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汤恩伯凄凄凉凉从他“恩师”陈仪的海边小屋出来，打道回他的“总部”。他手下如陈大庆、石觉、王仲廉、张雪中等人，早些时候为他选择了台北县板桥镇的林家花园作为他在台“总部”。那些花园是台湾最早建筑物之一，两百年前已落成了，其庭园以幽雅闻名，也颇有亭台楼阁之胜。林家平时将庭园开放，成日价游人不绝，经汤一占，游客绝迹。汤恩伯战败归来。又经陈仪一顿教训，平时骄横之气减掉不少，坚欲迁离，以免再受他人指摘。众部下唯唯，一齐安慰几句，不料汤恩伯泪眼相对，宣布不久赴日，世界上无不散的筵席，他叮嘱大家一要听从老蒋指挥，重握军符也罢，坐冷板凳也罢，既来之则听之；二要避免与陈诚冲突，人家如今当朝一品，可惹不得。他日在东京如有机会再起，再聚不迟。当晚这顿饭吃得实难消化，话题扯到日本，看看在麦克阿瑟这个“白色天皇”之下，国民党人前往究竟有无办法。
陈大庆道：“据情报所得，有一小部份台湾士绅已被美方收买，阴谋另起炉灶，成立什么‘台湾共和国’，由台中大地主林献堂出任大总统，林献党恐事败露，已经到日本去了。听说麦克阿瑟对他优礼有加，此事大大不妙。”
汤恩伯一头汗道：“真有此事？真有此事？我在金门厦门头都昏了，一点不知道。”
陈大庆于是说下去道：“不过另有消息，说这个傀儡政权有胎死腹中可能，主要是林献堂成不了大事。吴铁老在八月间访日时，麦克阿瑟曾经要求本党在台湾重用林献堂、许丙等人。当时还以为通过他们对本党治台有帮助，没料到美国另有用心。”
汤恩伯急问：“老头子怎么说？”
陈大庆道：“他要大家注意，暂时不必打草惊蛇，宁可让共产党去吵，我们装做不知道。”
汤恩伯道：“林、许二人究竟是什么头寸？”
陈大庆道：“他两人是不折不扣的‘御用绅士’。太平洋战争末期，两人当过日本贵族院议员。”
石觉道：“好像许丙没有到日本去，昨天在报上还见过他的名字。”
陈大庆道：“许丙太露骨了，日本投降时他搞过‘台湾独立运动’，过去的情形也太糟，连本党都不敢用他……”
汤恩伯又急问：“还有一个叫廖、廖、廖……”
陈大庆道：“有两个，一个廖文奎，一个廖文毅，他们是兄弟，廖文奎还是香港大学的教授哩！”
“对！”汤恩伯拍拍大腿道：“他们在日本干什么？”
陈大庆道：“还不是反对本党？”他苦笑：“头先大家以为这是共产党，后来见他反共比本党还反得凶，才知道他们的背景不是共产党。老头子有一天晚上曾冷冷地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当然应该强烈反共才对！共产党拿下台湾，他们就没得戏唱。’”
汤恩伯烟不离嘴，沉吟良久，问道：“这样说起来，美国不是在存心开玩笑么？又要反共，又要找人往台湾搬，什么林献堂、廖文毅，他妈的这算什么心眼儿！”
众人齐叹息，深感来日大难，汤恩伯于是想起蒋介石那一句“到东京有事可做”的话来，想行前再找蒋介石。
汤恩伯第二天再往草山跑，道明来意，蒋介石沉吟道：“也好。不过今后你在日本到底做些什么，我还想不到。至于了解林献堂、廖文毅他们的活动，早已有人去了，但多你一个也可以，你同冈村宁次的私交又不错，就去试试看吧。”说罢要秘书把“机密资料”说给他听，记住了，他再找汤恩伯谈话。
汤恩伯心情反而轻松些，高高兴兴进得套间，坐等秘书找来档卷，听他说道：“本党党员，特别在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对台湾问题要十分注意，但不得随便发言，开罪盟国。”
“是是！”汤恩伯忙不迭点头。
“自从开罗会议宣言发表后，”那秘书道：“本党预料收回台湾之期已经不远，便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从事台湾实际情况的调查。并派陈仪为主任委员，沈兹九、谢南光、王芃生、钱宗起、夏涛声、周一鹗、丘念台等为委员，作为收复台湾的初步准备。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该委员会正式成立，其重要工作在于草拟接收计划、确立具体纲领、翻译台湾法令，藉为改革根据；研究具体问题，俾获合理解决。其他如台湾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接管程序及其实施办法的拟定，各级接收人员的选定，台湾行政经济干部人员的训练等等，也在这一时期举办。例如中央训练团举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及四联总署办理银行干部训练班，渝闽两地举办警察干部训练班等等，自三十三年十月至三十四年九月，养成工作人员不下千余人。
汤恩伯叹道：“我们对台湾的准备工作很不错嘛，他们拿不走罢？”
秘书笑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请汤总司令听听关于这些人的活动。”他咳嗽几声后，接着道：“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台湾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先到台湾，成立前进指挥所，准备接收工作同年十月廿四日，陈仪到台，翌日举行受降典礼，接受日军投降，全省接收工作乃告开始，是日起台湾全境的领土主权及人民即复归中国统治，这些你早已知道的了。”
“是的。”
“但在我们接收台湾中，竟发生了坑拒接收的‘台湾独立事件’。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到同年十月廿五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正式成立期中，台湾忠于日本政府的大富翁、大地主、大官僚发起一种反抗本党接管台湾的独立运动。这个阴谋一发生就被本党侦悉，一网打尽，无形中消灭了，但在本党将要接收台湾，一切准备尚未成熟时，的确是一个大大的威胁，因为这阴谋是在台日军所计划的！”
“哦！”汤恩伯一怔。
“当时在台日本海陆空三军共有四十万人，他们未经战斗消耗，装备和粮食完全充分。他们在日皇宣布投降后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抗拒天皇命令，阻止本党接收，而与中美登陆军队作最后决战，到最后一人为止；另一派主张遵守天皇命令，静待本党接收和处置，不作任何反抗。”
汤恩伯本能地把窗户一关，掏出烟卷，两人作会心微笑。点燃了，秘书说下去道：“这两派对立得非常激烈。在这之间，主战派一方面拼命隐藏武器和物资，破坏军事设施，另方面在台湾士绅之间煽动独立运动。”
“哪些士绅？”汤恩伯问。
“主要是大富翁、大地主、像林献堂、许丙这两个日本贵族院议员；还有‘台湾皇民奉公会实践部长’辜振甫、日本宪兵队负责人之一徐坤泉，一共有三十几名。”他吸了口烟：“台湾总督安滕利吉倒是很为难。当他被这两派逼得须抉择的时候，他终算决心主和，发出命令制住主战派的蠢动，同时禁止这些台湾大绅士的独立运动。”他透了口气：“我们才算过了这一关，否则不能想象。”
“那这批人后来又怎么样呢？”汤恩伯道：“我也听说一些，可是不大清楚。”
“后来都给逮捕了。”秘书道：“这批大绅士曾经在草山开过会，叫做‘草山会议’，三十几个人中，除了林献堂，都签下了名，因此，林献堂反而没事。现在他为什么要到日本去，并且昨天的东京情报说，他已经得到盟总麦克阿瑟的批准，在‘台湾民主共和国’失败之后，到热海养病，再也不回台湾来了。”
汤恩伯越来越胡涂：“那末，拿麦帅的做法来说，很明显他不利于我；可是我们还在一个劲儿嚷美援，而美国也打出旗子反对北平，支持台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秘书把档卷放好，摊摊手苦笑道：“汤老总，关于这个，回头老头子会对你说，我不便随口胡说。”
蒋介石再度接见汤恩伯时，在旋转椅中转个不休，边转边问：“秘书把情况都对你说了吧？”
“是，是。”
“我们的处境，你也明白啦？”
“是是是。”汤恩伯唯唯。
“你明白什么？”
“这，”汤恩伯道：“明白美国还在支持我们，但同时也在支持旁人。”
蒋介石惨笑道：“你明白就好！你既然知道其中奥妙，那你到了东京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听候领袖吩咐。”
“不，我要问你！你自己说！”
汤恩伯结结巴巴地说道：“工作很多。大致说起来，如果我们兵源困难，怎样在日本招募一批志愿军，也很划算，因为日本人太苦，我想一定有人愿意来台，何况有些日本兵遣回日本时，有些已有了个中国名字。”
“很好！”蒋介石再问：“还有呢？”
“还有，”汤恩伯道：“通过冈村宁次他们，了解一些美国在日本的做法，美国对本党的看法等等。能够让中日和约早日签订，确定台湾身份，也很重要。”
“还有呢？”蒋介石道：“你想的不错。”
汤恩伯捏一把汗，期期艾艾说：“廖文毅兄弟俩到底在日本搞什么鬼，看看有什么办法要他们滚开，希望也能够在日本找到机会。”
蒋介石面色阴沉，思索良久，恨恨地说：“美国对本党的侮薄与鄙视，你我大家心照不宣！我们虽然可以装孙子，但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持，否则把我放哪儿去！”蒋介石胸前似乎装了个风箱，气得急迎起伏，大声说：“你告诉日本朋友，要看看美国到底帮什么忙？援华也好，援日也好，可是像对我们这种做法，……哼，那就不敢领教！”蒋介石声色俱厉：“表面上看来什么军援，什么经援，好热闹！暗地里今天派人找李德邻，明天派人找张三，后天派人找李四；又把林献堂从台湾拉出去，再弄了个廖文毅想把他从日本抬进来，甚至连海外特工都要拉拉扯扯。要他们眼睛里只有美国，娘希匹你以为我姓蒋的真的已经完啦！你以为我真是快进棺材，到处掘我的祖坟啊！”
汤恩伯紧张万状，结结巴巴道：“别理他们！别理他们！”
蒋介石透过一口气来道：“你去吧，到了那边，多想想，多看看。看看有什么办法，中日两国密切联系起来，真正做到共同防共，必要时不理美国那个王八蛋！”他郑重嘱咐：“可是这不是闹着玩的，你说话要小心，时机不到，宁可不开口。”
“是！”
蒋介石再想了想：“这是你这次到日本去最最重要的事情。”
“是！”
“慢着，”蒋介石绕室徘徊：“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了，你这次从金门下来，外面闲话一定很多，如果就这样走了，也不大好，不如慢一步再说，待这阵风潮过去之后，你再走罢。否则有人要你报告厦门之战，又找谁去？”
“是是！”汤恩伯涕泣陈辞道：“又要领袖……”
蒋介石忽地问：“你的看法又怎么样？”
汤恩伯明知好多人把大批财产存放在美国，今天之下，要同美国闹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听任美国召之来挥之去，这味道也好生难挨。便说：“目前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睁一只眼用来密切注视美国的发展，闭一只眼用来听美国的冷言冷语，包括它的做法，我建议不同他们正面吵架。”
蒋介石大点其头道：“好好好！”立刻又问：“万一他们得寸进尺，又将如何？”
汤恩伯道：“我们只要控制了台湾的党、政、军三方面，他们再胡思乱想也没办法：特别是部队，”汤恩伯双手紧握，作同仇敌忾状道：“这么着，他一定没办法！”
蒋介石似有重忧，低声说：“有人从华盛顿来信，说美国可能派军事代表团到台湾来，是顾问性质。对训练、武器、给养各方面要自己动手来管，娘希匹真是……咳！”
汤恩伯建议道：“不管它怎么动脑筋，我们决不放弃部队，就行了！这是我们最有力量的本钱，他没办法，他没办法。只要我们抓得紧，他即使把美国人派到连里，也莫奈我何！”
蒋介石怪笑道：“把美国人派到连里？那不成话，不会的，不会的！”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对美国在台做法的估价，显然是错了。一九五九年的台湾事实告诉人们，美国军部的手，不但掌握了蒋介石部队的训练、给养与名额，而且确乎把“美国顾问”派到了连队。
蒋介石由于他的性格驱使，凡事都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美国人必将“援助”他的错误估计，只是其中之一，而十年前他以为用特务活动便可颠覆北京，这个估计更是错定了的。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解放之前，美国和国民党都布置了特务活动，花样之多，人马之众，失败之快，不胜枚举。但其中荆有麟的被破获值得一提，因为他不同于其他“老粗”。
荆有麟在事败后被南京公安局称为“双料特务头子”，因为他既是军统南京组少将文化组长，又是中统南京区专员，一身兼“二统”，此人来头委实不小。南京解放前他奉军统负责人毛人凤之命潜伏南京进行破坏工作，衔头是南京第一分组少将组长。可以理解，由于多年来他在“文化圈子”混得很久，国民党对他的“希望”是很大的。
犹在抗战时，荆有麟就在重庆以伪装进步文化人士的面目出现，渗入文艺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专门盯梢文化界知名之士，特别是对郭沫若、茅盾、夏衍、戈宝权、乔木、阳翰笙、胡绳、侯外庐、宋之的、孔罗荪、翦伯赞等人。
荆有麟把上述诸人的行动言论，连同国际文化界友人的生活起居情形，都用“报甲”情报直接送给蒋介石，同时也从蒋介石那边，拿到了不少“报甲”奖金。看官，当时国民党待务的情报分甲、乙、丙、丁四级，甲级由老蒋亲自批阅，乙级由毛人风批阅，丙级转卫戍司令部，丁级送军队。荆有麟活动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除了“报甲”，荆有麟还跟踪周恩来、董必武、徐冰、陈家康等人。他为每一个进步的知名文化人士作过“报甲传”，把他们的家庭情况、思想情况等密报给蒋介石。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就是根据荆的密告而被蒋介石下手令解散的，而由于他的“报甲”，因此发生的失踪、死亡、被关集中营的进步文化人士、男女青年们更不知凡几。因此他便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中“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南京溃退时，保密局在钞库街为他租了一所房子，名义上是“胜利剧团”的宿舍，另外弄了个唱蹦蹦戏的“胜利剧团”作掩护，由荆自兼经理。保密局又把报务员陈天赐安置在这个剧团里当售票员，密设电台，把中共的军事情况拍发到台湾。
在荆有麟的指挥下，还有化名岳华的译电员岳薇、通讯员杜艳香、白云楼，都是这个剧团的负责人，此外还有一个化名徐继的勤务兵。荆有麟满以为这个班底可以在南京“唱戏”，不料种下了祸根。
原来在南京解放前夕保密局便为荆有麟及其“胜利剧团”拨了五千斤大米，七万多金圆券，作为“应变”之用，并且答应按月送钱接济。解放初期，还有人专门找荆联系。那人来到莫干路廿一号荆处，见门口贴着盖有“南京市军管会”印信的条子，上写着：“此处系民主人士住宅，任何机关部队不得进驻”字样，暗暗赞叹。荆有麟一见面更没说的，说在家里摆酒诸客。那人道：“老兄真了不起，连他们军管会的条子都拿到了！”
荆有麟大笑道：“印信是我自己找人刻的，蛮像蛮像。这种证件最易伪造。”他指指室内：“还有二、三十种，老兄想过过目吗？”
那人道：“台湾方面要我回去走一趟，我们要分别一个时候，你有话吗？”
荆有麟道：“有有，就是明年今日，我们还都在南京，大家会师！”
那人道：“好得很，只是风声颇紧，老兄还得小心。你以为明年今日，我们一定可以还都吗？”
荆有麟已有三分酒意了，说：“当然可以，你不同共产党打交道，便不清楚其中奥妙；一旦三次大战发生，原子弹一下，他们便没生路！目前国际局势这样紧张，相信大战迫在眉睫，没有问题。”
那人道：“好好。那你们那里该用的东西都全了么？”
荆有麟道：“我们有Ｍ．Ｓ特工发报机一座，廿Ｗ、十Ｗ都可以用，密码本八本，同谁通报都行，现在要看白湾方面是不是有什么变更。”边说边举杯一饮而尽。
那人沉吟道：“老兄，我佩服你。我联系的几个地方，大都是垂头丧气，只有你满不在乎，因此我同时劝你小心一点的好。”
荆有麟又把酒斟满了，笑道：“旁人情形我不清楚，我自己就很明白。想民国二十八年八月间，我在重庆考选委员会时候，便端上了这只饭碗，由会方保送到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防奸防谍人员训练班’受训，戴老板还是我老上司，毕业后回到原机关，直接受军委会特检处处长刘藩领导。后来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又请我帮忙，兼做他们的通讯员，哈！”荆有麟有五分酒意了，他希望那人把他满不在乎的神情转告台湾，在“三次大战打响，马上还都南京”之后可以升宫发财。但那人仍然为优郁，但又不便扫兴，只好喝酒。
那荆有麟越说越有劲，唾沫横飞，口讲指划：“老兄，从重庆到南京，我算得是一帆风顺，先后受李有白、钟英、钟鹤鸣、李际安、王芳兰、毛人凤等直接指挥，……嗨，干一杯，干一杯。”
那人见他抬出“老前辈”来，苦笑道：“毛局长对老兄的希望真大。”
荆有麟一个“哈哈”道：“是啊，他在南京易手前把我找去，亲自同我谈话！要我潜伏下来，问我行不行？我说那有什么不行？平时我的‘进步’就是本钱，可以先到北平走一趟，找到合法掩护，然后再回南京。毛局长对我说：‘总裁将来到日本找大批日本兵回来打共产党，毫无问题，毫无向题，你要好好地干！’马上给了我南京第一分站站长的名义。”荆有麟把大腿一拍：“还有哩，他还让我演出‘捉放曹’的好戏！”
其实这故事军统人马都知道的了，但荆有麟还是津津乐道地对那人说：“我记得那天是四月十八，卫戍司令部装模做样派人把我抓去了，他们一进门，我就想笑。当然这没什么说的，第二天又把我放出来了，在牢里凑乎了一宵，对牢监里的共产党‘报到’，哈哈！从此以后，共产党都知道我坐过牢，我就大摇大摆变成‘民主人士’，已经‘注过册’了！”说罢大笑，举杯再干。
那人担忧地说：“老兄，你有办法，希望局势发展真能像你所说的那徉，很快就能看到他们的垮台和我们的胜利。你目前的工作情形又如何？我可以到台湾对局长他们说。”
荆有麟已有八分酒意了，大笑道：“我很好，我很好。我的工作，其实已经报了不少。不过可以同你老兄聊聊，我现在活动得很厉害，行动也十分谨慎，你说我诡密也可以，啊哈！我现在有四种以上的身份证和不同的姓名，经常变动地址，这一次是在这里，下一次老兄从台湾来找我，无论如何是个新地方了。”他再斟满杯子：“南京解放之后，你不知道我有多‘积极’！首先我是维持会的机要秘书，后来，又把大本营扎到了市中心区新街口，派人投考学校。派人打入他们的机关部门，制造许多‘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和‘蒋介石定十月十日回南京’的‘消息’，再把共军调动情形、政治情况从电台上拍了过去。”
那人道：“目前你的计划是什么？”
“老样子，”荆有麟以一个“老资格”的口吻说：“反正是这么回事。”
正说着门铃暗号响起，荆有麟喜道：“是我们的人，都是‘胜利剧团’的，不必回避，不必回避。“那人见进来两男一女，满脸惊惶，同荆有麟的狂妄成了尖锐的对比。荆有麟差不多已有几分醉了，但“酒醉三分醒”，见众人有不安之情，便说：“你们都没什么，都很顺利啊？哈，今天我的话可多啦，‘人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听我说，我们这一行可真有趣得很哪！二十九年六月我在重庆，开始打进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花样可多啦，他们这些知名之士，就经常同我谈问题，把我当成进步人士。好他妈的我就干啦！那时光戴老板他们每月送津贴，时常派联络员上我家找我。我每次进城，无论中统局的实验区或者军统局的特检处，都有专人负责招待，请我吃喝，还有，还有嘿嘿……还有玩的。”荆有麟那份得意没法形容，忘形地唾沫横飞，说下去道：
“记得有一次是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一周年，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一个聚餐会，周恩来也从城里赶来参加，说了几句祝词，我回去便给老头子上了个‘报甲’，说周恩来在会上大骂蒋介石。”荆有麟反向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他们大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叫，我们就给他一个相反的！而且还是一项重要的反共根据，老头子当然很生气。他一生气，反共便没有完，我们这一行就十分过瘾，哈哈哈哈！”
那人总是不安地东望西瞅，荆有麟大笑道：“我这儿门口有张天师的符，身上又有法宝，共产党对我非常放心，你老兄也放心好了，干了那么多年，难得今天痛痛快快地干！”说罢又举杯再干，当着那人在手下面前大摆其“老资格”来，摇头晃脑地说：“咳，当年的事情，也真过瘾，真是过瘾呵，哈哈……”荆有麟得意忘形地指指书架上的《鲁迅全集》道：“你们都知道我和鲁迅的关系，他是我的老师，我也写过一本《回忆鲁迅断片》，用来掩饰自己，鲁迅真变成了我的护身符。喏，民国三十年鲁迅逝世五周年忌辰，重庆文化界拟在百龄餐厅开会纪念，但又怕我们捣乱，因此对外绝对守秘密。并且为了预防出事，还请宋庆龄参加这个会。可是我比他们更厉害，我他妈的向中统局重庆负责人周光亚打了报告，要他准备一批打手，在纪念会开到一大半，宋庆龄退席之后，我们便动手！把会场打了个落花流水，凑巧有几个学生从沙坪坝赶来开会，便给顺手抓走。”
酒后的荆有麟恨不得把他的“功劳”全都说出来，一方面使手下对目前的处境“放心”，一方面企图通过那人，回台湾后在蒋介石面前说说他的情形，多领一些奖金。于是再说：“我们这一行同打仗一样，不妨有实有虚，你尽说实话，上面会当你是饭桶一个。记得在三十三年‘七七’纪念前夕，我向军统局送去一个情报，说共产党决定在七七大暴动，地点是较场口和七星岗，准备了炸弹、手枪、火油等等，准备造成大混乱。我记得当时还编了个数字，今天可忘了。于是那一天重庆便紧张起来，所有共产党的机构以及靠近中共的人，一齐都给监视起来，恰巧那天又有警报，许多老百姓往防空洞跑，宪兵警察以为暴动真的开始，抓了不少人，一部份送进集中营，一部份在讯间时大骂我们胡闹，便真的当共产党办，干掉了！”
荆有麟越说越有劲：“第二天老蒋很高兴，说如果没有荆某人神通广大，那共产党在重庆这场暴动真不得了！啊哈！其实，从老蒋到底下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是说实话的。”他开始舍酒吸烟：“我说我们这一行哪，同共产党开开玩笑没关系。”他对那人道：“你老兄快回台湾去了，不妨在台湾也学学我这一手，你说共产党准备在何时何地‘暴动’，我们一定戒备。一戒备，便可以把不见下文的‘暴动’说成是戒备之功，那么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你的奖金也到手了，他们也算干了一番好事，说不定也因此发了些小财，哈哈！”
听门外车人经过，四个客人总要不安地张皇四顾，荆有麟便对联络员大笑道：“老兄，不开玩笑，你听我的，听我的没错。除了对那批‘进步人士’要随意打报告，才算得你有办法之外，对苏联更是不能放松，由他们去说造谣诬蔑，老子就这样，他妈的你能咬掉我什么？喏，譬如对中苏文协，我就来过一手，逼真极了！那时光我曾经报告道：‘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渝代表米合尔克夫斯基，向苏联东方部部长凯缅诺夫报告称：已与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商妥，关于中苏文化协会经费，可由苏联对外文协设法帮助，对于由各地来渝的文化人士救济事宜，由中共方面负责办理。’这还不算，我还随便造了一个数字说：‘苏联文化对外协会已决定每月补助中苏文化协会美金一千元’、‘苏联与中共有勾结’、‘苏联收买中国文化人士’等等，反正时苏联人随便中伤有利无弊，因为老头子今天走的是美国路线。”
那人利用荆有麟告一段落时准备离去，但给他双手挽住道：“老兄，你急什么？火车还早得很，不如听我吹吹，对你回台湾开展工作有帮助。”荆有麟再喝口酒，摇晃着二郎腿道：“反苏是个大题目，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年复员之后，国际间谍反共反苏的气氛高涨，我变成了南京反共反苏的情报中心。当时我手下有两个上尉组员，一个上士交通，一个下士勤务兵，一个当差的，忙极了。”
“虚的情报要看机会，”荆有麟接着又道：“不能胡说八道。譬如有一天，我看到一段新闻，说苏联战后要登记流散各地的白俄，让他们结束流浪生活回国生产，这段新闻本来没什么，但在我手上却变成了宝贝。我报告上去说‘苏联大使馆派谢尔宾纳到上海登记白俄，是个阴谋他们目的是训练白俄，地点在白俄俱乐部，准备把在中国登记的白俄，加以短期特务训练，命他们先在中国做几件立功事，然后才准许他们回国。’这一来，闹得苏联派到上海接侨民的船在回国时几乎动弹不得，我们派人在码头上给他们泡了好大一阵蘑菇。”荆有麟打了个呵欠道：“再说一个，我该休息了，今天喝得多。”他又喝口酒，再点支烟，大剌剌地说：“民盟和许多文化界人士挨我的拳头也真不少，有一次我干了他们一下，在情报中写道：‘民盟已通令所属盟员说：民盟已与周恩来接洽妥当，凡盟员愿赴解放区工作者，可携带民盟证件赴南京中山路新华日报办事处找华某登记，以便指示沿途招待站。’这个情报第二天便在《中央日报》上登了出来，我们对民盟便加紧监视。同时到中山路新华日报办事处去买书买报的人也倒了霉，出了门便给跟踪，一下子抓了很多很多。”
那人实在忍不住了，强笑着起立，同他握手道：“谢谢荆先生指点。不过目前情形不同，一切务请小心应付。”说完便走。按照惯例，凡有人离去，荆有麟必在窗前察看外面动静，以防突变。于是揉揉醉眼，见那人出得大门，将消失在巷子里时，另外出现一个陌生男子，向他走去。
那人离开小巷以后的情形，荆有麟已经看不到，但心有疑虑。那人连掉下一片树叶都会心跳，见有人向他走来，已经慌了；听有人喊他的名字，腿都软了；待有人请他止步时，人都昏了。
荆有麟的情形差不多，一经盘问，醉意全醒，但他还抬出“进步人士”作护身符，那当然是没什么用处的，因为一来那个即将返台的联络员己尽其所知，供了个一清二楚，但求免于一死，重新做人，卒能如愿以偿；二来荆有麟“胜利剧团”中的军统份子已先他而认罪，并且尽其所知，也供了个一清二楚，但求免于一死，重新做人，也如愿以偿了。此外在荆有麟家中，还搜出了名目繁多的收发报机、密电本、电稿、伪造的印信、伪造的文件……荆有麟是欲辩无词，作声不得了。
荆有麟以为这回难免痛打，有如他当年对付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一样，十八般酷刑，几十种刑具一齐上场，那种凄惨痛楚，委实难当，于是希望一死了之。但几天牢监生涯，不愁饥渴，未见毒打，却来了个认罪的旧日部下。
荆有麟一见扭过头去，还想装模作样，厉声喝道：“你还想拖我下去吗？你知道我是活不了的，你如果来做说客，休想！”
那部下道：“老荆，别这样说，我不是拖你下去，是拉你上来。不错，你不肯认错，你以为你是‘忠贞之士’，自分必死，可是你不想想，你死得值不值？”
荆有麟冷笑道：“你别婆婆妈妈的，我不吃这一套，共产党不会马上杀我，他们还希望我供些什么，然后再一刀结束。哼！可是当他们要我的命时，蒋总裁已经招募几十万日本兵，杀进南京来了。”
部下叹道：“老荆，我们过去是糊涂，但事情既已败露，也就不该糊涂到底，得找条生路。你想，自己人都靠不住了，靠日本兵有什么用处？日本兵如果靠得住，我们八年抗战又算什么？”
荆有麟说：“顾不得这么多了，共产党打我们，不是也请了俄国兵么？”
部下浩叹道：“老荆，我们骗人家骗了几十年，今天还要骗下去，难道人家还相信么？老百姓都不相信，你要骗自己人，岂不是大笑话么？台湾的联络员上你家时，你亲口说了好多好多你自己的‘情报杰作’，难道你又忘记了么？”他一连串问题把荆有麟问得无从回答，却恨恨地说：“你投降，你无耻！反攻成功之日，我会亲手连你的老婆孩子一起杀了！”
部下长叹道：“老荆，这些是梦话，你别说了，我也不同你计较。可是有几句话得同你谈谈，听不听由你。你先替我想想，我是个什么人？不用问，我是个老特务。二十年来我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我的罪孽深重，我恨！我恨什么？我不是什么‘进步’的人，我恨的是自己太糊涂，所作所为，简直不像个人！”
荆有麟冷笑道：“你作践自己，我可不那样，我是堂堂大丈夫，决不向共党投降！”
部下又叹气道：“老荆，别吊死鬼擦粉死要脸了，你骂我无耻也罢，有耻也罢，咱们老弟兄不抬杠，请你看看事实。咱们骂人家是‘匪’，老百姓却把共产党当作救命恩人，翻过来看，咱们骂人家是‘匪’的人，平时敲榨勒索；临走奸淫掳掠，还成话么？人心肉做，你总得想想，总得讲道理，死硬没有用。至于什么‘投降’，我是‘投降’了，但我一点不难过，因为共产党一不是直隶军阀，二不是日本兵，都是咱们中国人，捉住了我不打不杀，好言好语盘问劝解，还有什么说的？……”
恼羞成怒，忧愤烦躁的荆有麟疯狂地痛骂道：“你他妈的替共党做说客来了，快滚，小心老子揍你！”部下于是长叹一声，摇头而去，按下再表。
却说蒋介石等人获悉“南京第一分站”被破获，这一惊非同小可，但广州解放后形势更糟，东南西北，莫不是一片“转进”之声。蒋介石藏起一肚子心事，把陈诚、顾祝同等找来。蒋介石对陈诚道：“辞修，你赶快到海口走一趟，同陈济棠、余汉谋、薛岳谈谈，台琼怎样联防？广州失后，我军大都集中在海口和湛江两地，尤其是海口，今天的地位极其重要，如果海口有失，不但广东全省完了，国际观瞻、民心士气更难想象，你去召集他们谈谈吧，除了陈济棠他们，墨三兄也参加，还有白崇禧、李汉魂、李扬敬也要参加，你快去快回。”
陈诚心挂金、厦战事以及部下出路，便问：“总裁昨天命令我关于金门……”
蒋介石道：“你不必去了。汤恩伯不再回福建，金门防务由胡琏负责，刘汝明部调台整训，最可恶的是李良荣，我调他到革命实践研究所去多听听，人事上大致如此，你不必去了。”
陈诚放下心来道：‘那么海口会议应该注意什么，请总裁指示。”
蒋介石打开档卷，说：“你记住，这次海口会议，希望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外围，设立一道防线，利用湛江作屏蔽，以免对方利用雷州半岛和南路作进攻海南的跳板。”
“是。”
“既然拿海口作为中心，广州绥署、广东省府、两广监察署等等又搬过去了，听说陈济棠还很不高兴这件事呵，”他两根指头在桌上擂鼓似的敲着：“海南岛军政大权在陈济棠手里，他不让余汉谋、薛岳的部队到海口，你去看看吧。据我所知薛岳、李扬敬和陈济棠闹得很不痛快，还发生过冲突，你去看看吧。本来我自己想去，只怕人一到，事情便没法转圜。”
“是，”陈诚道：“我明天一早就动身。”
蒋介石道：“关于分工，陈济棠有责任肃清冯白驹的游击队，这实在是心腹大患；余汉谋呢？他可以负责巩固雷琼外围；薛岳的部队分散，也好，就要他发动广东省的游击战，你以为怎么样？”
陈诚半晌没有话说。
蒋介石便要顾祝同发言道：“墨三兄，你先把海南情形同辞修谈谈。”
顾祝同边斟酌字句边说：“海南的情形，是有点复杂。据说陈济棠准备组织一个海南警备司令部，自己当司令，黄国梁副之。他要求我把驻扎在海南的国军全部由他指挥，我很为难。我只能含糊地表示，说国军当然可协助海南防务，随时可以开进海南岛来，他又不干。背地里他对人说，我们在监视他哩！”
蒋介石脸上掠过一丝冷漠的笑容。
“对于海军，”顾祝同道：“桂总司令把第四海军基地司令部放在榆林港，附近也停了几条兵舰，陈济棠便说这也是监视他的。我曾经暗示过，说海军的任务在于联系台湾、广州湾和海南，要他放心。可是在余汉谋到达海口之后，忽然有人放空气说余汉谋在搞局部和平运动，这当然是谣言，但也可以看到人事问题的一面。”
“余汉谋说些什么话，引起了外面谣言？”蒋介石道：“总不会空穴来风吧？”
顾祝同道：“是这样的，余汉谋对人说：白崇禧扬言一定能守住柳州、梧州，希望余汉谋和薛岳能在西江和南路外围撑持一下，以保持粤桂两省以及海南岛之间的联系。为了这个联系，他还主张用全力来合围粤南共军粤桂边区纵队，这样做首先要打通邕钦公路和湛玉公路。据余汉谋说，实际上是白崇禧想利用他和薛岳来巩固他广西外围，而白崇禧他们早就打算撤往桂西越桂边境去了。”
陈诚不便插嘴，只是端坐听着。
蒋介石道：“陈济棠这个人，反共没问题，对本党的忠贞与否，那就有案可查。不过目前形势不同，相信他也不敢。据我所知，他早已准备在海南立脚，广州失守之前，他到海口收买《和平日报》，改名《海南日报》，为什么？不用解释。他又筹备海南银行，由他的亲信丘国维、何绍琼去开办，还跟薛岳一样，发行了一大批大洋票，又为什么？也不用解释。”蒋介石对陈诚道：“海南情形大致是这样的了，我们的希望是海南一定要听从本党领导，独霸局面一旦根深蒂固，那还得了？”
陈诚唯唯而去，海南会议之后，蒋介石的控制确见增加，但无大效。顾祝同和白崇禧、李汉魂向重庆而去，薛岳、余汉谋大感前途绝望，十分悲哀。薛岳则在ＣＣ系谢玉裁、高信等人策动下分头找“大天二”打游击，袁带、朱克勤之流的海盗以及珠江三角洲三山五岳人马都做了“反共救国军司令”，过去以勒收行水、标参打劫为业的一群，便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军队”了。
沉下去的人沉下去，升上来的人升上来，在中华民族办大喜事、要大转弯，由悲惨落后到光明向上的转型期间，激励人心的故事说不完。且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六时，晨光熹微中，香港启德机场上有十二架航机陆续起飞，编成队形，展翅北飞。原来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港员工四千人宣布起义了，这消息到得台湾，自蒋以下都似瘫了一般，半晌作声不得，连忙收听广播，只听见两航员工的起义宣言声震天地：
“……高阔的祖国天空，广大无比的大地，亲爱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呼唤我们，我们应该立即回去，整理并重建我们的事业，以开始对于人民的真诚服务！
“中国航空公司经过了二十年人民血汗的培养，公司领导者和全体工作者二十年的努力，才能具备现在的基础和规模。我们在此工作，把公司看作国家的资产，我们的事业。我们为爱国心所驱使，为对于事业的热忱所推动，不能不主张并坚持一切公司人力物力，应该在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置于正确而积极的用途！
“在抗战期间，公司担任驼峰运输，任务艰险，成绩斐然，著名国际。坑战结束后，公司业务正在欣欣向荣，不幸国民党发动内战之结果，使公司正常业务备受摧残。近一年来，公司为国民党政权所劫持，到处流徙，航线日促，生存都已发生问题，加以国民党政府一再通令公司迁往台湾，我们不论公私，都在奔波劳顿之中，如再随同前往，等于自绝生路。幸喜日内国内解放军事已取得基本的胜利，革命工作已经进入稳步建设的阶段，高阔的祖国天空、广大无比的土地、亲爱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呼唤我们，我们应该立即回去！
“我们全体员工郑重而恳切地向总经理表示，请正确而坚决地领导我们，迅速采取行动，立即宣布和蒋管区停止通航，从此和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中央人民政府，一面立即准备将主要器材人员逐步运回国内，开始公司复员重建的工作。我们一切准备均已完成，意志非常坚决，假如总经理不肯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的行动。我们确切保证，全体员工都勇敢坚定地站在这一行动的后面，在行动期间，我们愿意各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发挥最大效能，克服一切困难。
“我们对于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前途深具信心，坚信绘有五星红旗的巨大航机，即将带着新中国的光荣照耀全国，扬威海外，在世界的民航界中发出光彩。——何凤元、吴景岩、吴敬诚，顾其行、周焕文、汪企远、华祝等及全体公司员工签名。”
蒋介石急问：“刘敬宜和陈卓林呢？”
蒋经国颓然道：“跟第一批飞机走了。”
紧接着侍从室把北京消息呈报，有新华社“欢迎两航公司起义”的社论，重点在于指出香港当局应该尊重中国产权以及祝贺留港员工努力的胜利，蒋介石没有这份心思细读了，新华社的电报却非看不可，只见在发自九日的电报上写道：
“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在起义飞到北京以后，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交通部长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刘亚楼在今天晚上设宴招待。”
同日新华社另一个消息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四千人今天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已经在今天乘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另外十一架飞机同时飞回祖国，也已安全到达某地机场。两公司共有飞机八十多架，除十二架已经飞回祖国外，其余飞机七十多架尚留在香港。两公司存在香港的资材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所设的飞机修理厂都由两公司留港员工负责保管，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此外还有两公司向毛泽东主席等发出的通电等等，蒋介石实在没法过目，气得双脚齐跳，厉声喝问：“我们派人到香港监视这么久，怎么反而愈弄愈糟了？”当下把交通部等直接间接人员痛骂一顿，要他们亡羊补牢，把留港飞机和器材等物设法截留，限日呈报。
第二天蒋介石把前任交通部长俞大维找来，问他对两航事件怎么看法？俞大维与麦克阿瑟、马歇尔等人关系不错，见蒋盛怒，有恃无恐，苦笑道：“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感到，此刻的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因此刘敬宜、陈卓林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蒋介石道：“经过情形，你有所闻否？”
俞大维道：“据我所知，两航全体员工早已对我们不满意了，原因很多，而到处搬家，生活不定是最近比较突出的一点。不过刚才有人对我说，两航中国籍的员工到北平去已经没什么说的，但两航里的外国机师知道这件事后，却表示了热烈的同情，这个使我们寒心。据说十二架飞机走后，消息一公布，那些美国机师在机场还为两航和北平祝福。而中航之中，某些高级美国人员事前也参与其事，例如机航组主任艾礼逊，就是该公司前日宣布成立的事务顾问委员会委员之一。”俞大维叹道：“七号晚上，两航员工都知道这件事了，中航有一位姓胡的副驾驶员，是黄少谷先生的女婿，他知道后曾经设法破坏，结果给同事们骂了一顿，这件事情连少谷都气得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顿脚道：“我们的人都到哪儿去了？我们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俞大维道：“这件事情的确没办法，如果我在香港，也只有眼巴巴看着他们飞。据今天的来人说，两航员工事前非常谨慎。去北平的人除了两个总经理，还有央行营业主任邓士章、前任副经理查钱明、职员陈文伟，以及两航公司机务员，无线电人员等等。”他掏出一纸名单：“央航先去两机一架是空中行宫，编号六一○，机师Ｇ潘，另一架是Ｃ４７，编号五二四，机师姓林。中航先去十架飞机，有ＤＣ３，Ｃ４６，Ｃ４７，机师是Ｙ·Ｔ·钱、Ｊ·Ｂ林、Ｔ·Ｋ·许、罗苏、Ｋ吴、Ｔ·Ｌ·陈、Ｋ·Ｃ·卢、Ｗ·Ｔ·梁、Ｊ·Ｆ·戴、Ｈ·Ｃ·韩；副机师是Ｆ·Ｃ·李、Ｆ方、Ｅ·Ｓ严、Ｃ·Ｈ·周、Ｙ·Ｃ·张、Ｃ·Ｃ·刘、Ｂ·王、Ｙ·Ｆ·林、Ｈ·Ｗ·温，Ｈ·Ｗ·黄；无线电生是Ｂ·霍、Ｃ·Ｃ·邝、Ｙ·李、Ｙ·Ｔ·邓、Ｐ·Ｈ·周、Ｔ·Ｙ·黄、Ｗ·Ｙ·王、Ｋ·Ｓ·黎、Ｌ·Ｃ·戴、Ｃ·Ｆ·顾。”
听俞大维满嘴英文名字，蒋介石蓦地想起：“那英国人怎能放他们走呢？”
俞大维道：“据报，这次起飞人员，事前全部伪装负有出勤任务，所以在当天的出勤表上，还有两名美籍正驾驶员，但后来这两人又接到电话通知，说他们的班期已经取消，就这样……”俞大维苦笑道：“至于香港方面，据说香港民航处长朱津拒绝发表意见，他要同上司商量。不过据接近官方的人说：两航这批飞机的起飞手续很正常，例如把目的地‘台北’等填写完毕后，一直还同启德机场控制塔联络，直到飞出联络区后才断绝，此后一直没有下文。按照通常的情形来说，一架飞机飞出后虽然没有义务同起飞站联络，但到达目的地后，还会有电讯来报告的，但那批飞机一直没消息。”
“现在情形怎么徉？”蒋介石十根指头不断交替穿插，心乱如麻：“现在我们去接管其他几十架没起飞的飞机，你说会有什么困难？”
俞大维道：“据说他们已经成立了事务顾问委员会，刘敬宜还派出了王新章代理职务。中航顾问委员会下设五个小组，负责对外交涉、宣传、联络、职工组织、财务、器材、装运、保管等事宜；央行方面则分总务、航务、技术、设计四组。看样子他们准备得很充分，因此布置得很有步骤。两公司目前除停止飞行外，其它情形一切照旧。”
蒋经国插嘴道：“据报告，他们现在日夜轮流值班，守护机场，表现得很起劲，也很镇定，毫不浮动，因此我们的人也很难插手。”
蒋介石心烦意乱，踱至窗前，朝儿子瞟了一眼，说道：“这样吧，这件事交给陈纳德去办。他的援华志愿大队反正一时也组织不起来，就请他通过美国关系，直接同英国人找麻烦吧！”
蒋经国应声离室，俞大维见蒋介石满脸愁容怒色，不便多留，趁他面窗而立，也悄悄尾随小蒋而去。
蒋介石背着双手呆立窗前，望着寂静的草山，一种孤独、悲哀、失望之感不时向他猛击过来。可不是吗，眼下，不管他睁眼闭眼，只见天上飞的，水上飘的，地上走的，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不往北去的。他深感倚靠他手上剩余的三军残兵败将，来保全势力，布置迎击，真是忧忧乎难哉，“反攻”更谈何容易！想到这里，他一声哀叹，回身在屋里徘徊兜圈圈，垂首皱眉沉思，慢慢地他的思绪也集中到怎能讨得美国和日本的救兵这个圈圈里。
正是：悲切切，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苦凄凄，望洋兴叹，自作自受。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二集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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