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翌日蒋介石召开“御前会议”，会上他就在王宠惠丧事上做文章，含沙射影，对众人大发牢骚，扯道：“王院长一生为党国奔走，在国际间也很有声望，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关系，拍拍屁股往外国跑，或者就在外国不肯回来，三请四邀也好，八抬大轿也好，都请不回来。不是这样，他回来和我们熬，直到熬不下去，他去了，”蒋介石咬牙道：“我非常非常佩服他，因此今天他大殓时，我要去送送他。有人说，王院长是个职业外交家，他做过好几个政府的外交，但是这没有关系，”蒋介石不便发作可又不能不发作，恨道：“他的胳膊是朝里弯的，他的胳膊并没有朝外弯，并没有倚仗洋人的势力，对政府增加困难！”
众人闻言，俱皆默然，蒋介石的这种指桑骂槐不是今日始，而目前却变本加厉了，听他在说：“这两天，不少人在探询王院长遗缺的继承人，但就没有人提出中国司法问题有无修改补充。”众人暗忖：“谁敢提出，不挨骂才怪！王亮畴在世时，几年来何当提出一条半条？”听蒋又在说：“昨天晚上，为了王院长的事，我翻来覆去睡不好，这些年来，像王院长这类同志，我感到是越来越需要了，因此越想越难过，这类同志太少。那一年，好像只有陈布雷，这个人，真正是我们的好同志，想到他，我更加睡不着了。”
众人闻言，暗叫苦也，老蒋一提起陈布雷，就没个完，而且有时狗血淋头，骂得众人头也抬不起。但众人并不心服，因为问题太简单了，如果人人自杀，还成个什么局面？而且陈布雷自杀之前，分明把什么话都对蒋说了，蒋不但没有答应，甚至并无悔意，陈布雷这才变成死鬼的，这笔账，又该从何算起？幸而蒋介石心中有事，提了一句，再无下文，留下张群，算是“散朝”，众人无不似释重负，相率离去。
蒋对张道：“叶部长的谈话已经送到，听说事前你曾指点，因此措辞恰当，并无差错。”张群唯唯，蒋又道：“官样文章是官样文章，幕后活动是幕后活动，叶部长不满意日方和大陆做生意是一回事，对方究竟受压力到了什么地步又是一回事，因此我想请你调查清楚，不一定到东京跑一趟，在这里到处明察暗访，也无不可。”
张群暗忖：“此事已经花了不少心血，并且对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他还不死心，如何是好？”便强笑道：“此事在前天也曾呈报，到现在为止，不可能有新的发展，即使有，恐怕也得过一个时期。因为他们决定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想来不会三天打风两天雨，还得拖一段时期。他们的解释非常委婉，看来也是考虑很久。”
蒋介石分明已经知道，可仍问道：“他们考虑到了什么？”张群“见怪不怪”，简化了他的答复道：“还是这个决定，因为如何如何，他们只能和大陆贸易，但保证纯粹是经济的，不牵涉半点政治，希望我们谅解。”老蒋冷笑道：“那是拿来哄人的！这个‘与政治无关’，那个‘与政治无关’，事实上世界怎会有与政治无关的事？我们用来骗骗人是可以的，东京却拿来骗我，这不是孔夫子门前掉书包，关夫子门前耍大刀吗？”
张群唯唯，不敢插嘴。蒋道：“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张强笑道：“办法是有，我们要和他们更加密切，双方往返的团体更加频繁。做生意的数字越来越大，那就有了办法，无形之中已经抵制了他们。”其实他心头明白，这些只是梦话，日本人民渴望与中国大陆往返，完全出于日本政府不可扭转的巨大动力，勉强不得，也虚假不得，如果“纯粹”为了“经济”，那事情就十分简单，不可能有如此巨大波动，使老蒋寝食俱废了。
老蒋咬牙道：“能不能由东京方面动手破坏，不让他们有来有往。我们这一边不便动手，否则日本方面会指我们什么小器啦，捣蛋啦，这个那个的，既难听，又很窘，不如他们动手，方便得多，也能顺理成章。瞧，连日本老百姓都不希罕和大陆做生意，政府循人民之请，下令严禁什么的，不是说起来漂亮，做起来便当吗？”
张群暗忖：“如果真有这种方便的事，也真的简单，无奈官方自己都有难言之隐，又怎能说服民间？再说那个政府，究竟不是“九·一八”事变之前或者日本投降之前的政府了，以前那些如意算盘，如今一概不通。而长此发展下去的话，……”张群不但不敢说，甚至不敢再想。却又不能不应对道：“此计甚妙，不过怎样进行，要看时机。我们绝对不能太什么，否则容易产生副作用，那就不划算。而在他们内阁，也不便过分反对，以免引起众怒，总之大家等待机会便是，我会告诉他们，请几位元老特别注意其事。”
蒋道：“还有，此事不能拖延，时间愈久，对大陆共党愈有利，对我们愈糟糕。所以一定要像救火似的，尽快将它扑灭才是。其实办法很多，要看他们有无诚意，堂堂一个政府，怎会对这个没办法？那真是不可思议！谁敢主张与敌通商，就把他抓进去！我不相信日本对这件事会没有办法，刑警不能抓一些人？抓一批人，关一批人，杀一批人，不是家常便饭吗？你我不是曾经目击的吗？要他们好自为之吧！”张群暗叫苦也：“今天确乎不比往昔时光。”
其实蒋介石何尝不知道：今天的时局已非当年的模样了，但他总以为日本天皇和他这个末代王朝的威风犹能再来，而不像王宠惠似的此去再也不复返了。
张群知道蒋介石夫妇既不想看到王宠惠的“遗容”，又不想和这个“遗容”合影，那只不过是一种“恩赐”，连蒋某人都“亲临吊祭”了，大家也就更应该不声不响，为蒋的家天下卖命到死！张群在一早九点便到极乐殡仪馆为王大殓，引导俞鸿钧、张道藩、于右任、莫德惠四名院长，各执废旗一角，复于灵柩之上，以示老蒋“轸念王故院长对国家的功勋”。到十点整，“追思礼拜”开始，而老蒋未见到来，于右任拂髯而叹道：“我们不是教徒，却要硬做礼拜，总统夫妇是教徒，未见前来。”张群朝他点点头，不敢出声，会众默祷之声，又是一片“圣诗”，再由长老吴某祈祷，续由张群追述生平，牧师周某接着“证道”，牧师李某再来个“祝福”，王宠惠的外孙女婿谢耿民代表家属致谢辞，折腾到十二点整，蒋介石夫妇到也。
一片哀乐迎蒋宋，陈诚夫妇，几名院长以及驻台几名鬼佬使节纷纷让路，蒋宋直趋灵堂，对王像行礼，步入灵帏，默哀一阵，宋美龄把鲜花一束置于柩上，扭过头来对遗属慰问几句，立即离去，陈诚跟在张群背后，听蒋在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语无所指，张群也答非所问，说道：“都准备好了。追思礼拜一结束，全国各机关团体就开始公祭，总统府以下中央各机关和台湾省政府、各社会团体五十多单位分别举行公祭。”蒋介石那里听得进去？忙不迭上车。
宋美龄却问道：“什么时候出殡？”张道：“还没有找妥墓地。”也就送走了两人，算是透过一口气来，然后再送陈诚夫妇离去，俞鸿钧道：“秘书长辛苦了，不如先回，这边有人照料。”张群点点头，回到灵堂，见王宠惠太太披着一身黑纱，一个人还在柩边痛哭，不禁老泪两行，俞鸿钧低声道：“不如一起便饭。”张决然道：“不必了，今天我的心情太坏。”俞道：“彼此彼此，还是找几个人喝一杯吧，再说，关于对日问题，还得向岳公请教。”
张群一怔，说：“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展？”俞道：“也不，只是老头子交代的，已经很难搞了，他要我不妨大兴问罪之师，要我举出很多很多例子，证明日本有负我们的那番好意，证明这个那个的，我实在没办法下手做去。”
张群苦笑道：“俞院长言重了。”俞一把挽住了他，说：“岳公到我家里休息休息，吃个便饭，俾便请教。”张群也就去了。ＯＫ俞摒退家人，密谈道：“实不相瞒，这个对日问题，非得岳公指示，不敢下手，内中错综复杂，一言难尽！如今大事不好，老头子今天一早传下话来，说东京如果继续与大陆贸易，我们就和东京停止贸易，岳公对这决定，有何指教？在他盛怒之下，我这个行政院长只有请训的份儿，连问题都没法提了。”
张群沉吟道：“与日本停止贸易，以前也曾听他说过，只是说说，但是这次可没听说，你倒有所闻了，说明他这个决定来得匆促，也是盛怒之下的气话。”俞摇手道：“不像不像，看来他真有此意。”张文沉吟道：“这是最后一计了，如此一来，双方就面临紧张局势，不过也不要紧，我们如果采用这一步棋，对日本内阁来说，倒是一把助力，他们可以振振有词，以还击民间与部分官方人士的对大陆贸易。不过，”张群叹息：“这一点瞒不过俞院长，我们的分量如何，大家是知道的，如果动用最后一计而无济于事，岂非更加糟糕，使天下人笑我们多此一举？”
俞鸿钧道：“岳公明白，到今天为止，日本工商会议所会长足立正、已经亲访岸信介首相，请他考虑这一项日本与大陆的私人贸易协定。而岸信介呢？刚刚听完了这三个团体的报告，据说‘日中贸易促进联合会’、‘日中进出口业贸易联合会’与‘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大陆的贸易兴趣非常浓厚。”又叹道：“我恨不得和堀内谦介当面谈谈，无奈这位大使一去好久，还没回台。”
张群喝了口花雕，低声说：“关于这方面，倒是有内幕新闻奉告，不过你听完就算了，不必外传。”张长叹道：“今日之下，我也没办法了！据岸相的左右告诉我，对大陆贸易问题，非政府可以阻止，天皇更是没用！岸相即将答复民间团体的内容不用书面，以免刺激美国和我们，日本政府已决定三点：第一点是日本政府仍然不承认北平政权，要三个团体注意；第二点是对于拟议中的大陆驻东京贸易代表团人员，将不予外交特权。”俞有喜色，说：“这样看来，对我们的面子问题还算马马虎虎。”张群苦笑道：
“第三点，日本方面决定，将不遗余力地与计划中的大陆贸易机构合作，以利促进与大陆的贸易。”俞鸿钧闻言，搁下筷子，怔了一阵，又听张群叹道：“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的左右对我说，对于老头子的盛怒，他们另有表示。”
ＯＫ俞苦笑道：“那一定是好话说尽了！”张群瞅他一眼道：“外相藤山爱一郎已经决定，当堀内谦介返回台北任所时，岸相有一封信请他面呈老头子，这是私函，内容如何还不知道。不过堀内这次回国，主要是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亚洲及远东区日本外交主管会议，相信对我们的问题，一定有使我们寝食俱废的看法和意见。”张叹道：“又听说岸相致老头子的私函，将视日本政府对日本与中共民间的贸易协定的立场，是否在掘内行前决定而定。此外，藤山还有他的一封私函，托堀内带给叶公超，就那个贸易协定有所声明。问题微妙的是：一方面，日本政府对这个协定的意见还没确定，而另方面，签立这个协定的三个日本团体，根本没有要求日本政府阐明立场，也即是说，百分之两百没问题的了。”说罢举杯，喝了一大口闷酒。
而事情演变到第三天，蒋介石盛怒之下，决定出此“最后一计”激一激他的日本老友：停止签订与日本的一切商务合同，张群、俞鸿钧、叶公超等乱成一团，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张道：“自从王院长逝世之后，老头子的脾气好像更坏了一些，这件事内容复杂，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对方的各种各样答复与解释，没有一样是能使他满意的，因此大发脾气，甚至说过绝交也不足借，当然那是气话，这样做已经够瞧，绝交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不过我们怎样进行，倒是难题，我老了，脑筋不顶用，你们出主意。”
ＯＫ俞道：“叶部长办法多，你来。”叶公超苦笑道：“对日问题，我最外行。”张群呵呵一笑道：“这样就好，像我这根老油条，对日本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反而没了主意，满脑门子都是顾虑，不如你来，你开门见山，反正是放炮嘛！放吧！”叶公超面对两名“上司”，无法推诿，苦笑道：“那我试试，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三个都不露面，以免结下冤家，犯不着，找一个替死鬼开口吧。”三人皆笑，张群道：“要得，说下去！”叶道：
“我想，再过两天，立法院要开会了，已经通知外交部，到时候要我们派人参加，答复有关日本与大陆贸易事，我想这个机会好，顺水推舟，既不紧张，又不马虎，作为答复主委询问的内容，二位以为如何？”张群道：“很好很好，不过难为你了。”叶道：“不不，我想请沈昌焕次长出马，由他放炮。”三人又笑。其实这三人心里也都明白：立法院开例会，准又是吵吵闹闹，装模作样咨询一番，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尤其是在眼下这般困境，人人自危，这样的会谁还能认真对待？所以在下也就没必要再费笔墨详细写来了。
这立法院一年复一年，例会复例会，除了会场上吵吵闹闹几天，报纸上沸沸扬扬一阵，会一散也就万事大吉，一切照常了。不过此次例会，旁的人不关心，这老蒋可放心不下，会议刚结束，就召张群、叶公超、俞鸿钧和沈昌焕来草山报告会议情况。这四人十分清楚，老蒋之所以如此关注这次例会，主要是想知道会上对日本同大陆贸易一事的议论。于是就由沈昌焕次长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这次立法院例会开得挺……挺热闹的。各位立委所询问的大都集中在日本同大陆发展贸易一事上。”
“哪个立委开炮最多最猛？”蒋介石问道。
“立委余拯发言最多最慷慨激昂。”
“他都说些什么？”
沈昌焕道：“余立委说：‘王院长死了，令人伤感，因为大家都在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挨日子，过一天算两个半天，何年何月反攻大陆，好像已经偃旗息鼓了，没人再提这码事了。现在外交又节节失利，日本又居然与大陆公开进行贸易，这还成什么话！’”
“说得好！”蒋介石以掌击案，但紧接着又改变口气：“不过，他不应该说反攻大陆已经偃旗息鼓了，没有的事，谁说不再提反攻大陆？我就经常说，三军也无时不在作准备嘛。”他望了一眼沈昌焕：“这位余立委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谁不知道，他们的天皇制度是我们蒋总统把他保留下来的！谁不知道，他们对我九亿美金的赔偿是蒋总统摇手不要的，谁不知道，战后他们两百万军民，是蒋总统像对父母一样地把他们平安送回日本的！现在他们可恩将仇报，和大陆中共做起买卖来了，不但做生意，而且还不断派各式各样的团体到大陆去访问去考察，非常热闹，非常友好，这还了得！’这位余立委在会上大声指责外交部。说：‘请问外交部究竟干了些什么外交？如此丢人现世！我们要求外交部向日本索回那九亿美金的赔偿，连利息都得讨回来，还有那两百万人的遣送费也得要回来！”
蒋介石问道：“你是怎么回答的？”
沈昌焕道：“在会上我是这样答复的：余委员所提的问题，很好，很及时，很有分量、我们外交部曾做过努力，但日本万面至今仍没有作出令我满意的答复，行动上不仅未有收敛，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与大陆贸易的迹象。蒋总统以下对此莫不盛怒难忍。因此，政府也在采取措施，例如已决定停止签订与日本间的商务合同，暂时停止向日本购买货物等等。”
蒋介石点了点头，道：“嗯，是得给他们来点硬的，否则就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叶公超道：“昨天美驻台大使庄莱德自东京来台湾，他已是第三次来台湾了。不过他此次来台又是来去匆匆，只逗留半天，就又急忙登机走了。”
蒋道：“这算什么驻台大使！他又来干什么？”
叶道：“他来是为了同我交换对东京势态的看法。他说：‘请你转告蒋总统，就说东京气氛和台北一样紧张，可是两种情怀。你们若再不鸣金收兵，那用不着你们开口和他们绝交，他们也会开口和你们绝交。为了你们，美国也害了头痛病，还有许多盟国都害了头痛病。’”
蒋介石冷笑道：“他们头痛？我们头都裂啦！”张群无言。听他在说：“庄莱德不会和我们过不去的，以后再有人问，给他一百个不理！”张群唯唯。蒋又道：“你是明白人，这件事情，把我气得不成样了！”张群以日本内阁代言人姿态表示歉意道：“他们的处境是不易，可是闹成这样，手腕不免太软弱了些。”蒋皱眉道：“我又想起他们对我说过的什么‘形势’来了，我还是不相信，今天的形势竟是日本非与大陆贸易不可！美国工厂产品和农产品到哪里去了？我们的东西又哪里去了？自由世界这么大的地方，产品到哪里去？难道大陆有‘宝’？我们在大陆时都没有那么多东西，难道他们比我们更有办法？”张群不便把日本朋友在大陆所见所闻对老蒋说，只有点头份儿。又听蒋道：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我很疲乏，也很气愤。不过，虽然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可是整个问题还没有完结，今后怎么做？怎样破坏东京北平的贸易和一切关系？怎样和东京联络？和华盛顿商量，这要你们分头去办，看你们的了。”张群唯唯，但说：“不过，这件事今后进行不易，恐怕非要切忌声张，小心进行不可了！”
蒋介石一下子没想通，有气道：“中日两国共同防共，已数十年，为什么当年在抗战时期我们尚且可以共同反共，今天反而要偷偷摸摸，缚手缚脚？”话到这里，也就想起了日本朝野正在趋向越来越浓的“大陆热”，顿时哑口无言。
且不提张群黯然离去，却说蒋经国悄然出现，说：“华盛顿有信来，胡适很快要回台湾。”老蒋闻言一怔，脱口而出道：“他来干什么？”又问：“几时回来？”无法掩饰他的内心惶恐。小蒋安慰他道：“这一次，他可能要住很久。据那边来信说，美方有关人员正在纷纷为他饯行。有人问他‘胡适胡适？’翻成口语是‘胡适到哪里去？’他说这回可真的有了答复？要回老家了。因为胡适是在台湾诞生的，他倒是不折不扣的回老家了。”
蒋介石沉吟良久，问道：“你以为他这一次来，会有些什么花样？”小蒋道：“前天，又有人向我们保释雷震，看来和这个也有关系。”老蒋忙道：“千万放不得，千万放不得。今天正是多事之秋，如果再把这批宝贝放出去，那我们真的不但头痛，头都要裂了。你务必办到，就是一百个不放，一百个不理，一百个不买帐！”
面对老父如此愤慨，小蒋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老蒋却“唉”了一声道：“共产党和我形同水火，我没说的。我杀他们的人杀得真不少，他们流的血，足够我在上面行船，可是美国凭什么和我过不去？我对他们，还有什么对不起的？还有胡适，我当菩萨似的供他，好，他可比共产党还什么，那就太气人啦！”小蒋忙不迭劝了一阵，听老蒋说、“今天已经不早，明天你对我说说胡适与台湾的关系，看他回来之后，有什么把戏好耍！”又道：“他怎么和台湾有起关系来的，好像有人说过，我记得不大清楚了，也对我说说。”
翌日，小蒋入报，说：“据美国来信，胡适这次来台，似乎有久居之意。”老蒋皱眉道：“他今年也不小了，难道像王宠惠一样，狐死首邱，非回台湾来不可吗？”此言甚毒，小蒋唯唯，说道：“问过胡适的几个朋友，知道他并非在台湾出世，而是在上海大东门外出世的。”老蒋喜道：“那好，还有呢？”小蒋掏出一纸便条道：“原来他的名字叫做洪錊，直到出洋留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那时候，严复翻译、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大行其道，他学校的老师杨千里有一次出了个国文题目，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给他的第二个哥哥的印象很深，因此有一次胡适之问他二哥起一个表字的时候，就给他起了个‘适’字，于是就用了‘适之’二字。”
老蒋冷笑道：“也真是的。他可是太‘适之’了，无往而不利！哼！”又问：“他怎么和台湾有关系的？我又忘了。”小蒋道：“我找了一些他的事情：他是安徽绩溪县人，清光绪十七年阴历十一月十七，公元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在上海大东门外出世。他父亲叫胡铁花，初娶冯氏，在太平天国兵荒马乱中死去，再娶曹氏，生洪骏、洪觉、洪駓三人、女儿三人，死于光绪四年，到了光绪十五年，胡铁花在江苏候补，续娶同乡冯氏，这个太太只有十八岁，十九岁那年生下胡适之后两个月，胡铁花被奏调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光绪十九年二月，胡适之随母到台湾，在台南住十个月，在台东住一年。到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之后第二年的正月，胡适就随母亲回到绩溪胡乡。清廷割台之后，胡铁花内渡，他并未抗日，也未回乡，就在胡适回家那年的七月份，在厦门死了，那时胡适之只有四岁，他的母亲只有二十三岁，后来守寡守到四十六岁，也死了。”老蒋闻言失笑。
老蒋失笑道：”我不要听那些婆婆妈妈的。”小蒋也笑道：“不过蛮有趣的，胡适之不到五岁，就给冯氏送到他四叔父胡介如家塾里读书；九岁起喜欢读水浒、三国、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据他在‘四十自述’文中所说，小说对他写文章有极大的帮助。”老蒋问：“他太太是什么来头？”小蒋道：“这倒是蛮有趣的，胡适之的婚姻，是冯氏早就为他和江冬秀订了婚的，但是两人没见过面。胡适从美国回来返乡探亲。曾到离绩溪近百华里的宁国拜访未来岳家，他坐滑竿走了一天，到了，恰巧江冬秀在床上生病，因此没有说话，他在她房门口隔着帐子望了一眼就走了。当天晚上胡适住在江家族人那里，第二天坐滑竿回绩溪。”
老蒋听了又笑，说：“原来他也是很古板的，坐滑竿来回，倒有点官架子哩！”问，“那江家又是什么来头？”小蒋道：“看来没什么，大家乡下人嘛，冯氏就替儿子做主了。到民国六年冬天，胡适回籍结婚。一共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胡祖望，取‘祖母望孙’的意思，第二个儿子胡思杜，是‘思念杜威’的意思。”老蒋问：“思念什么？”小蒋道：“胡适思念杜威，杜威是个美国人。胡适自己说，他的思想，受赫骨黎和杜威两人的影响最深，前者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后者，就教他怎样思想，教他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因此他写了不少有关这两个人的东西，特别是杜威，他不但写、照做、还把儿子的名字都叫做‘思杜’，真是入了迷。”
老蒋问：“他的儿子现在哪里？”小蒋道：“胡祖望在美国，是驻美大使馆里的经济专员；胡思杜在大陆。”老蒋“嗯”了一声道：“我想起来了，他还登过报和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小蒋又道：“在两个儿子之间，胡适还有过一个女儿，早死了。大儿媳曾淑昭，生了个孙子单名一个‘复’字，胡适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看到收复大陆，因为从美国到自由中国，都在为收复大陆而忙碌，如果到他死的那一天还不能收复大陆，那就……”小蒋忙不迭咽下那半句，听老蒋沉吟道：“这真是想不通，胡思杜并不是个什么左倾分子，听人家告诉我，他唱得一口京戏，是个票友，是个花花公子，为什么他要留在北平，等共产党进来？内中究竟有什么名堂？”
小蒋道：“没听人说过，只知道胡思杜也在大学参加了学习，时常当着众人，骂胡适‘是美帝走狗’什么的，这在香港的报纸上也登过，据说他也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老蒋失笑道：“可是他的名字还在想念杜威呐！”
小蒋也笑道：“现在他一定不敢想了。”其实老蒋对胡适的历史也有兴趣，因为他早年的经历，也是老蒋所知道一些的，可是一来忘了，二来即使当年，也不可能知道得很多，例如胡适之在上海念过四家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对老蒋就相当“面熟”。原来光绪三十年二月间，胡适之的三哥胡振之因肺病到上海医治，那时光生肺病，和今天的患上肺病完全不同。当初因为医疗条件，特别是特效药还未问世，患上肺病等于宣布了死刑，除非十分有钱，还能挽回一命，家境清贫的，那就很少希望。即使情况较好，也不一定有痊愈把握。胡振之后来还是不治死去，那是后话，按下不提。
却说梅溪学堂创办人，乃胡铁花友人张焕纶，初名梅溪书院。胡适的二兄三兄，都在那里读过。在一九○四年初，这家学堂的功课只有国、英、算三项，胡适初入学时编在第五班，后因他的国文有根底，六星期后升到第二班，翌年改为梅溪小学，之后胡适毕业，校方要送他们四个学生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那年正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青年人都不满清政府的中立，也就不满上海道袁海观，因此四人中只有一人应试。
于是，胡适就进了澄衷学堂，此乃宁波富商叶成忠所创办，共十二班，前六班相当于中学，后六班相当于小学，学科有国、英、算、物理、化学、博物、图书。胡适只读了一年，期中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翌年夏季，他投考中国公学。而当时出题、监试及看卷者全是总教习马君武。
中国公学的创办，由于日本文部省在一九○五年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有一部分人就愤而回国，创办该校，那一年风潮甚大，湖南留学生陈天华甚至愤而投海自杀，遗书国人努力救国，人心大为震动，因此回国者众；可是当回国的学生纷纷到达国境时，又因日本方面对取缔的风潮趋于松懈，官费生就又回到日本去了。就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情形下，上海人看见中国公学里多的是剪了辫子，穿上洋装的青少年，而且自己办学堂，便以为他们是革命党，清政府更处处阻挠，因此学校办成之后，却几乎无人敢于捐钱赞助，开门不到一个月，学校已陷入绝境。该校干事姚宏业激于义愤，投江自杀，遗书发表之后，社会上才对该校稍稍了解，清廷对它也稍为松懈，捐款赞助的人也多起来了。
中国公学当时有几门功课请的日本教员，由懂得日语的同学翻译，有些同学还兼学校的教员或职员。内中有朱经农、但懋辛等人，朱充翻译，但教体育，同学都是创办人，因此也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而当时上海的学校都用上海话教书，该校却是第一家用普通话上课的。胡适读了两年，姚康侯和王云五任英文教员，据说是注重文法分析，胡适在这两年对英文兴趣极大，也学写一些小说和古体诗，虽然中国越来越贫弱，但他对革命毫无兴趣，极力在做他功名利禄的梦。
在一九○六年冬天，公学办事人请郑孝胥、张春、熊希龄等十人为董事，修改校章，出现了董事会，这个会又公举了监督，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学生于是与学校当局起了争执，迄翌年九月，学校干脆禁止学生开会，还开除了为首的学生，于是闹了一次大风潮，大多数学生退学，推举干事另办中国新公学。
胡适在新公学中担任低级各级英文，每周上课十三小时，月薪八十元，在那个时候，八十元不是个小数目了。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是他的低班学生。为了赚更多的钱，胡适还在校外教学生，张奚若便是其中之一。
胡适的景况不坏，新公学的经费却十分困难。内地到上海的学生，都同情新公学，因此学生多于老公学，而老公学在吴淞的新校舍已经建筑，担心学生太少，一个为钱，一个为人，于是双方“谈判”，到一九○九年十月间新公学正式解散，但胡适此时已经志不在此，决定投考一九一○年的第二期留美庚款生，到美国镀金去了。
胡适之辞去公学教职，闭户不出，读了两个月的书，就和他的二兄胡绍之一同北上，住在北京女子师范里应考。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科学。胡适的国文考了个满分，英文则为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科学取了第五十五名。那次取送出洋共七十个名额，他这个五十五名就在录取之中了。
那年底，胡适便与赵元任同入康奈尔大学。胡初入农学院，一年半后改入文学院，一九一四年二月拿到了梦寐求之的文学士学位，然后再回到原校研究科，等不及预备文学硕士学位，就直接预备文学博士学位。到一九一五年九月又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兴趣”又转到了中国哲学史，认为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
于是乎，哲学史变成了胡适的职业，文学则成为他的“消遣”了！老蒋小蒋当然不懂得胡适口口声声说他“以哲学为职业，以文学为娱乐”的真实内容，更加不懂得胡适之所以为胡适。但是，具有正义感，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懂得的，老朽且代列位翻开他的“文存”第一集一九八页，只见他在“新青年’，中的“胡适胡说”，有道是“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真是妙论！他在初期的文学论文和中期的文学论文中，甚至混淆短篇小说和诗的分别，把“上山采靡芜”、“石壕吏”、“琵琶行”等古诗当作短篇小说看，否定了“诗”，端的是胆大妄为！就在那篇结论里，又发出了“写情小说”、“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趋向的怪论，理由也即是上述所谓“经济”，这种“见解”毫无保留地暴露了胡适所理解的美国人生活，只是人人在为垄断资本主义大老板们的大人发洋财而“一天忙似一天”，于是不再需要精深的文化享受，“也不能不讲究经济”了。那何不干脆“经济”到连上述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也束之高阁呢？何必多此一举地把“莎氏全集”等徒有空壳子的书橱装饰出来呢？反正书壳子中并无一页文字。
胡适所理解的“生活竞争”如此紧张，揭开他的洋奴脑壳，也就是说人们应该为了美帝的称霸世界，征服殖民地，广设基地而“忙”。与此同时，胡适把这“文明”传播到其它国家，使一切的“生活竞争”一如美国，那结果必然是大战于一场吧？如此“文学趋向”也就等于指出惟有无休无止的彼此杀戮才是，它的结果，真是令人叹绝。可是胡适的妙论并不能使他所崇拜的美国作家们搁笔，美国有的是长诗、多幕剧和长篇小说，他们似乎并未顾到读者的时间。胡适这一可鄙的调调儿，明知已非却不作修改，他的“文存”再版时仍在其内，也就刺破了他的所谓“大胆假设”需要“小心求证”的假花招。
就在胡适暗自得意之时，没想到蒋介石却在暗中算计胡适，虽然不直接拿他开刀，却把以他为后台的《自由中国》杂志推上了法庭，也就是把杂志的主要负责人雷震推上了被告席。罪名就是该刊刊登一名姓陈的“投书”，文中有反蒋的“隐语”。明眼的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借口罢了。不过，对付蒋家法庭那一套，雷震等人是“经验丰富”的了。这一年三月三日开庭前几分钟，雷震夫妇和两个女儿、几名《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职员一齐到达，百多名学生和各报记者在便探密布下并未作声，而雷震更是紧绷着脸，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记者们一拥而前，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雷震还是紧绷着脸，从公事皮包中掏出一份“投书”原稿，朝众人扬了扬，也就开庭应讯去了。
那检察官谢俊峰，书记官林铨关窗锁门。接近三小时内，始终以雷震一人为对象，不得旁听，拒绝透露。众记者多方打听，知道侦查内容除了这封“投书”的来源，投书人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之外，有关该刊处理一般投书的情形也问得非常仔细。雷震呈堂的原稿是普通绿色格子稿纸，文长四又四分之一张，字体相当端正，末尾由投稿人写陈怀琪三字，并未盖章，也无地址。法官问他为什么没有盖章和地址的投稿也能用？雷震道：“这是一般情况，而且还是老实的表现，如果投书人要欺骗你，他尽可以用一个假地址，刻一个假图章。”法官道：“那这封稿件的信封何在？”雷道：“一般报纸杂志的规矩，都是不大保留信封的。保留信封的一般原因是为了地址。”
那法官实在套不出破绽来，明知道这封“投书”是假的，却又无奈何。而蒋方也不怕他插翅飞去，一方面要他回去，一方面要传投书的陈某到庭，而雷表示“爱莫能助”。
一身大汗的雷震，和家人职员等浩浩荡荡，回到家中，不敢径自找胡。辗转派人到南港告诉胡适，法官已经问到他和胡适的关系，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关系，美国和胡适的关系。这些问题根本用不着问，忽然一下子扯了出来，胡适认为半是试探半警告，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心中不安。
拖到月半，并无发展，胡适也在找人探听，忽报张大千夫妇来访，胡适就在南港招待他们，少不了蒋方那些人马。张大千是个老江湖，焉有不懂得的？当下对众人大声说道：“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医眼睛的时候，胡博士在生病，发高烧，高烧未退，支着司的克到我病房来了，今天我们的身体都不错，因此我一到台湾，就要拜访他。”胡适免不了也扯上几句，说：“这回到台湾准备逗留多久？要卖画？我可以介绍。”张大千捋须大笑道：“我不卖画，吃什么？”
这边厢胡适在胡扯，那边厢蒋家父子可在伤脑筋：“《自由中国》案”虽已开庭，但是井未达到使雷震等人感到紧张，乃至害怕的地步。老蒋听小蒋述开庭情形，雷震方面十几个“助威”，另有百余名青年你可以当他们为瞧热闹而去，也可以说他们意图为雷震壮胆。而且作为被告雷震给人的印象恰巧相反：他是原告，而法庭是被告。他确乎把“原稿”拿了出来，表面上已经“尊重法治”，但是至于投书人陈怀琪的地址何在？原稿的信封何在？都无下文，蒋方认为这份“原稿”出自伪造，文中的陈某根本就是雷震，此事非“办”不可，否则后果严重。
老蒋问道：“胡适方面有什么表示？”小蒋道：“那他不敢。不过据研究院那边的人说，散庭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曾有五六个客人到南港找胡，他们断定内中准有一个是为报告开庭情形而去，可是不容易找到证据。”老蒋沉吟道：“我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反正这本什么《自由中国》，一定要它关门！而且越快越好！在明年年底之前，一定要它关门。但是必须注意：无论如何不许惊动胡适，否则给闹到美国去，我们岂不是枉作小人？而且即使封门，要找个和胡适毫无关系的理由，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蒋唯唯。对于这种差使，在他是熟门熟路了，当下要安全局长郑介民、陈大庆包办这宗“公案”，郑介民浑身是病，既感前途茫茫，又觉事事棘手，实在打不起精神来，对陈大庆道：“这一阵，我正在为‘台独’案食不知味，寐不安枕，再来一个《自由中国》案，那就无论如何吃不消了。可是兹事体大，不能假手旁人，不如由你组成一个小组，放手做去。”陈大庆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既不能干脆封门，又不能干脆抓人，雷震还是个国大代表，下手更不容易了。”郑介民强笑道：“还是用老办法吧。”这个老办法就是大派红帽子，诬人“通共”什么的，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几十年来，用这手段不知道打击了多少人，如今对于反蒋反共的雷震，也要出到这一手，却是并非易事，于是这个“安全局”就成立一个小组，专门找雷震的晦气，而用不了几天，当真给他们发现了“线索”。
原来六十三岁的雷震，浙江长兴人，在原籍并无直系亲属，可是在大陆有的是亲戚友人，“安全局”希望在他的私人通信中找到一些东西，然后把他来一个什么罪名。
但是，雷震是个著名的“媒婆”，在政客圈子里以油滑闻名，自己又是个“国大代表”，不可能在书信中授人以柄，“安全局”花了很大气力，并无收获。倒是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经理马之骕的书信中，找到了一些其实非常平常，而此刻变成“罪证”的东西，那就是他在寄往香港的私人信件中，时常发牢骚。在台湾生活而不发牢骚才是新闻，但马某以如此身份这段时期而发牢骚，也就该他倒霉了。再一查，此人三十七岁，河北滦县人氏，住台北县永和镇。系自一九四九年之后辗转抵台，《自由中国》半月刊十一年前出版以来，他就在里面工作，直到出任经理。蒋方认为此人大可“利用”。
而在雷震私人函件往返中，查到一个名叫刘之英的人，年五十三岁，乃北京人氏，住台北市南京东路，是国史馆荐任一阶一级秘书。此人与雷震书信来往，有些使蒋方看不懂或者不易理解的用语，也就紧张起来，认为这些乃是“隐语”，也以为此人大可“利用”。
而在截查刘之英的书信时，查到一个名叫傅中梅的人，认为又可予以“利用”。
费尽心机的“安全局”人马，复在“自由中国社”中发现了一些大成问题的参考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等，一共十八本。认为如果上述诸人是“人证”，那这十几本书便是“物证”了。可是如何把他们串在一块儿，却也不是件易事，那一日郑介民正在发闷，陈大庆到他桌旁，坐了，尚未开口，郑苦笑道：“瞧你模样，一定是有头绪了。”却叹道：“我想追的人，一直没了下文。”他指的是美国暗中支持的“台湾独立运动”派了批人来台活动，为首者以“侨居日本经商”为名，到处招摇，“安全局”派人盯了很久，正待下手，他可是跑了，机场码头的守候者，却始终未见此人“驾到”。
陈大庆道：“那准是坐渔船溜了。”台日、台港之间的走私小船不少，除了私集集团，便是“官贼合营”，那些特务们不但不捉，还以此为一大生财之道。现在那“台独”人马十有九成自渔船脱身，也只能徒呼而已。但郑介民早已失宠于蒋家父子，如今办案不力，这顿排头准会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愁闷不堪。如今面对这个正在“当令”的副手陈大庆，又妒又气，忽地长叹道：“我的心脏病，你是知道的，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更加一天不如一天，我想告长假找个地方治疗，你说‘老头子’会批准吗？”陈大庆摇手道：“千万别提告长假，‘老头子’为‘台独’和胡适的事情正愁人手不够，何况像局长地位的人？”
郑介民闻言默然，知道这位“部下”的对他那番“好意”，无非是奉命察看，可得罪不得。郑介民是个老牌特务，当然明白他那个圈子里的一套，怎敢在陈大庆面前表示自己真正的态度？当下强调自己的病如何如何严重，并且希望陈接他的“棒”，说是自己心力交瘁，不中用了，陈也就安慰了几句，说道：“上面对于那个‘中国民主党’那回事，追得根紧，现在决定和《自由中国》合并成一件事了，那就是这个反对党非搞垮它不可！那个《自由中国》非让它关门不可！而且希望越快越好！”
郑介民“哦”了一声道：“那不就等于说：我们和胡适正面干开了吗？”陈大庆狞笑道：“这是先下手为强，慢下手遭殃的问题，不是他倚赖美国吃了我们，就是我们借口《自由中国》吃了他们，上面也已交代清楚，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郑介民道：“那，兹事体大，难道还用老力法，给雷震戴一顶红帽子吗？”陈笑道：“也只有这顶帽子合他的头寸了。”郑介民心想：“给旁人戴红帽子，恁地不合适也差不多，但给雷震戴这个，可又恁地也不合适，太滑稽了。”心中想着，嘴上却说：“那就这么办吧。”
这么着，胡适面临两支长枪，一支刺向那个反对党，一支刺向那个《自由中国》。表面无甚大变，其实来势凶猛，胡适好不紧张。
那一日，胡适把雷震、高玉树、李万居、夏涛声、齐世英、王地、郭雨新、董玉娇、谢汉儒、许世贤、杨毓滋、李赐卿等“中国民主党筹委会委员”找到南港，以“参观”为名进行秘谈道：“我为学术研究而回国，对各位的政治活动一概不闻不问。不过近来风声不大，那个友人辗转相告，说当局对贵党和《自由中国》半月刊，似乎有非去之而后甘心的决定。我们当然不怕，有美国盟友支持，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不能不格外注意。狗急跳墙，人急悬梁，哈哈哈哈，你们不能不注意。”
李万居发言道：“我已经给他们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的房子，已给他们放火烧掉了，我的报纸，已给他们秘密封锁，只差出不了版、排不了字，我对于民主的渴求，无有今日之甚者，吾台湾人对于民主的渴求，也无有今日之甚者，因此我建议请胡院长向华盛顿方面打个招呼，类似《自由中国》读者投书闹成这般田地，简直太使人难以置信了。”雷震道：“我，已经只有半个自由的人了，前几天吃了官司，充分知道这件事只有越闹越大的份儿，不可能化小事变无事。”
也真是的，“安全局”正在搜集《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小朝廷的猛烈抨击，蒋介石认为十年只有自一九五七年八月开始才向他展开攻击，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急转直下：已经加紧驱蒋吞台，更加不敢怠慢。而攻击之中，有几点是蒋认为恶毒之极。第一：雷震认为蒋集团过于衰弱，而中共过于强大，因此蒋介石无论如何无法领导他的部队回到大陆，于是应该放弃这一打算，以免劳民伤财。这回事是蒋政权的所谓“主要政纲”，雷震等人要他取消这个，连摆在嘴上嚷嚷都没必要，简直把蒋介石气惨了。
其二：《自由中国》建议美国，为了保护人权的利益，美国对于台湾的援助，应附带若干条例，并且监督“中华民国政府”使用这些美援。易言之，蒋介石只要美援到手，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使台湾无人权保障。
其三：《自由中国》指出，蒋介石正走向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末期的悲惨道路。蒋介石读史不多，但祟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故事他还知道，气得连骂人都骂不出来了。
其四是指陆军竟由政客掌握。其五是蒋介石的那个党，党费并非来自正途，而来自“国库”；其六是呼吁解散小蒋的反共青年团。
其七：那就是特务满坑满谷，雷震等人不但有人盯住，而且住家附近就成天有特务监视。为了证实所言非虚，雷震还约了一个合众社记者到他家采访，特务们见是洋人，更加紧张，居然亦步亦趋，监视更严。蒋介石闻报，大叫笨蛋，而忘记了特务们这样做正是他所“吩咐”的。
其八：那个合众社记者访问雷震，为的是揭露台湾“地方自治”各级选举的黑幕。此外还有很多很多被蒋认为煽动、诱惑、挑拨、分化、中伤，乃至“伪造读者投函，侮辱军人，企图煽惑军心，打击士气”，反正把蒋介石气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蒋介石对儿子道：“此人不除，我死不瞑目！不过，你们一切要符合手续，不许有什么破绽才好！”小蒋道：“正在为这些‘手续’想办法，不少人已经忙了好久。大概外面有些风声，已有外国记者采访过。知道他曾当过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在民国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间做过总统府的顾问，但在民国四十三年间，给我们开除了党籍。”老蒋问：“告诉他们真正的原因？”小蒋道：“没有，只说是为了他走私。”
老蒋皱眉道：“他走什么私？”小蒋道：“从香港运奢侈品进口。”老蒋失笑道：“有点不大合适，以后更加要小心，只要有破绽，传出去那就难听。你们还得仔细研究一下，当年吴国祯和孙立人案是怎么搞的。”小蒋笑道：“差不多，差不多。”
而在另外一个场合，高玉树和李万居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回答胡适，有关吴国祯、孙立人案的资料研究情形时，气氛就差得多了，因为反对党的筹备活动已经受到阻碍，郑介民且曾亲自给高、李二人打过电话：“我知道‘中国民主党’是你们两位加上雷震三个人负责的，你们是三巨头，哈，可是，《自由中国》惹了麻烦，我劝你们的反对党也就到此为止，别弄得大家不痛快罢。”
胡适闻言紧张，可仍是满不在乎道：“这样说起夹，他们是想来个一石二鸟，把两件事情合成一回事了。可曾对郑介民说过，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自由中国》是封不得的，‘中国民主党’更加碰不得！”两人闻言，精神一振，齐道：“有院长从旁协助，我们就放心了。”胡道：“可是对外无论如何不能提，我知道你们不会说到我，但是应该‘重申前言’。”说罢一笑，其声凄厉。
而当郑介民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间暴毙之后，反对党方面透了口气，《自由中国》半月刊也透了口气，认为蒋家父子用郑介民出面欺压，如今郑已死去，压力或许可以轻那么一点。高玉树对胡适道：“现已查明，郑介民是给‘老头子’吓死的，那天晚上‘老头子’给他一个电话，痛骂他办事不力，使‘台独’分子一个个混入台湾，又一个个逃离台湾，问他是何居心？就这样，郑介民第二天再也起不了床，房里有一大瓶安眠药，空了。”
但是，郑介民也罢，陈大庆也罢，他们都是为蒋办事的，于是，对反对党和《自由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传说也越来越多。这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本来不多，也就越来越少。到后来胡适才感到大势虽然未去，却难挽回。美国虽强，但在这件事情上无法公然干涉；老蒋虽弱，可是这个地方是他的“天下”，尤其发现自己也在监视之中后，胡适非到美国讨救兵不可了，再拖几月，终告成行，众人相送，胡适空虚的安慰也难有什么效果产生，突地胡适一个踉跄跌倒地上，众人急忙搀扶。胡适强笑道：“没关系，没关系。”指指雷、高、李三人道：“当我去美国后，你们可要小心才是。”众人闻言，只能强笑，在他们心目中有如什么“巨人”似的胡适之，其实他这一跤并未扶起，他在精神上已经“倒”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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