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南京解放之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直在等候中共领袖来访。在他的想象中，凡是中国人，包括中共领袖，对待美利坚这样的大国强国，一定有如国民党那样卑躬屈膝，愿为华尔街大老板的忠臣，代管西方“在华利益”，作为西方“中国夹万”的钥匙保管人。但等来等去，不独未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南下拜候，连地方负责人都不见踪影，却接到了南京军管会的通知：禁用密码！
司徒雷登从自得其乐、美丽想象的高峰堕下失望深渊，跟着是无以形容的悲伤与痛苦。虽然整天有卑躬屈膝的人环绕着他，也提不起一点儿兴趣。而大使馆中不少中国籍职工似乎变了样子，从眼神、从态度、从谈吐，不再如往昔那样恭顺，好几个已经求去。国民党政权在中国人民觉醒的斗争中已度过了方生未死的阶段，现在轮到美国大使馆饱尝方生未死之间的滋味了。
苦闷的司徒雷登把他干儿子傅泾波找来问道：“北平还是没消息吗？”
不安的傅泾波道：“还是没有。这一阵多方奔走，一直找不到他们的人，偶或碰到一两个中共的同路人，国民党时代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劝我别费气力。他们说：‘老傅，你何必苍蝇摘掉了脑袋似的乱闯？只要华盛顿承认新中国，北平自会拿外交的礼节来欢迎你。可是你们还在援助国民党，假如你是毛泽东，请问你会在这种情形之下派人去见司徒雷登，自己拿屎往脸上抹吗？’”
司徒恨恨地说：“笑话！要我们承认共产党？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共产觉太狂妄！竟然敢干涉美国大使馆用密码，这不是疯了吗！”
傅泾波为难道：“他们在军事管制时期，禁用密码、禁携武器是普遍性的，并不单独针对大使馆。据通常的情形来说，外交人员在驻在国发生革命变易政权时，如果不表示拥护，就只有离去一途。我看为了大使的健康着想，我们不如提早回国罢。中共不会在我们继续援蒋、不承认北平政权的情形下来找我们的。”
司徒叹道：“泾波，我视你如子，无话不谈，老实说我希望同他们见过一面后再走，如果北平能与俄为敌，追随美国，那真是自由世界的一大收获！我就是为了这个才留下来的！”他长叹：“当然，这件事谈何容易，我们反苏，中共亲苏，这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国务院的‘白皮书’决定发表，打击中共，同时抨击蒋介石，希望在这时候出现第三势力。‘白皮书’决定七月二十三日发表，而我必须在事前离开中国，这真使我急煞！”
正当司徒焦急不堪之际，大使馆突然接到电话，这使傅泾波喜不自胜，忙不迭报告司徒道：“黄华打电话找我来了，他已经奉派到南京接收外交部，太好了，太好了！”
“他说什么？”司徒急问：“他要来看我么？”
“不，”傅泾波道：“他没有说要到大使馆来。”
“他在电话里问候我吗？”
傅泾波苦笑道：“也没有。”
“那太岂有此理了！”司徒颓然坐下：“一个燕京的学生，竟然不来看我！泾波，黄华在电话里说些什么？”
“他说他奉派到南京接收国民党外交部一些文件档卷，已经来了好几天，约我明天下午见面。”
司徒开始紧张起来。这个早期参加中共的燕京学生，会不会给他带来佳讯？恐怕不见得吧？燕京学生固然有甘愿为美国效忠的，但献身于祖国自由解放的人更多！在马歇尔“调解国共关系”时，黄华曾在北平执行总部工作，相当活跃，司徒也曾在北平军调部同他见面，觉得这个学生对他在礼貌上仍然友善，但谈吐举止，已经是个中共党员。司徒想到他的职位，想到由于美国反共而引起的中共反美，以及中共声明一切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官在南京解放后只是普通的公民，黄华会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司徒煞费猜测。
好不容易熬到翌日下午，傅泾波便匆匆拜访黄华。两人寒暄过后，黄华道：“听说西方外交官对禁用密码等等十分反感，这一点我想他们应该明白：他们既不承认新中国，便不应该再有外交官特权。”
“话是这样说，”傅泾波道：“可是多少年来的传统、习惯他们还没法改得过来。”
黄华笑道：“我们也知道，好几位外交官在暴跳如雷，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他叹息：“泾波兄，你也是中国人，你想想，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有多久？洋人在中国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又有多久？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他们当然不舒服，这个问题，我想他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检讨：如果承认新中国呢，彼此的关系就应该友好；如果认为新中国值不得承认呢，那么我们也决不会对他们磕头相求，中国人屈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他们应该明白道理才是。”两人海阔天空聊了一小时，傅泾波见他甚忙，于是告退，临行时建议道：“我想你应该去看看老校长，他也很惦念你，你觉得可以这样做吗？”
听傅泾波表达主要的问题，黄华笑道：“当然可以，不过我必须请示。你该知道同司徒先生来往，牵涉到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我应该尊重我上级的意见。同时你回去对他说，如果我去问候他，那只是因为师生关系的私人往返，在美国继续反共、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一个新中国政府的工作者，是不应该访问像美国大使这一类美国人的。”
“他们好厉害！”司徒闻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北平到底有人来了；惧者，傅泾波口中的燕京学生黄华，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这与他创办燕京“作育人材”的意图不合。好不容易等了好几天，黄华来了。
“我的好朋友！”司徒欢迎着：“你该知道，你的老校长多想看见你，我们又有好久没在一起喝茶了。”
“很抱歉，”黄华道：“我的工作忙，一直没时间来看你，最近身休还好吗？”
“老啦，”司徒苦笑道：“我到中国几十年，结果碰到了大难题。昨天还在对泾波说：我自己所处的困境，具有一种讽刺性的幽默。曾经被人目为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对中国民族友谊与善意代表的我，现在竟给你们说成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官方代表、美帝支持和掌握国民党反动派封建政权的最大伙计’，你说这个岂非冤枉？在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燕大学生都劝我，‘不干大使算啦，回学校做校长吧！’他们这些话不无道理。但我担任外交工作后所得到的第一个，也是最痛苦的教训，就是不可以多开口。我只能希望在事情结束之前能使外间明白：我本人从一开始到如今，始终如一，并未改变。”
“司徒先生，”黄华道：“我不大清楚你所说的，但我也同意同学们的意见：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你年纪不小了，在中国忙碌了半个世纪，也真的该回到故乡，优游林下。否则中国这种局势会使你感到痛苦。”
司徒心头暗骂：‘好小子，你也懂得这么多。”他岔开话题道：“我总感到，不准许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用密码发电报，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黄华笑道：“如果我们的大使在美国享有外交特权，而你没有，那真是不公平，真是不合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中国正在内战！甲方的政权给乙方彻底消灭，可是美国还在援甲抗乙，并且在乙方统治的土地上继续援甲，与乙为敌，这算什么呢？”
黄华同司徒的晤面，无疑是戏剧化的。代表着新生力量的人希望对方面对真理，而代表落伍腐朽的人，却希望对方投降美国老板。司徒悲天悯人地、长篇大论地展开攻势道：
“我的处境实在恶劣。南京解放开始后，我们外国人并未受到干涉，但一个星期后，我们经常的例行事务停止了，一切邮件也停止了，偶然有一封信从北平寄来，可是要经过两个星期才到。你们的报纸立刻变成党的宣传喉舌，几乎不再刊登一般性的新闻；幸亏我们被准许继续保留大使馆的无线电网，收听日常广播。”
黄华接着笑出声来，说：“司徒先生，你所说的，使我惊讶。南京解放不久，中国还未全部解放。苦难中国面对着无法计算的、应该着手去做的事情。工作多到说不清，困难多到讲不完。我们的领导人没有理由在今天号召全民学唱歌、学跳舞，更不想把全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微不足道、甚至有害的事情上，例如过去报纸上常见的那些东西，……”司徒道：“你的话有一部份很对，但报纸上看不到一般性的新闻，在我来说是太不习惯，太闷了。”黄华还想同他辩，司徒笑道：“我们说些别的吧。我知道，你们的报纸并不是为我司徒雷登而办的。”笑声中司徒又叹道：“我应该告诉你。我早已感到的一次内部的冲突，正在更加剧烈。我个人对国共两党的情感，也有相同的感觉。在国民党中间，有许多是我多年的朋友，而且在个人方面，他们有些是我衷心钦佩的。可是这个政党，差不多从他们掌握政权之时起，就在其各级官员中容许贪污、怠惰、安逸、缺少效率、引用亲属和派系之争的存在。这些都是它所推翻的那种腐败的官僚政治中的罪恶。这种罪恶，胜利后他们曾经试用军事力量和秘密警察去粉碎共产主义时更明显，国民党也日益失去民众的支持和称重。可是，这个政府正是由各种形式获得大量美援利益的政府，……”司徒痛苦之至，改口道：
“说到共产党，正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对照。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贪污，官兵有共同的生活，简朴勤劳，受了严厉的纪律训练，而且彻底被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当他们入南京时，这一切都很明显，对民众完全没有不应该有的举动。他们的广播，为这次长途南征的顺利无阻、军用品和附属物品都在事先分期付出，关于运箱和住处的安排都有周密计划等等都很值得自夸，总之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兵站学，他们的士气旺盛之极！”司徒叹息。
黄华笑道：“你认为我们的部队真的士气旺盛吗？”司徒忙说：“真的真的，”他指指大使馆周围的空地：“喏，他们每天在我们四周操练和演讲，井井有条，我们都亲眼目睹，再加上听到的，我们便有了很多凭据。你们共产党就这样使人看见你们是一个发出力量的有机体，在成千成万的群众之间，培养了以前传教士和其他文化力量在很少很少人们中间所渐渐培养的那些优点。这些利益包括了组织的能力，严格的、但大都自动的纪律，把国家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利益之上，对无权利者作不自私的服务，理想青年火热的忠诚。这些都不是一件小的成就，尤其在知道了国民党的种种弱点以后，我们有此感觉。”
黄华知道他的好话已说尽了，笑道：“不过共产党有个特点，喜欢批评，因此司徒先生觉得有什么意见，作为私人往返，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的。”
司徒其实恨透了共产主义，恨不得把共产党一口吞了，也真想让他的联邦调查局真能扑灭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话说到这里，司徒当真峰回路转道：“不幸得很，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得多，但另有为一般青年所不大知道的一面，也是那些饱受不良政治和内争所造成的，在经济困难中欢迎任何变更的老百姓所不明白的。就是：共产党是坚守着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所具有的、绝对不容异己，绝对控制民众思想行动的一切压迫手段；冷淡地蔑视个人的人权，蔑视一切原则和信仰；而并不是它自己有所发明，我想到多年来曾对中国民族生活有很大良好影响的基督教运动和教育机关，如燕京大学之类的学校，中国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所获得的那种结有丰盛果实的文化关系，这一切将会受到何种不可避免的遭遇，我真是不寒而栗！”说完微微喘气，捧着杯子喝水、苦笑。
黄华也透了一口气，笑道：“司徒先生，你是矛盾的。你又说解放军好，却又说共产党不好。本来嘛，中国人的喜事，也就是帝国主义的丧事；如果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办其喜事，那中华民族又该倒霉了。有一件事情是最最雄辩的，那是美国人多年使劲支持国民党，企图扑灭共产党，但结果如何呢？——这个事实足够说明中国的人心背向，西方国家的什么‘个人’及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老实说这只是一种希望中国人堕落颓丧、散漫腐化的幻想！”
两人各自表达想说的话，又各自作了不同的保留；话题又转到外交人员与普通平民的身份问题上来。司徒坚持北平应给予大使馆特权，黄华认为承认问题该先解决，而美国到目前为止还在反共，好多外交上的问题便很难说。司徒胀红着面孔道：“我可以再同你解释解释：外国除了照着共产党本身所作的，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外，并无其他办法。当一个显然获得中国民众支持，或至少获得民众承认的新政府出现时，而那政府又拿出证据来，证明愿意、而且有能力依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时，那么大家自然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在那阶段之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坐着等候。换句话说，在被考验的不是外国，而是中共自己。”
黄华微笑不言，心想这个忠于美国大老板的“老中国通”，他的嘴脸是如此狂妄无礼，强词夺理。一方面他以半个世纪的精力为奴化中国知识份子而努力，另方面却又扮成了“局外人”，事实分明是美国在与中国人民为敌，但却把承认人民中国政权说成是中共自己的“考验”，当下以私人资格对他的“解释”表示难懂，也就归去。
第二天傅泾波立刻又去找黄华，说司徒雷登想到上海走一趟，看看新统治下的上海，特别是想同上海的美国侨民见面，问黄华应该办一些什么手续。
黄华沉吟道：“司徒先生真有这个需要吗？”
“真有这个需要。”傅泾波道：“上海一解放，他就有意思去走一趟。他心里烦透了，老是暴跳如雷，说被困在南京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完全给新政府不理不睬，被新政府藉口安全的理由，命令不得出城。而且大多数人被禁止用密码同本国政府通讯，感到无聊与暴躁！”
“泾波兄，”黄华叹道：“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他们这种心情，可以想见他们的气焰实在高得可以，分明中国已经新生，他们还想把过去的‘好日子；保留下来，在一个不承认这个政权的土地上享受特权，岂非过份？如果真的不想承认新中国，那末不妨回国，这倒是一个正常的办法。”
傅泾波道：“司徒大使对这个问题也在考虑之中，并且对于你们接收南京时，对他那架大使馆的专机并没什么，这个他也很明白。不过南京上海之间交通还没完全恢复正常，他希望知道：他去上海的话该办理一些什么手续？同时他是决定去的了。”
黄华不能不把实情告诉傅泾波，便说道：“在你转达司徒先生的话时，以及我当面听他说的，他给人们这么一个印象：既不甘心可又没办法！他对中国人的事情大都估计错误，而错得最厉害的地方，是这位老先生一直在坚持错误。”黄华道：“他急着要去上海，根本不想想，上海解放了才几天？明明暗暗残余的敌人还有多少？而其中有一些执迷不悟的人，还想弄死一两个有名气的外国人，企图制造事件，为害治安。请问泾波兄，已经有这种人的口供，说司徒雷登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让这位老先生到处跑。成为坏人制造事件的靶子吗？还有，如果我们非常仔细地招呼他，恐怕在他心目中，又有岂有此理的看法了吧？”
傅泾波忙不迭解释道：“不会的，不会的。”
“但愿是不会的，”黄华微叹道：“但根据他的胸襟来说，恐怕是可能的。他可能拿中国人民在此时此地对他的保护视之为拍马屁，也可能一口咬定中共对他的行动在‘监视’，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不不，”傅泾波道：“还是让他到上海走一趟吧，至于危险，我想你刚才所说的也的确应当认真考虑。不过拿南京的治安情形来说，我相信你们有办法，——有办法！”
“你还是问问司徒先生吧，”黄华道：“能够争取安全，就不必到处乱跑了！”
“我非去不可！”司徒在办公室里像一头择人而噬的美洲豹：“泾波，你告诉他，我非去不可！我去定了！如果我在上海死于国民党特务之手，就说是他们干的好事吧！如果他们为了什么‘保护’要整天派人跟着我，那我就不去也罢！”司徒的顾虑太多，归根结蒂是此行要务系向上海的反共潜伏者取得联络、发出指示，因此希望获得百分之百的“自由”，但第二天黄华的答复使他几乎找人拼起命来。黄华的答复是：如果司徒非去上海不可，他必须派出三个人随同照料，否则这位前任美国驻华大使休想越雷池半步。
气坏了的司徒骑虎难下，如果改口不去上海，似乎又没面子。在极端痛苦的考虑之后，不得不遵照当局规定，办妥他自己和傅泾波以及另一随员的旅行手续，同三名官方派出的职员乘火车一起自宁赴沪。
战火洗礼后的宁沪铁路在迅速建设之中，铁路工人在解放后的服务精神大为提高，火车不但早已恢复通行，而且秩序井然，这使司徒感到莫大的痛心与难言的气苦。
阳光灿烂的中国大地，在司徒雷登眼中倏地阴黯起来，躺在卧车里作声不得。可又心有不甘，同傅泾波在前后车厢里随便打转，希望发现一些什么称心如意的东西，最后在餐车里休息，想听听人们说些什么。
在他右手有一对夫妻刚吃完饭，妈妈身边坐着个小女孩。做丈夫的看妻子喂饭给孩子吃，大概是给妻子解闷吧，低声说：“这几天的消息没有一个不好。上海军管会发出通告，定六月份开放黄浦江、长江和吴淞三岔港的航运，商船和民用船只可以自由来往，但外国兵舰不在此例！”他欣悦地重复一句：“外国兵舰不在此例，你说这几句话多有力，把我们百多年的那口气全吐出来了。你舅父吓得逃到香港，我看太不值得，太没有这个必要了。”
司徒心想这个女的怎么说呢？不少人逃到香港台湾，无论如何对中共是不利的……，不料女的也低声说：“你急什么？舅舅又不是躲共产党，他只怕青黄不接时给汤恩伯手下绑票敲诈，到香港躲一躲，——他才不会这么傻！”
司徒从心底里叹了口气，扭头看窗外，却听见前面桌上也有几个年轻人在谈论这件事，声音很大，充满了兴奋与喜悦。一个说：“这下子可痛快了！上海开放航运，独独外国军舰例外，美联社发表这个新闻时有几句话妙极了，外国人说：‘至此，向来象征外国在华势力的传统炮舰行列似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共军逼近上海时，外国战舰已离开黄浦江，今江面无一外舰，乃中国近代历史所未有者！’好啊，”这个年轻人可找到了理由：“我建议喝酒！”
另一个年轻人说了声“附议”却对又一个年纪较大的伙伴道：“现在我们请我们的理论家发表谈话！”接着三几个人使劲鼓掌，连侍者也笑眯眯过来听他说话，被认为“理论家”的青年皱眉道：“聊天就聊天，什么家不家的。”接着说：“咳！我说什么呢？的确，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的历史是血泪斑斑的历史。而上海，正是帝国主义势力的集中地，黄浦江上的兵舰曾经长久地，像魔影一样威胁上海市民，我们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可是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反对一切侵略和压迫的历史，在这个斗争中，上海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工人和学生，他们始终勇敢地站在前面，他们——”忽地听见一声响，原来是后边有一把椅子倒在地上，大家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年迈的洋人颤巍巍地站起身子，气愤而狼狈地离开餐车，后面跟着个中国旅客。
这些年轻人包括“理论家”在内，都不认识这个外国老头正是“中国通”司徒雷登，而后面跟着的中国人乃是傅泾波；洋溢着欢笑的列车上，只有司徒一个人最颓丧了。但他不甘心，还想听听人们在新的日子里有些什么“异样”。他并没有回到卧车厢，而径直地走向硬席车厢。刚走到硬席车厢门口，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每个客人都有坐位，过道上不再有杂七杂八的行李、鸡鸭，连司徒自己都在心头叹息：“共产党真有几手，连没法改善的火车秩序都弄妥啦！”接着扩音机里激昂的歌声停止后，一个清脆的女孩子声音又吸引着他：
“旅客们，现在广播时事评论：美帝已被赶出中国大陆了！”
司徒心头一沉，腿一软，险些跌倒，傅泾波忙不迭把他扶回卧车厢，司徒却要他打开房门，倾听广播。
“旅客们，”清脆的声音说：“青岛也在本月二日解放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海军、炮舰与人员也被迫撤退了。这不仅是山东人民坚持斗争的全面胜利，而且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又一伟大胜利！”——车厢中掌声风暴似的响将起来，这使司徒痛苦不堪。扩音机中接着说：“青岛是我国五十几万人口的重要商埠，是远东有名的一大海港……由于青岛的解放，山东省已完全解放，华东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已被拔除，作为蒋介石与西北等地的空中转运站也最后肃清了，而北起辽宁、南达长江口的整个海岸线已全部控制在中国人民手里了，青岛的解放有着重大的意义。
“然而青岛解放的意义还不止此。长时期以来，从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德国的所谓租借，到民国五年日本的占领，直到日本投降后美国霸占为海军基地，青岛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巢窝！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在青岛的横行无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更是人所共知！如前年三月三十日，美国水兵杀死中国手车夫，强奸中国妇女；以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驻青岛美国军队在山东即墨的直接参战事件等等，都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独立的侮辱与侵略行为……
“现在，帝国主义阴谋灭亡中国的计划已被粉碎了！特别是上海和青岛的相继解放，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役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而消灭了，中华民族将由此而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是一去不返了！”风暴似的掌声在司徒前后左右爆发，司徒感到心脏剧痛，颓然倒下，疲乏地说：“水，水，水……”
美国官儿及其附庸者确乎在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之中了。司徒在火车上失魂落魄，李宗仁也在广州落魄失魂，他接到了邵力子、章士钊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揭露了和谈的破裂责任，指出中共惩前毖后，条件非苛；痛责李宗仁对美国卖身投靠，出尔反尔。原来北平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除黄绍竑外全部留在北平，华盛顿和广州不独将破裂责任诿诸于中共，还说他们的代表团已遭中共扣留。于是代表团中邵、章二位以另一代表刘斐南下之便，托其携长函面致李宗仁，文中有忠告，有指责、有揭露，信中云：
“查和议之起在去冬徐蚌战后，其时南京主和，表面固属相同，就中诚谲避就之度，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盖师徒挠败，再接维艰，良不得不藉和议，以资喘息，徐图背城借一之举。于是阳主和而阴实主战者有之；即欲和已，而以内而封建鱼烂之习难改，外而英美连鸡之利可贪，又严惮中共之洪炉，毛发轻投，一燎且尽，于是主大江为界，南北分治者有之；而公举非其伦也。忆公曾对众言：‘吾宁向本国人屈膝，决不向外国人低头’；又云‘吾决不为国家统一之罪人，’是公瞭然于和议之真实性，及其可能获得之最大限度，乃同人之所深信，而也为中共领袖之所不疑。以故，某等与颜、江返自石家庄时，所结口约，不外此物此志。盖和者和也，既言和矣，势须限于以真言和者为对手。如上举两派人，一则本身原不愿和，一则其条件为全国人民所唾弃，设诚意谋和，而遽以此两派人或其意见掺杂其间，是在逻辑为自乱其例，在事迹为求前反却，更为譬之，是无地累土而妄冀九层之台，和亦安有成理？于斯有须促公回忆者：国民政府对和议之声明曾有两次，一为本年元旦蒋总统引退之所为，一为中共毛主席宣布八项条件后，由公承诺作为基础谈判。此中关目，必先洞视明白，始不至误入歧途。盖此两声明者，并非互相发挥，也不能二者居一。质而言之，乃是后声明取消前声明。须知毛主席之八项条件，除第八条为独立主张外，其余七条，大抵针对蒋总统之元旦五项而发，理居绝对，事适相反，在法正负不得同时俱真，在势受其一必且拒其二。由是公之谈判诺言，不啻粉碎蒋总统之五项意见，使无立脚余地，灼灼甚明。某等言此，绝非于两公所见故为轩轾，特事实如是，必须了解明白，和使始能谨守限域，引绳切墨而为之。”
接着邵力子、章士钊指出北平和谈折冲以来，中共让步不少，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对协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见四十余条，被采纳者达半数以上。邵、章认为中共坚持其所应持、慨让其所可让，虚怀雅度，弥足钦迟。责李宗仁道：
“不谓吾公宣言于和议破裂之顷，竟斤斤以蒋总统元旦五项为辞，一若致责于使者之忘所尽力，致恨于中共之无意曲从。至公本身昭示中外之堂堂诺言，所谓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者，全然置之度外，若无其事，某等不才，诚闻命彷徨，百思不得其解者也！
“昔齐王好竽，有操瑟立齐门者，为识者讥。蒋总统之五项意见，中共视之，犹齐瑟也，而公操之以见客于齐，几何不成凿枘之势、矛盾之形乎？《孟子》又载：有求为齐言者，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终无所成。公处南京会议中，为主战派所劫持，无从申张己见，纯以齐傅之孤，面对楚咻之众，不得不瞻顾蒋总统之所揭橥，以为虚与委蛇之责。嘻！和战大事，岂寻常虚与委蛇小策所得容头而过身者？以公之明，岂不熟知？”
国民党人对邵、章指责李宗仁抛弃八项基础为不智不忠不信一节，都有同感，信中说道：“近顷以来，公属以一贯谋和为言。以某等之愚，不识一贯云者，横贯底于何地、纵贯起自何时？如公所谋之和，自始囊括蒋总统之强硬主张在内，窃疑不智；硁硁执持中共八条认作础石，事后乃归咎于蒋总统之反面策略未获重视，窃疑不忠；夫和议倡自国民党，而中共和之，使者数反，文电百出，界限分明，基石确立，徒以公失于智与忠之运用合度，功败垂成，坐使党国诸公群图于破坏和平之罪加于异己，窃疑不信！
“不宁唯是，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以封建官僚集团独裁统治廿余年，应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言，和意本不甚厚，且于公之是否力能胜此，尤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之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挚，双流会合，并于一向，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而有余。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
邵、章这一段话，今天读来，足发国民党领导人深省。国共北平和谈如此结束，乃使国民党人备尝颠沛流离之苦，痛感前途茫茫之惨，瞻前顾后，日子该怎么过？
如果国民党人面临绝路，那末把心一横，非打不可，犹有话说；但事实不然，邵、章二人尽把事实说了，中共答应和，南京反而拖，这才把事情搞坏了，长信中指责李宗仁道：“说者谓公本心固非尔尔，重围难脱，遂不得不随波逐流。某等以为此谬悠之谈，殊不足为公辩解，盖和战大事，凡国家安危生灵祸福，大抵定于俄顷，决于一言，岂容随人浮沉？况主战派之跋扈嚣张，由来已久，非仓猝所能形成。又其时散处台穗，并未尝逼处肘腋；而公名器在手，操纵有途，至何以必开南京会议，东呼西召，造成一被包围之大圈，使己沉没其中而不得出，某等诚惶惑无以言喻。退一步言以为此出于事态之无可如何，惟协定之限期届满，过江之共军欻至，所谓硬派不啻惊鸟骇鹿，觅路分奔；独公坐镇中枢，左右顾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握千载一时之机。某等在平焦灼万状，急电陈辞，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也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虽公不以某等为不肖，巽辞见复，而当机立断之雄心，终不敌其苛责中共之幻想。旨意回环，终于模棱，此着一失，某等敢铸尽六州之铁，不容铸此大错！然也徒见公缺乏剑及履及之决心已耳，岂得悉诿为主战者之形格势禁也哉！”
邵、章二人的长信长得可以，司徒雷登到达上海，往美国总领事馆一住，听人说了大半天还没说完，而有关人等已等候接见传教士、教授、商人以及各式各样的来客诉说各毕，但重点则一：中共的成功己是铁的事实。
痛苦的司徒在了解到上海并未成为中共的包袱时，悲哀绝望，默默无言。披上了伪装的特务献计杀害中共高级人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司徒不作一言。赞成的人认为如能如愿以偿，不啻给热火朝天的中国革命力量当头一棒；反对者认为这样做反而会使中国人团结更紧，特别是中共信仰的主义与执行的政策，绝不以个人而兴废，中共对事不对人众所周知，美国若当真来这一手，只能落得在世界上声败名裂，地位更低。剧辩中有人指出北平还未正式成立政府，毛泽东是否出任主席尚不可知，有人认为北平政权非毛莫属，有人提醒毛泽东如日理万机，便会影响共产主义者万分重视的理论研究工作，毛不一定亲自处理事务工作。最后原建议人认为不管毛泽东担任什么工作，反正是中共第一个人物，决定暗算，于是有一个洋人便开始了炮轰天安门的阴谋，但当时司徒以为不可。
司徒当然并非有爱于北平高级人员，就因为他是个“老中国通”了，他知道这一手如果成功，中共政权即使有什么变动，但绝对不能视为混乱；可是万一失败，那对西方集团的声名扫地，无以言喻。但美国政府正在手忙脚乱之中，特务机构有此决定，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由它去了。
痛苦的司徒要傅泾波为他给国务院写报告道：“我们到达上海了。
“我无论到哪里去，总有两卡车这种便衣卫队眼随着我。理由似乎是：他们担心国民党特务。他们认为仍有许多国民党特务混杂在市区。说不定要对我们作出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使新的当局感到尴尬的案件。结果是我无法照常在各处自由来往。我就成天逗留在总领事的住宅中，拒绝社交的邀请，而等待人们来访我。我不但感觉我会被人注目，而且可能引起秘密警察们对于我所晤见过的那些人，特别是中国人的受到不欢迎的注意。
“上海目前给我的印象是：共产党已经本着勇气、才干和廉洁，接收了上海的政府，但他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和代表没有特权的宣传，会惹起可能成为非常严重的劳工骚乱，而他们把民族主义的狂热和马克思主义的狂热合并了起来，与这个国际城市冲突，同时又要应付这当前的困难，要保护和养活五百万人口，这情形会使上海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试验站。
“外交团的其他同寅都急欲知道我将如何行动，有好几个人计划要随后到上侮来。因此我决定认真坚持外交官员的特免权，例如外交官员得豁免检查行李。共产党官方的论调是：我们只是普通公民，并没有这种权力。这一点可能成为原则上冲突的一个试验，幸亏这问题还没有发生过。但我的特别通行证上写着：‘前任美国大使’。这一点使我和那些看见这通行证的人都觉得好笑，不过有一个欧洲国家的公使接到同样的通行证时，他却非常动怒。……”
其实司徒的心情既非生气、也非动怒，而是有如跌下深谷似的悲痛和绝望，恐怖与颤抖，他如在上海市热闹的街头出现，绝不会像解放前那样，周围都是卑躬屈膝的官儿；相反却是挺起了胸脯的人民，他们以嘲笑的神色瞅他一眼，意思似乎在说：“老先生头脑清醒一些吧，今天的中国，可不同啦！”
司徒雷登当然是不甘心，他的老板对中国人民的翻身更是恨之入骨。怎样使解放区秩序大乱，特别是类似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陷于瘫痪，变成了美国各方面努力以赴的一件大事。六月十日司徒雷登刚抵沪时，美国舰队司令白吉尔正式警告美国商轮不得航行上海，同时有计划地恶毒造谣，说长江口外已经布下水雷。当天由英文《字林西报》以第一版头条刊出，接着《大美晚报》也以显著地位刊登。翌日，上海香港的合众社、十三日美联社及东京合众社电讯都先后加以宣传，《自由论坛报》还译载了白吉尔的造谣谈话。这些谣言的传播，无非是企图造成上海秩序大乱的局面。
美国领事馆里连日低沉的气氛突地一变，围绕着司徒的人都来报告“好消息”，有的说现在上海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共对外关系已濒断绝；有人日夕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候地方当局将会说些什么，终于给他们等到了消息。
上海人民电台的广播员，以愤激的声音广播题为“粉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解放日报》的评论，痛斥刊登谣言的报纸，指摘这些外报继续刊载这些不确实的消息，旨在制造耸人听闻的谣言，有意与蒋介石结合起来恐吓中国人。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意图，因此不能视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广播员清脆的声音在说：“关于布雷封锁港口一事，国民党是不能单独进行的，这个物质条件只有美国帝国主义才有。由于帝国主义看到蒋帮即将灭亡，于是不惜援助物质和直接参加行动。但在今天它们力量不够的时候，就只有用无耻的谣言，阻碍海上航运等来恐吓中国人民，困感人民政府以达到其经济、政治侵略的目的。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美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曾公开对此谣传发表意见。一方面说国民党政府‘没有在长江下游布雷’，另方面又明确地说‘长江对商船肮行有危险’，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现在严重警告你们！”司徒等一怔，屏住呼吸听下去：“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建立起自己强大无比的威力；中国人民今天已经打断了帝国主义所加在自己手上的锁链，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任何成胁！敢于向新中国进攻的侵犯者，必定遭受惨重的失败！人民政府将彻底追究责任，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严格限制它们‘自由活动’的自由！凡我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团结一致来提防和粉碎它们一切的阴谋！”
司徒先是冷笑，接着不安地搓手。
面对着总领事馆职员以及其他的美国人，司徒痛苦地说：“他们开始示威了！从空中的广播到地面的举措，这一次布雷的消息恐怕多少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大家要小心应付才好。”
可是“小心”有什么用呢？只要对新中国表示友善，并且用行动作保证，每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都不需要什么小心，大大方方换得高高兴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厚道、最好客的民族；而觉醒以后的中国人民也懂得对付不老实的外国人，司徒的老一套显然不适用了。
在上海这一阵，司徒几乎夜夜失眠。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在杭州，他的父亲便订阅英文《字林西报》。这家英国报纸还有一个附带的名称，叫做“兼高等法院和领事馆公报”，在司徒童年的脑海中，对英帝国“辉煌的前进站”感到十分伟大，十分钦佩，希望美国将来在中国的“成就”更大……如今司徒是不堪回首了。
而《字林西报》终于对误刊消息表示了诚恳的歉意，在第一版上刊出了致上海军管会的一封信，还有中文译文，承认自己不应该转播一项未证实的报道，而使上海市受到损失。在司徒眼中，这家报纸这样做是谦卑而羞耻，司徒感受的难堪与“委屈”超过了《字林西报》的当事人。
司徒嘉奖着美国的《大美晚报》负责人高尔德，因为高尔德宁可停止出版，也不愿对要求调整待遇的排字工人们“屈服”。这个“老中国通”认为高尔德比他的英国同业强硬有力，而美国人在新上海的强硬有力的结果是消失，这事实的讽刺又使司徒午夜啜泣。
“我向你们报告，”司徒给国务院写信道：“在一个以外国租界起家、而英文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语言的城市里，而忽然坚持只准讲中国话，这对于留下来的外国侨民是一件张皇失措的事。前此英国人照着吉百林的传统，抱了一种种族优越感，而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海头脑’已成为声名狼藉的代名词。由于中国民族主义迅速成长，这种态度已被拒绝！在最后时期，国民党亟欲获得我国的援助，最高当局的特别训示是给予美国人优先的待遇。不幸得很，许多美国人对这项待遇竟认为理所当然。这样又加强了中国人憎恶种族区别的观念……共产党思想训练又启发了一种新的民族自主精神，完全以旧的仇恨为养料……”
司徒写不下去了，他想痛痛快快哭一场，又怕上海市民见笑，只得钻进被窝饮泣。
正是：特权一去不复返，司徒司徒哭声哀。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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