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蒋家父子研究结果认为这是胡适回合之后的下马威，不能等闲视之，决定还以“当头棒”，办法是由台湾警备司令部向台北地检处控诉此文作者以及《公论报》发行人李万居，那“发言人”王超凡对各报记者道：“白纸黑字，这篇东西显然对于军事法庭的审判，进行公然侮辱，有妨害公务罪嫌，这桩官司是非打不可的了。”一下子“打雷案”再起高潮，美蒋冲突又一度白刃相接。
那宋英来到南港，有道：“公论报事，胡博士一定知道的了，外面传说纷纭，谣言乱飞，都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这一手是针对着胡博士来的，是警告胡博士不要随便开口，同时警告李万居，乃至把他关起来，不许他随便走动。他们生怕你回来之后，反对党就会成立，反对党如果成立，把抓雷震的天大代价全等于零，因此他们一定要打这桩官司。”
胡适越听越不自在，强笑道：“谢谢你提醒我，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心中有数，此刻着急的还不是公论报被控案，而是怎样把他们对雷震的判案来个复判，我已经辗转托人找蒋当面去说，不过是否成功，那就不敢担保。”宋英道：“蒋的脾气听说越来越坏，一般人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见他，以免不到三句话就挨他冷嘲热讽，甚至痛骂。”胡适诧道：“他不是胜利者吗？怎么反而会发起脾气来？”宋道：“听说他最担心华盛顿有什么举动，也担心你胡博士回来找他算帐，因此本来并不好的脾气，现在更加坏了。”此言不假，尤其是第二日一早闻道王云五求见之后，蒋介石有气道：“这个老糊涂有什么事情乱闯乱撞？不见！叫他滚下去！”一下子可又想起，这个“王百搭”除了召见，从不求见，今日有此一举，谅必有什么大事，不必便他难堪，下一次自己为了充当“违宪总统”找几块老招牌的话，可又不能少了这个“百搭”，于是命他入见，和颜悦色以待，可是王云五只说了三句话，蒋介石已经沉下脸来。
原来王道：“美国有个搞出版的朋友，给我来了封长信，写的是关于雷震的事。他是享利·鲁斯的亲信，说的话非常那个，心所谓危，不能不言，我已经把信带来，且已译成中文，请总统过目。”蒋介石无名火起三千丈，可又淡淡一笑道：“信，不看了，美国人的意思，是想怎么样呢？难道要我自打耳光不成？”
王云五心虚胆怯，期期艾艾地说：“不不，不会这样严重吧？”蒋介石道：“我没阻止他们办案，他们已经判案，判了案再要他们翻案，你知道他们归我管，你岂不是要我自己打耳光又是什么？”这在王云五听来简直无懈可击，还有“触犯龙颜”的惶悚感。这个最会做买卖，最会拍马屁的“百搭”，美国的马屁他要拍，老蒋的马屁也要拍，怎么拍法？就得根据面临什么情况而定。胡适挽人托他向蒋说项，这是美方的态度，这个马屁不能不拍；但当老蒋怒形于色的时候，却又感到他那一份功名利禄，只能来之于蒋，不应该在这问题上使蒋不快，砸了饭碗，也就忙不迭转换口风道：“我对雷案情形不太清楚，只是这个美国朋友骤一看意思不错，如今再一想可又不妥，不过我这番意思‘总统’明白，我正是为了尊国法，振纪纲，这才来向‘总统’当面陈报的。”
蒋介石暗忖：“你们这批老糊涂，胡适居然也会看中，实在找不到说客了。”可和颜悦色道：“美国人，对这些事，有点神经病。我们有话在先，说得明白，雷案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可是，他们就要硬插一脚，实在好笑。你复他们一封信，就说这件事和‘民主自由’毫无关系，你可以寄一份判决书去，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省下一些精神了。”
王云五唯唯诺诺，见场面尴尬，也就告辞，有道：“那我就这样回复他了。”可又低声说：“请‘总统’考虑，美国人对雷案既然有这么大的兴趣，我们不妨给他们一点面子。”蒋介石没料到他会来一下回马枪，诧道：“这个面子又怎么个给法？人家连我们的老根都要铲了，我们的面子，就毫不考虑了。也罢，你说我们怎么赔他们面子呢？”王云五耸着肩膀，强笑道：“我想的不一定合适。这桩案子，在定罪过程中还有一个复判机会，能不能减轻一些，譬如说雷震的十年，减那么一点……”
蒋介石气极而笑道：“好好，我让他们去研究好了，至子他们研究的结果，这个面子问题如何解决，将来再说。”王云五似逢大赦，忙不迭告辞回去，向胡缴卷。
胡适闻言，知道这回可碰上了硬钉子，王云五是个老丑角，他不在乎碰一鼻子灰，但胡适自视太高，心中有鬼，他才不会找蒋，可又无法施展援救雷震的一套，着急非常，这当儿李万居的朋友又来问他，《公论报》这回吃官司，实在有凶多吉少之感，问他有何应付妙法，胡适久久无言。
拖到十一月廿三，雷案进入另一个高潮，蒋介石的“国防部军法复判局”对该案作了复判裁定，维持“台警部军法处”的初审原判，雷震仍为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四年；刘子英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傅中梅交付感化三年。换句话说，在这个事例上，蒋介石是咬紧牙齿，决不退让的了。胡适的活动固然扑空，华盛顿的一线希望也告幻灭。
消息传出，尚未见报，胡适接获电话，知道此事已成定局，大为愤怒，可又毫无办法，谢绝客访，把自己关在客厅，打开一副牌九，勉强玩起“过五关”来。其实根本不知道手里拿的是什么牌，脑袋里像是开动了电风扇，没法停得，也没法集中思绪。
可是就在这当儿，蒋介石官报的记者来了，暮色苍茫，有客来访，胡适本已杜门谢客，再一转念这个客人却非见不可，于是延入客厅，那记者见胡适正在玩牌，笑道：“院长正在消遣，打扰了。”胡适也不起立，伸手道：“坐，请坐。”那记者道：“此刻到访，为的是雷震复判裁定，想请问胡院长有些什么感想。胡院长回到台湾以后，曾经表示过把雷震释放的希望。”
为了掩饰，胡适当客人入厅时曾经抓起三只天九牌，见他发问，也就轻轻地放下右手，把牌搁在茶几上，神情沉重地说：“对于这件事，我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才知道雷案复判结果的。因此，心情很是不好，什么事情也不想做，”指指茶几强笑道：“所以玩‘过五关’来解闷。”
那记者暗忖，“这就是答复了，但不能算数。”便问；“胡院长有些什么感想呢？”胡适似乎不大愿意再谈雷案，慢吞吞地说：“现在，教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原来这样想，以为复判过程中有着较长的时间，也许复判的裁定有所改变，譬如无罪释放，或者减掉几年之类。”可又长长地透了口气道；“现在，我只能说大大失望，大大失望，此外也就没什么可以说了。你说是不是？”
那记者连说：“是是。”正想发问，没料到胡适开口道：“你懂不懂‘过五关’？怪有趣的。”那记者困窘地笑道：“我不懂这个玩意，小时候见先父、先祖父玩过，但我到现在还是不懂。”
那记者立刻惊异起来，因为胡适忽然对他大谈“过五关”的规矩，一手按几，一手指点，将一把牌九调动个没完，这样长，那样短，那记者心想：“今天可是变成采访‘过五关’，而不是采访雷案来了。”几次三番想截断对方的牌经，却又插不了嘴，也只能耐心等着。终于胡适双手一拍，往后一仰，透了口气道：“从此，你也会了。”记者强笑道：“这个，”犹未完，胡适又在传授他的一套道：
“你看见了，刚才我花了不少功夫教你‘过五关’，你明白了？用‘地牌’做‘配’，那就最容易过关。喏，我表演给你看。”于是以地牌作“配”，过他的“五关”，无奈他心不焉，怎地也没法“过”得，当下苦笑道：“这下子，我真像雷震那样的倒霉。”记者认为时机已到，问雷震的“倒霉”，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过得了关？胡适仍然不作正面答复，说：“这一回给你表演，还是用地牌作‘配’，你瞧。”这一局当真轻易地过了“五关”，胡适苦笑道：“但愿雷震也能过得了关吧。”
事情是如此明显，雷震的入狱，带给胡适的震撼是异常巨大的，大到甚至失态的程度，那记者心中早已有数，此刻更是十分清楚，忍不住笑了一声。
胡适乍闻客人在笑，引起警觉，也对他笑了笑道：“你以为这‘过五关’很有趣吗？”那记者见胡适闭口不谈雷案，而他却为此事而来，回去总不能缴白卷。再一想他的态度就是答复，用不着再呆下去，也可以回去交差了。就想辞去，却难启口，两人面对面坐了好久，就是没有人开口，那记者连挪动一下身体都感到“不好意思”，闷得浑身是汗，到忍无可忍时也只能硬着头皮起立告辞，但胡适却在问：“雷震的律师怎么说？”
那记者道：“听说，要看到复判书之后再说。”胡适道：“那律师是不是很头痛？因为有人在对他进行恐吓。”记者点头道：“胡院长说的是，梁肃戎律师对人说过，他从来没有承办过这种案子，当他还没知道宋英要上门请他打宫司时，要他别为雷案出庭的电话已到，因此宋英还没找他，他已经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了。”
胡适冷冷地问：“你问我对雷案有什么感想，我当然有的，那就是据说这里讲究自由民主，因此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雷案是不是反映了这边的自由民主？”
见胡适开始了尖锐的反问，那记者以采访已有收获，也就匆匆辞去。另一面，李万居也在大量记者包围之中，要求他对复判事有所表示，李万居拍着桌子道：“雷案维持原判，这种判决是非常不公平的！要知道，按照纯法律的审判，雷震应该无罪释放！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我自己的官司，一宗又一宗，一宗又一宗，一直没有完。”
高玉树家里好像宴客，实则不然，他请一大群记者喝酒，听他有关雷案的答复，有道：“我们很多很多人，都以为这种裁决是奇怪之极的！是出人意外的，谁能相信这些东西不但有罪，而且要判坐牢十年之久！”有人问：“高先生与雷震并不认识，他既不是‘阿海’，又不是‘半山’，……”高道：“我和他认识，不是不认识，不过相处不久就是了。”问：“那你以为雷震这个人怎么样？”察言辨味，显然是蒋的声音，高玉树便道：“有人说他反这反那，我看他只是反共。”于是大捧雷震，说他对“国家”等等是“对得起”的云云。反问那记者道：“你以为如何？”那记者笑道：“我们有闻必录，自己没有什么意见。”推了个干干净净，一窝蜂又到雷震家里，问宋英有什么感想了。
那宋英却已去了自由中国社，正在和律师急商对策，见大批记者来到，要她“发表感想”，大为反感，劈头就喊道：“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那颇为肥胖的身体显然在激动得发抖：“你们要知道，雷震在狱里听到这个消息，他会发狂，他是受不了的！”有人问：“胡院长的奔走怎么样了？”宋英道：“这个要问胡院长，消息传出之后，我曾给胡院长打电话，他也表示了很大的失望和愤慨，他说他还要试试，能不能救他出来。”其实人们没有想到，此刻的胡适，正由老蒋召见，在“官邸”两人作单独谈话。
蒋介石一脸笑，对胡道：“时间不太早，把胡院长请来，为的就是雷案，不会影响你的休息吧？”胡适也强笑道：“时间还早。对于这桩案子，‘总统’即使今天不召见，明天也会晋谒‘总统’的。”正想把雷案对“海外影响，国际视听”如何如何一一道来，蒋介石早就料到有此一着，说：“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他们几个人所以有此一日，实实在在为了有人是‘共谍’，有人则在庇护，此外没有什么了。他们平时，因为你胡院长是个‘君子’，因此‘可以欺其方’嘛，你并不知道。”
胡适哪会听不懂的，忙道：“实不相瞒，雷震那个《自由中国》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因为这本杂志本来是我们几个朋友拿来玩玩的，后来他有兴趣，也就交给了他。这个人的性格我们是知道的，闯祸难免，造反未必。而且拿刘子英的供词来看，老实说找不到一点什么间谍的证据。假定刘子英那份口供是真的，那么充其量是这么一回事；邵力子夫人傅学文，知道他要到台湾来，就要他暗中替共产党宣传，并且限定在刘子英的好朋友之内。”胡适苦笑道：“我们要为来台湾的人设想，他们在那种情况下离开大陆，有那么一个人要他这么做，老实说实在没什么，值不得当他间谍看，何况刘子英一到台湾就遭逮捕，也因为实在没凭据这才由雷震保出来的，这次是第二次被捕，抓他的理由还比不上那年，所以我认为这是没有分量的案子，难怪盟邦朋友，俱表关注，因为匪夷所思。”
蒋介石不作声，听胡说道：“这是刘子英，雷震又如何呢？刘子英口供说当雷震听说傅学文有‘口信’给刘子英所有的老朋友时，他跳了起来，马上表示态度，说他是坚决反共的，这些话敷衍傅学文则可，拿到台湾来说就千万不可！”
这当儿胡适又道：“刘子英自己也说，从此以后，他根本没对第二个人说过。而且，他对雷震说的时候，也不是向他宣传，而是告诉他有这么回事，请问时隔十年，这点不足挂齿的小事情，又怎能构成间谍罪呢？其它一两个被判罪的，情形相似，有一个的判罪更加好笑，盟邦友人传为笑谈，那就是说人家身为共谍，潜伏台湾，为时十载，并无行动，因此轻判，入狱七年……请问这算什么间谍？这又算什么‘法’呢？总而言之，这桩案子，实在不成其为间谍案件，办事的人难免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可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我们对外的声誉，所以雷震的刑期，看来判他不坐牢是不行的了，就请减轻几年，看来较好。”
蒋介石点头道：“胡院长为我们的声誉着想，这个，很好很好。可是正因为声誉，我们内部，就容不得存心攻击我本人以及‘政府’的这种论调，他把我和‘政府’说得半文不值，这些口气，也只有共产党才会这样做，老实说，用不了什么证据，《自由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是共产党在台湾出版的刊物了。”
蒋介石这么说，胡适当胸挨了一拳似的，顿时哑口无言，他知道就这一句话，已使《自由中国》半月刊棺未盖而论已定；就这一句话，已足使“反对党”胎死腹中；就这一句话，谅必在逮捕雷震之前早就下了“结论”的了。多留无益，也就告辞，蒋介石却作亲热状，双方胡扯一轮，胡适终于回到南港，浑身似瘫痪一般。
再说在自由中国社，宋英还不知道胡适与蒋已作长谈，倒是记者中有人拨出电话询问其它问题时，意外获得这个“尖锐新闻”，回到厅中大叫蒋胡密谈事，“他们谈了五十分钟，可是消息不能见报”。众人哗然，但宋英却陡地精神大振，认为蒋胡之晤，无论如何有助乃夫，于是把“雷震无罪”的庭上供词透露出来，天真地希望各报助以一臂之力。
原来雷震答辩有关刘子英检举问题时这样说，他在国民参政会任副秘书长时，邵力子是秘书长，“同室办公，朝夕相见，无所谓常相过从，至于邵妻傅学文，是我向来看不起的人，我从不单独与她说话。原判决书说我与她常相过从，乃至说有甚深之关系，毫无根据”。而对于刘子英的“自白书”，雷震表示怀疑，那是他在警备总部秘密侦讯中写的，雷欲与刘对质，“审判庭竟不理睬”。
雷震还曾要求审判长，准许他的律师和刘谈话，也不同意，因此那句“经调查与事实相符”，根本没这回事。并且雷震大叫冤枉道：“我一再说明我在三十八、三十九年（一九四九——一九五○）间反共的言论和工作的积极，而且三十九年（一九五○）十月间我在香港所做的反共工作，尽人皆知。竟被诬在三十九年掩护‘共谍’，天下竟有此理？”
这个自以为“反共积极”，实则枉作小人的雷震，在答辩所谓“有利叛徒宣传”方面时这样说，该刊六篇文章被视为“有利叛徒”。在“反攻大陆问题”文中，雷震认为系以严格的客观态度，分析各方面的情势，认为反攻大陆的“公算”即“可能性”，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并不是说反攻无望”。在“论台海危机”与“认清当前形势，展开自新运动”两文中，被蒋方认为“引用美国人不利于我的言论”，但雷否认，并且追问：“以上三篇文章都发表在数年之前，如果真有罪责，何以不当时检举了”而且按照台湾的“出版法”，“发行已逾三个月者不得再予处分，是此项言论罪责时效果已消失”。
雷震在自辩中又“爆内幕”道：关于陈怀琪投书案，早由王云五从中调解，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登出了胡适给该刊编辑委员会的一封信，“而此案已不了了之，现又提出增加罪名，更不光明。”
利用蒋介石对美国不敢正面表示抗拒这一点，雷震对那篇“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自辩道：“在那文章的第四段说：‘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不肯接受这个平等的条件而必须霸占到底，则中国民主政治，在目前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是忠告国民党觉悟，我的真意是不希望看到再流血，再革命。”而殷海光“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一文，他系对当前的局势提出八个问题，其中五六两个问题，曾说过：“俄国有强力火箭，地球卫星，原子武器，连美国也不敢贸然言战，台湾什么也没有，如何‘反共’、如何‘抗俄’？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江西时只有八百条枪，尚且没有‘剿灭’，现在共党占据中国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武装力量，台湾自卫尚成问题，怎能够‘反攻大陆’等语。”雷震辩为“其本意在于提醒大家不要被那些不切实际的宣传所误，而要切实从实际政治上努力改革。”
改革什么呢？一目了然是“两个中国”，驱蒋吞台！但那怎能明说？至于在雷家抄出的中共书籍，雷震辩道：至于收藏上述书刊，“正同国民党研究敌情的部门收藏中共书刊是同一理由”。何况在这些书刊当中，有一些是我的故友罗鸿诒教授遗留下来的，他是研究哲学的，曾写过攻击唯物史观的书，他之收藏上述书刊，为的是研究，他死后我保存他的书籍，扯不上什么罪名。
与此相反，蒋介石对雷案的复判，仍然视为有罪，但因矛头不敢指向雷震背后的美国老板，纠缠在所谓“共谍”上，乃使国民党的复判理由软弱无力，有曰：雷震“妄指‘政府’反攻大陆政策与号召为自欺欺人，自误误人之词，故意散播悲观无望论调，打击反攻意志。又诡言有关金门炮击、及整个世界对金、马问题之观感，都是对我们不利。又或则捏造他人之文字，或摭拾外人之词意，预留规避罪责之余地，即以其所举殷海光公开信一文而论，该被告谓其本意是在于提醒大家不要被不切实际的宣传所误等语”，但查核全文，完全不符。
原来蒋方在该文中除查到了“谩骂攻讦以外，惟事渲染共党武装实力强大，及台湾自卫尚成问题，如何‘反共’、如何‘抗俄’？曾无一字一语有及于‘从实际政治上努力改革，之意，该殷海光且于篇首强调文责自负，希望你（指雷震）关照《自由中国》的编辑先生不要改动，完全照我（殷海光自指）写的发表等语，其自稳该文内容于法有违，尤属情见乎辞，原判此类文字，显与共党有利，雷震不能谓无认识，而予迭次刊行，其故意宣传，事实显然，因予依法论处”。
关于这个问题的关键，蒋介石早就明白，却是不敢作声。原来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或者是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号召的反蒋、反共、反华、反动的“第四势力”，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台湾“交”给美国，那就是驱蒋吞台，制造“两个中国”，而具体的做法就是“从实际政治上努力改革”，就是成立反对党，通过议会政治驱蒋吞台！蒋方不敢明言，乱扯什么“共党”，只能显露他的怯懦，而无助于有力有效的反击。
此外关子雷震自辩“犯罪追诉时效问题”，蒋方复判论点十分简单，不是按照什么“出版法”的，“有限时间为二十年”，因此“追诉权并未消灭”。
关于陈怀琪投书事件，蒋方认为原告并未撤回告诉，凭胡适一篇文章，“被告认可经调解而不了了之，于法自属不合。又罗新桂、吴福贵二名散布反动谣言，经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查获，据供该等思想之转变，系因阅读《自由中国》半月刊之影响，有侦讯笔录可稽。而被告则肯定谓受《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思想影响的人应该成为民主政治的信仰者，成了法治的信仰者，如果其中有犯罪的，决不是受该刊影响等语。空言主张，殊欠依据。”关于藏有几十本中共书籍事，蒋方认为“早经‘政府’明令查禁，其所藏共党书刊，无论属于何人，既未依照规定，报准持有，自应依法查究，而非推诱于已死之人所能卸责。”
总而言之，蒋方对雷、刘、马、傅等人的罪行是一口咬定、决不放松的了，主因在于祭起“反共”法宝，逼使美方难以插手，胡适、王云五等的活动毫无作用，美国佬暗中着急无能为力，蒋介石还不放心，派人再去探访胡适动静，回报是“整天‘过五关’”，蒋大笑，笑了一阵，可又沮丧起来。
蒋介石为何从痛快变成痛苦？那是他自己明白，这一类尖锐的矛盾，雷案不过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个波浪而已，顾得了这顾不了那，顾得了头顾不了尾，此刻在雷案中硬把老板得罪，但谁知道这个老板正在对他打些什么主意呢？特别是这桩所谓“间谍案”，拆穿西洋镜，既未见到一个“间谍”，更没见到具体的证据，但他在“反共”的遮羞布下算是达到了不敢杭拒老板、可又不能不抗拒的目的。
台北在所谓“微妙”的气氛下，表面上没什么动静，但污泥浊水在地下如常流动，甚至较“复判”前更为紧张，单表那个“监察委员”、雷震的辩护律师梁肃戎忽遭开除委员职务，可把他气得跳了起来，驱车于右任家，哭诉道：“如此黑暗，究竟我们还要不要拖下去？我是挂牌律师，受雷之托出庭辩护，也可以受任何人的委托办案，可是怎能因此开除我的监察委员公职？这太不成话，相信非院长的意思，无论如何，请院长说一句公平话。”
于右任诧道：“你给除名了？怎么我这个院长都不知道？那要我这个院长干什么？”边说边打电话，浑身发抖，梁肃戎真怕他会马上昏倒。
于是梁就劝于，不如且慢打电话，蒋介石接到这个电话，一方面他可以说不知道，一方面对梁只有坏效果，毫无好处。于右任想想也对，放下电话说：“那……那就暂时不打吧！可是我这台戏怎样唱法？雷案刚开始，警备司令部居然发表消息，说那个姓刘的曾经想打我的主意，你说笑话不笑话？荒唐不荒唐？根本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何必登在报上？这不是分明欺侮我这个老头子吗？”
梁肃戎见子老泪盈眶，生怕他真的气到暴毙，一肚子怒火而来，却反而笑容可掬地劝他道：“院长，别……别什么了，我的问题小，你的影响大，不如冷静点，请你问问，我究竟犯了什么法？我给雷震辩护，据实情告诉他们，列为四点，指出雷震不能构成叛乱罪，言论文字批评，美国也一样，不能构成叛乱罪行，而犯罪要件，却一点也没有！全部是自由心证，而且也缺乏具体证据，根本这桩官司是打不得，打不起来的，但是居然把一个反共老将判了十年监牢，走遍全世界，实在没有这个道理！”
于右任怨气冲天，拍着桌子喊道：“你有你的冤枉，我有我的冤枉，我非找他不可！”说罢起立，梁肃戎知道他口中的“他”乃是老蒋，如果于右任真去找蒋，蒋介石对于奈何不得，但对梁可是后患无穷，当下一身大汗，好不容易把他按到太师椅，诉之以利害，于右任这才打消了马上找蒋的主意。
但是，蒋介石并未放弃阻遏任何一个可能受到攻击的机会，那看守所的所长张某，这当儿正把雷震找到自己的房里，待之以“上宾之礼”，雷震入坐，谢道：“肚子不好，不能吃得太多，你这几个菜油水太多，更不敢贸然入口。”张某道：“那就随便。雷先生，你的案子，你自己明白。”雷佯作不知，反问道：“明白什么？”张某道：“心照不宣！”雷道：“你的意思是：分明没有什么共党间谍这回事，硬要我坐牢，是不是？”张某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心照不宣就是。你坐牢的问题，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没有亏待你。”雷道：“拿看守所来说，是没有亏待我，我很感激，可是拿法律来说，那我就冤枉之极！我无论如何，这官司是非打不可的！你张所长对我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终有一天会报答你的那番好意。”
张某把酒干了，笑道：“雷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怎么在这件事上想不通。你想，监牢监牢，没什么好玩，有理无理五十大板，但是你自己明白，你没有受到虐待，不但没有而且受到优待，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监牢里会违反政府的意思，政府当你是罪人，我们反而把你当客人吗？”
雷震一听，那颗心凉了半截，知道张某请他吃饭，不过是为了要他不再痴心妄想，那也是蒋介石的安排，明知其无罪而判以重刑，因此故意在牢中要他不受磨折，这种情况，也就是宣判了“上诉得直”的死刑，这十年牢，无论如何是坐定的了，雷震于是万分难堪，原说不喝，却一杯接一杯，没个完。张某见状，又佯笑道：“雷先生，不提政府提我们，我们都是粗人，可是粗人也得对你说，因为我们有十年相处的时光，不能不交代一声：你这回是赶上了！这时候你赶上了，比来得太早或者太迟都赶上了，那就是天命，与人无尤的了。”
雷震诧道：“我不懂你的意思，反正我不想坐牢。”张某闻言大笑。
雷震诧道：“什么事这样高兴？”张某道：“我不是高兴，我这一行，说我是看守所长也罢，说我是狱长也罢，反正我和你们一样，我们也在坐牢，有什么高兴的？譬如张学良，你认识吧？奉命看守他的人，连老婆都闷得发了疯，你想，我们这一行有什么高兴的？还不是为了旁的事情。”雷又问旁的什么事情？张叹道：
“我以为，雷先生是个极端聪明的人，想不到你不懂。不知道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你学问好，当然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而此刻，是你不坐十年牢谁坐十年牢？”
雷震道：“我还是不懂。”张某道：“你如果真的不懂，那太可怜了，十年时光，在外面可能很快过去，在这里可是度日似年，如果你在心上没有一个安排，请问你这十年怎么过？”雷道：“那你要我怎么过？”张道：“你呀，你就当做是蒋‘总统’请来的客人好了。”说罢大笑，而雷震已醉，胡言一通，大哭一场，给抬回囚房，一觉醒来已是翌日中午，张某又劝了他一阵，说；“上面通知，你太太可以和你相见，但为时不能超过二十分钟。”雷震昏头昏脑地往外便走。
那宋英等候已久，夫妇相见，隔着一道木栅，也只能泪眼相对。宋道：“复判之后才准探监，看来你这十年长监已经坐定。”二人相对落泪，也没什么好说的。雷震急问：“女儿的奔走如何？胡先生的营救如何？”宋英道：“胡先生和‘总统’谈了五十分钟，看来没什么希望，女儿在华盛顿等地营救，结果给这边派人警告，报纸上又对她展开攻击，说她挟洋人自重，不许美国人插手过问，又骂她是假洋鬼子，反正一团糟。”却又说：“复判既已裁定，据说已成定局，这一阵我正在到处奔走，还没告一段落。”边说边哭。
雷震再问：“高玉树、李万居二人如何？”宋道：“他俩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听说高玉树可以做官，李万居可以不吃官司，但是必须放弃反对党，也就是必须放弃对你的营救。”雷震恨道：“能不能让胡先生到这里来一趟？”宋道：“他曾说过，但是已给旁人阻住。”雷问：“是不是他们再去向他恐吓？”宋凄然道：“他呀？他自己也在无形中坐牢，你懂吧？”
雷震闻言凉了半截，暗忖连胡适的自由都有了问题，自己的十年牢狱之灾，更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美蒋矛盾发展到如此尖锐的程度，乃使自己连半条缝都没法钻，甚至连在美国的女儿因此受到攻击。当下心情沮丧，万念俱灰，哽咽不复成声。而时限已到，宋英也只能黯然离去。
闻道胡适的奔走已被迫停止，老蒋对小蒋道：“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过还有未了事宜，那张群、于右任、王云五三个老家伙，前前后后，多多少少牵涉在内，但是他们不会反我，只是牵涉，因此你要办事的人小心对付，不能让他们再发什么牢骚，传出去，对我们也没啥好。”小蒋唯唯，老蒋又道：“事情既已告一段落，对于美国那批家伙，还有雷震的女儿等等，也不必再穷凶极恶，反正我们已经赢了，小心报复就是了。”
小蒋道：“雷震有五个孩子，两个在台湾，三个在美国，因此不论什么地方，那五个孩子，倒是成问题的，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他们和宋英还没个完。”老蒋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来，笑道：“擒贼擒王，我们对胡适的态度已很明确，连他都不能够继续奔走，雷家的人再有什么了不起，也是没有用处。”
小蒋道：“话这么说，但是外面也有人在他五个孩子身上做文章，他们说，中共和美国是死对头，美国对中共封锁禁运，不许它参加联合国，同时又想打它，总之中共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可是雷震的五个孩子中间，就有三个在美国，而且那个老大已经变成了美国人，大女婿早已取得美籍，老二老三也快了，可见雷震夫妇，把将来的行止放在美国，这些都是表示雷震既不可能庇护‘共谍’，更不可能受中共指使颠覆我们自由中国……”话未完老蒋阻住道：
“这些，都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情。由他们去说，反正我们的做法已经很明白：就是不喜欢什么反对党，就是不喜欢他们办的那个什么半月刊，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是多听多看少说话，不许胡来。”小蒋应“是”，却问：“那末，张群他们在美国胡说八道，左舜生、李璜他们在香港乱话三千，我们又该如何对付？”老蒋皱眉道：“你放心，这批东西，美国根本对他们已经失望，因为他们成不了大事，这批人总有一天会像叫化子一样找上门来的！”
老蒋唯恐小蒋不明白他的意思，说：“你想，台湾海峡炮声震天，金门天天挨炸的那个时候，连美国军舰都要挨炮打！人家甚至公然广播，指明美国军舰不许护航！没有美国军舰还可以，有了反而动不得，我们都以为美国绝对受不了，这一仗眼看着可以打起来，美国非出兵不可了，结果却是叫人泄气。”老蒋道：“你不妨多动动脑筋，美国不是日本投降那年的美国了，局势有变，怎么个变法还不能说，但是什么第三势力、第四势力的活动，就没有那么方便，如果说我们没什么用，那他们更没有用！我们手里有兵，他们手里有什么？一张什么《联合评论》破报纸，你瞧吧，等到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屁用，美国人不肯花冤枉钱了，我们就施舍几个钱，要他们乖乖地把那份破报纸停刊了，然后爬到台湾来向我们磕头，那几个老家伙不来才怪！因此你别香港长、香港短的，只注意香港，左舜生他们没有什么道理。不如集中火力，看看雷震案还有没有漏网之鱼！”这么着，蒋经国也就撇下美国、日本与香港等地的所谓“援雷”，继续搜捕与雷案有关之人，陈大庆认为就这案件，这几个人已经差不多了，不如搁一搁，否则前帐未清，后帐又到，就会引起更大的指责与抨击。
拆穿西洋镜，所谓“打雷”，主要是迫使反对党胚死腹中，因此蒋转弯抹角，大抛红帽子的结果，拖三拉四，全部坐牢者的罪名十分可笑。雷震的“庇护”罪如此这般，刘子英毫无实证的“间谍”罪这般如此，庄莱德面对来自华盛顿的几名中央情报局人员，苦笑道：“不错，我和蒋氏夫妇的私交不错，但是这件事情，他对我再三解释的唯一挡箭牌，还是为了什么反共。”庄道：“我举个例，那个马之骕，和雷根本没有关系。马参加《自由中国》半月刊，是一九五○年的事，保证人王聿修教授，王教授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书。当王赴美前，曾对雷介绍保证过，说马曾遭同学告密，那同学是三青团的，但查过没什么事，因此让雷震保他出来，无罪也要交保。雷震在法庭上曾对蒋方表示不满。而且就在那个时候，《自由中国》的主编是王聿修，还有一个罗鸿诒教授，雷不过是三分之一，总负责人是胡适博士。那本杂志，一九四九年就开始登记，胡是发行人。一九五二年胡自美回台，翌年年底才批准变更登记，发行人由胡适改为雷震，蒋方不肯批准，拖了一年之久，才算准了。”
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庄莱德道：“还不是不希望《自由中国》半月刊换负责人？胡适出面时，不便过分抨击‘政府’，倡议成立反对党，如果换了个雷震，那就不容易控制了。此外，万一拖拖拉拉拖下去，那是‘政府’表示不喜欢这份半月刊的意思，能够从此停刊更好，否则拖上一两年也好。当然这是蒋的意思，而由他的‘内政部’出面办事。”另有人问：“宋英的活动如何？”庄莱德道：
“宋英的活动，她当然非常努力，可是同样没有成绩。最近，她作了‘最后一击’。在法庭上，以雷震诉讼辅佐人员的身份，依照军事审判法多少多少条提出三点，要求庭上注意。她并且一再强调，她的丈夫极端反共，在美国和台湾、香港等地是有名的。”
庄莱德道：“宋英要求审判长予以公平的审判。第一点，她认为这桩案子哄动国际，因此本案是否公平。不仅关系雷震个人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自由中国》在自由世界中的名誉和地位，因此她要求审判长特别注意。”
“第二点，宋英认为起诉书上涉及《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部分，完全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的诬蔑和罗织。她说在九月三十日那天，该刊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曾发表过一篇共同声明。”
庄莱徐接过一个电话，放下话筒，苦笑道：“这个电话和讼案有关，不过作用不大。”又道：“到于那三个人的共同声明要点，却是说他们将把那些被指控的文章印成专册，诉诸海内外读者，让大家下个公平评判，宋英在这一点里也是这个意思，她希望法庭不要断章取义。
“第三点，宋英认为起诉书内所说刘子英供认在雷震书房里所讲的话，只是片面之词，并无人证物证！而且刘子英这篇自白书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写出来的，她极表怀疑！她的话十分有力，因为不但雷震要求和刘子英当庭对质没有成功，而且退一步让他的律师去找刘子英都不批准。而那个律师还受到了百般恫吓，甚至连监察委员的那份差使，也将不保。”庄莱德又道：
“就在第三点里，宋英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几年前八德乡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血案，有一家人家全家被杀，后来抓了一个名叫穆万森的判以死罪，最近复判时却又无罪释放，宋英认为如此重大的命案尚且复判无罪，她丈夫根本连半点嫌疑都没有，却要坐十年监牢，不能服气。”
宋英的什么三点意见，在美国人面前很感兴趣，认为理由充分，蒋方不能不理，可是在蒋方看来，不管有理无理，就是一百个不理。蒋经国问陈大庆道：“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但是你很明白，其实并未结束。”陈大庆道：“一点不错，我们正在加强监视。”蒋问：“最重要的还是南港，胡适这一阵有什么动静？”陈道：“胡适成天‘过五关’，没什么特别，不发言也不大会客，美方找他，看来也通过几个中国人。昨天，胡适有一封寄美国的信，也是交给美国人带走的。”
小蒋皱眉道：“高玉树和李万居情形如何？”陈道：“高玉树狡猾得像只兔子，他答应不再搞反对党，但是需要保证，保证他在下一届台北市长竞选时，我们不再和他捣蛋。”小蒋道：“这份讨价还价，可真不便宜。但是为了彻底干掉反对党，不妨虚与委蛇，他的市长瘾能不能如愿，到那时再说。”又道：“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今日之下，能够代替雷震搞反对党的，他比谁都有这份实力。”陈唯唯，又道：“李万居，情形就简单得多，他已经走投无路，所有愿意支持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了警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已成为没脚蟹了。”
小蒋笑道：“他怎么说？”陈道：“他表示只要这桩官司不再逼他，他也可以偃旗息鼓。因此法庭除了前几天的手续外，不打算再逼他出庭了。”小蒋道：“那《公论报》的投资问题，进行得如何了？”陈道：“正在进行，全部台湾人上场，等报馆的股份问题解决，钱从我们这边付，话也从我们嘴里说出来，他就变成了个空头，这张报纸也就变成了国民党的，而不再是什么反对党的了。”
小蒋一笑，却又皱眉道：“张群情形如何？”陈道：“他是老样子，对于任何夹缝里的纠纷，他说他见得多了，毫不在乎，他说他对雷震案一无所知，因此案中任何人物牵涉到他，他也只有一笑置之。”小蒋问：“于老头呢？”陈道：“他？他一天到晚发牢骚，这个老头子就是那样子的，由他去好，千万别惹他，一碰，他就跳起几丈高，从孙总理到蒋总统，一直拉扯到‘政府’迁台，总之天王老子对他也得让三分，因此以后任何事情都不宜碰到他，任何人都吃不消。”小蒋苦笑道：“那倒是真的，他就是这副脾气，有时候，他对我阿爸都不留情面。”
那边厢，宋英和一个陌生客人也在低声密谈，研究雷震脱罪之法。客道：“胡院长已在监视之中，任何人去看他，都要在传达室填写登记表格，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他也无法会客了。一天到晚‘过五关’，一天到晚抽香烟，这几天来，嘴唇皮也烧焦了。”宋道：“那真使我难过，相信雷震在监牢里，对他一定很感激。”客问：“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雷先生减刑？一般辫护的理由，报上都登了，请你说一些报上漏了的。”宋叹道：“看来，事情已经定局，不好办了。他的无论什么罪，说来说去是包庇，而包庇的唯一凭据，是刘子英等人的来台，或者马某傅某的被捕，统统由他经手担保。我丈夫自辩说，他保证入境的人数很多，多到记不清。但在时间上，大都是一九五○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他负相当的责任，因此只要有能力的人，他就保他入境，旁的人也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宋又道：“他在庭上说，就在那年左右，他的反共活动最最努力，那时广州等地还没失，他就奔波干香港、广州、重庆、金门、厦门与台湾之间，为反共抗俄而‘奋斗’，那时候，他力主‘能战而后能和’，当然对反共有功。”宋英恨道：“可是他们认为，他的功劳不能算数！他们说汪精卫当年不是也有功于‘党国’的吗？”
宋英皱眉道：“他们说，自从汪当了汉奸之后，还不是一样没办法吗？他们把他当汉奸办，唉！”客劝道：
“雷先生的处境，是很麻烦，但未绝望。至于汉奸云云，由他们说去吧，他们向美国效忠，最近又避开美国的视线，企图和日本方面建立更什么的关系，你明白这又是什么花样，蒋某人无论如何不能骂雷先生是汉奸。”又问：“那几本共党书籍，又是怎么个交代的？”
宋英恨道：“雷震几次三番说明研究敌情的重要，并且说不管是谁买来的，都是那一年从香港公开进口的，就说明并未偷偷摸摸，何况内中还有人家的书籍。”
客问：“马某人的上诉，一定也给驳回了吧？”宋道：“他的太太说得最有力了，她在庭上说，他们结婚一年多，从认识到现在，她丈夫根本没提到过什么‘南下工作团’，更加谈不上为共党工作，相反，她看到的她的丈夫，都是为反共而工作的，因此她要求庭上再查，可是没有获得什么对她有利的答复。最荒唐的地方，在于雷震根本和他没什么来往，可也牵在里面了。”
两人又谈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是蒋方非常注意《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起，经“内政部”批准同意不再由胡适担任而由雷震负责后，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份起，那个半月刊的言论“趋向偏激”了，蒋官曾问雷及，这样做是否为了“受共党利用”、而不敢点明这是美方“对华政策”的一部分。雷震曾指出蒋方“起诉书”中所提及的言论，不是一九五二年的，而是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八年的。蒋方斥该刊言论“影响民心士气”，雷震辩为“对国家民族、民心士气有贡献”。蒋方追问该刊言论是否背叛“国家”，雷震否认，于是蒋方宣读了两段有关该刊言论背叛“国家”的笔录。那是两个被捕的反共反蒋之人，一名罗新贵，甫自中学毕业，在散发倒蒋信件时被捕，供称因为看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感到“反攻大陆”确乎毫无希望，并且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这才参加了反蒋组织。但蒋方公布这个例子时，却不敢提及罗某的反蒋组织，不敢提及这些宣传品是谁印刷的，含含糊糊了事。
另一个例子，被捕者吴福贵，身份不见交代，看来是个蒋帮军官，他供称：读了《自由中国》刊物的一篇“老兵的悲哀气激起了他的愤怒，认为蒋介石太对不起他们。
而所谓“他们”，也即是被蒋在一九四九年骗到台湾的官兵，连这些老兵都在散发倒蒋标语，就说明在他们背后的那个组织，决非普通之人，因此万分紧张。雷震则认为上述例子“对‘国家’有贡献”。蒋方在雷家搜去的书籍，无论雷震怎样解释，蒋方一口咬定这是“非法”，公开进口也罢、“研究敌情”也罢、“亡友遗物”也罢，反正不能同意。甚至问到这一句：“那么，内中‘干部必读’和‘干部学习资料’难道也是为了研究敌情？”雷震这样答：“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各个‘研究敌情’的机构中，乃至大陆广大工、农、兵、学生、商号中，这些‘干部必读’非常普遍，难道上述各种人物统统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而且从这些书中得到的东西，正是‘研究敌情’的重要部分，因此扣不上红帽子。”但帽子既扣，也就不想脱下来了。
那客人问道：“这桩官司，归根结蒂为了什么包庇间谍，但雷震根本没听刘子英说过他系为共党工作而来台湾，法庭也不准两人对质，甚至拒绝雷震律师找刘子英谈谈，你们为什么不扩大这一点展开反击？”
宋英还举出一个蒋介石曾经“赞扬《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例子，这使访者感到前所未闻。原来雷震再三辩护，一口咬定那本杂志的言论，“无一不是本乎民主自由而反共的立场”，而且正因为有了这本杂志，还作为“台湾有自由言论”的“象征”，因此对“政府”有利，譬如“行政院新闻局”每逢外国记者询问台湾有无言论自由时，官儿们就用《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例，“证明台湾有言论自由气就在几个月前，民社党那个“副主席”蒋匀田由美国回台湾访蒋介石时，就当面对蒋说过，在美国时常有人问他台湾有无言论自由，他就拿这份半月刊的言论作答复。此蒋还对那蒋说：“台湾有了这本刊物，使我在美国说话方便得多。”又如一九五八年夏天，“亚洲协会”台北代表史林士和叶公超相遇，抉了一大堆《自由中国》，叶就问这个美国人，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史说：“因为台湾有了这本杂志，说明台湾有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因此表示支持。”叶公超说：“很对”，于是雷震认为他的杂志“有利‘政府’”的又一证明。而且他还指出，这本杂志在美国还“享有声誉”，例如美、日两国的报刊《纽约时报》和《读卖新闻》等，凡是提到该刊时，都表示“称赞”，因此蒋介石在某些场合，当着美国人，也说“《自由中国》很好”。
雷震又举例说：不久前那个美国御用机构“国际新闻学会，的秘书瑞士人加士巴，曾在东京开完会之后到台湾“考察”，回瑞士所提报告中又是独独“赞扬《自由中国》半月刊”，并且说它是“全台湾最开明进步的刊物，因此也与国民党当局有过不少纠纷。”此外，譬如《中国邮报》在该刊十周年纪念时曾写社论“赞扬”该刊。而一九五六年八月间，美国国务院邀请雷震访间美国，则因为雷是该刊“发行人”之故，雷震郑重点明这个，蒋方一望而知，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可又无可奈何。
由于上述例子对雷有利，那访客问宋英道：“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再考虑？”宋凄然道：“事后得知，这些例子不提也罢，一提，他们更加不肯放过我丈夫了。他们传出话来说这桩官司究竟为什么，大家心照不宣。意思是和共产党无关，但只能用共产党做挡箭牌，骨子里是华盛顿与台北的磨擦。现在我丈夫举了这么多例子，说明美国方面对他和他的半月刊如此重视，不是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吗？因此我们也只能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不能再提这些事了。”
说着说着，宋英又啜泣起来，半晌，说：“总之，什么办法也用了，什么用处也没有。我丈夫既提出了好多反共活动的证据，又提出了共产党骂他是‘美帝的走狗’证据。什么也没用。而且那个刘子英，我丈夫到今天还不相信他真的会出卖朋友，他一定是屈打成招了，或者真的是见利忘义了。但是最后给刘子英辩护的军事公设辩护人毛炎离上校就说得好，在刘子英尚未离开大陆，受雇于共党军管会，派他任为本党监察院的财产管理人时，他曾经把所存食米等物统统分给监察院同仁，并未移交给共产党，此其一。他来台后并未有什么活动，此其二。……”
那访者也表达了美方有关雷案的研究，认为蒋介石“打雷”事出仓促。明显的地方在于案发一星期光景，蒋报不但对雷案的新闻登得很少，而且评论更少，表明了蒋有三项目的：一个是与“党争”无关；一个是此乃法律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一个是此案正由“军法机关”侦查中，雷等有罪无罪，罪大罪小，静待侦查，报纸最好不必评论。而在这期中，机关报《中央日报》只有寥寥三百字的短评，之后才有一篇正式社评而且并无特别之处。
与此相反，美方与第三势力的反映既快而多，认为雷案不见得与“党争”无关；认为不但是法律事件，同时也是政治事件；认为该案最好由普通法院审理，不应由军法机关审判；认为此事已打击了台湾的“民主与自由”。
谈到这期间的重要发展，计有胡适在美国的谈话，有反对党筹委会的书面声明，有宋英三次招待记者与那篇“营救我的丈夫”文字，有“立委”成舍我、胡秋原二人所发表的共同书面意见，有香港等地的报刊评论。
因此，蒋报的评论也多了起来，但主要多由代表地方的《新生报》发言，《中央日报》也有一篇，内容在于反驳，在于一口咬定是什么“间谍”案，在于抨击反对党，至此情形已很明显，蒋方开始把雷案往“包庇间谍”那个框子中拖去，白刃相见，无法缓和，直到一判再判，雷案大致定了。
宋英点头道：“这时没有第三者，可以这样说吧，我丈夫是为了民主自由而入狱的，官方为了害怕美国，这才飞了顶红帽子；而此案的真正导火线是反对党，不是什么《自由中国》半月刊，现在事情已摆在面前，要看你们怎样救他出来，十年，十年监牢怎样吃得消，请你们一定想办法。”
那访客怎敢一口答应？也难当场拒绝，但说：“总而言之，雷震先生为了‘自由民主’入狱，我们连总统先生都已知道，只为了牵涉太大，内情微妙，因此不便启口。至于如何营救，我们从未放弃，不过事情已闹到连胡适博士都发生麻烦，凡找他的人个个都要登记，而事后每一个访胡的人，都受到他们便衣的查询，说明问题复杂，因此请宋女士要忍受一下，如今他们在等我汇报，时间已到，我先走了。”
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挂牌的台北办事处里，浓烈的烟草味掩盖不住美国佬的焦急心情，他们旨在驱蒋吞台，由于蒋的不肯下台，问题复杂。而据从宋英那边回来的人说，救雷尚无妙策，遑论“转败为胜”了。于是那个小头子道：
“雷案既然如此，硬干无益。我们的目的在于建立反对党，能够成立反对党而雷震入狱，这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反对党成立不起来而雷震也出不了监，这就是一笔赔了本的生意。在这情形下硬要强逼蒋方放雷，但又成立不了反对党，那只能引起更多的麻烦，是一笔做不得的买卖。因此，我们除了对雷案再加研究之外，只能按兵不动，我们不能失掉了一个雷震再失掉一个胡适，那是万万做不得的。”翻开卷宗，边骂边说：
“你们听听蒋的声音。简直疯了！”美方所搜集的“打雷”材料不少，特别对抨击反对党的东西，特别注意。因为这是“戏肉”。他们认为蒋方使劲把雷案压缩在“地方事件”的范围里，并且是戴上了红帽子的一桩“反共”案件，这使美方有口难开，恨得牙痒痒的。他们因此发现代表“省政府”的《新生报》特别尖锐，例如抨击反对党时这样说：
“‘反对党’这个名词，已经有些不合逻辑，将那个英文字译成‘反对’，意义就不十分正确，如果从这个译名发展到思想行动上，‘反对’就很容易变成‘反叛’了。”接着痛骂高玉树“因在前台北市长任内的渎职案被法院传讯，竟也拿组党作为盾牌，藐视法庭，数传抗不到庭应讯。假如这样，小偷流氓以及所有的犯罪者，都要纷纷加入或筹组‘反对党’了，都可以像高玉树一样，拒绝法庭的传讯而逍遥法外。假如这样，所谓‘反对党’岂不要变成货真价实的‘犯罪党’吗？”矛头直向美国：“哪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的‘党’？哪一个‘党’有这样的特权！”但这不够，还有痛斥雷等为“卖国党”的，把美国佬气得吹须瞪眼。
原来那家地方报这样说：“雷震是‘中华民国’的公民，犯了‘国法’，他的女儿竟在美国告起洋状来，岂不非常可怪？他的女儿是中国公民还是美国公民，我们还搅不清。若是中国公民，便不应该在美国告洋状；若是美国公民，便不应该干涉‘中国’内政。爸爸在中国犯罪，女儿在美国告洋状，叫美国人如何想法？有些无耻的‘政治君子’，常常以告洋状为荣，其实像这类没有人格的下流坯子，谁也看不起。假如这些就是所谓‘反对党’真实内容，那么，其不变成一个‘犯罪党’和‘卖国党’者，亦几希矣！”
那些美国佬见蒋方如此表示，个个皱眉，那个小头子道：“由此而知，蒋介石是个最最不知羞的人。且不论他妻子和我们美国的关系，就拿他自己时常找人到美国告洋状来说，他骂雷震的等于在骂自已。我们已经弄清楚，在整个雷案中，他给它戴的是红帽子，穿的是民族主义的外衣，你们看这一段就更加明白了。”
那一段是这张地方报的另一篇评论，题目叫做“民族自尊心与国民贵任感”。有曰，一九四九年蒋帮遁台之后，“有些人远走国外，他们之中，不少人系逃避对国家应负的责任，甚至丧失了民族自尊心。这种人对国家的前途不负责，对祖先和后代儿孙也不负责！”措辞为蒋遁台后所罕见。
更有甚者，“最可痛心的，竟有少数人不以逃避对国家的责任为可耻，甚至丧心病狂，以攻击‘政府’来掩护其卑劣自私的行为。我们并未认为‘政府’没有缺点和不可批评，但同样不能否认，极少数恶意攻击‘政府’的人，实际上是在为他们逃避对国家的责任作辩解，甚至以批评作为他们寻求津贴，在外国永久居留和政治庇护的借口！”这还不够，痛极而嚎，进行反扑的蒋介石把矛头直指雷震等人道：
“不但有些远走外国的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与国民责任感，甚至在‘国内’也仍有少数人不知民族自尊心与国民责任感为何物，不重视自己‘国家’的目的与利益，而逢外自弃，媚外自私，借外自重，这种人以为找到了国际路线，便可变成特殊‘华人’，进可勇于争权夺利，退亦可以托庇外人而入籍。其实对于这样卑鄙无耻的人，别人是绝对不会看重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朋友，也不需要这样的国民。”
面对这种言论，美国佬难以插嘴，因为分明是骂到美国头上去了，蒋哪来这个胆子？
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小头子怪声说道：“蒋的一切，我们太清楚了。我们清楚他绝对不敢开罪美国，可是这些调调儿，分明针对美国，这使我想起那年‘五·二四’台北大反美的事情来，在那个时候，也有人忽然叫起‘民族自尊心与国民责任感’来，何其巧合？”他点燃一支烟，问：“难道在那两块盾牌背后，他们又会煽动民族情绪，和我们过不去？”又自问自答道：“这不可能，因为他们分明已经获胜，雷震此刻正在狱中，我们既未通过什么正式的关系去营救，也没把他从监牢里抢了出来，他们凭什么对我们还不放松？如此手法，他们该知道对他们是毫无利益可言的，雷震只是一笔帐，不是总帐，算了这笔小帐，并不等于结了总帐！”他问庄莱德：“究竟他发的什么疯？”
庄莱德开口道：“据我所知，这是意味着蒋在展开他的‘卫冕战’。他明白，反对党成立以后，终有一天会通过议会政治、两党大选，迫使他的国民党不再是执政党，他也当不了总统，意味着他是完了。而这些促使他将要下台的力量，是从华盛顿来的，在这情形下，我们和他之间的感情其实早已变样，这使他感到紧张，于是来了一个反击，而他反击的主要因素，就是他早已丢掉了的什么民族自尊心与国民责任感。”
小头子道：“庄莱德大使说得有理，请再分析。”庄道：“中国人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浓厚的感情，而这些，正是和蒋的政策方针所对立的，蒋依靠美援，依靠美国，不论他的‘自由中国’或者他自己和宋家孔家的全部财产，全部依靠美国，这就绝对不能符合什么‘民族自尊心与国民责任感’，因此他很少提到这个，时常放在嘴上的，也不过是什么‘国家民族，中华文化’之类，空虚贫乏，不像那样具体。由此可知，他为‘卫冕战’，已经下了好大一个决心，那就是一旦我们对他将要采取什么行动，他就祭起那两句话的‘法宝’，把他面临的困难，转化为一个民族受到压迫的方向去，而像当年日军攻击中国一样，可以激起全体民众的愤怒抵抗，事实上分明为了保卫他自己。但他却制造了‘保卫民族国家’的假象。”庄莱德苦笑道：“由此可知，雷震先生的牢狱之灾，看来已经不能避免，因为放雷震等于承认反对党，而一个反对党的出现等于国民党的垮台，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此你们几位之中，有人专门为这件事飞到这里来，能不能允许我有所建议呢？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请雷震先生在狱中坐下去！”
那小头子透了口气道：“在理论上说，也只有这样了，难道白宫还会对蒋下公文，要他看在我们总统先生份上，把雷震放出来么？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就事实来看，你以为雷震有希望减刑，甚至无罪吗？”庄莱德拼命摇头道：“决无可能，决无可能！因为无此可能！甚至于可以这样说，蒋，就因为要把他关起来，才花了这么大的功夫，目的既又达到，就无转圜余地了。”
小头子对与会者道：“庄莱德大使，是近来我们派在台湾最有成就的大使，他的特点，就是能使蒋视之为知己，不管蒋的表示是真是假，但可以说这就是庄大使的成功处！因此今后如何对付这个人，我们希望庄大使能够出出主意。”
庄莱德道：“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的利害一致，蒋对我个人的友谊，当然不可能超过了我对美国的效忠。对于雷案，我认为只能不了而了，不必再有什么噜苏，因为是没有用处的，闹得越僵，只能促使双方的邦交更加恶化，此外一无所获。”又道：
“对于这个比较特别的政府，我们当然明白我们美国的意图：把福摩萨孤立！把‘两个中国’推向具体化，既然如此，我们何必为了一个雷震而与他再闹翻？”
小头子击桌道：“对，让雷震坐牢，恰好使蒋认为胜利，认为我们已经退却，就可以使他达到麻痹的境界，像吞了一颗新发明的迷幻剂。”笑声中庄莱德道：“这是一面。主要的精神，还是在于执行我们的对华政策，那就是使福摩萨的现状不变！即使有变、也得符合我们的利益，而目前雷案发生之后，可以肯定地说，福摩萨的情形未变。而蒋所以如此紧张，不外乎保留他的地位，除外当然还有一些想法，但那是迷幻现象，距离事实还有好长一段道路，他这辈子肯定是走不到头的了。”
小头子问：“你的意思是指进军中国大陆？”庄道：“不错，这个问题，相信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谈的，我们谈的是雷震案之后的福摩萨局面。记得我看过一个有关文件，把重点放在不公开的活动方面，我是赞成的，你们尽可以放手做去。”庄莱德低声道：“该记得，他的年纪太大，而他儿子的‘本钱’太少，这是不成比例的两代，一旦有事，一个失却重心的局面就会出现。”
那小头子又道：“既然如此，我在这几天里就该回去一趟。只是我想知道一些关于雷震的情形，他提过打没有？他两次受审，蒋方对他是否很不客气？诸如此类，这里十几个人中，是否有人在他被捕后见过面？”当下一名五十左右的黄脸黑发“美籍华人”说道：“我去听过审，用其它单位名义弄到了一枚旁听证，也没有人怀疑我。”这个“假洋鬼子”道：
“蒋方警备总部高等军事审判庭，那天公开审判时，雷家全去了，他太太宋英，长女凤陵、三女美琳、长媳徐予安、女婿陈襄夫、堂侄雷鸣、姨侄程积宽等都去了，但是这么多人只领到两张旁听证。一张由宋英专用，一张由其他几个轮流使用，当然很着急，雷美琳就向警总发言人王超凡办交涉，叫他‘王伯伯’，请他多发几个旁听牌。王超凡表示有困难，美琳说如果她父亲受审时，家人都无法旁听，还说得上什么‘公开’？王超凡不好意思了，终于在下午开庭时，和军法处长周正商量了一下，准许他们全家旁听，站在法庭最后一排，待雷震还押时，一家人没法接近他，母女都哭了。”
那小头子也叹了口气道：“蒋介石在这方面，也未免太过分了，难道你能保证永远太平无事吗？”问：“辩护律师一点用处也没有吗？”那假洋鬼子苦笑道：“雷的律师是立法院的少壮派委员梁肃戎，曾经是国民党谍报组织中人，能言善辩，早年曾派到东北做地下工作，给日本方面逮捕，判处死刑，就在行刊前几天，他千方百计逃了出来。我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律师，那天在法庭他从法理、事实和人情各方面，向审判长逐段陈述，旁听席上，竟然有一个男人感动得流下眼泪来。他很沉痛，因此报纸上对他的详细过程，一字不登，他说由于朝野对当前国是的观点不同，不幸发生了这个时代大悲剧，他相信雷震是个反共抗俄的坚决执行者，他做过很多有利政府的事情，因此判他有罪是不对的，他说本案对国家，对历史都有责任。而最后，这位律师已不容于蒋，这几天盛传他已给立院除名。”
那小头子皱眉道：“连辩护律师都要受到这种遭遇，不问可知又是蒋对雷的打击，好吧，我明白了，雷震的十年官司是吃定的了，我们在福摩萨的做法，也是非改变办法不可的了。”
庄莱德耸耸肩，两手一摊，只有摇头长叹。那宋英，也只有请人撰文，替丈夫叫屈，不时探监，哭泣不止的份儿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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