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剿毒部队”手足无措，汪一能究竟是半路出家，并非真的能带兵用兵。对方居高临下，自己完全暴露，仓猝应战，除了挨打，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么着不到一顿饭功夫，一团人已经损失大半，只听见山上在叫：“别放汪一能这狗入的跑了！” 　　“捉住汪一能，把他的心肝煮碗醒酒汤！” 　　汪一能吓得屁滚尿流，进既不得，退又不能，躲在岩石背后失了主意。残余人马听说对方仅仅是想捉汪一能一人，于是非逃即降，纷纷作鸟兽散。汪一能的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象的：当夜，他的心肺肝脏已经在大锅里熬成一镬汤。 　　蓝衣社若干中下级人员为了邀功发财，的确已经为他们的团体付出了生命，但十三太保和“禁烟总监”，那是坐享其成，无惊无险。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制毒筹款是蓝衣社主要工作之一，其二，该算是组训工作了。 　　组训工作就是各种“训练团”及部队中的政治训练，其目的有二：一、灌输法西斯思想，加强盲从教育；二、监视并侦察受训人员。 　　他们在“训练团”中常发动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由蓝衣社分子首先发言，把一些官吏痛骂一顿，以引起他人说出心中不满的话，据此而判定谁是“不稳分子”，再加上种种帽子。这一项工作当时主要由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负责。贺衷寒在抗战以前任军委会政训处长两年多，还兼任“中央新闻检查所所长”一年多（在贺之前该职由国民党中宣部叶楚伧兼任）。 　　贺衷寒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这是很明显的，他读书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是从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绝不估计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充实他的反共理论。凡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做过新闻记者，而且还出席过贺衷寒招待会的，大概都还记得，贫衷寒一开口就要骂新闻记者没有“国家观念”，因此在新闻记者等人眼中，他是个极端狂妄的人。抗战后他曾任政治部的厅长及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 　　邓文仪曾任“国防部新闻局长”，当时蒋介石军队中的政训机构都改变名称叫做“新闻处”或“新闻室”，“新闻”两字的意义就可想见。邓文仪曾干过情报，这一部分工作被戴笠并吞了。在这同时，邓文仪还是蓝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的团体办了几十个刊物，在民国二十一、二十二年间，每月的经费达二十万元之多。后来邓文仪曾经栽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筋斗，不但把每个月二十万的经费丢掉，而且几罹杀身之祸。 　　当时发生了火烧飞机场案件，损失甚大，蒋介石大为恼怒，便派邓文仪前往调查。邓文仪找到航空署长徐培根，还没话入正题，徐培根把他拉到办公室里，锁上门，从保险柜中拿出一大叠现钞，一支手枪。徐培根对邓文仪说：“你也不用调查了，这件事，是我搞的。飞机场失火的确是我故意纵火的。我还跟你说实话，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你明白，我们的领袖以前也是在交易所混惯的，不料我没有他运气好，一次一次亏本，累积到如今，已经快到三百万元了！我无法弥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零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梢的钱，除了送在交易所和给我用去以外，只剩下这八万块。”徐培根拍拍手枪：“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下这八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是你不收这八万元，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一陪，做鬼也热闹些，老邓，你考虑考虑。” 　　邓文仪经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一时也没有主意，结果在钱与命之间选择了一条既要钱又要命的路，他收下了这八万元，第二天便向蒋介石报告道：“飞机场失火的原因已经查明，乃是因为飞机场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 　　蒋介石当时信以为真，但他同时已另外派人去作侧面调查。这个人并未捞到油水，回来便据实相报，蒋介石一气要枪毙徐、邓二人，但给其他“十三太保”劝住了。蒋介石说枪毙他们的原因倒不是为了营私舞弊，而是欺我瞒我，这口气是不能忍受的。“十三太保”费了好多唇舌，这才留下了徐、邓二人的两条性命。事后徐培根撤职，在南昌关了一年左右。而邓文仪也一度失宠，不仅原来已预定的南昌市长没有到手，而且每月二十万元的文化事业经费也取消了。他那个“文化建设学会”就为一ＣＣ的“文化建设协会”所代替。 　　“文化建设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为抗战时投敌出任汪记中央大学伪校长的樊仲云，主要的“理论家”为托洛茨基分子叶青。叶青在ＣＣ系统下虽十分卖力，但并不得意，抗战前后转入蓝衣社后始被胡宗南优待，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以反共有功被提拔为中委。如今在台湾惨烈的派系挤轧下，已经失去了他的“黄金时代”。 　　邓文仪跌了这一个筋斗，一直到抗战以后才慢慢地抬起头来。但目前挤在合湾这个小岛上，他的“组训大才”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除了组训与筹款之外，蓝衣社四个重要的工作中，尚有调查（情报）与行动（监视、禁锢、暗杀）两项，而这两项是蓝衣社的主要工作。 　　情报工作与行动分不开，蓝衣社的“全盛时期”中大都由戴笠负责。戴笠本是黄埔三期的学生，因为有一次校方派他到上海采购物品时用光了身上的公款被开除，后来不知怎的又在军校六期毕了业。戴笠好色，而且“好”得厉害，讲出来十分难听，几乎令人不能相信。 　　“戴老板”在黄埔学生中班次较低，资望较浅，但实权则最大。蒋介石所以对他特别信任，一来他是浙江人，二来当江西“剿共”时戴笠已经干开‘特种工作”，独来独往，效忠蒋介石不在“铲共义勇队”康泽之下。因此在抗战之初，戴笠的军衔不过是上校，但他都下却有很多少将，还有经过他保荐而做民政厅长的，气焰之盛，也可想见了。 　　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即是一般人口中的“军统局”与“军统”，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务中心机关。其工作分为下列几方面：首先当然是对付革命党派与进步群众，其方法为设计破坏与流血镇压。从虚构事实、蓄意中伤、挑拨离间、收买威胁、打入内线、做情报、分化破坏、到行刺暗杀。以及勾引某一团体内部的个别份子叛变，还有制造假团体，假冒群众，淆惑群众等，这是阴谋的一套；另一套则为监视、绑架、非刑拷打、劳动集中营、以及活埋枪杀，这是镇压的一套。关于这方面列位看官知道得很多，无庸在下絮絮不休了。 　　其次是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分子、知识分子、或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者，威胁殴打、强迫解职、绑架囚禁以至于暗杀，如对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马寅初、马叙伦等。 　　其次是对付地方势力，那些地方势力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分别，同样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但不愿为蒋所并吞，因此内部有矛盾。戴笠对付他们的方法是刺探内情、收买分化、造谣挑拨、配合军事压力造成内哄，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时加以毒害暗杀，其中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及四川的刘湘之死，就是两个例子。 　　再其次是监视嫡系与准嫡系，此外如果有人想自己形成一套势力，或代替蒋介石做了比较重要的机密工作，那就要一遭杀身之祸，前者如杨永泰之死，后者如唐绍仪的惨遭横死。 　　蓝衣社最后一部分工作是国际情报，除派造大批特务出外做“见习领事”与“领事”外（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没有什么特殊业绩 　　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系统，除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两个（其实是一个）公开特务机关外，还有几个重要部门： 　　第一是警察，从杭州警官学校开始，逐渐遍及各大都市。这一方面以曾任内政部次长、竟察署长的唐纵为第一号助手。 　　抗战前一两年间，以上海为例，上海警察局除了协助蓝衣社一切“业务”外，还帮助蓝衣社的外圈组织“复兴杜”吸收干部。这个“吸收”办法甚为别致：原来当时高中以上学校都有“军事训练”这一课，表面上说是作为准备抗战之用，实际上是在加强蓝衣社的组织，加强反共的组织。凡是“军事训练”不及格的学生，无论你其他的功课有多好，文凭是拿不到手的；同样，无论你的功课有多坏，但“军事训练”名列前茅，毕业文凭一样可以拿到。因此，军训教官在当时真是不可一世，对学生来说，俨然操生杀之大权。 　　这种军训教官，没有问题是蓝衣社派出的干部，他们在校中也处于特殊地位，凡是“思想不稳”的教职员和学生，当然难免牢狱之灾。而一些慷慨激昂志在杀敌、或莫名其妙游手好闲的学生，也就变成了教官的猎物；不论男女，先来一个个别谈话，大吃大喝之外，继之威胁利诱，要你参加“民族复兴社”。在下当时在上海教书，某天傍晚，有两个学生到我住的地方痛哭，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今天上了当了。ＸＸ大学的军训教官把他们二十几个同学秘密集合，找了一辆运货卡车，放下篷布，从江湾出发，经过闹市直驶龙华警察局。那地方集合了八百多个上海市大学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由上海市警察局长蔡劲军任监誓人，他们就算是己参加“复兴社”了。 　　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说是上当呢？学生之一说：Ｘ先生，你看看，我身上还穿了打球的衣服，我本来不想去的，可是在篮球场上被教官发现了，衣服也不准换，就押着上了卡车。学生之一补充说：那教官私生活很坏，大家对他毫无敬仰之心，但看在文凭脸上，不得不同他敷衍。宣誓之前他曾拿了一大堆表格要我们填，上面除了祖宗八代详详细细的项目外，还有对共产党的批评如何？你能否为领袖无条件牺牲？你不吃不喝能维持几天？你在狂风暴雨中能支持多久之类，同学们才知道这个团体不是个好团体，很多人宁愿不要文凭，远而避之，不去宣誓；有些人没有办法，只得跟着他走。龙华警察局大礼堂里的布置，一如电影和画报上所看见的希特勒黑衫党场面，但他们已经跑不掉了，只得听命宣誓，而且举手和喊口号的时候，也是“德国式”的，即是并非握拳，而是右劈同五指直伸出去，一如希特勒的党徒。 　　那几个学生之后还走着曲折的道路：一方面不喜欢法西斯，一方面却又受着蓝衣社的控制，虽然到头来还是重见天日，透了口气，但精神上和物资上的损失委实不小，这些都与本题无关，按下不提。 　　以戴笠为首的蓝衣社系统，除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外，第二个重要部门是“武昌部队”，这个团体在抗战时期叫做“忠勇救国军”，日本投降后大部分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 　　这一部分原来是抗战开始时戴笠与杜月笙合作搞起来的，绝大多数是青红两帮师兄师弟，徒子徒孙们，抗日毫无用处，殃民绰有余裕，因此声名极坏。为了与顾祝同的部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蒋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以顾全顾祝同的面子。戴笠着急了，就求救于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荐马志超当“总指挥”，才算保留下来。 　　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交通监察处”，旅客往来，特别是买飞机票，一定要经它批准，但实际上即由军统局兼办，不过有一个公开名义而已。“交通监察处”对于那时光旅客的留难与勒索，看官中凡是当时“领教”过的，一定记忆犹新，在下不噜嗦了。 　　第三个部门是联络参谋与谍报参谋，上自军委会军令部、下至各级参谋处，大部分是军统局可以直接指挥的特务。 　　第四个部门是宪兵，所谓“中央”嫡系的宪兵团几乎全是特务，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由于争权夺利，和戴笠系统有矛盾，不能完全指挥如意。 　　以“铲共义勇队”起家的康泽，资格虽高于戴笠，但他极端“效忠”。而且专门信任他的四川同乡，而同乡中又以同县、同中学、同小学的同学最“吃香”。只要具备以上“四同”条件，不论是怎样饭桶，都得到重用。康泽在抗战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三青团是他势力范围，虽然其他部门也渗杂一些康泽的人，但大部分是成事不足之才，所以作用也不大。 　　当然蒋对戴笠更为信任，但蒋介石发起脾气来，就会挥拳捶他，一面捶一面驾：“你是混蛋！你是混蛋！”戴笠能恭敬地站稳了挨打，回去后就如法炮制捶他的部下。他挨打十拳，至少要打他的部下四、五十拳，绝不“亏本”。当他打部下的时候，旁边的人便以目示意，好象说：“老板今天又受老头子的气了！”而被打的人，大家便给他一个“受气包”的外号。 　　正是：当年四亿多同胞，其实惨过受气包。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