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那些老掉了牙的“青年党”头头容易打发，但已经失却了自由的雷震却难以对付。此人本身有着这么个来头，有着这么多“身份”；而且他的妻子，也是“监委”一名；连郝乐逊和胡适都在为他的被捕作正面侧面的呼吁，反对党等中某些人犹图展开反击，而且雷震还有一个嫁在美国的女儿，也开始了为营救乃父而奔走求助。在上述情况下，小朝廷对雷等四人，无论如何不宜硬来。好在该案无需法庭提堂，无须争辩，也就并不存在什么迫供问题，“判案”在动手抓人前已作定论，最多在公布的消息中某些字眼有待斟酌而已。于是乎，雷震也用不着挨打挨逼，小朝廷的“民主精神”也能“发挥无遗”。可是总不能一句话也没有，陈大庆派人用警备总司令部名义前往狱中探视，希望再找到一些甜头。
那是一间特别拘留室，不同于一般监牢，那人进房，见雷坐在那里发征，也就笑着招呼一声，间他睡得可好？雷震打量来者，半晌才说：“我怎能睡得着？”那人道：“其实不必，事已至此，雷先生也用不着太操心了，你的三位同事，都在开始招供，因为事实俱在，争辩无益，雷先生可以看得开一些了。本来嘛，这种时势，有人以为政府一蹶不振，孰不知三五年内就可以重回大陆，于是，变了。”
雷震皱眉冷笑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你，你们太高深了。”那人掏出烟来道：“请！”见他不理，也就自己把烟点燃，笑道：“雷先生知道，自由民主也该有个限度，如果自由民主影响了‘国本’，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了。即使在美国，也何独不然？要不，美国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也就没有设立的必要了，而那个中央情报局也早该关门大吉了。”见雷震不理，又道：“如果雷先生认为需要，我们可以准许你寄信出去，例如给你的女儿，或者胡适博士等人，要他们不必为你的事情奔走，因为这是没什么用处的。”
雷震开口道：“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不但希望我女儿和朋友们为我奔走，我自己还要请律师辩护，乃至控告你们警备总司令部！我已经失掉了自由，不怕你们用任何欺骗手段！相反，希望你们严刑逼供，把我折磨死了，也就显出了你们的民主自由。到那时候，美国方面会更加清楚你们耍的是什么手段，原来是这样的。”雷震惨笑道：“他们会说很好，于是大量美援滚滚而来，你们现在不是在吵过不了关吗？”
那人作苦笑状道：“话是这么说，无奈美国和我们之间，忽然出现了不愉快的局面，存在着一些芥蒂，因此经援大减，军援不来，这些事情瞒不过雷先生。因此，如果雷先生认为有妙计可以缓和双方这种情势，并且使美援真能源源而来，我相信雷先生就可以很快结束这种‘作客生涯’，早日归去。”雷震一怔，暗忖此人胃纳之佳，前所未见，在如此情状下居然忘不了美援，一下子也不知如何对答，半晌，愤然道：“我不懂得这些，我只知道要出去！你们没有理由抓我们四个！”
那人笑道：“雷先生，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何况你们四个是大男人？真是的，你们为什么要丑诋‘政府’？刘某某等人，通‘共’有据，雷先生又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没发觉呢？”
雷震恨道：“通不通‘共’，全凭你们两片嘴唇皮！你们的人从香港发出假信，冒共党之名，行陷害之实，请问这算是什么‘共’，还不是像此刻一样，我们面对的就是你们的人吗？再说所谓香港户口，按月存钱，算是新党接受中共津贴证据，表面看来，好像真的，略一思素，也就笑痛人家肚皮，世界上哪会有这么愚蠢的‘接济’？又哪会有这么个笨蛋在台湾接受这份‘津贴’？你们陷害我们的花样，可想得真绝！”
那人仍然一脸笑道：“雷先生火气倒是真大，难怪在《自由中国》上，把政府和‘总统’骂了个真够瞧的！”雷道：“这不是骂，这是批评！”那人道：“你把‘总统’祝寿说成是丧权辱国的西太后祝寿，还不够瞧？”雷震笑道：“这可怪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是清朝的大臣吗？他们不都是西太后的手下吗？而‘总统’不是对曾、左、李他们崇拜得不得了吗？好，现在有人把他比作西太后，不是比曾、左、李更高出一筹吗？有什么不妥？”
那人瞪了他一眼道：“用不着辩了，你们分明在骂街，西太后祝寿，不是连海军费用都用掉了吗？”雷震闻言大笑道：“那更好了，西太后祝寿，用掉了海军费用，可是你们的‘总统’祝寿，不但没有用掉了海军费用，还收到了各方好大一笔贺礼，这又怎能比呢？”
那人苦笑道；“算了，我们不谈这个，我想诸问雷先生，究竟刘某人的通‘共’，为什么你一直没告发？”雷道：“好极了，我也想请问，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你们防这防那，防得真是热闹，那像刘某一样，在台干了十年的什么谍，你们居然没有发觉，你说这又可能吗？”
那人瞅了雷震一眼道：“对于这种人，你不是不知道，有时侯，不一定非马上动手不可的。”雷震冷笑道：“可是‘看着’他十年之久，你们的涵养功夫也未免太好了！再说他从香港来台湾时，已经吃过相同的官司，由本党重要高级党员崔书琴保了出来，说明他实在没有事，要不崔书琴会冒此风险？我又明白了，崔书琴已经过世，因此你们没什么顾忌了，可是你们也不想想，这种做法，实在不能使人信服！你们喜欢乱抛红帽子，从美国到台湾，知道的人可是很多的呢？”
那人摇头道：“雷先生别先作结论。你的同事，已经承认有其事，你又何必为他辩论？这件事闹到后来，你自己纵无这个罪名，也多少应该负点责任，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劝你平心静气好好合作，犯不着和我们每一个人伤了感情。”又道：
“因此，令千金在美国的活动，你也有必要劝她有所约束，闹大了，对本案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对你雷先生却有不便之处，你以为对吗？今天台北就有一家报纸，登出一篇美国通讯，说令千金的奔走，使中国人感到很不痛快，因为这是我们的内政，不该求外国人。”
雷震气道：“我女儿的事，她自己有分寸，她知道她的父亲无罪，因此要求大家支持，这没有半点不对的地方，你们又何必要我作说客？把我放了，外加道歉，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你们的‘民主风度’，也蛮有意思的吗？”那人笑道：“雷先生想得很周到，可是在理论上或许对的，事实则否！你可能还不知道令千金在美国怎么说？”一顿，对这个反对党头子道：
“令千金在美国居然这样说，居然这样向国务院呼吁：如果这里不放你，美国对这里的一切美援也就全部停止！你想想，这还成什么话？用外国人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内政，那是使每一个人都为之痛心疾首！令千金想来是个聪明人，可是这下子的效果相反，虽曰爱之，实则害之，希望雷先生三复斯言。”
雷震恨道：“我已经虎落平阳，没什么可以说的了，我自己的事情都管不了，女儿还在美国，更加没法管，你们再也不用为我女儿的事情来说什么了！我只有一句话奉告：我无罪！我要请律师打官司，相信你们未必赢得了我，因为你们理屈！”
那边厢蒋经国在嘱咐陈大庆道；“根据美国来的消息，他们对于雷震案，是非常不痛快的，因此我们的做法是，尽力避免引起美国的刺微，无论发新闻，写文章，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许刺激美国！要知道，这件事的本身，已经是对美国的刺激；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一切都在‘共谍’帽子下面进行的。如果在文字和谈话中再对他们刺激，那就非常可能引起更大的反感，而这种发展，肯定对我们是不利的。”
陈唯唯，再听他说：“因此，你要转告他们，对于雷震个人的攻击，范围也别超出上面的原则，否则容易闯祸。”陈大庆说：“到目前为止，对于雷震个人的攻击，一般不外乎两个题目，一个是‘挟洋人以号令政府’，一个便是手下有人当‘共谍’而竟予包庇，相信其它没什么了。”蒋道：“也不！那顶红帽子，也该小心运用，否则会显出原形来：原来没这回事！因此如若谈到这个，一定要非常简单，设若话多，非露馅不可，那就会引起人家的反感，这对我们不利。”
而在美国，胡适回答国务院的询问道：“到现在为止，他们并无杀掉雷震的打算，上法庭则不可免，问题在于上的是他们的军事法庭而非一般法庭，这对雷震是件大大不利的事。”
那官儿道：“那胡博士以为，我们此刻可以做些什么？”胡道：“暂时官方不必开口，看它的发展再说。目前而言，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固然非常狂妄，一口气抓了四个，但是同时又非常惶恐，不致提到美国，而一口咬定由‘共谍’案引起，那就让他们唱下去吧！今天非抓雷不可，人人知道是为了反对党，如今这个反对党已经给他们反对掉了，他们会感到满足，因此目前不会再有什么发展，高玉树、李万居等人也不会再给抓去，台湾本身就是个四面是海的大监牢，谁也逃不出去，因此他们反而可以充一充什么‘自由民主’。在这情形下，贵国政府如果加以干涉，反而不智，一方面，他们可以拿美国对雷的支援作为雷‘挟外人以自重’的注脚，这就会掀起反美，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的温床，把中美问题变成民族问题，这就会使问题尖锐复杂，而且也是他们所希望的，我们可别上这个当！”
那官儿苦涩地笑道：“可不？‘五·二四’那件事其实并没有真正过去，胡博士所言甚是。不过你也明白，这种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对我们美国大大不利，因为显然有它的影响。”
于是双方都在研究下一步骤。雷震之妻宋英在丈夫被捕之后的第二天，九月五日曾向台北地院递状，要求依照提审法提审雷震，被法院在六日那天裁定“声请驳回”。但裁定书中注明：“如不服本裁定，得于送达五日内提出抗告”，也即是要她向高等法院打官司。八日，宋英提出了“抗告状”。而按照小朝廷提审法的规定，提审为二审终结，也即为高院的裁定属于最后的，雷震是否得由军法机关改为法院审判，就得由高院对她“抗告状”如何裁定而定。
有关人们研究宋英的两次状文，认为系新党根据提审法和现行“宪法”保障人权诸条款所作的还击；措词严谨，据理力争，乃使小朝廷不能不妥为应付。
宋英在“抗告状”中说：“为声请提审，违宪驳回，不服裁定，依法抗告事，抗告人之夫雷震，即《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也即在筹备中之反对党发言人之一，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非法逮捕拘禁。抗告人依据宪法第八条第二项声请提审，依据宪法同条第四款声请追究，原裁定引用提审法第一条，驳回声请，罔顾宪法，殊属有亏职守。”于是抨击之曰，根据什么什么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原因以书面通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亲友，并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本人或他人也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其中未见‘非法’字样，显不专指非法之逮捕拘禁而言。故逮捕不论是否合法，俱限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本人或他人也得声请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原裁定谓‘如被法院以外之机关依法逮捕拘禁者，自不得声请提审’云云，乃属不合宪法之遁词。”洋洋数千言，把小朝廷的“宪法”驳了个体无完肤。
而宋英的“声请状”更加那个，有道：“声请人宋英，五十九岁，安徽人，住木栅乡埠腹路七一号之右，现任监察委员。被捕人雷震六十四岁，浙江人，拘押于警备总部。本月四日为星期日，上午九时许，声请人之夫雷震在家阅读书报，闻有叩门呼唤之声，声请人随同应声外出，则门外站有约二十人，一着军服，余为警探及便衣，着军服者出示台湾警备总司令拘票，谓雷震犯有叛变罪嫌，即予逮捕，派人押解而去，旋率余人入室搜索，检去书札文稿多件。”
交代过后，宋英便道：“查人民身体之自由，宪法第八条第一项定明应予保障，‘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浦拘禁。非由法庭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非司法或警察机关，未受法院之委托，不照宪法之规定，滥施逮捕，实属蹂躏人权，蔑视自由。”又道：
“雷震发行《自由中国》半月刊，鼓吹民主宪政，争取言论自由，登载之文章，未尝逾越刊法第三百十一条第三款范围，对于任何人无论官吏或平民，其行为纯属私德，不与公共利益有关者，从不批评，实无诽谤。借谓关于维护宪法之议论，涉及‘总统’连任问题，即为该台湾警备总部发言人所谓‘诋毁之首’，罪大恶极，亦系半年以前之事。他如‘今日问题’及‘反攻大陆问题’之社论，发表更已三年之久，被逮捕时，雷震未出户庭，无所作为，实不成其为现行犯。乃竟肆行拘捕搜索，尤其违背宪法。”
用“宪法”作还击的箭靶，乃使宋英的辩护获得喝采！助纣为虐者本来理屈，但因“打雷”的公开理由实在站不住脚，于是蒋介石父子自置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听宋英在辩：“‘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宪法第九条规定綦明，无可曲解。任何法律擅以审非现役军人之权赋予军事机关，即系抵触宪法，依照宪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项，应属无效。台湾警备总部引据之惩治叛乱条例，根本抵触宪法，不足掩护该警备总部之不法行为。”又道：
“根据宪法第八条第二项，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时，其逮捕之机关应‘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同条第三项‘法院对于前项声请不得拒绝，并不得先命逮浦拘禁之机关查复’；同条第四项‘人民遭受任何机关非法逮浦拘禁时，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声请追究，法院不得拒绝，并应子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拘禁之机关追究，依法办理。’兹依据上开宪法条文，”宋英作了提审其夫以及公布罪名的声请，并且强调“法院不得拒绝，并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及研究”。老蒋见内中如此之多的“二十四小时”，皱眉问儿子：“这宋英所说的‘二十四小时’，可真有这回事吗？’’小蒋苦笑道：“倒是真的，非如此不能表示‘民主’嘛。”
再说就在这当儿，有个美蒋“文化”什么会的美国佬前往警备总部找“发言人”王超凡，说是为雷案要了解几个问题，王一一说了，说是该部军法处对该案正在进行侦察审理，短期内必能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得到公平解决而真相大白。不过“治安当局确系在搜集获得叛乱有力的证据后，始将雷震等加以拘捕的，这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发现雷案中的疑犯刘子英是个‘共谍’，而雷震也牵涉在内。”
美国佬微笑不言，听王说：“拘捕雷震时，由军事检察官桑振业上校，书记官方霭华上尉，保安副大队长施健良中校，副中队长郭振斌上尉和队员曾惠远等五人，会同该管区警察及里邻长依法执行，并由雷妻宋英当场签证各项手续，一切采取公开方式进行，四个人都这样。”美国佬又笑笑，说了句：“你们设计得很周到。”又听王交代了逮捕经过，叙述另外三个人的情形道：
“涉嫌叛乱与雷震同时被捕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傅正，江苏高淳人，卅六岁，曾经读过三所大学，干过不少行业，是一个不满现状的激烈分子。他过去一直在治安人员注意之中。他所住的台北市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房子，是一间日式的省府秘书处职员宿舍，后来由雷震借用，作为刊物的职员宿舍。”
美国佬忽地问道：“那么，你们注意那个姓傅的，有十年之久了？”王超凡没料到有此一问，说：“大概是吧！”又道：“那间宿舍住了三家，傅某早出晚归，与同住的两家极少往来。四号早晨九点半他被捕时，曾经大声叫喊：‘有什么事要到警总去？我除了写文章有点激烈外，并没有犯法呀！’”美国佬又咧嘴一笑，听王说：“那个刊物经理马之骕，河北人，卅七岁，结婚不到一年，住在台北市郊永和镇中兴街四十四巷五弄五号他丈母娘家里，这个人很活跃。”又道：
“最危险的人物，当然是那个五十四岁的刘子英了，这个会计一身兼三职，除了会计，还是‘国史馆人事室主任’和‘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文书科长。他能力很强，受到雷震重视，而且他从香港来到台湾，也是雷震作保的。他在共产党进入南京一年之后才出来，在南京时是监察院的专员。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是个掌管财政的，很有办法。听说早在事前，已经有个国际情报机关对他注意，而且他被捕之后，就有人要保他外出，说明这个人是不简单。”美国佬闻言又笑。
笑了一阵，美国佬忽地问：“那你们对雷太太的抗告与声请，又采取什么态度？”王超凡道：“这个很简单，台北地院刑庭推事周淑厚研究结果，认为警总依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后段所说：‘凡在戒严区域犯者，不论身份概由军事机关审判之’的规定，该案无须在地院提审，因此二十四小时内即予驳回。”美国佬又问：“那警备部要不要审讯？”王道：“我以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答复你，此案是否公开审判，要在起诉后视案情内容而定。因为依照规定，军事审判应该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防机密或军警的案件，就不得公开。”又道：
“我知道有人关心反对党和《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答案是不可能受到影响。反对党固然可以继续进行，不因雷震被捕而停摆，刊物也并未受到封闭，不过今后是否继续出版，就要在雷案判决时才能决定。”美国佬这回笑得更是古怪，说：“那我们一般人都可以估计得到的了，雷既是反对党的负责人，又是《自由中国》的负责人，他进了监狱，还有谁去代替？那不可能！再说反对党的所有文件全部给你们搜去了，而且参加反对党者，已经人人受到你们保安人员的‘访问’，他们都不敢参加新党了，哈哈！”
王超凡一听忙不迭站了起来急道：“没这件事，没这件事，如若不信，就在一两天内，你就可以看到反对党宣布成立筹备委员会的声明。”美国佬道：“这个，你们从何而知？”王超凡面孔发烫，强笑道，“这是反对党方面自己宣布的。”美国佬道：“那他们四个现在什么地方？外面人可以去探访他们吗？”王超凡闻言摇手道：
“不不，以后或许可以，现在还不能如此优待，因为这不是普通案件。但是大家可以放心，他们四个虽然不在一个地方，然而每人有六席大的地方活动，六席就是六个榻榻米的大小，你或许已经知道了。当然，”王超凡道：“他们不是在家里，情绪上难免有些不安，可是生活上可十分优待。侦讯工作采用座谈方式，除了军事检察官和雷震外，第三者只有一个书记官，因此雷震在被讯时可以自由发表辩论，毫无拘束。”王又道：
“我今天去过，今天是第三天，知道雷震每天照样早起，前天还到室外庭院散步，和看守所张福庆所长谈天，赞他把看守所弄得很有秩序。”美国佬闻言大笑。
王超凡忍不住了，强笑道：“阁下以为这也是可笑的吗？”美国佬却说：“请你说下去。”王无奈。说道：“雷震还对看守所张所长说，过去他对军法不良的成见，已经感到这是一种错误，还感谢看守所给他个人的礼遇和优待哩！五号那天上午，军法当局曾经请军医替他检查健康和血压。他的血压是七十四度、一二八度，相当正常。看守所每餐为他准备的丰富饭菜，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宋英女士已经无心出席正在集会的监院会议，她好几次到看守所去，想每次都能看到丈夫，但限于法令规定，不可能每次如愿，她曾在一张纸条上劝告雷震：‘宽心保重’。”
美国佬道：“据我们所知，雷震的妻子似乎还没有能够见到她的丈夫。”王超凡又一征道：“这个，我所知道的好像有所不同。”反问道：“你还听到了什么？”美国佬道：“我听到不少人说，你们把雷震抓去，目的只是要求他既不参加那个什么反对党，又不再出版那个什么半月刊，因此必然会好好地招待他，就像养一只什么名贵的鸟儿一样。”
王超凡忙不迭否认道：“并无此事，并无此事，他确乎因为叛乱案被捕，再因为刘子英的‘共谍’案而受到牵累，我们是个‘法治国家’，绝不会是一种对私人的攻击。”
这边厢在作试探，那边厢在作挣扎，蒋经国闻道新党的筹备委员会，竟然在雷震被捕数日后宣告成立，面有忧色，陈大庆劝愈道：“这个新党，绝无可能弄出什么名堂来，因为美国人不便正面干涉，而他们的基础又实在薄弱。”蒋经国要过有关消息看了，只见新党这样声明：“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称，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自九月十二日起成立，‘选举改进座谈会’撤销。筹组新党工作虽因雷震被捕而遭遇若干困难，但决不因此退缩，故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筹备委员会议，商讨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事宜。”
那声明中指出道：“雷震之被捕，当局谓与新党无关，实难置信。”声明中是称雷为“反共爱国”的民主斗士，对雷之被捕认为此乃违背宪法，侵害人权，但这份声明仍用雷震、高玉树、李万居三人名义发表。有道：“我们负责筹组新党的选举改进座谈会第五次召集人会议，经于九月十一日在台北举行，关于组党工作之进行及雷震、傅正两先生之被捕，会中均曾详加讨论，兹据我们的决议，特发表声明。”倒也引起了各方的注意。
那个反对党声明三点，有道：“第一，我们决定将选举改进座谈会撤销，即日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今后一切对外事项，概以‘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之名义行之。我们仍推定雷震、李万居、高玉树为发言人，在雷震未恢复自由前，即由李万居、高玉树二人负责。”蒋家父子认为这一段说明了反对党还没有到达死心的地步，有待增加压力。
“第二，”反对党的声明道：“我们对雷震、傅正两先生之被捕，深感惊异。虽当局一再声明彼二人之被捕，系由于《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叛乱，而与筹组新党无关，但衡以下列事实，我们对当局此项声明实难置信：①台湾警备总部逮捕雷震所引证之文字，多系《自由中国》早经发表者，是项言论如有罪嫌，当局何不早以出版法予以处理，而必须于新党成立前夕采取行动？②雷震、傅正若只因《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在逮捕彼等时，何以将存于‘自由中国社’及傅正处之有关新党成立宣言及其他文件也一并搜索而去？雷震为筹组新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傅正为筹组新党之秘书，今竟同时被捕而犹谓与筹组新党无关，其谁能信？”
又道：“我们深信雷震先生为一热忱的反共爱‘国’之人，亦系一坚强的‘民主斗士’，警备总部今竟以‘莫须有’之罪名予以逮捕，始则指为涉嫌叛乱，继则谓为与‘共’谍案有关，似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属违背宪法，侵害人权，我们不得不提出抗议，并要求当局立即予以释放。再退一百步言，如真涉有罪嫌，亦应迅交司法机关公开审理，以昭大信于天下。因为军法机关无权审理非现役军人不独于雷震，傅正亦然。”
蒋家父子嗤之以鼻道：“我们祭起红帽子，你们也祭起反共的白帽子来了，休想！”再看那第三点写道：“我们筹组新党工作，虽因雷震被捕而遭遇若干困难，但我们决不因此而退缩，我们认为成立一有力的新党，促使‘中国’政治走上民主政治常轨，实为今日自由中国人士之一致的愿望。此一趋向，决非任何压力或打击所能阻止。本此信念，我们决于最近期间内召开全体筹备委员会，商讨中国民主党之成立事宜。”
就在这个“声明”见报之后的中午以前，除了李，高二人之外，所有反对党的筹备委员统统接到“有关机关”的电话，问他们是否出席那个“大会”？问他们是否和雷震共进同退全间他们今后是否想在台湾住下去？这么着，没有一人答复“准时参加”，散了。
而李万居家中，也就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掏出名片，李万居一见是“安全局”中人，也就苦笑道：“阁下谅必为反对党的问题而来。”那人道：“一点不错，我们希望知道的是，阁下究竟还召不召开反对党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大会？”李道：“已经登报。”那人道：“万一只有你和高玉树两位出席，这个党还成不成立？”李万居一怔，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恨道：“你瞧，我的家，给烧了，如今搬到这个小地方来，未免逼人太甚！我的报纸，既不许报贩卖，又不许人登广告，甚至连几个编辑记者都给莫名其妙抓了，更是逼人太甚，这种情形，难道要我们台湾人受一辈子吗？”
那人道：“你的房子怎么个烧的？问消防局！你的《公论报》业务不前，我们无法知道，你的人为什么抓进去？他们有口供！”李惨笑道：“对，他们个个是共产党，个个戴上了红帽子，老兄哪，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欺人太甚，我们活不下去啦！”
那人撇撇嘴道：“关于这一点，我倒正要对你说，这不是什么中国人、台湾人的问题！是不是意图颠覆政府？是不是想来一个兵不血刃的孙立人事件？这些，相信你比我们更加明白，不必再提！”
说罢就走，李欢又气又急，拦住他道：“你别走，听我说清楚，我们反对党中人之间，或许有人和美国朋友来往，那一点也不稀奇，‘政府’自‘蒋总统’以下，那一位走的不是亲美路线？在‘政府’这种号召之下，有人和美国盟友往来，这又算是什么罪名呢？”
那人道：“我走了，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走亲美路线满不是那回事！你懂了？如果不懂，可以问我！如果懂了，可还要成立什么党什么派，那来日对你有什么不利，可别怪我们事先没打招呼，这一点，希望你对反对党中的每一个筹备委员说一声！”说罢驱车高玉树家，满脸笑道：
“早想来拜访你，无奈没有时间！”高连说：“不敢不敢。”那人道：“我们知道，高先生在台北市长竞选中败下阵来之后，对政府一直有误会，是不是？如果是，那我可纵告诉你，这用不着！‘胜负乃兵家常事’，高先生又何必为这件事，耿耿于怀？如果因为这件事高先生就要来一个反对党，那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聪明人，真是聪明一世，糊徐一时，哈哈哈，对吗？”
高玉树一听弦外有音，忙不迭招呼来人坐了，此人何等机灵？反蒋为的是升官发财，不反蒋同样为的是升官发财，反正有的是后台，什么正义公道，那该几个钱一斤呢？当下也就邀他吃喝起来，与李万居对待此人完全不同。
那人笑道：“久仰高先生仗义疏财，交游广阔！”高玉树一听不觉一怔，暗忖：“我和台北黑社会的关系非常秘密，连一般黑人物都不知道，他们可是已经有所闻，倒不能等闲视之。”也就顾左右而言他道：“政府支持我的竞选对手，我也只能败下阵来，哈哈，我高某人人单势薄，怎能和政府的力量比较？不过败得有点光采。”那人又笑道：“其实呢，‘地方自治’嘛，高先生乃本地俊彦，由你出任台北市长，老实说还有点委屈。”高一听浑身像经过按摩似的好不舒服，可又叹道：“没有用咯！”那人道：“反对党这回事，我们劝你别再花功夫了，雷震已经入狱，其余的筹备委员眼看没有作为了，也就个个打退堂鼓，到那时只剩下你和李万居两个。李如果是反对党负责人，你就是第二把交椅，‘一人之下，无人之上’，哈哈哈，这个党魁还有什么味道？不如算了。”高玉树试探道：“那我不能闲着，为地方做点事，这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不大相信反对党的筹委们会从此不闻不问。”
那人与他碰杯道：“我不是神仙投胎，对你们这回事猜不到什么。不过我今天来拜访你了，可以顺便告诉你，只要你放弃这个新党的活动，下届台北市长竞选，你就英雄有用武之地，不愁没有为地方服务的机会了。”
高玉树这一喜非同小可，可又发愁道：“话这么说，但是你知道的，我们反对党人同进共退，我不能失信于人。”那人闻言大笑，说：“这些地方何必斤斤计较，老实说，这些年来，人家失信于你或者你失信于人，都不是第一遭，你怕什么？特别对于李万居他还不是青年党的底子？但他登报脱离青年党，这不是失信于青年党么？他可以失信，你又何必执拗？何况这个反对党只剩下你们两个，他第一你第二，哈哈哈哈，你反而屈居他之下，你当过台北市长，他穷光蛋一个，他的《公论报》眼看要落到人家手里，否则连饭也开不出来，你这么个聪明人，何必跟着他走独木桥？跟‘政府’走一条大路，有什么不好？”可又沉下脸来道：“再说外国朋友的那一套，老实说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的老头子，和共产党较量不过来，可是和外国人拗手腕，就不一定会输哩！”
高玉树一面敷衍，一面试探道；“那当然。不过‘政府’对于美国，可也真是客气得可以。不是有好多问题，只要华盛顿咳一声嗽，台北就忙不迭把事情办了的吗？”那人也不示弱，笑道：“你看到的只是一面，并不完全，不是也有一些问题，‘老头子’坚决不让，他们也就马马虎虎算了的吗？对你说了罢，美国无论有多么厉害，有一样‘法宝’他可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共产党喊出了这个口号，你也明白，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跃跃欲试，蠢蠢而动了，美国就怕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原子弹和氢弹都是炸不掉的，台湾问题如果有一天变成了民族问题，那美国为了台湾所做的功夫，所花的本钱，就会全功尽弃，你是个聪明人，你当然明白。”
高玉树暗忖：“老蒋花样不少！可是旁人尽管有资格谈民族问题，他怎么谈得上呢？”也就笑问道：“老兄所言甚是！但是我们几时可以谈得上民族问题？我们台湾没有民族问题！”那人道：“也不，我们有两个题目谈到民族问题，一个是‘台湾独立运动’分子所提的，什么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们可以大做文章。另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高玉树笑出声来道：“谁还谈这个三民主义呢？连你们自己都忘记了哩！”
那人皱眉道：“老兄弄错了！这个玩意，妙在备而不用，有备无患，你懂么？如果现在就谈民族主义，那中美之间的条约和协定，也就不能再提，可是有朝一日要用上民族主义了，‘老头子’就会大声呼吁，说中华民族受到外力侵略，大家要奋起抗战什么的，民族主义不是又可以大行其道了吗？”
高玉树闻言吃惊，心想，这一手当真大出意料之外，一旦台湾有些风吹草动，美国要直接插手而引起蒋家不满的话，那真的会提出民族主义口号，到那时也真要瞧热闹了。当下就说：
“我们台湾人，你最清楚，没什么的，因此我高某人，也是没什么的，只要让我过得去，我凭什么搞反对党，风风雨雨。这不是没本钱生意，也不是闹着玩的，老兄今天来了，我就如实奉告，我不搞反对党了，但是今后如何，也就‘万事拜托’！”那人喜道，“这样说起来，今天兄弟不虚此行，那个反对党问题，你决心不再理睬便是，至于今后老兄的出路，我可以拍胸脯毫无问题，包在我们身上，但是，问题也不这么简单，你可得答应我们一件事。”
高玉树暗忖：“还有什么啰哩噜嗦的？”也就说：“只要兄弟能力所及，自当遵命。”那人道：“那你一定办得到。我们早知道台北的秘密结社，和老兄似乎有点关系。”高忙辩道：“没有这回事。”那人道：“别客气了，台北市上，如今人马最多的秘密结社，据说是阁下支持的，此事瞒得了旁人，瞒得了那些会员，可瞒不了我们。据那些秘密结社分子说，他们的后台奇硬，硬到不得了！不但是官员支持，而且还是个第一流的大员支持，他们说不出名字，有人就暗示蒋主任。”高玉树闻道外间把他讹传为蒋经国，不禁失笑，又听他说。
“但是，那秘密结社的玩意，‘老头子’是天字第一号人物，当年他是上海青帮负责人之一，什么阵仗没见过？今天有人要耍帮会花招，老实说那真是关夫子门前耍大刀，孔夫子门前掉书包咧！”又道：
“但是，你也不用紧张，我们无意要你交出这个秘密结社，或者解散什么的，不是那样，而是希望你自己明白，不许他们惹事生非，不许他们破坏治安，而要能为‘政府’所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坐稳这把大阿哥的交椅，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政府’那边取得谅解，取得默契，否则，嗯嘿，这个秘密结社规模再大，也没用的。”
高玉树还想否认，那人已告辞道：“我知道你将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老实告诉你，我今天专诚拜访，对你不但毫无恶意，而且很有点意思，是不是？”高忙不迭说：“是是。”那人道：“这样就好，大家还有见面的机会，而且以老兄如此大材，老头子还有好多事情要你帮忙的哩！”
高玉树喜不自胜，自以为因祸得福，对反对党也就决心搁下。但李万居却有所不同，极力主张干下去，因为有如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台，不干不成。高玉树叹道：“我们一家一当都在台湾，坚持下去也就是僵持下去，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李万居说道：“你的口气变了，莫非你已经受了他们的警告？”高反问道：“难道你没有受到他们警告？”李道：“当然有，但这不成问题，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如果因此中途而废，我就向朋友们诉说你的不仁不义！”高玉树摇头道：“今日之下，你还要硬碰硬，我劝你冷静想想。我先问你：胡博士后台不能说不硬，但他为这件事有些什么话说？”
李万居恨道：“你别做出临阵脱逃的事来，要不台湾人会恨你一辈子！”高玉树有点紧张道：“我们感情一向不错，怎么你今天会这样对我？”李恨道：“这该问你自己！外面已经盛传你倒戈相向，要全部新党筹委会委员退出，我不信，可是一个个电话问过去，都是真有其事，他们一个都不参加了！”高玉树吃了一惊道：“冤哉枉也！分明你中了人家的离间计了！当年大家反对台湾青年当兵，可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你一个人，说是你在号召役龄壮丁不去报到，破坏政府兵役，吓得你在报上连登三天启事，说明你并无其事。今天他们不过是把你换成了我，你干吗要相信这种谣言？台湾的谣言之多世界第一，你……”
李万居道：“我不管这么多，我只问你一句话：新党只剩下我们两个头头，你究竟干是不干？”高道：“话到这里，我要劝你几句。我不是不干，而是干不下去了。你想，这个党只剩下我们两个，怎么个干法？我们当然可以大量吸收党员，但是你最明白，还有谁有胆子参加我们的新党呢？我敢拍胸脯打赌，那是连鬼都不会来一个的！到那时候，我们两个本来已够狼狈，岂不是更加狼狈？请问你，你我都是有地位的人，何必在这时候给人家当做讥笑的对象呢？而且，干，也干不下去。”
李万居一听气得没法，但高玉树的话可又句句是实话，反对党尽管可以在台北挂上招牌，招兵买马，但是前后左右给大量特务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进出出，那这台戏又如何下得了台？可是如若不干，未免示弱，又把这番意思说了，高玉树大摇其头道：
“什么示弱示强？这算什么？美国在高丽战场其实是给打败了的，他们也只能拼命掩饰；蒋老头子给共产党赶出大陆到台湾，还不是一样拼命掩饰，好像反而像打了个胜仗似的？他们尚且不在乎，我们小小一个新党，又怕什么下不了台了根本还没成立，而巨如果打了退堂鼓，老头子对我们也就会客气一些。你再想想，还是拼到底呢？还是待之以来日？”
李万居心头一沉，咬牙切齿道：“你的话当然也有对的地方，但是我这条心还是没死去，我还要到外面去走一遭，看看还有没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如果真的已经绝望，我再听你的另作打算。”高劝道：“你有空出去走走，不如找几个人上北投打牌消遣，还有点意思，否则你得不偿失！难道你不知道？就有很多‘义务保镖’，在我们的屁股后头！”
李万居闻言默然，但仍继续奔走，希望有所挽回。那边厢蒋经国与陈大庆也在调兵遣将，双方结结实实打了一仗。陈报告道：“瞧模样，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新鲜花样。他们本来已经不敢声张，只因胡适在美国开了口，而有些留美学人也说要表示态度，这边的几个人才又哇啦哇啦吵起来的。而所谓留美学人如何如何，又只见之于李万居的《公论报》，因此我怀疑这是他们造出来的，意图给我们一些压力。《自力晚报》今天还刊出高玉树最近给在美国的潘公展一封信，感谢他对于组织新党的‘鼓励与关怀’，还要他回台湾‘共同努力’。”陈大庆道：“这个人，此刻的情况已有所不同，相信如果今天要他写这封信，他就不干了。”
蒋经国点点头表示同意，又道：“我见成舍我、胡秋原等几个，在‘联合国’发表对雷案的共同意见，说是‘言论犯和文字狱应当依照刑法和出版法处理，不该以叛乱论罪和军法从事。’”笑道：“他们是没什么作用的，不过，你们要地方法院整高玉树，整得可是相当高明。”他指的是台北“地检处”正在向高施压力，指摘他在“台北市长”任内挪用公款，准备传讯，如若高玉树拒绝受讯，接下去便是施用强力，乃至扣押。高玉树准备届时出庭“应战”，然而事情已有变化，他可以不必为此吃官司了。
这当儿电话铃响，手下来报：以美国国务院为后台的《纽约时报》，已电令该报“远东首席记者”驻香港特派员蒂尔曼·宝丁飞抵台北，专门采访雷案消息。蒋经国忙不迭通知有关各人道：“此人如来采访，就用‘总统’那天招待美国记者时的答复告诉他：我们之所以捕雷，完全为了他包庇‘共谍’刘子英，因此本案与反对党无关。而且，如果反对党并不进行颠覆活动，也就决不会被禁。”
正在为美国老板派人采访头痛时，陈大庆闻报台北英文报《中国新闻》忽地评论起雷案来，说是此案“一开始就不公平、有偏见”，因此已使蒋介石“失去了威信”，并主张应由“民事法庭或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当下电告小蒋，认为这是显然在替那个美国记者打边鼓。小蒋连忙要他马上设法制住，再写下去，外国人看得懂英文，那就麻烦更多。但是与此同时，雷震的女儿雷德荃，在美国告洋状的消息又到，美国通讯社为此人广发消息，说是她在美国发动一个要求释放乃父的运动。此女半年后已获准申请入美籍，而她的丈夫王洪，已经是个假洋鬼子了。
蒋方获悉，雷震的女儿雷德荃正在美国纽泽西州伊利沙伯市的马克药厂做职员，她旅美约已十年，几个月后将以“华籍美人”出现；她丈夫王洪在上址执业工程师，旅美十年以上，已经是个“华籍美人”。雷女已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求援呼吁，并且正在设法获得全美舆论支持。一个星期前，雷女在华盛顿获得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波特的支持，波特曾去信教促国务卿赫脱为雷案向蒋提出抗议。雷女并在波特陪同下赴国务院向“中国事务课”课长马丁提出申诉。
蒋方获悉，雷女在美国对新闻记者说，向华盛顿的台清“大使馆”申诉毫无用处，她说她的父亲不是共产党也无倒蒋意图，“他只相信在台湾应该有一个反对党，因为现在没有人敢于说话。”她呼吁全美人士予以支持，“他们都是美国的纳税人，他们应该抗议，美国在过去曾使用数十亿元去支持那个独裁政府”。
蒋介石吩咐儿子道：“别的我不怕，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反共’嘛，他们还能咬掉我们一块肉？但是雷震的女儿在美国这样乱来，我们可不能不加以小心，美国人碰到有女人出面的事情，往往特别紧张，你们不能不小心。”于是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里，也就多了一项差使，注视雷女动向，尽可能消弭她奔走求援的影响，并且注意胡适在耍什么花枪？
胡适这当儿反而躲了起来，在家中连日接见一名国务院官儿，为“老蒋打雷案”展开了商谈，那官儿作了分析，最后认为此事影响所及，对胡不利，因此希望他延长返台时间。
胡适苦笑道：“那是真的，这帮人高兴起来，什么事都能做得出，因此事实上我已经延期归去，否则早就回到台湾了。前天我给他们去了个电报，就说因为旧病复发，在这里只能多住几天。不过，如果延得太久，反而使人起疑，因此我想再住一个星期左右，想来合北那股气势已成过去，我也没什么顾虑了。”
那官儿道：“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的反应很强烈，据雷女投诉，她最近曾经接到恐吓电话，骂她是假洋鬼子，骂她狗仗人势，骂她像吴三桂那样要引狼入室，把雷小姐气得哭了。”胡适道：“这就是我延期回台湾的理由。他们自己对美国用的是什么样的姿态？这是人人知道的，美国政府中人，时常在私底下把蒋家父子的情况作为笑谈，可是人家和美国的关系同样不错时，他们就会对这个人冷嘲热讽，又骂又弹！”
那当儿雷德荃正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课课长马丁处，请他继续帮忙，并且紧张地说：“刚才接到台北来信，说我爸爸到现在还不准会客。”马丁把身旁一个又矮又小的老头儿介绍给她道：“喏，他是联合国中国事务课的课长赖琏，曾在你们中国陕西担任西北大学的校长，我就是为这件事找他来交换意见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赖琏也就笑道：
“雷小组，我们其实已经见过，只是因为人多，你记不起我就是了。”雷德荃也就应酬了几句，听他说：“你，将要加入美籍，我，已经取得美籍了，我们来谈雷震先生的不幸事件，必须心里有那么一个底：就是说，台湾政府不可能伤害你的父亲，这一点，你该放心。”又道：
“我和马丁先生谈了好几次，认为这件事情很伤脑筋，因为令尊的被捕罪名，什么也不是，而是为了什么‘共谍’案，这真要命！反共嘛，还是我们美国和他们台湾唯一的共同处了，是件大事情，是顶大帽子，这顶帽子表面上扣在你父亲头上，其实扣在我们美国头上，因此很难开口。”雷德荃道：“那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父亲竟会帮共产党，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父亲家藏几十本共产党书籍，目的就是研究敌情，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如果是真有其事，他才不会这样傻，是吗？”
赖琏笑道：“这一点，台湾政府也知道，因此令尊最大的罪名，不是为了这批书。而是为了两个：一个是制造颠覆政府言论，志在引起叛乱！而他的杂志已经构成了叛乱罪；一个是窝藏‘共谍’刘子英等人，为时十载，无可原谅……”马丁摇手道：“也不尽然，我读了台北大使馆的电报，似乎给我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好像在伊索离言里看到过：小羊反驳老狼要吃它的理由，老狼无辞以对，就说：‘为了我想吃你的理由’，小羊也就哑口无言了。”笑道：“因此，这件事情实在很简单，蒋的真实意图是对付我们，而不是对付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不过是所谓赎罪的羔羊罢了。”
雷德荃道：“那怎么办？不是会杀死我父亲吗？罪名这么大！”赖琏摇手道：“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了，不会的。昨天我请陈立夫先生吃饭，谈的也是这件事，他老先生对台湾政府那一套太熟悉了，他只是微笑着说，‘雷震是绝对死不了的，牢狱之灾么，倒是难说。我反而这样想：他的女儿最好停止营救，过分的奔走对乃父不利。’”
雷德荃苦笑道：“牢狱之灾不能免，就够惨的了，怎能要我停止奔走营救？”赖琏微笑道：“你的心情，我们当然明了，不管是将要变成美国人也罢，或者已经是个美国人也罢，反正对台湾政府都有点瞧不上眼，是吗？但是我应该告诉你，这种心理情况应该避免，因为台湾政府最最犯忌的，就是这一点。他们以‘美国的穷亲戚’自居，立夫先生说，台湾政府以为自己又穷又没出息，因此给美国瞧不起，在你父亲的案件里如果你过分奔走，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就会产生‘瞧不起’的印象，就会引起他们对你的不满，因也说不定会增加他们对你父亲的仇恨，甚至说不定会多判几年。”赖琏道：“我的意见相信是非常客观的，希望你多多考虑。”马丁也笑道：
“赖琏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很有道理，我们这里三个都是美国人，用美国人的观点来看雷案，老实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内中包括了极其微妙的琐屑问题。而这些问题，别说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所不能理解，甚至一个普通的美国公务员，也会毫无所知。雷小姐是在制药公司工作的，对这种政治空气的感觉比较差一些，因此也该特别小心谨慎。”
雷德荃目击二人相视而笑，惶惑地说：“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父亲这次被捕，真的牵连到一些其它问题吗？”马丁道：“这个我们很抱歉地告诉你：很难答复。一切尚未见之于报的事情，我们都不能随便开口。赖琏先生是联合国的中国课课长，事实上联合国的中国课和美国的中国课不可能有什么两样，其中差别不过是你去看一场什么表演，或者戴着眼镜去看表演的分别而已。因此在你父亲的例子上，你最好别再到处找人。如若不信，你可以参考胡适博士对你父亲被捕后的表示，他开始有过谈话，后来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延迟了他的回台时期。他是你父亲的好朋友，你父亲的那本杂志就是胡博士交给他办下去的，但他尚且如此，其它的也不必多说。”
雷德荃想了想道：“那我是不是可以凭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问：这件事究竟和孙立人案、吴国祯案有什么不同？如果性质一样，我真的只能三缄其口；如果并不一样，那我就会加强援救。”凄然道：“我爸爸年纪不小了，身体又多病，他们对他无论怎样个优待，可是坐监牢还是坐监牢，他受不了的。”
这么着，她又跑到华盛顿获得阿里岗州民主党众议员普德的支持，由他敦促国务院向蒋介石抗议“打雷”，并且陪同她到处奔走。普德对记者们说：“我去过台湾，也见过雷震，并且谈得很愉快，这位安美利小姐的要求，我相信是正当的，因此我愿意帮助她。”雷德荃道：“我的意见很简单，并且已经说过了，今天不再重提，不过我必须告诉美国纳税人，美国援助台湾的数字，至少已超过了十亿！如果美国纳税人援助的政权竟是那个样子的，那等于向世界宣布，援助台湾是一种浪费！我虽然是一个女子，但我已经收到了不少电报电话和信件，这些美国人都是表示支持我们父女的，因此我更加充满了信心，相信我父亲的沉冤终能昭雪！”
此话传到台湾，小朝廷气得不成个样子！“美援”由于美国不景气，本身负担太重，赚下的钱又不比以前多，特别是用在侵占他人领土，颠覆他人政府等等阴谋方面花得太大，而对蒋家小朝廷又有一肚子讨厌，因此美援是在削减之中，不但没有转机，雷女反而作反宣传，蒋家父子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不但远在天边的“王雷安美利”胆敢骂蒋并且撬他的墙脚，美联社驻台北的记者雷曼·摩林且发表通讯，说“蒋介石要走上李承晚的道路了”，这使蒋家父子一身冷汗，秘书捧着英文通稿道：“我们是不会登的，无奈这家伙忒煞狂妄！摩林一开头就这么写：‘我们要真正的民主，……结束独裁……一党政治，……群众极度不安，……亚洲各国的呼声虽不同，但是他们表示了同样的要求。提出同样的警告。——‘国’内的政治不安具有极大重要性。他们在今年四月间，制造了南朝鲜事件，他们在南越形成了潮流……现在轮到福摩萨了。”
尤其糟糕的是，摩林在详细叙述了雷案以及胡适、左舜生等分别在美国、香港的谈话之后写道：“今年一九六○年，蒋介石已经七十三、四岁了吧？他偶然喊几句‘反攻大陆’，那当然是官方口号，表面上来说，假定我们也以为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在支持他，可是又怎能反攻呢？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大陆上真的有人支持他们吗？美国到那时候会支持吗？是短期有限的支持，还是长期无限的支待？”
一个个问题问过去，摩林的答复都是否定的。可是最后来了这么一句：“南朝鲜曾有革命，南越也有类似情形”，他肯定台湾也在闹这个，而蒋介石就要步李承晚的后尘。
蒋介石对这句话的反应十分尖锐，愤懑颓丧，久久无言。却问：“这个美国赤佬怎么说的？”蒋经国道：“原文是：南朝鲜曾有革命，南越也有很多迹象表示对吴庭艳政权不满，‘我们豁要真正民主’的呼声，也公开在福摩萨爆发了。”蒋介石越想越恨，越想越气，嘱咐道：“抓雷震，是我签的字；放雷震，也需要我签字。”意见是雷震这一回的官司是吃定的了，不管美方如何大打边鼓，一百个不理。
但是，总不能真的一百个不理，根据各方消息，美国官方表面上对雷案不加批评，事实是议论纷纷。他们认为此事对蒋十分尴尬，尽管蒋方否认与反对党有关，但美方无人相信。甚至白官中有人以为有鸿鹄将至，蒋此举已“触犯了台湾人的感情”，好戏就会跟着上演。而“美国已公告在案，它是欢迎任何民主激动的征兆的，不管它在国民党‘中国’、南朝鲜，或自由亚洲的任何战后政府”，一句话：就是希望对蒋政权予以颠覆。特别是“美国国际合作总署台湾分署分署长郝乐逊的谈话更加使蒋泄气，郝乐逊认为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台湾的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而预算从来没平衡过。“法新社”记者认为此说“同国民党官员以前所描绘的玫瑰色情景很不相同”！
而且，攻击国民党官员在“食、衣、电影、有女招待的酒家”挥霍钱财者，一九四九年后，郝乐逊无疑是第一个美国人作此抨击，他说“尽管在台湾的经济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尽管资金非常缺乏，而现有政策却对增加生产大拨冷水，对滥用资源则加以鼓励”，简直指着蒋的鼻子骂山门了。
这还不算，郝乐逊还把一吨美国肥料换一吨粮食的办法，算在台湾粮食局身上，并加痛斥，说这是对台湾农民的勒索。他说到卖上一吨粮可以换到两吨肥料。这种说法，美国记者在那消息中加了这么一句，郝乐逊如此攻击国民党，“引起了台湾工商界的好感”。
对蒋来说，对主子必然更加恶感了！郝乐逊是他的“顶头上司”，如今却因打雷案导使他指摘台湾军费开支太大，指摘蒋介石集团阻碍“经济发展”，乃至指摘蒋的腐化，分明这番抛头露面为了骂蒋，而使“工商界好感”的真正内容，是图使蒋集团在工商界的眼中更加糟糕，更加不可信任，不可亲近了。
老蒋愁闷地吩咐儿子道：“告诉他们，暂时不要驳斥郝乐逊，再等一天看我的。”
事情很明显，所谓蒋“对台湾人的激怒”，也即是美国“对台湾人的讨好”。所谓“民主激动的征兆”，更加把胡适、雷震之类当作了“民主激动的征兆”，蒋恶遇之而美“欢迎”之，这又是说明了什么？
正在这当儿，李万居与宋英同时接到了一封发自香港的怪函，两封具名“王续曾”，地址为九龙弥敦道某号，信中只有一件事，说是已有巨款一笔，自港汇台，供应两人为雷案所用，如有余款，可“留下自用”。这种“除精有笨”的陷害，连台北若干国民党人都大为摇头，因为实在太假。两人也不示弱，通过官方急电香港托人前往发信地址调查，覆电是：“该处系一片空地”，于是蒋家特务的“高明”手法马上露了馅。这使蒋家内部都有了争吵，认为如果为了反对驱蒋吞台，大可堂堂正正地打出“民族尊严’守土有责”招牌，何必要弄这些无聊玩意？那李、宋两人忙不迭招待记者，说两封怪信已经“送交有关机关存案”，但不能不交代清楚，今后可能还有类似花招，到时候请大家千万别上当才好。但此事深刻表明了“政府”之中，显然有人专对反对党过不去，“是非曲直，多一例证”。“第三势力”左舜生、李璜等人更在《联合评论》上痛骂蒋家小朝廷，指此举“幼稚下流之极”，总之恨不能利用“怪信案”一棒把蒋打昏，救出雷震。
与此同时，解放前在中国充当美国新闻处处长、其时在哈佛大学教书的费正清，也在《纽约时报》为雷案发表他的意见。事闻于蒋，有点着急，因为此人以“中国通”自居，斯人斯时而有表示，不比寻常。听儿子道：“费正清很是讨厌，他在报上竟然这样说，指我们的‘高压的、警察国家行为，是有最严重的含义的’。他还说‘对雷震要军法起诉，模糊不清，令人不能置信！这种行为对于大多数的现代头脑的国民党人，是一种冒犯；对于友好的美国人，正如美国报纸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是一种侮辱。’”
蒋介石恨道：“你干我是‘民主自由’，我干你是‘冒犯和侮辱’，娘希匹天下那有这个道理，不理他！”久久，又说：“就是一百个不理！可是我想起来了，我们发表过这么一个消息，说是刘子英来台之时，是由雷震作入境担保，这一点没什么，可是我们发表刘子英来台目的，为的是准备向一个‘年高德韵的监察院某党国元老进行游说’，这岂不是太笨了？人家要于胡子干什么？他有什么本事？除了我看在他那块老招牌份上佛似的敬他，人家要游说他干什么？”
蒋经国道：“是是，王超凡事后也感到不妥，把于右任牵连进去，目的是为了不怕有任何麻烦，可是……”话未了侍卫来报，说是监察院长于右任求见，蒋介石眉头紧皱，说：“瞧，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那曹操是白鼻子奸臣，于右任可不是甘心当汉奸的奸臣，只见他见得老蒋，几乎声泪俱下道：“咱们老同事，相交几十年，可是你的手下，在无可奈何之中，居然用我的几根老骨头打鼓，说共产党有意拉我。”于右任道：“不错，共产党里有我的朋友，但是你何尝不认识他们？今天要把我抬出来当雷震案的小配角，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反美，我没意见！美国人反你，你反美国人，天公地道，我没说的！可是反美国人要用我的老骨头垫底，我就不赞成！我就瞧不惯他们这一手！”
老蒋见他气得不成，一大堆胡须发了疟疾似的抖个不停，怕他就在他的地方活活气死，也就使劲劝慰一阵，又是热茶，又是参汤，半响于右任透过气来，又道：“我可要告诉你，我这条命是捡来的。”老蒋道：“对对，右老是党国元老，当年出生入死，谁不知道？”于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原籍甘肃，有一年西北大荒，先外祖父挽一个，背一个，带着先外祖母向陕西逃荒，一路上，也说不尽的悲惨凄凉。他背的是小儿子，挽的是小女儿，也就是先母。实在没办法了，先母又伤了足踝跑不动了，先外祖父母也只能把她搁在路上，谁有能力养她，就送给谁罢，这么着骨肉分离。没想到一队驼商发现了先母，也就在几百里外追上了逃荒队伍，先母才算回到了父母身边。到她出阁于家，不到两年就因肺病去世，我是一个守寡的伯母养大的，你听了我的身世，也就知道我的情形：我不大希罕这条老命，你的手下……”老蒋急道：“这事情好办，我让他们别再胡扯便是。”于右任说得兴起，又道：
“当年在南京，我是不准备再跑的了，是你派人给我送来机票，是你派人看着我收拾行李，充军似的充到台湾，”于右任越想越苦，悲从中来，哽咽着说：“我们但求在泉下见到先总理有话可说，但是我感到我们是无话可说了，我居然变成了雷震案中的丑角，这只能增加我们内部的丑，可一点也没可能改善今的局面，你你你——”于右任恨不能嚎陶痛哭。
蒋介石对于这一类的客人有他的一套办法，那就是按他写字台下的电钮，他在对方毫不察觉的情况下通知后面办公室中人应该怎样做？例如假装有电话、有客，有重要公事等等，客人见状自然识趣辞去，等于下了逐客令，这回说是美国华侨团体代表求见，于右任闻言只得告辞，凄然道：“就这样了，这些事情不能儿戏处之，请你转告他们小心。”蒋介石也真的把办事人骂了一顿，但所骂者是不该使他抵受于右任的牢骚，至于怎么个诬告撒赖，奖之不暇，遑论警告？但他可是明白，于右任连祖宗三代都搬了出来，目的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他的一肚子委屈，他早就决定解放后回三原老家退休，可没料到蒋介石要找几个“神主牌位”带到台湾装门面，形同押解，有口难言。
可是“美国华侨团体”并无其事，但三藩市中当真有个华侨找蒋算帐，此人乃名存实亡的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他一个电报拍给老蒋，向他呼吁，“敦劝‘总统’为国家利益前途而自行辞职！”“如果继续执政，‘光复大陆’就无法完成。近日逮捕反共作家兼杂志发行人雷震之举，系一项压迫新闻自由的独裁行动，举世为此而愤怒！”
事实上“举世”并未“愤怒”，但蒋介石的愤怒可真有点分量，他双手发抖，读下去，见他那个长电报又这样说：
“阁下在处理军事及外交时，有很大的错误，抑且不屑接受任何有关‘国家’幸福的建设性建议。阁下将其重要的职务，委派令郎蒋经国充任，俾使庞大统治和政治力量集中个人之手。由于阁下上述种种政策，己使众多能干而忠贞爱国之上排出政府之外，因而丧失大量人才。‘国家的复兴’，有赖于台湾产生一种新气象，接受新意见和改革政策，但阁下对此毫无贡献。当今要务，在于鼓励新的人才参加政府服务，我深信此举只有在阁下辞职之后可以实现，例如雷案，其被捕时间适巧为公布成立反对党之际，何其巧也！在目前形势下，只有阁下自动下野，才能挽回‘中华民国’业已衰落之声望，如阁下仍有爱国心，阁下应毫不迟疑摆脱一切，并清阁下将职务移交与副总统。”
蒋介石气到久久无言，闷郁不堪。终于对蒋经国说道：“民社党的津贴，能减则减，青年党也一样，张君劢和左舜生这两个老混蛋，到今天还要反咬我一口，真是气死我也！气死我也！要我把职权交给陈辞修，在张的电报里我可听出了胡适的声音来。”
这个小朝廷没料到张君劢会如此厉害，既要老蒋下野，又斥小蒋专权，甚至给他们安排了“后事”。把职权交与陈诚，不论是否胡适在张身上下了功未，但总的印象是：白宫恶蒋之深，己经溢于言表了。
而作为反华反共的烂头蟋蟀陶希圣，在奉命参加那个什么“华侨救国联合总会”时，对雷案发表意见道：“民国三十五年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国民党的瓦解，即由于一部分党员中了联合政府国共和谈的毒。雷震以其政协秘书长的高位，中毒最深，倘如国际调处政治协商联合政府这一套东西成功，雷震的前途如何可以想见。所以雷震中了不可解的毒。”又道：
“到了四十二年以后，雷震的政治协商联合政府国际干涉的抱负，是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中渐渐的展开了。裁减军队，放弃反攻，由‘两个中国’对中共和谈，到了最近采取的一步鼓吹流血暴动，否认国民政府这一政治路线，不但言之有序，而且言之有物。”此外又对张君劢的那个电报暗示了几句，却不敢公开指名道姓。陶希圣的演讲由蒋方通讯社拍发到香港之后，左舜生与李璜的《联合评论》马上应战，有道：
“这一个由汪记汉奸转而做蒋家走狗的无耻之徒，数年以来，仰承主子之意胡言妄语，向不为人重视，但此次他把雷案与当年的政治协商会议连在一起，台北敏感之士多认为非等闲之谈，可能是蒋经国准备进行大清算的预兆。雷震仅仅做过政协的秘书长，即被目为中了‘政治协商联合政府’之毒而被逮捕，那么，那些曾任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曾努力促其成事的要员们，岂不是罪大恶极吗？谈到政协，人们即首先想到张群与王世杰两位，他们当年都是促成此一会议的得力人物，其影响且在邵力子之上，如今政协会议既成了一种罪行，大家都为张王两位担心呵。其次，就是那位年前曾因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任内未能及时发表和转呈海外劝进函电而被外放的驻日大使张厉生，他也是政协委员，虽然他善于应变，过去曾悠游于三陈一孔（果夫、立夫、陈诚与孔祥熙）之间，均能大行其道，但此番介于蒋经国及陈诚之间则并不得意，是否能免于被清算，还得看他的运气呢！而最令人注意的还是陈诚……”蒋经国读到这里，心情立刻紧张，因为双方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了。
左舜生和李璜等当真在为陈诚撑腰，那文中有道：“此公年来的声势已每况愈下，但仍有人于无可如何之中对他存着若干幻想，而尤以某‘著名学者’为最。”蒋经国明白，这里指的是陈诚，再读下去，上面写道：“当年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陈诚虽未名列委员，却是政治协商会议军事三人小组的主要人物；而军事三人小组中蒋介石所派的另一代表即是张治中，更有美国人参预其事。后来之所谓军调处就是由此一小组决定的。因此，假如太子硬要指派陈诚一个中了政治协商的毒和与张治中有密切关系的罪名，似乎比他们硬派雷震的罪名还容易得多了。”
换句话说，“第三势力”已在为陈诚作“保镖”，以为雷震之后，蒋经国会向陈诚开刀。左、李等说得很明白：“照陶希圣的说法，雷震的罪源即在曾经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秘书长，但政治协商会议原是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召集的，雷震之担任秘书长，也是蒋介石所委派的。”言下之意，是指蒋没有是非标准，是雷震无罪。
陶希圣读到“第三势力”的那篇东西，困窘莫名，既不便公开作复，又不甘忍气吞声，只能对几个人发牢骚道：
“左舜生和李璜骂我是由汪记汉奸转为蒋家走狗的无耻之徒，这太岂有此理。”骂了一阵，指第三势力才是真正汉奸，传到天良未泯的国民党人耳朵里，几个人在小酒店边喝边谈，甲道：“第三势力骂陶希圣骂得对，他和高祟武是落水狗。汪精卫背后是日本军阀，汪不是汉奸是什么？可是陶希圣骂左舜生和李璜等等那些第三势力是汉奸，他也没骂错，因为在第三势力背后的也是外国人，不过不是东洋人而是西洋人，双方都是汉奸。”一顿，举杯苦笑道：
“话，可要说回来的，我们的老头子算什么？”至此，大伙儿相视苦笑，“莫逆子心”。久之，乙四顾无人，低声道：“老实说，这些事真是叫人恶心！我好有一比，比作一个大阔佬的妻妾争风，丑不堪言！我们这个老头子，这辈子吃定了美国，雷震的后台也是美国，胡适的后台更是美国，左舜生和李璜的后台同样是美国，第三势力的后台固然是美国，第四势力的后台何尝不是美国？东也美国，西也美国，可是中心目标却是一个：台湾，这成了什么局面？”
又道：“这不是妻妾争风的怪模样吗？或许这个比喻是不伦不类的，可还有什么更加贴切的呢？”
丙道：“这一仗，打得有趣极了，你看老头子列数《自由中国》六大罪状，一是倡导反攻无望论，二是主张美国干涉内政，三是煽动军队反蒋，四是鼓动台湾人进行流血颠覆，五是鼓吹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六是挑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感情。这六点，其实就是美国的主张。而那本《自由中国》杂志，也就是美国人出钱搞的。”丙皱眉道：“由此可知，这是老头子和白官打的肉搏战，这一仗看来非打不可，而且也只会越打越厉害，这次不过是前哨战！”
丁道：“你的看法有道理！我们四人，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既不拿美金，又不是老头子的嫡系，在民族大义立场来说，这一回我们当然站在老头子这一面，可是看他那个烂摊子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也真使人泄气。可是美国这种态度也非今日始，老头子可是一直没有悔悟，越陷越深，太难咯！”
甲道：“这倒是真的，杜勒斯已经死了，这个人就是一直强调国民党反攻大陆已无希望，共产党政权无法推翻，只能和他们抢夺第三代第四代的坚持者。初初听来，谁也不能赞成他的主张，可是事实摆在面前，他所强调的，今天一件件到眼前来，反攻是没希望的了，但是，杜勒斯直正的意图何在？”
丁道：“大概你又搞糊徐了，前些年你分明说过，杜勒斯看透了老头子这几下子，认定他非美国支持就活不下去，并且根据这一点强迫老头子发表放弃武力反攻的声明，以便把台湾一口口吞下去，当年老兄语惊四座——我们四个人，今天怎么又装糊涂了呢？”
甲道：“他不是装糊涂，而是正因为太清楚了，三杯下肚，也就百感交集，乱了章法。”一顿，叹道：“我看，共产党对美国的那一套，其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是敢怒又敢言，据敌情研究室的人告诉我，杜勒斯当年这一手，在于实施美国孤立台湾，永远占领台湾的阴谋。又如美国民主党的影子国务卿鲍尔斯，他就在极力挑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感情，以便实现他‘中台国’的荒谬主张。美国议员波特尔，不止一次大骂老头子是‘有牙老虎’，主张把他开进‘老兵收容所’。再说今年我们选举时，美国动员了一切极端亲美反蒋分子向老头子进攻，借反对‘修宪’为名阻蒋连任，老头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当上了‘总统’，这些事情说明了太多的问题，因此这一仗不打是不成的了。”
乙忧形于色道：“这些事实，分明人人皆知，就是不敢开口。要说雷震案没有美国背景，恐怕谁也不能相信。就在这个时候，类似的东西也真不少，那个什么‘康隆报告’，不就是替‘两个中国’打前站吗？人家连‘福摩萨共和国’都提出来了，再加上鲍尔斯的‘中台国’，真是雪上加霜，又加上一个反对党，不就说明了人家对我们一点不客气吗？为什么不摊开来和他们讲！”
丁苦笑道：“向谁讲？怎么讲？不是有人问过美国人吗？不是说官方不清楚，就是说‘中美邦交敦睦’，他妈的还有什么好的，我也想起来了，艾森豪威尔访台期间，不是当面强迫老头子‘开放政权’吗？今天想来正是替反对党开路搭桥，否则那个反对党，就不会这样有恃无恐、大锣大鼓地吵起来了。显然他们还不死心理。”
丙道：“老头子没办法了，这回打狗不看主人面了。他自己是一条老走狗，现在的情形不过是狗咬狗。可是最惨的还是我们这种人，既不是美国的走狗，又不是老头子的走狗，但在人家眼里，我们同样是狗。”
甲道：“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我们只要问心无愧，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替老头子想想，那真是越想越不值得，倒霉之极。”
又道：“美国要老头子裁军，老头子说他气得吐血，等于挖他的祖坟，可是那个反对党如果成立，岂不是挖老头子自己的根吗？演变到如今，这一仗不打是不成的了。可是硬说与反对党无关，那就是掩耳盗铃！硬说与美国无关，又分明是投鼠忌器，只要一天靠美国过日子，这根脊梁骨就一天挺不起来。”
丁道：“左舜生和李璜这几个第三势力，最近在香港吵得可真厉害，左舜生说‘这是国民党当局一个预定的阴谋，其目的不仅在使《自由中国》不能继续出版，同时也在使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无法成立’。而且加油加醋，说此事‘如继续发展，其给予海内外一般人心的刺激深刻，以及可能发生的恶果，目前尚难预测’。我就不懂，老头子把他们几个老家伙当作宝贝似的，好，今天紧要关头，一个个全站出来，墙倒众人推了。”
甲道：“瞧这模样，第三势力以为老头子这回是垮定的了，因此唯恐不能显出他们的本事，可以在美国人那边多拿几个子儿，但是他们就不清楚，问题不是那样简单，美国人想赶跑老头子吞下台湾，不太方便。”
那倒是不假，蒋介石小朝廷利用雷震案的意图，确乎不容易实现，因为蒋方己经祭起了“民族主义”的法宝，指雷震父女在依靠洋人势力如何如何，摇身一变而成为“爱国者”了。对于这一类有名无实的“爱国者”，美方原本还可继续施以压力，无奈真要是动刀动枪的话，蒋的军队还不能全部为美所用，弄不好充其量是“孙立人案第二”，这笔帐不怎么划算，就示意有关者不妨听任发展，反正就对付蒋介石一事来说，有的是机会，而且是只要驱蒋机会良好，吞台十分方便。
这么看，左舜生、李璜等人定在香港什么“联合国协会”举办的“人权问题讲座”也就临阵缩手。那个“放水”者对这批“第三势力”笑道：“你们很起劲，我们很高兴，但是这件事麻烦太多，顾虑不少，因此请你们暂停一停算了。这件事，蒋介石知道一定会引起我们美国的不满，因此在他动手之时，曾经有封信给我们的庄莱德大使，说此事纯属‘个别’，而且‘例外’，不及其它，请勿误会等等。由此可知，对于我们的态度，他是估计得到的，既然打过招呼，而且，因为这件事在牵丝攀藤时又牵涉到陈诚，陈诚也感到非常紧张，他也不希望吵得凶，否则闹了个一塌糊涂，结果什么也没有。”
左舜生道：“也曾听说，陈辞修为此寝食不安。”
那“放水”者道：“他为了要撇清自己，曾经对蒋说，反对党志在推翻政权，应该‘杀他们的头’，老蒋猛一听还说：‘对对，很好很好’，再一想可又埋怨起陈诚来，说他这一设想未免太险。因为反对党是以台湾人为骨干的，雷震虽非台籍，但在一个总的目标下，他和台湾人差不多。如今你要杀他们的头，也就是以台湾人为对象，杀台湾人的头，可是那年‘二·二八’事变的教训犹在，杀了台湾人的头，对‘政府’人员的脑袋，几时有过保险？因此老蒋认为陈诚乱出主意，人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书陈诚可是无中生有，小事变大了，不可以不可以。”那人又道：
“因此，你们尽可以在报纸杂志上向蒋开火，但是不能再召开座谈会什么的，这样目标太露，很不妥。”此人走后蒋方人马又到，也对这批“第三势力”道：“我们其实是朋友，犯不着为了‘雷媒婆’伤了和气。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今日之下。想在台湾兴风作浪的可能，是越来越不容易。不错，美国很有办法，但是有什么可能赶走我们几十万来自大陆军民人等呢？”
这种说法也真的符合事实，第三势力在雷案中混水摸鱼的可能不大，也就按兵不动，静待变化。蒋介石同样要手下暂时到此为止，待判决之后再下第二只棋子，听蒋经国在说这几天的“行情”道：“香港方面，看来也告一段落了，我们的人对他们暗示，犯不着为这件事大家感情破裂，咱们大家还有见面的机会。”老蒋冷笑道：“真不懂事，以为儿下子就可以要我们好看了，笑话！对他们明说了吧，没有真本钱，少玩什么第三势力的把戏罢，如果连我都成问题，他们更加谈不上！要他们别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乱嚷嚷里就说美国人要胡适，因为胡适有点本钱，但是美国人绝对不会把左舜生、李璜当祖宗看待的，因为他们没有本钱，明白了吧！”小蒋唯唯。
老蒋问道：“听说胡适回台湾的时间又延期了，他这几天又在玩些什么？”小蒋道：“他说他在整理资料，准备运到台湾，说是来不及，因此延期回来。至于雷震的事，他说他还是不能想象，他还是一口咬定，说雷震是一员反共大将。”又道：“左舜生、李璜等人，在这一期的《联合评论》上又有一篇东西，说是‘反攻的有望与无望，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有望，为什么十年以来，坐拥六十万大兵，不敢少数部队试行登陆一次？”
老蒋听说左舜生把他的军队人数加了一番，不禁失笑道：“二、三十万已经够头痛的了，真有六十万的话，那还得了。他还乱扯些什么？”小蒋道：“左舜生质问我们道：‘过去的杜、蒋联合宣言，为什么事前不征求民意？事后也不请求追认，即硬性规定今后对反攻大陆不侧重武力，而重在政治？这几年来，所谓武力反攻固然谈不上，所谓政治反攻又表现了什么？’”又道：“他主张马上释放雷震。李璜则问我们‘蛮干能将民间组党禁止得了吗？’此外，香港一般舆论壁垒分明，共产党报纸并不帮雷震的忙，因为他们看到了《自由中国》的后台老板是谁，他们反美，态度未变。倒是我们的几家报纸，可出现了反对我们的评论。”老蒋恨道：“可恶！”小蒋道：“是这样的，美方在每家报馆里面收买一两个人，平时不易察觉，碰到像雷震事件，马脚就露出来了。这几个人在这问题上为美方说话，真的可恶。我们已经派人找他们‘喝早茶’去了。”
老蒋狞笑道：“一手拿台币，一手拿美金，在要紧关头就显了原形，好得很，我们不希罕这几个家伙，换人行不行？”
雷案还未了结，台港美各方势力议论纷纷，可谓群魔竞相出洞。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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