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拉抓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对这种行为有抵制？你如果不抵制，我就怀疑你本人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真正为了学生，你就要多花时间好好考察一下，不用着急，这又不是搞运动。
熊丙奇现在有的学校把欠费的学生姓名公布出来，你觉得这种做法对吗？
刘西拉现在家庭生活条件好的和差的差距很大，我们要考虑生活差的那些学生，他们具有什么心理状态。他们有很多难处。我们要给他们机会，不要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他应该按时交钱，可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借钱读书的条件，我今天欠你的，明天会想办法还你。如果借钱不还，那就不可信了。如果他借钱出国了，按照国际惯例，银行可以追到那里，他到哪里，你欠款单可以跟过去。他的老板一看欠款，这个人不可信，没有单位会用他的。教育者要保护这些贫困学生。年轻人并不是希望人们看到他弱的方面，他希望大家看到他强的方面。我跟我的研究生谈话时，批评起来是很激烈的，厉害到可以拍桌子，但有一个原则是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如果有第三者在场，他听到的一定是我对这个学生的夸奖。作为老师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很生气，他都忍，但是你不要当着第三者的面批评他，当着第三者你最好是鼓励他，说他有什么优点。有些教师当众把自己的学生说得一无是处，我可以说这种教师是没有素质的教师。像有一些领导，喜欢向上级报告，说自己下属捣乱。那你是窝囊废，你不是窝囊废，就把问题解决了，何必报告上级？
熊丙奇对于教师的素质，学生往往无能为力，在今天这种环境里，我们的大学生怎样才能提高自身的修养？
刘西拉有四条要求。第一条，要讲点精神，什么精神呢？爱国主义精神。第二条，要有很强的意识，就是竞争的意识。改革开放了，如果你还不会竞争，还等上级给你东西，你就没法跟上形势。第三条，要学会唯物辩证法，看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要发展地看问题。对任何强手都要学会分析，他有强的一面，也有弱的一面。现在老说西方好，我常常跟美国人讲，我说你们要负责地给中国介绍点你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吃亏的教训，比如说发展小汽车，你不讲这个，专门讲小汽车怎么好，中国13亿人都能开小汽车吗？第四条，要有一种作风，这个作风是什么呢？是踏实苦干的作风。现在来讲，年轻人要忍得起清贫。年轻人不吃苦，将来没有出息。我跟我的副教授到济南去开会，可以睡软卧，但我们就是硬卧去的。我们两个可以租一个房间，就不要两个房间。为什么呢？我的学生、我的助手都习惯这样了。我们现在可以清贫一点，不是我付不起这个钱。有了这个作风，将来你就知道，在学术上的要求要高，但是生活上的要求可以低。生活上要求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永远贴近13亿人的大多数，这能使你头脑随时都保持清醒。一个精神，一个意识，一个思想方法，一个作风，这四点，不用上课，平常自己注意点都可以做到。
作者补记《新京报》2005年5月20日一则报道(《惊讶：1/3大学生曾有轻生念头》，郭少峰，《新京报》，2005年5月20日。)说，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和同学刘艳在老师的指导下，用了两个星期设计问卷，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最终收回189份。在有效问卷中，有近1/3的被调查者曾有过自杀念头。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连程小龙也很吃惊。而从具体的大学生自杀数据看，近年来也明显增多，某市仅2005年上半年就有22名大学生自杀。大学生为何会有自杀的念头，并最终选择自杀？原因很多，或因感情受挫，或因学业失败，或因压力过大，或因悲观厌世……对此，学校、家庭、学生以及社会均有责任。
原因20：永远不败的研究
虽然说科学容许失败，但是基金允许你科学失败吗？
对话观点：
在参加基金评审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诚实”。
基金项目的设计本身都是“短平快”的，所谓为现实服务；要么就盲目赶超世界先进，这是很不现实的。
科学上的贡献，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的可能一篇文章就够了，但是这就不一定符合基金的要求。
对话人：郑元芳、葛剑雄
熊丙奇谈到国家基金，我想问问美国是怎样操作以保证它的公平、公正，并对科学研究起到实际推动作用的？在国内，一个人的身份，他过去取得的学术成绩，往往会在申请科学基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也被学术界广泛指责。
郑元芳在美国，一个学者过去的成就，可以让人们感受到他有能力完成科研任务，但对于新提出的课题，这只是一个参照因素，并不能起决定作用。专家首先会对课题本身的创新性、突破性和计划性进行审核，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对这些关键因素评价不高，根本不可能考虑立项。只有当这些因素评价过关后，专家才可能参考他以前曾经做出的成就，进行综合评判。如果一个人从未做出过好的成果，但是他提出的课题很突出，也同样会得到批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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