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补记有人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已经把应付评审、开会作为生活的主题，更何谈办学精力的分散。没有了评审和开会，他们会不习惯这种生活。
杨福家我是很反对这样做的。政府介入越多，学校花在与知识学习和创造相吻合上的时间就越少。政府向学校提要求，学校要向学院提要求，学院就把要求压在教授身上，教授的创造性也就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政府过量、频繁的评估，将鼓励短期行为，同样不利于知识的创造。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减少政府对大学的干涉，减少得越多越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就会越快。政府的权威，不是通过评估树立起来的，而应该通过非常完整、简明、行之有效的法律，以及对法律严格的执行来实现。
熊丙奇杨院士曾经当过复旦大学多年校长，在担任校长过程中，你是否一直希望实现一流大学建设梦想，具体做了哪些事，感觉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杨福家在担任校长期间，我做了几件事，至今自我感觉不错。一是要求教授要上基础课；二是建立了一个思想库；三是学生谁作弊谁退学；四是进一步发展国际交流。到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我也把建设思想库的做法移植了过去，在那里也建起了一个思想库--中国政策研究所。至于阻力，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体制。其实，我们很多校长并不愚蠢，要说愚蠢，我可以算一个！其实做校长的大多都懂得怎么办学，只是受了一些限制，不大敢于讲话，而且并非心甘情愿地去采取一些短期行为，我们的体制约束了很多人。
熊丙奇根据你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了解，我们用多少时间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杨福家这个很难说。建一流大学与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即使经济条件许可，如果没有大的改革举措，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也很困难。
熊丙奇我很反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时间表的做法，尤其是有的学校领导向外宣布，到多少多少年把学校建设成世界一流，这会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为。而且，决定你是不是一流，要由社会来评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目的，培养一流的人才，做一流的科学研究，则是我们时刻应该做的。当你培养的人才达到一流水准为社会做出一流的贡献，你的教师做出众多国际一流的研究，你的一流地位自然就确立了。
原因8：躲不开的历史
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的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
在大学里，有三种人，因为他们不同的说话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轨迹。
第一种人，约占40%，有点地位，有点权力，有选择地说话。领导面前，口吐莲花；布置工作，口若悬河；讨论问题，东拉西扯；面对矛盾，无可奉告。这种人，可以自嘲自己说的是马屁话，闲话，无关紧要、娱乐大众的话，可在他们心里，这才是最管用的话。
第二种人，约占60%，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不说话。别人希望他说的，他认为是假话不喜欢说；别人不想听到的，他认为是真话说了也没有用还可能惹事。这种人，看透了人生，明白了很多道理，坚持少说话，少写字。因为写错字，说错话，就麻烦了。
第三种人，剩下的不到1%，游离在主流圈子之外，可能有那么一点本事，乱说话。看不惯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对象，不顾场合，乱开炮。这种人，在很多人眼里，基本上就是个“傻蛋”，大家知道不说的真话、实话，却以为自己聪明抢着说。
在问题面前，第一种人没话说，第二种人不说话，只有1%的第三种人在乱说话。
对话观点：
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成功地教会大家选择沉默--明天取决于今天，今天是被昨天决定的。我们很难绕开历史，但是我们又很难谈论历史。历史造成今天的问题，然后历史躲开了。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能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身处教育，所以看到的教育问题会比较多，事实上，在经济领域、外交领域，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也牵涉到行政管理问题。
陈丹青不一样。一方面，意识形态问题在经济领域没有像在教育领域这么敏感。另一方面，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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