构，便在台北进行。但仍须由美国驻台公使蓝钦参与“洽商”。这项谈判台方希望早日进行，特别是如能赶上一九五一年的“双十节”更好。但日本政府既不愿同台方签约，可又不敢违抗美方，终于将谈判地点移到了东京，移樽就教，而且还得由美方从中拉拢。
而在人员方面，日方也颇伤脑筋。当初日本外务省拟派太田一郎赴台主持海外机构，但遭太田谢绝。因为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方将外派二十几名大使公使。太田苦熬多年，颇想外调换换口味，对于派驻台湾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敬谢不敏。日方也曾派其他人选，但有的认为和几百万人口的台湾订“邦交”是件开罪全体中国人的笨事，有的与太田有同感，最后派出了一个级职资望都不够的木村前往，把蒋介石气得骂街。
“这实在抱歉，”冈村宁次在欢迎宴会上对张群说：“看了贵国政府发言人沈昌焕的声明，才知道我们已经无意中开罪了蒋先生。阁下是日本通，知道这里的情形；因此沈昌焕说木村只是一个领事，他不能代表日本政府谈荆，这完全是对的，木村只能管管将来的商务和侨务，但目前也只有派他去了。”
张群道：“这个我们明白。”
“移到日本来谈判，也是没有办法，”冈村宁次道：“美国助理国务卿专为日支和约而来，而且只到东京，那么也只得到日本来谈了。这些小地方，希望贵国不要见怪。”
“没什么，没什么。”张群道：“我们是无话不谈。”
冈村宁次道：“今天日本的眼睛紧盯在韩战场，如果局势更紧张，处在远东第一线的日本外交没有选择余地，当然非同台湾携手不可了。如果相反，日本对台和约的兴趣就会更加减少，因为老实说，日本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性仍然存在，而且即使天皇陛下，他也没有根据会相信蒋先生的反攻可成事实，一般的看法是很使我们泄气的。”
张群把访日经过向蒋报告完毕之后，蒋介石第一件事便是电令驻美国大使向白宫再施压力。第二件事电孔祥熙夫妇要“蒋介石游说团”，催促白宫快速布置“中日和约”，并且把什么话都说尽了：“苟再迟延，日方将与中共签约，是则瞻望大局，不寒而栗！美国失却日本在反共大业上的支持，台湾也势必迅速受到影响，而美国必将被逐出远东……”
杜鲁门认识到实在受不了这种“攻势”，明知蒋介石为的是自己，但一旦日本真的与中共签约，那美国对日本的“希望”必成泡影，那还得了？而朝鲜战场的趋势，除了捏着鼻子和谈，打是打不起来的了。这情形必更使日本重北京而轻台湾，夜长梦多，不如赶快把事办了，便在一九五一年年底派杜勒斯到东京走一遭，迫使吉田就范。
吉田内阁方面也很简单，除了经济问题之外，日本民众也是反对同台北签约、赞成和北京建立邦交的；前者最叨光的是大老板，后者却是众望所归，因此如与中共订约，岂非一石二鸟、“公私两便”？奈何日本经济、军事、对日和会有效签字等等全都捏在美方手里，吉田茂动弹不得，一拖再拖，十分着急。闻道杜勒斯自己出马来也，吉田忙不迭命令驻华盛顿的日本在外事务所人员搜集杜勒斯飞日任务情报；而当老杜抵檀香山时，吉田即深居箱根别墅，外务次官井口、自由党干事长增田等几度上山，共商对策。同时自由党特别召开国际问题对策委员会，研究对华方针，提供吉田参考；外务省条约局及文化情报局、东亚局等部门也星夜整理资料，忙个不得了。待杜勒斯于十二月十日抵达东京时，吉田已经胸有成竹了。
那杜勒斯也早有所闻，心想你吉田有什么了不起？日本万事都涅在美国手里，管你什么老板利益与民众公意？当下在抵日翌日假东京放送会馆招待记者，作为与吉田正式会谈前的一项攻势。
杜勒斯言明此行为搜集及了解日本对再军备及与台湾订约等问题的意愿和情况，发表谈话说：“日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中国政府作为订约对象，我不拟强逼日本政府去决定，但如日方对此有所询问时，我当尽我所知以告。”蒋介石在台闻报大急，暴跳如雷。
美参议员史巴克曼紧接着擂打一通边鼓，才使蒋介石心头稍安。史巴克曼为杜勒斯呐喊助威道：“日本如有欲与中共订约或与中共发生密切经济关系之情形时，将阻碍美国参院批准该和约。”
但在日本全民的众望所归，及财团利益的考虑之下，吉田茂也打出一张牌来，这使杜勒斯大惊失色！当他发表谈话的翌日，全日本各大报都以注目的标题和篇幅，刊登“对两个中国的选择问题，政界财界所抱的态度”来。作为日本的政府，其态度为：“对中共订约暂时不予考虑；对台北的承认则仍为消极的，如台北提出订约要求时，日本当视国际情势如何，审慎决定态度。”分明是说：和中共订约是受到阻碍了，但对台北并无兴趣。
自由党认为这个问题要在和约生效之后，视国际情形如何，再正式决定方针。民主党认为对中国政权的承认问题，不应操之过急，须视国际关系之推移如何再作决定。
社会党右派也主张选择中国政府问题应该由日本自主决定，但目前不宜立即采取承认台北的外交措置。财团则希望缓和对中共贸易的限制，选择台北与否要十分慎重，须视今后国际局势而定。
除了这些重要的政党社团之外，各报也纷纷发表看法大致相同的社论或社评，认为选择中国政府问题不宜过急，应由日本自主决定，并视今后情势而决定方针，《读卖新闻》在十二月十二日以《迎接杜勒斯》为题的社评中说：“关于选择中国政府问题，仅支配台湾一地之政府作为通商交涉之对象，是无问题；以国民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之政府，日本国民似有所不甘，此种情形应向美国率直表明。”《东京新闻》同日以《两个中国与日本之方向》为题的社论中说：“在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微妙时，目前应暂时观望，不失为贤明之策。”《时事新闻》同日在《中共贸易评价的过大过小》为题的社论中也说：“在目前草率地随便承认国民政府，是不合时宜。”
碰了一鼻子灰的杜勒斯大呼“割胆”，专家们说；“这些报纸同日本政府关系密切，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立场，而采中立立场的《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等，在社论中并未提到中国政府的选择问题，这是值得重视的，意思是说根本无从谈起！”于是杜勒斯连忙召开会谈。
杜勒斯与吉田的第一次会谈在十一日举行，双方“守紧门户”，一无“险招”，二无肉搏，只是大兜圈子，根本不提对中国问题的具体意见，这个回合未见高低；第二天盟总李奇微设宴欢迎杜勒斯，杜勒斯这回可沉不住气，酒过三巡，问吉田茂道：“本人这番访日，主要问题之一是为了贵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愿首相有以教我。”
吉田早已拟好腹稿，在众人十分紧张的注视下答道：“关于这件事，敝国民意所趋，而敝国政府又处在这样的情势下，因此这个问题十分棘手。大致说来，这两天全日本报纸所提到的对华问题看法，差不多是这样的。”
杜勒斯一怔，忙说：“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据一般情势决定，”吉田道：“第一，敝国既不否认中共，也不否认台北。但目前既在事实上不能和中共订约，那么当我们和台北订约时，就不能不为中共留余地，因此只能以台北作为台湾的政府，缔结修好条约，而不能缔结整个和约。”
“呵！”杜勒斯心头骂街，嘴上则说：“哦！”
“第二，”吉田茂道：“不过上述妥协办法，在国际法上疑问很多，漏洞百出；因此根本的解决，还是等待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意见一致以后再说，是为上策。目前的日本，只能采取冷静观望形势发展的静观态度。”
“第三，敝国对台北是没有说的，蒋介石总统无论在中日战争之前，战争之中，战争之后，他对敝国政府的友谊人所共知，为了表示对他的诚意和亲善，敝国准备在明年春天派遣亲善使节到台湾走一趟。而明春的使节，也已内定为犬养健或者松本俊一。”
杜勒斯强笑道：“听首相的意思，是在对华问题上，日本是希望严守中立。既不得罪蒋介石，又能够与中共为友。”
吉田忙说：“如果你要这样看，那么也可以作出这种结论。今天这里并无外人，也无新闻记者，我们可以畅所欲言：那是说，我刚才的话，全部是肺腑之言，只能够在这里说，绝对不能泄之于外。”
杜勒斯慢吞吞喝了口酒，强笑道：“谢谢你的肺腑之言，我也有言奉告。”
吉田立刻放下杯子道：“请指教，请指教。”
“唉！”杜勒斯作悲天悯人状道：“首相的处境、心情、民意、利益，这些我们也都清楚。”
“那很感谢，那很感谢。”吉田频频点头。
“可是很抱歉，”杜勒斯把脸一沉：“今日之下，‘中立’是没有的！”
“呵！”吉田茂往后便倒，躺在椅子上听这位来自白宫的主子说：“拿朝鲜战争为例，不管是谁胜谁败，反正联合国的旗帜是打出来了，这就说明全世界都在反共，这目标以后还是这样，不管开城谈判的成败得失如何。”
“全世界反共？”吉田茂心想：“联合国旗帜还不是你们美国抬出去的？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肯派兵到朝鲜去？还不是你们美国在唱独脚戏？”但再一想自己的生命财产捏在美国手里时，他也只好暗自叹气。
杜勒斯阴沉地说：“对于日本政府的方针，美国实在难以完全同意，以后慢慢商量罢。”于是杜勒斯在日十天之中，先后与吉田会谈四次，耗时十小时又二十分钟，内容包括再军备、日台和约、中共贸易、韩国复兴、赔偿问题、日本下年度预算、日本内政、吉田本身进退等等。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再军备和对台订约两者，两人的意见最不相同者也是这两件事。
杜勒斯十分有气，借向各界作公开演讲为名，在丸之内工业俱乐部中作了长达五千字的“训诫演说”，更加暴露了美国“君临日本”的嘴睑，并且狠狠地“训”了吉田一顿。
“他强调，”外务省井口次官报告吉田道：“说日本独立后应该参加集团保安，有协力自由国家之义务。这句话的口气非常明显，表面上是作为美国对日本的激励，实质上是对我们的训诫。”
“不管这些，”吉田道：“他对日支问题怎么说？”
井口道：“他没有明显地提到这个，只是约略影射。杜勒斯一再否定今天有‘中立’这回事，他说‘联合国的原则是否定中立，因此日本不仅仅限于为了本国，即为邻国，也有参加自由世界的集团安全保障体制的义务’。日本如果应以参加自由世界安全保障体制为义务，那么和自由阵营中的邻国台湾缔约，也当然应该是义务之一，”井口道：“杜勒斯虽未明言，可是尽在不言中了。”
“别理他，”吉田道：“有办法对付。”
话说吉田当晚就对杜勒斯作了“回敬”，那是在英国驻日代表邓宁大使的宴会上，吉田心想你们英美二国的意见尚且不一致，日本是个东方国家，同美国有所距离，更是理所当然的了，便借发表演说机会天南地北扯了一阵之后，答复杜勒斯道：
“至于敝国，极希望英国在远东的政策，能和美国早日获得一致！”杜勒斯闻言暗骂“割胆”，你吉田敢拿与台湾拖延订约的责任放在英美肩上，这还了得！当下另拟计谋，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撵吉田下台。此乃后事，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那日本外务省次官井口却给新闻记者找到，团团围住，脱身不得，三杯下肚，居然无话不谈了。这些日、美记者之中，不乏“久战沙场”角色，发问探微，好生了得，只见他们从杜勒斯的公事皮包一直谈到了吉田的“箱根藏娇”，从“问题女郎”聊到了“问题症结”，井口心头存了个“大家讨厌蒋介石”的观念，对于当下日、台、美之间的微妙关系，早掷到九霄云外了，便举杯对记者们道：
“你们真想知道，我当然可以奉告，只是不能见报。”
记者们一口答应道：“当然当然，次官请说。谁都知道当杜勒斯来日之前，次官已同吉田首相在箱根筹划对策，以迎嘉宾了！”
“是这样，”井口飘飘然道：“吉、杜二人斗法的焦点在于对台问题。老实说，蒋介石虽然在赔偿等诸多问题上对日本作了很大很多的让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拖一天便拖一天，等待有利机会，但并不与中共立即订约。可是为了应付杜勒斯，我们也愿在形式上恢复对蒋介石的邦交，订立暂时的友好条约。而日前所以无法立即选择国民党政府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不能代表中国，而只是一个代表台湾的地方政府，这怎么可以签订整个和约，牺牲日本的利益呢？”井口反问：“还有，板门店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美国将来对中共的方针如何，谁能断定呢？还有，英美对中国问题极不一致，最近是否能够调整，有谁能担保呢？还有，美国在政略上坚决支持台湾到什么时候？有谁能知道呢？美国究竟是要台湾抑或要蒋介石，这个谁敢下断语呢？”井口畅欲所言，记者皆大欢喜，第二天各报都登了，井口还不觉得什么，美方和台方却大为愤懑，特别是台湾，日方视蒋为地方政权，肺都气炸了，立刻提出严重“抗议”。
这“抗议”当非什么正式公文，而是通过私人关系，问吉田对台湾是否真要摊牌了。吉田恨井口入骨，找来跳脚拍手痛骂道：“你怎么搞的？这种问题不该泄露，你也泄露，连新闻记者并没问你的问题你都说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我太轻松，对台问题没有大伤脑筋吗？”井口才明白事情闹大了，这是错误，没必要争辩，便引咎辞职；但吉田一想这个时候一个外务次官辞职的新闻，对他并没好处。颜面有关，不如挽留，以后再说。
杜勒斯、李奇微等人也在密商对策，李奇微道：“日本的情形大致如此：讨厌蒋介石、不管是官方民间，朝野一致讨厌蒋介石，但为了我们美国的关系，官方又不能不同蒋介石敷衍。”
“这个我已明白，”杜勒斯苦涩地笑笑：“而且越来越明白。”
李奇微道：“吉田的这一套，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他这个内阁的态度，是重中共、轻台湾。但他们官方的这种区别，与民间的重中共、轻台湾大有分别。民间在这方面是没有条件的，十分可虑，但这是事实。吉田呢？他的轻重看法和做法并不是对双方任何一个政府有什么好恶，而是台湾地瘠人少，中共地大物博，这样一比，也毋须解释了。但他们也明白：同中共打交道不容易，可是无论如何比同台湾打交道有利。因此《改造》一月号中就有一篇题为《与中苏讲和可能否》的文章，作者是日本前驻华公使田尻爱义，他就说得很清楚，说：‘和中共贸易，即使只能恢复百分之三，也有重大意义’，这就反映了吉田内阁的心情。而外务省官房长官在十三日答复众议员的询问时也说：‘和约条文之中的“中国”字样，并不是指政府，而是指国家而言。’也证明了日本政府心目之中，是无所谓北京或台北，他们的目标集中在土地上。因此无论和中共打交道怎样不容易，但他们一来由于自己的兴趣，二来由于民间的趋势，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
“这个问题，”杜勒斯叹道：“我刚来时的信心，已经没有了。我越来越发现前途的暗礁是这样的多！我想请问你们两个问题：日本人到底怎样看中共，而中共又怎样看日本呢？”
李奇微要人把邻室的收音机关了，对杜勒斯苦笑道：“日本人学我们的地方，也真学得够瞧，你听那音乐，真吵死人了。”接着叹了口气道：“日本人看中共，有些说法很难入耳，譬如说他们认为中共以破破烂烂的武器起家，不但打垮了全副美式配备的蒋介石，还打垮了全世界——指的是我们那面联合国旗帜，”李奇微苦笑：“这是指武力。作为军国主义的日本，他们对武力有特别看法。”
“除了武力呢？”杜勒斯问。
“那就是民生了，”李奇微道：“日本人很苦，听说共产党怎样怎样搞法，特别是从大陆回来的日侨日俘，把他们目击的事情和同乡一说，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开去，实在不妙，于是对我们的宣传也不相信了。”
杜勒斯皱眉道：“老百姓亲共不用怕，好在有军队，只要官方不亲共就行了。不过盟总对这问题也不能小看了。”李奇微忙说：“那当然，盟总现在还是每天派人四处活动，到日本每一个不同的行业与机关里，找到他们的各级负责人，为他们灌输反共思想，甚至连华侨也包括在内。”
杜勒斯烦躁地说：“中共对日本怎么看法呢？”
“据情报说，”李奇微道：“我们曾经派人伪装左派人物，到北京去问过他们重要的负责人，答复很使我们不开心。中共并没有与整个日本为敌，而是有所区分：凡依赖我们美国与中共为敌的日本人便是他们的敌人；反之则否，这种态度使我们大伤脑筋！”
“完全一样，”杜勒斯耸肩摊手，起立踱步道：“艾伦·杜勒斯告诉我的也一样。”他注视着几名穿衫裙的日籍女职员自园中穿过，没入树荫，忽地扭头问道：“这个可恶的吉田，你说他手里还有什么牌？”
李奇微想了想道：“民间的趋势，自己的利益，这便是他坚持的主要原因，只要我们加把劲，我看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过他在邓宁宴会上说的话倒是值得注意。他表面上说希望我们同英国态度一致，如何如何，其实我看他未必希望美英对远东问题态度一致。他可以利用英国牵制我们，或者利用我们牵制英国，以便拖延对花生米订约；同时他可以拿对中共的态度，来作为向我们诈取借款、援助的本钱，别忘记在高丽战争中我们大输，他可是大赚的！”
杜勒斯摘下眼镜，两根指头夹住了一条眼镜腿，边打转边说：“他们赚得多吗？”
“六亿！”李奇微道：“是六亿美金，可不是六亿日元！我们都输了，我们的兵士在朝鲜流血，吉田他们可是赚了六亿！现在朝鲜战争快要结束，他们不得不另筹财源，这就不能不向中共想办法，利用美英对远东的矛盾作为生财之道了。吉田不愿意同花生米立刻订约的原因就在这里！”
“上帝会惩罚他！”杜勒斯把眼镜往耳朵上一架，恨恨地说：“让他高兴几天吧！这几天日本报纸上忽然什么也不提了，光说‘杜勒斯对政府方针极为了解’，狗娘养的，瞧吉田在变什么戏法！”
李奇微苦笑道：“那是因为井口出了毛病的缘故，我看明天你们最后一次谈判时，该摊牌时且摊牌，别让吉田以为我们真是可欺的！”
“是这样！”杜勒斯道：“我非狠狠地教训吉田这小子不可！”
“首相阁下！”第二天杜勒斯面对吉田，强笑道：“今天散会后，我准备回美国去了。”
“怠慢怠慢，”吉田“呵呵呵”笑道：“招待若有不周之处，还请杜勒斯先生包涵包涵。”
“我们的意见，”杜勒斯道：“其实也没什么大分别。对中共，你们是不考虑承认的了；对台北，你们是非签约不可的了，问题在时间。”
“是！在时间。”
“我不想在这里请问首相阁下，”杜勒斯阴沉地说：“到底东京、台北的和约什么时候签：不过我想提醒首相阁下一声：日本究竟是战败国，在客观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嗯！”吉田脸色骤变。
“我想，”杜勒斯道：“在某些条件之下，恐怕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吧？譬如：华盛顿同伦敦在远东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英国撤销对中共承认——别以为这是做不到的，今天的英国也得尊重一下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
“其次，美国并不是不再加强远东政策，也不是不再加强对台北的援助，这个时候，日本难道好意思坚持么？还有，你们对中共抱希望，别忘记你的人民也在对中共抱希望，”杜勒斯冷笑：“我看首相的利益和他们并不一致，贵国又何苦开罪蒋介石？而蒋和我、以及我们政府的关系，首相也很明白。”
吉田唯唯，心想局势如此微妙，美国纵有吞天狂想，但到底事与愿违，力不从心，理你作甚？当下敷衍算了。接着恭送一番，把杜勒斯送回美国，机场发言，竟难启口；回到白宫，杜鲁门等人也分担了他的不安，感到非采取行动不可，以促成日、台和约，加紧反共。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英国外长艾登举行秘密会谈。两艾相见，寒暄一番；各有心思，彼此摊牌。艾奇逊道：“吉田茂这厮在杜勒斯先生面前大耍花枪，竟把你我对远东问题的歧见作为盾牌，可恶极了！我今天奉总统之命通知阁下，如果再让日本继续摒弃蒋介石，美国参院一定不会批准对日和约，你看如何是好？”
艾登道：“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可以谈的了，贵我两国，又何必为这问题闹个不可开交？你老兄皮包里一定有文章，不如拿出来大家瞧瞧。”于是两艾皆笑。艾奇逊掏出文件来道：“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搞了个‘妥协方案’，要美、英、日大家过得去，但吉田是非同台湾签约不可！老兄且听：
“日本应与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缔结和约，但这和约规定只限于蒋介石总统领导下的台湾岛屿及其附属岛屿有效，不能解释为蒋总统可以代表全中国。”
艾登抚掌称善，两人也以为这一难题真的已在“餐桌上解决”了。这个“妥协方案”便迅速照会给在东京的吉田政府，美国务院并且在照会里附加说明道：“本案已取得英国同意”，表示并非美国单方面的提案。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大骂美英不是东西，吉田茂接得照会也叫不妙，忙在十四日夜间召集几名重要阁员以及外务省次官井口贞夫、西村熊雄等举行紧急会议。井口先作报告，把历次有关日、台签约的往返公文以及吉田本人对这问题的谈话、议会中的答辩记录等作系统叙述，众人据此研究对策，吉田摇头作结论道：“这件事，如果我们一旦宣布与台北缔约，我们政府的信用马上扫地！因为我们的对华政策向来是：‘非到大局澄清时，日本将不考虑对中国的问题’，而目前显非其时。”众人闻言都没有话说，也没办法，作声不得。席散之后，井口辗转不寐，忽然想到一个主意，大喜过望。
话说井口在十五日清晨喜滋滋赶到吉田官邸，建议道：“美英这个‘妥协方案’，有如昨天大家所说，暂时不作正面答复最好。我昨天想到一个文件可以拿出去，公开发表作为等待反应之用。那文件就是首相去年十二月廿四致杜勒斯的一封信，里面有两句话说：‘一俟时机许可，日本将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缔结双边和约’，今天拿出去似乎倒是很理想的。”
吉田正在一筹莫展，听罢大喜道：“就这样吧。我们可以试探一下日本内外对于日、台签约的反应，并且研究一下第二步该怎么走法。”于是外务省翌日就奉命发表了“吉田致杜勒斯信”，一方面表示愿与蒋介石修好，同时表示在华盛顿压力之下，日本也总算在这问题上“走”前一步了。
同时吉田召回外务省通商局台北在外事务所所长木村四郎，事前要他给蒋介石一个照会，说明“贵国财政当局对于一九五○一年九月间缔结的‘台湾、日本通商协定’，深感有加以改订之必要”，木村既回日本，这件事却又搁了起来。
蒋介石闻报大怒，说非给吉田一点颜色看看不可！但如何“给”法，又给什么样的“颜色”，倒也难搞。叶公超道：“此事欺人太甚了‘台日通商协定’早在去年九月间满期，我方曾要求修正条款，俾使台湾产品更大量输往日本，所以暂时没有续约，我们的打算是准备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东京谈判，场面也热闹些，双方有什么分歧也可以当场解决，同双边和约根本没有半点关系。因此吉田今天这样做法，显然在利用这件事耍花样。木村一回去就接到外务省的通知，关于这件通商的事不作答复。”叶公超望了一眼蒋介石，只见他一手掌撑着前额，没有丝毫反应，便又接着说：“岳军先生、敬之先生他们也认为这是吉田的花招，此人善于利用机会，当他不想同我们签订和约时，就会利用这事在‘通商协定’上给我们较多的让步，把双边和约不能顺利签订的一事轻轻带过。”
蒋介石以拳击桌，问：“那你们商量了什么对策？”
叶公超道：“商量了好几项，准备告诉吉田：我们固然热望早日完成双边和约，但是日本如果不大明朗地派遣全权代表使双方商谈，那么我们也不过派一个商务代表出席。他当然懂得其中意思，问题就由他自己解决。”
那吉田茂致杜勒斯函的真正动机，主要是促使美国国会批准对日和约，但无论怎样看法，只能说是为了日本执政者之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吉田及其自由党绝对没有走上坦途。因此当日本十三届议会休会复会，一拖再拖，吉田将作施政方针演说前，不得不召开自由党大会，给那些垂头丧气、毫无斗志的议员们打打气。
但吉田的“施政方针”立刻受到与会者的全体攻击与普遍反感，二十分钟演说之中，吉田竟然用了“我们帝国日本”如何如何口吻，会场为之骚动！他的自由党“冇啥表情”，各在野党大开“汽水”；而共产党议员则直截了当，大呼：“吉田露出原形！”吉田没奈何改口“我们日本，”骚动才算停止，但自始至终二十分钟内，各党派议员因不满而发的“嗤嗤”之声，直到他说完才告平息。
何以日本各党派以及民间不满吉田？主要是他在这个施政演说中并无“施政方针”。吉田只是抽象地提出了各种内政外交上的重要问题，民主党干事长三木开炮道：“这次政府的措置，即使是万不得已，但对于选择台北政府的经纬并无说明，始终一贯是秘密外交”，各报社论几乎有同样内容的论调：不满。
《朝日新闻》说：“吉田仅列举了各项行政措施，却并没有使人感到向国民倾诉的热诚。”《每日新闻》说：“吉田首相廿三日的演说，很遗憾，完全和我们的期望相左。”《读卖新闻》也说：“国民所要知道的东西，吉田首相的施政演说中竟完全没有提到！”吉田阅报大为紧张，这些舆论出乎所料。因为这届议会是日本从被占领统治过度到“独立自主”这一阶段的政治分水岭，意义重大，而吉田内阁是否垮台，也以这届议会的动向而定，因此在一月廿日复会时大喝“汽水”之后，廿五日的参院质询，会场气氛之沉重，使吉田几乎透不过气来。
质询开始，社会党左派羽生三七，在众人注视下激昂发言道：“致杜勒斯的吉田书函，是表示中国的主权属于台北政府吗？中国本土和台湾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自身解决的问题。中共如果是受人民支持的，应认为是中国的主权者，可是吉田书函的结果，是把中共迫到苏联这一边。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中国问题，以独断的态度急急发表，完全是非民主的，是独裁的，这是否因为遭受到外界的压力？”
吉田故作镇静，慢吞吞答道：“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单从历史上来看，也是极密切的。两国之间如能进入敦睦关系，那是再好也没有，但现在中共政权由于中苏条约，实际上正以日本为敌。”话犹未了，共产党席上的议员们大声呼叫：“嗤嗤！说谎！”吉田胀红了脸，以三角眼瞪着他们，大声喝道：“静些，听下去！”接着恨恨地说：“和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缔结条约的，同时现在联合国正和中共政权处于交战状态，日本既与联合国协力，自然就不能承认中共政权。”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闻言大喊：“英国怎样呢？请问英国怎样呢？”
吉田置若罔闻，说下去道：“台北政府是联合国的一员，邻近日本，且已设有日本在外事务所，事实上的政府业已存在，和他们进入外交关系是当然的。美国也了解我们的政策，因为他们希望有这样一封信，可以促成和约的批准，我只是应付他的要求罢了。我相信英国也是很能了解这一点的。英国到今天还没送什么抗议来，就是证明。这些都是由政府负责做的，不需要一一向议会报告，国会可以自由加以批判，但不需要承认……”
议员们仍然不能满意，呼喊不绝，认为对中国问题似太儿戏。
众院对吉田的质询情况类似，炮声于同日下午响起，民主党最高委员长苫米地义三起立发言道：“吉田书简，不问一下国会的意见如何，速作重大决定，这是秘密外交。请问书简中所说‘现在及将来可能归入之领土’究竟何所指？”
吉田心想：“你们这样无视首相声威，这还了得？”便信口雌黄道：“中共通过日共，在日本国内活动，据我看法，所缔结的中苏条约，也可称为对日军事同盟，因此在日本立场，和中共缔结和平条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台湾政府……”社会党与共产党席上一片嘘声，吉田恨恨地说：“事实上已经支配了中国部分领土，和这种政府进入某种关系难道是错了吗？如果政府错了，政府当然要负责任。”全体在野党员闻言顿脚击掌之声大作，一致大声喊道：“政府要负责任！”吉田茂见状大怒，恨不得一个炸弹把他们消灭了，于是用尽吃奶气力使劲大喊道：“吉田没有错！吉田没有必要负责！”秩序大乱。
共产党议员梨本作次郎在闹声中大声质询：“请问，吉田政府禁止和中共贸易，居然和仅仅统治几百万人口的台湾国民党政府缔交，这不是等于向几万万中国国民宣战么？”
吉田一怔，忙说：“你现在的质询我不能回答。”自由党席上见吉田下不了台，便大喊道：“这不算质询，这不算质询！”这才把质询者硬压下去了。如此这般，吉田一直拖到了二月间，实在受不了美方压力，才决定派出一个订约代表团到台北去，但团长人选，却也不易。原本想派犬养健，可是此人曾任驻汪伪大使，蒋介石不愿与汪精卫并列，且已有所表示；想派石射面猪太郎或日高信六方郎、川樾茂，可是这几位人选不是年纪太大，就是在日本政党方面缺乏支持，吉田最后选中他的表弟河田烈。河田烈推辞道：“这差使不好做，我今年六十九岁了也吃不消，而且早已向何应钦表示过了，我不去。”
吉田道：“你最合适。去年夏天何应钦访日，就看中了你这位‘日华经济协会’的副会长，并且代表蒋介石邀你赴台，担任他经济顾问的任务；而且还在这件事前，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蔡孟坚，又曾拿了蒋的信来找你，我看还是你去吧。提你的名字，台北一定容易接受，这是一；你在日本金融产业界有相当影响，应付那一群希望和中共贸易的人，是一着釜底抽薪之计，这是二；你在日支外交界中素无渊源，除了在台湾做过拓植会社总裁之外，同老蒋从未打过交道。而且正因为你是一个台湾通，这就更合适了，这是三。有此三者，你是非去不可了。”
“难呵难，”河田道：“我真的老了，蒋介石的味道我知道，他派蔡孟坚、何应钦先后来找我时已经当面婉谢，恐怕你再提名，他也会着恼不同意了。”吉田不信，乃由《朝日新闻》透露了这个消息，台北的“中央社”果然很快否认河田烈任日使新闻，这使吉田、河田都感困窘，但拖到二月间，河田还是满肚密圈，专机飞台，事前希望蒋介石派军机在台空护航，蒋心头有气，骂了一声就拉倒了。第二次河田再提要求，空军总司令再向蒋请示，蒋介石没有骂，但也未置可否，办事人十分为难，恰巧河田在雨中抵台，于是借口天气关系，军机未能起飞。
话说河田烈的代表团一行于二月十七抵台，翌日双方代表正式拜会，作非正式会谈，于二十日“和会”才告开幕，但老蒋还在骂街，为的是其名不正。原来叶公超曾要求日方“在名称与实质上，我方均坚持中日间行将谈判者为一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之双方和平条约”的谅解，而河田烈却在这之后才正式拜命为全权代表的，这也罢了，更令蒋方难以索解的是：二月十九双方代表会谈时，对和会的名称仍未获致协议。那玩意儿在中文名为“中日和会”，在英文则为Ｓ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日文却是“日华条约会议”。在英文中有“和”字而在日文中没有“和”字，可把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急坏了。
不但名不正，并且言也不顺。就在开会前夕，吉田茂在东京众院预算委员会中演说道：“日本不准备与台北国民政府依照旧金山和约第二十六条所定原则签订和约，因为该政府是台湾的地方政权。”蒋介石闻报跳脚，《中央日报》的老编们见讯把笔一摔道：“开他妈的屁会！”第二天天色阴沉，国民党人的心头更阴沉。尽管“中日和会”在叶公超的外交部二楼开幕，又挤又闷，好像人人都希望能把吉田茂打一顿。《新生报》举办的“对日和约民意测验”同日公布，河田烈拿在手里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要求不附适用范围的正式和约，要求明定归还台湾澎湖，要求赔偿，要求战争自‘九一八’开始……”可是在日本，各报却向吉田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代表中国的政府不在台北而在北京！”
就在动荡混乱的气氛中，河田烈等研究蒋方和约草案两天半之久，于廿三日在台北市区罗斯福路一段一四七巷十号叶公超官邸非正式会谈，一口气谈了五小时之久。双方缠个没完，要重申立场，要质疑答释，叶公超强调送致日本外务省的书面了解；河田烈则强调吉田茂致杜勒斯函件内容。蒋方的和约系以旧金山多边和约为蓝本而草拟的，但日方却主张日台双边“条约”应与尼赫鲁所称“仅为重建外交关系而订”的印日双边条约相类似。蒋介石一忍再忍，把叶公超找去道：“娘希匹这个和约不要订了！”但他迅速改口：“你看如何？”
叶公超诉苦道：“他们这一套也真难搞。吉田翻云覆雨，我们一再追问，河田烈先是说‘部属不便评论长官言论’，后来没法推，便说‘吉田首相在议会的谈话不致影响此问的谈判。’”蒋介石急道：“我是想知道，你同河田又谈了五小时，究竟有些什么收获？”
叶公超对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苦笑笑道：“我们代表团经过河田这样一说，才知道吉田茂二月十九那天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谈话并非乱讲。日本的确‘不准备与国民政府依照旧金山和约第二十六条所定原则签订和约’，他显然在耍花枪，曲解了他给杜勒斯信中的原意，甚至改变口气，自食其言。”
“好哇！”蒋介石道：“那就不客气！反正他们的代表团已经来到，如果一事无成回去，丢脸的不是我们而是吉田！……好，说下去！”
叶公超十分紧张，不安地继续报告道：“第二，河田烈在和会开幕式致词说过：‘此次条约之内容，虽以旧金山条约为原则，惟仍应尽量作成一项简洁之条约……’这内中文章更多。也可以说，吉田的原形已经剥皮露骨了。”叶公超喝一口水，透一口气道：“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和会中，我方和约草案共有二十二条里而印日双边条约只有十一条……”
张群插嘴道：“河田说过，他要按照印日双边和约的精神和我们订约的。”
“是呵，”叶公超道：“拿我们的角度来看，二十二条草案如果一定要‘简洁’的话，那一定是七七八八，面目全非的了。据同他们一起来的日本记者说，我方草案之中，有一条是‘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及利益，包括……’，恐怕也会在被‘简洁’略去之列。”
众人面面相觑，蒋介石脸都青了。
“我们可以想象，”叶公超道：“日方在和约中将不吝于‘中华民国’的称呼，但势必要斤斤计较于避免‘中华民国’与‘中国’词意的联系。我们也可以想象，吉田的如意算盘是把‘适用范围’的条件作为这项和约的基础，我们……”蒋介石拍桌子道：“行了行了！娘希匹这方面绝不退让！绝不退让！”张群忙说：“我看这件事不宜张扬，过早的报道会弄僵了这次谈判，老实说我们是只许成功不许破裂的！”
叶公超忙着“催生”，河田烈忙着拖延；此外蓝钦也在忙着，从中拉皮条，甚至展延了他的回国行期。
那一日叶公超又与他的副手胡庆育探访蓝钦，对方一见便笑道：“乔治，你又瘦了。”叶公超道：“目下这状况能胖得了？”苦笑声中他诉苦道：“这个和会，几乎使我都和不了。公使知道，我们是二月二十开幕的，但到三月一日才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这十天时间怎么过？你自己也在奔走，知道得最清楚。”蓝钦笑道：“可不，大家都在说：你们的正式买卖已经停止，场外交易可真热闹。”笑声中叶公超道：“公使有什么锦囊妙计见教呢？今天的情形我们也已把进展过程送来，你也知道了。”
蓝钦叹道：“这实在是一件苦差使，外面都知道你们忙碌，可是我的忙碌又有谁知道？我恨不得马上回去，让接替我工作的人来忙几天，可是我又奉命多留几天了。”
叶公超道：“当然你留下好，你从头到尾都清楚，可不能拍拍屁股撤腿就跑。”蓝钦道：“我们当然知道日本外交手段向来多诈，珍珠港事变那天，他们的驻美大使还在同我们干杯，可是，”他苦笑：“可是这一回有所不同，仅仅说他们多诈是不够的。你们该明白：造成这复杂局面的原因不简单，你们要知道，日本这几年来一向有‘两个中国’的观念，就是说，除了台北还有北平。他们还弄不清楚这两个中国今后到底谁胜谁负，因此现阶段的政策是两方面都不得罪。”叶公超击桌道：“这就对了，他们在你们催促之下来谈，可是一字一句，处处为中共关系留后步，因此也处处和我们有抵触。”
蓝钦点头道：“是这样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舆论和执政者之间，对你们缔约的看法并不一致。吉田肯订约，老实说——，你明白，如果不是华盛顿催得他没路跑，他是不会咬牙的。可是他犯了大大的错误，原来与你们订约这件大事，他既没有与阁员洽商，又未得议员同意，完全是他个人的决断，这还能顺利吗？于是他为了应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老实说我们对他又何尝高兴？”蓝钦厉声道：“美国要求吉田这样的重要人物，必须有力量说服他的臣民，否则岂非增加了美国的责任？岂非为美国增加了数不尽的麻烦，反而加强了敌人的阵营？”
蓝钦皱眉道：“我是赞成封锁消息的，否则准会出事，那就非白宫的本意了！我觉得张群与何应钦两位不愧是日本通，他们对于吉田出尔反尔的言论，在大家哇啦哇啦吵闹时，总是为吉田说话，说他并非食言，而是在于对付他国内为主。这两人对吉田艰苦处境十分谅解，我希望大家也能参考参考，”他弦外有音道：“乔治，你比河田年轻二十年，你算是个少壮派，该知道你们的订约，有如男女间恋爱，一方面追得紧，另方面扭扭捏捏，这就要有耐心、要有技巧，要同我们这个做媒的人多多商量才好。”
叶公超听美国官儿赞他年轻，于是骨头更轻，笑道：“我也没办法，我背后的压力比河田重得多。那一天好不容易在草山、北投之间的佳山招待所开了三小时的会，河田左一个考虑，右一个研究，大家急了，我就奉命出了几个题目要他答复，问他：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共订约？他说决无此意。我问你们承不承认我们在大陆的主权？他说承认。我问你承不承认日本是战败国？他说承认。我问中国是不是盟国之一？他说是的。我问盟国是不是战胜国？他说是的。我问战败国向战胜国靖和应该订什么条约？他说是和平条约。我说好！”
蓝钦强笑道：“其实蒋先生也不必这样逼人太甚，我们的压力已经够了。吉田给河田的训令是拖，是减少日本议会议员和日本人对政府和河田的责难，使他可以在最后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中国政府坚持名称，否则就不谈判，我又有什么办法？’你们可不宜咄咄逼人哪！”
叶公超一怔，忙堆下一脸笑道：“是是，不过他们也太令人难以下台了，譬如他们的发言人真崎秀树就这样大放厥词，说双方会谈应该地位平等，不该拿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姿态进行。这还不算，他竟说双方缔约应该以现实为基础，不能全凭理想。他之所谓现实，乃指双方目前各自所处的实际环境。这种现实论太现实了，可把我们气得没法说。他们坚持‘条约’拒用‘和约’也真是岂有此理。”蓝钦连忙挥挥手截断他的话道：“乔治，依我之见，你们还是审慎为宜，不可过分，你知道他们谁在东京控制河田？”
叶公超道：“我们其实也知道的，真正在幕后操纵和负责任的是他们的亚洲局局长倭岛英二！”
“对对，”蓝钦笑道：“现在我有‘内幕消息’奉告：河田是吉田的亲弟弟，不是表兄弟！”
“噢！”
“他们兄弟三个，”蓝钦道：“吉田是老大，河田老二，还有一个老三叫染木贞。吉田和染木都过继出去了，吉田过继给舅家，染木过继给姑母家。这三兄弟个性完全不同，老大喜欢政治，老二喜欢经济，老三喜欢绘画，对政治经济毫无兴趣；甚至对东京也没兴趣，住到西京去，但他的生活却是靠两个兄长支持。”
叶公超道：“这真有意思，难怪河田的算盘打得这样精，原来……”蓝钦道：“你们也别着急，和会三月底有重要节目，吉田不是不知道，他一定会乖乖地听话的，我们的压力实在……”他立即改口道：“深信你们的谈判会快步迈进坦途了。”
但在第四个星期中却爆出了一件意外，被视为密件的台方和约草案，竟在东京报纸上公布了。消息传出，老蒋跳脚；询问美方，却一再被劝“沉着”；再问河田，并不认账，这使早在吉田“拖”字诀下气惨了的国民党人，连肺都气炸了。
有人说：这次泄露是日本记者由台北发出去的，责任当然在日本代表团。他们显然故意出点错，泄露之后不妨和日本记者争吵一番，表演双簧。和会最重要的文件和草案没有理由疏忽泄露，至于河田事后表示遗憾，拜访张群致歉，那不过是做作。
但蒋介石要了解的是：日方此举目的何在？有人说这是志在激起日本民意舆论的反对，形成一种压力。三月十一日的《朝日新闻》已经有所反应，认为日、台商谈的不过是“日华条约”，台方如以盟国身份争大陆主权，定战犯战争罪、索损害赔偿，那就未免有苛索之嫌了……蒋介石闻报真是火上加油，气得直捶胸口。
台北的报纸更是激愤，因为蒋介石的和约草案已在外国报上刊登。台湾朝野中绝大多数却还蒙在鼓里，这风波实在不小，“和事佬”便把蓝钦抬了出来居中调停，企图不了而了。
事实上蒋介石这一记“哑巴亏”也吃定的了，既不甘心作罢，也没办法制住手下不许有所反应；千言万语，在他是惟恐“和约”签订不成。于是日本代表团答应“开始调查”，叶公超的外交部声明“慢慢调查”，而日本外务省与代表团两地同声否认有泄露责任之嫌，分明是不了了之。直到曲终人散时，叶公超等人始终没有发表在日本发表的以及“台北本厂自造”的两个“约稿”，其比较研究的结论如何，可是私下却对人说：“这件事啊，至少有熟研这里约稿的人，去条分缕析地帮助日本记者，才能使这份从旧金山和约摹演出来的‘杜撰’之作，可以和旧金山和约相差十万八千里，而竟与这里的真正约稿章节相符，内容不误。”叶公超的另一助手时昭瀛慨叹道：“日本记者的功夫真使人佩服到五体投地……”
然而日、台签约，终于因为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倭岛英二的出马，而急转直下了。倭岛一到台湾，僵持的气氛蓦地转变，日本代表团从拖拖宕宕立刻改为紧紧张张；除了蒋介石，台方也加派陈诚、王世杰、何应钦几员大将出马，以蓝钦为中心，三方面成日价讨价还价，忙了个人人叫饶，四脚朝天。
忙到三月十九，台北的“最后草约”拟成，认为内容并未越出吉田致杜勒斯函件的范围，双方便开了个非正式会议，由叶公超向河田烈提出这份草约，不料翌日行情又变。日本国务大臣冈崎胜男对议会演说，说日本政府希望在远东情势恢复正常，朝鲜之战正式停止，中共不再与“联合国”有战争状态时，日本当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消息一到台北，蒋介石以下几名大员，个个肺都炸了，由蓝钦转询日方人员，答复是：“部下不便评论长官言论。”问急了，这才苦着脸说：“和台北订约，老实说这是日本的一种牺牲！”
于是美方要蒋介石忍耐，要吉田茂就范，总而言之，日、台和约是非订不可！
双方谈判已临摊牌，日方且派人前往航空公司探询飞机班期，暗示台方如“得寸进尺”，他们只得回老家。双方会议一个接一个，利用来开会的场合不下七八处之多，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直开得乌烟瘴气，日月无光，蓝钦欲走不得，苦笑道：“这好有一比，胎儿未成熟，硬叫他生下来，真是痛苦之极！”
日、台双方面临摊牌局面，倭岛英二奔走于蓝钦、叶公超及河田烈之间，先是自称“调人”，到此自认失败，但日方在赔偿问题上决不让步，使蒋介石大为惊讶，而对美方的斡旋感到必有蹊跷。
搞来搞去，蒋介石以退为进，先作两点让步，但求谈判进行。一点是放弃国民党政府成立前中日两国间公私债务契约取消的要求；同时在赔偿问题上也表示让步。易言之，就是只要日方承认有赔偿的义务，并列为缔约的一则时，台方愿意不立即利用日方技术的技术劳务，去打捞台湾海峡沉船的要求。
商量再三，台方在对待日本代表的策略上，本来是多数同意用速战速决方式，将最后草约交与日方代表，并望在最短期内获得同意，以免逐条讨论，再来拖延，但蒋介石认为这样做已经摊下底牌，而办法相当硬性，反而容易造成全面破裂，不如先行就未获协议的各点逐点谈判，再作努力。但这样做法仍未使会议顺利进行，双方只有争执没有结果。
可是倭岛却不能不走了，十八日晨同张群话别，这个台湾的倭岛英二便把蒋介石的最后态度扼要归结为：“只要双方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紧张局面随即在翌日出现了。
对“最后草案”的辩论焦点系于两方面：首先是对蒋介石在“大陆上的主权”，文字方面斩钉截铁，不使日方有与北京订约的“口实”，而这一点，双方观点大有出入，激辩随之而起。日方认为：“从现实的控制观点来看，认为依据吉田致杜勒斯的信件，条约生效范围不能越出国民党政府目前实际所控制的领土，大陆方面显然非国民党所能管得到的。”日方代表而且透露道：“在吉田那封信公布之前，美方曾将副本给在华府的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过目，事先获得台方默契。而现在台方却要推翻这个默契，不仅是日、台双方之事，还将牵涉到美国政府！”
叶公超闻言几不能辩，于是纠缠大半天，双方都不服气。
第二点，就是赔偿问题，台方坚持要赔偿，日方恁说也不能退让！宁可订约谈不下去，就是不能赔偿！
蒋方代表愕然相顾中，日方代表辩道：“关于赔偿问题，日方已经作了相当多的让步，不能再让了。譬如说由你们自由处分日本在大陆和台湾澎湖各地的公私财产，便足以抵消战争的损失。”蒋方代表忙说：“那至少大陆的日本公私财产……”话未说完，已知失言，无法收回，只听见对方笑道：“是啊，此所以要依据吉田致杜勒斯信件的原则，条约目前只能生效在贵方控制的地区！可是在台湾澎湖两地，日军在战时并未加以破坏，所以贵方无权要求敝国赔偿！”
蒋方代表团暗叫苦也，但反正有美方撑腰，不妨坚持，于是叶公超道：“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让步其实已经不少，我们已同意撤回目前由日本技工打捞船只的要求了！但是贵方既已承认我方在大陆上的主权，日本便应当承认对中国有赔偿的义务，而列为条约的一款。反之，如果日方目前绝不愿谈判赔偿问题，我方愿意改变一个方式，即是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直到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之后再作谈判。”
河田烈于是再作声明：“对于上面两个方式，敝国很难接受。敝国主张双边和约应该不包括赔偿条款在内！”
这一场争辩照例没有结果，双方休息，新闻记者东奔西扑，“乏善足述”。眼见两个代表团都没啥“表情”，记者们便扯到了倭岛英二，知道这个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原来是个老上海。他老早就住在爱尔近路，他太太曾参加票房学京戏。待汪逆登台，冈崎胜男任上海工部局总董时，倭岛还是四马路中央警署的政治部主任，平时热心做官，只要有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事物，他就反对，而这次日、台订约，他则极为赞成，因此吉田派他负责。
其实河田烈又何尝不作此想？日台之约固然违反中日民意，但有利于当前的日本执政财团，否则又得受美方压力。河田便从十八到廿一晚间，出动全国所有人力，翻译蒋方的最后草约全文。可笑这份中国人搞的稿子却不用中文，于是先从英文译为日文，再由日文译成倭岛带来的最新密码符号，四个夜晚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希望赶上吉田周末箱根渡假，供他研究。
这回可是蓝钦来电话了，问叶公超有什么进展，叶公超忙说：“我正要找你。”说罢上车，蓝钦一见面便笑道：“乔治，你们的火气似乎大了一些，倭岛临走，向我着实发了一顿牢骚。说来时满口乐观，归去却两眼墨黑，不知道这件事该怎样发展了。”
叶公超道：“他有牢骚，我就没有？不过我们却不悲观，理由是我们的最后草约，绝对没有越出吉田茂致杜勒斯信件的范围，除非日本另有一套打算，否则没有不能接受的理由。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吉田信内的主要内容，完全出之于杜勒斯的暗示或建议，也就是代表美国政府对这次和谈的立场。即使有英国因素的存在，日本是否可以利用国际矛盾而不实践诺言？老实说，在今日日本深深依赖美援的情形之下，值得怀疑！”
蓝钦大笑道：“乔治，你有一手！是这样的！我还可以为你补充：就是说，你们被吉田用来作为向华盛顿开条斧之用的可能性极大！”于是两人相顾而笑。
“我，”叶公超喝口咖啡道：“我个人也有秘密奉告，不过到你为止，也不必说出去了：这次谈判一开始，各方都把怨气集中在我身上，立法院更是大放其炮：因为我是首席代表。可是到后来‘炮口’都集中到张岳军身上去了。外面都在说：在这次谈判中，我主张激烈应付，张主张温和解决，特别是倭岛一来，一天到晚不是找你便是找张，于是……”两人相顾再笑。
蓝钦点头道：“乔治，行！由他们说去吧，反正最后一着棋并不操在你们任何一方掌心。”他递烟点火：“你还记得黑田重德么？”
叶公超一怔，说：“哦，你是说那个日本的甲级战犯？不是给菲律宾特赦之后，回到日本了吗？”
“就是他，”蓝钦道：“我要告诉你的是：黑田重德‘中将’告一段落了，今后他将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昨天已经在浅草天主堂领受洗礼，皈依天主，今后的生活也由天主堂负责。”
“也就是美国负责！”叶公超道：“这消息我还没听说。不过你们养了这么一大批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对美国的用处是很大的。”
“你们明白就好，”蓝钦道：“怎样积蓄力量，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