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过后,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已经写完,其他该忙活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了。于是我决定找一家单位实习,最开始我希望能去《读书》杂志,但是写了信过去人家没给回音。后来看到网上有一个《中华读书报》的启事,说愿意要一些大四已经保研的学生,我一看正合适,于是把简历发给报社。很快他们就通知去面试。
到了报社一看:居然来了40多个学生,把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报纸的主编梁刚健老师乐呵呵地走进来给大家介绍了读书报的情况,然后就让我们挨个儿发言,说说自己最近看到听到的和出版界、学术界有关的新闻,我们一边说他还一边记。当时《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刚开始卖火,于是我就讲了这个事情,并且分析了这种“大众学术书”热销的原因。没等我讲完,梁老师马上说,好,你下周把这个稿子交上来。
这就是《中华读书报》的风格,也是梁老师的风格。跟所有的编辑记者以及我们这些学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特别爽快,而且他脑子转得特别快,你不经意间说起的一件小事,经他一分析,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新闻线索。
按照报社的规矩,每周三中午实习生要到社里开个碰头会,跟版面编辑坐在一起谈谈自己的选题,梁老师一般都会抽空过来参加。听他一条一条地分析上一期报纸的得失、点评大家的投稿,我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在读书报的实习使我养成了一双“新闻眼”,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敏感起来,有很多大家熟视无睹或者视若无睹的事情,其实往往能挖掘出丰富的内涵。有一天我看到北大出版社的一个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必须是有德语、韩语、电子等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者,我就想,北大自己不是有编辑出版专业吗,为什么出版社不招“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呢?我又把一段时期以来各家出版社的招聘广告找来分析,发现居然没有一家点明要编辑专业的学生,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接下来采访了一些出版社的老总,听他们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又采访了几所大学编辑专业的教授,也听他们对人才培养的意见,最后写出了一个头条《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
实习还使我有了很多接触出版界人士的机会。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总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听他打电话,无论说什么事情,当电话快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热情地连说“好!好!好!好!”声调越来越高,让人觉得很振奋,哪怕你是在讲困难诉苦心里也踏实了。还有金丽红女士,她在华艺出版社的时候我曾经见了她一面,只听她说了十分钟话,但却仿佛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遗风。
做出版或者做报纸的这些长者,他们一方面是市场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学问,懂得文化的价值,因此在他们身上真能学到很多好东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在报社的这份工作,而最初一起去参加面试的同学,到三个月之后可能就只有七八个人还常去,一年以后更只剩下我和清华的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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