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补记1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全国有12107万流动人口，其中从城镇流出3267万，占27.0%；从乡村流出8840万，占7.0%。流入城镇的9012万，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和科技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6月。）中国乡村的人口正面临大量的流出，流出的人口是有一定技能或者劳动力的青壮年，留在当地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幼，不少乡村日益荒凉与破败。
作者补记2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刘尧，《教育研究》，2004年第9期。），我国古代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私学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诞生。当时私学在各地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孔子所办的私学。孔子并由此被认为是创办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先驱。到了近代，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文鼓励富商绅士创办新式学堂，这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我国社会摆脱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政府当局提倡建立新式学堂并鼓励私人办学，私立高校由此得到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国私立高校有64所，学生40581人，分别占公、私立高校和学生总数的34.6%和31.5%。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高校227所，其中私立高校69所，占总数的39%。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学校，于1951年将全部教会大学收为国有，1952年将其他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
熊丙奇国家包办教育，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无法把教育全包下来。虽然几乎所有教育资源都在国家手里，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这个机制良性运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大家开始认识到，政府包办教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按国家的思路来办教育。过去二十年时间，我国开始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可是直到现在，还基本上是国家办教育，民办高校的学生规模只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多一点。而且，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正式或非正式歧视。
陈丹青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五四前后引进西方文明，其中一个就是教育国有化，大学开始叫做“国立”。但这是西方在18世纪产生“现代国家”以来的办学状况。中国迟至20世纪才建立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从孔夫子以来，从汉代最早草创科考制度以来，中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教育文化体制。我们总是批判封建科考制度如何腐朽，认为《儒林外史》是科考制度腐朽不堪的百科全书。可是清末民初哪里来那么多人才？如果中国教育在清末烂成那个样子，人才哪里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等大人物哪里来？蔡元培什么出身？他是前清的举人。中国教育国有化接近百年了，后来再没出过以上级别的大人物，尤其是近五十年。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熊丙奇中国教育的发展，过去一百年来，大多处于模仿他国阶段，先西方列强，再苏联，后又西方。在借鉴别人经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全盘否定自己，反封、反帝、反修，一路否定过来，没有传承自己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从模仿赶超到独立创新--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的差距》，陈平，“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4月。）
陈丹青教育国有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确有效促进了国家快速现代化。现代国家的首要标志就是最大程度、最有效地整合并调动各种资源，使国家富强。所有后进国家都会全力促成军队、产业和教育的国家化。但是这一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与旧的形态发生冲突，每个国家不一样。我们不能质疑教育国有化，而是应该认真检查，在教育国有化的近百年过程中，哪个阶段、哪种做法比较奏效或不奏效？它发生了哪些问题？导致哪些结果？最后，这些问题与结果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或损害了教育？
熊丙奇我们经常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教育出现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国情所致。
作者补记我们高等教育行政化办学特别突出，我和一位大学党委书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行政手段可能是当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如果不利用这种方式，发扬什么民主，讲什么自由，其结果肯定是大家互相扯皮，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他还举例说，有一次关于学校发展规划的讨论会，请来各院系的教授，但讨论会最终成了表达各自利益的场所，大家都只想如何在规划中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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