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短的时间里出成绩，出亮点，这是很多办学者的理想。为了能出成绩，他们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甚至是做出严重违背规律的事。因为出了成绩，就能得到进一步的重用。而当前政策的负面效应，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会显现，而那时已经与自己完全无关。没有人会来追究，没有人会来问责。
没有人关心教育的未来，只关心自己的未来。这样的发展轨迹，多少显得有点疯狂。
对话观点：
对于别人在过去一百年间发生过的错误，我们要想办法避免重犯。要懂这个道理并不难，但我们还是会犯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其实做校长的大多都懂得怎么办学，只是受了一些限制，不大敢于讲话，而且并非心甘情愿地去采取一些短期行为。我们的体制约束了很多人。
我很反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时间表的做法，尤其是有的学校领导向外宣布，到多少多少年把学校建设成世界一流，这会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为。
对话人：杨福家
熊丙奇这几年，国内很多高校都在学习国外大学的办学经验，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吗？
杨福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当然存在。包括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师资队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科学研究领导世界潮流并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为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等。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你培养人才的质量、科研成果的质量，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成为世界一流，是有标准的。
我一直推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们的使命有两条，一条是丰富人类知识宝库，另一条是造福社会。我们其实不用看排名，只要看看两个数据，一是培养了3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90%的火箭都是这个学校设计的。从这些数据可以知道，它作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地位不可动摇。我国著名的物理大师周培源，遗传学大师谈家桢，航天之父钱学森都是这个学校的博士毕业生。同样，我们还可以看看东京大学，日本的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大多数是直接由东京大学培养的外，其他的也都与东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熊丙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国外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减少我们的失误甚至错误。在我们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目前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比如我们走简单的“量化”道路，似乎一流大学也可以靠数字堆积，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能大幅度提高顶尖杂志论文数量，就在诸如学生规模、校园规模、国内论文等数字上做文章，甚至违背基本的教学规律、科研规律也在所不惜。
杨福家总的看来，一所学校是否达到一流，一看学生，二看教师，三看科研成果，四看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贡献，再就是学校的特色。比如耶鲁大学，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以及这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克里都是耶鲁的毕业生，其他的不说，就说这，你说它是不是一流大学？当然，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熊丙奇过去几年，我国不少高校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朝世界一流大学方向迈进，你认为具体效果如何？
杨福家2001年，我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对他们的某些做法提出了一些看法。我说，进北京大学的学生现在有59个入口，复旦大学的学生有46个入口，上海交大有57个入口。什么意思？就是专业分得太细，学生招进来以后，分到很窄的专业，这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没有想到，当年秋季，北京大学就采取了行动，开始试办“元培计划班”，有60个人。现在这个班已经有了180人。而且，从2005年起，学校采取按专业大类招生。其实，在国外很多一流大学，学生进校时是不分专业的，比如哈佛和耶鲁，都不分专业，只有一个学院，哈佛学院或耶鲁学院。如果不这样做，就很难成为一流大学。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在耶鲁大学，学校为学生提供了1800门课程，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最精华的知识，我们目前能做到吗？
作者补记2003年，为加强大学课程建设，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教育部推出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原因有三，一是引导学校将精力投入到少数课程，以评上“精品”来显示教学质量，而真正的教学质量是要以所有课程质量的提高为基础的；二是评奖过程是典型的反教学，据了解，教育主管部门是以课程录像（三位主讲教师，包括课程负责人，各不少于45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为重要依据来评定精品课程的，既然是录像，就避免不了彩排、剪辑、配音诸多技术支撑，有教师戏言，请一个演员来“演”一门课程，效果不就达到“精品”了？三是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多一次评价，就可能多一次腐败的机会，当精品课程成为衡量一所学校本科教学的一项重要指标之后，谁能等闲视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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