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一部以爱情故事为题材具有浓郁喜剧特色的作品。
作者王实甫是中国文学史是最优秀的戏曲作家之一。他的生卒所代已不可考，生平事迹也很难找到资料。元人钟嗣杨编写的《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并著录了他的十三种杂剧。明初贾仲明续编《录鬼簿》时，写了一首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风彡）（风彡）排列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这首词说明：王实甫是一个沉沧下层，熟悉勾栏生活的书会才人，特别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杂剧，在当时剧坛上，已是一个有才华、有名望、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西厢记》，被公认为出类拔萃、首屈一指的作品。
王实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公元一二九五——一三０七年）。他写的杂剧除了《西厢记》，还有一本《丽堂春》，被选在臧晋叔的《元曲选》里；此外他的《芙蓉亭》杂剧和《贩茶船》杂剧也各有一折曲文被录在《雍熙乐府》里。其余的剧作，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现传《也是园杂剧》里的《破窑记》，题名王实甫是不可靠的。）
《西厢记》杂剧的故事原本唐人小说元稹的《会真记》。《会真记》里的张生对崔莺莺的恋爱是有始无终的。这篇小说的末段，以为张生抛弃了莺莺是“善于补过”，表现了封建文人的正统观念。到了北宋时期，这篇小说被收入《太平广记》里，成为民间说书、说唱的题材。民间的说书、说唱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市民阶层，他们对于《会真记》里那样一个始乱终弃的结局当然不爱听，于是很自然地把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改变为以团圆终场。到了南宋，北方沧陷于金人之手，使这个故事又各自在当时的中原和江南，以各种不同的说唱或戏曲形式演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金朝一位说唱家董解元，写了一本《西厢记搊弹词》（又名《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在流传下来关于崔、张故事的文学作品里第一部打破悲剧性结局的著作。它已经改变了张生轻薄少年的形象，也不再把崔莺莺看成是“不妖其身，必妖其人”的“妖孽”，最后让张生偕莺莺双双出奔，表现了“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到了元朝统一中国，随着都市经济进一步的繁荣，戏剧更发达起来。王实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根据董解元的《西厢记搊弹词》，把崔、张故事改写为杂剧，出色地完成了这部爱情喜剧的再创造。
《西厢记》杂剧所以能得到当时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和后世无数青年读者的爱好，首先是由于它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表示不满，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在封建社会里，这种以爱情作为基础而不是权衡门阀利害的婚姻观念，当然是不能普遍实现的，它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然而，王实甫正是以这种乐观的信念，使《西厢记》杂剧的全部剧情环绕这个主题发展。剧中人物凡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积极探索、坚定不移的，如莺莺、张生、红娘，都塑造成为十分生动可爱的形象。反之，对为了维护门第尊严、勉强要把莺莺许配郑恒的老夫人，凭仗暴力、要夺取莺莺为妻的孙飞虎，仗着父母之命、要上门抢亲的郑恒，都给他们画上了不同的丑恶嘴脸。在封建制度压迫之下，男女恋爱不能自由，张生、莺莺的月下私期，是那么美满欢畅、有情有义；他们的长亭分手，是那么缠绵婉转，难解难分；这就是使处在封建统治下的无数青年男女为他们这种美满的恋爱生活所歆动，所陶醉，引起他们对于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反抗。
在剧情处理上，王实甫善于根据剧中人物的不同环境、不同性格，展开各种矛盾斗争。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要矛盾，老夫人和张生、莺莺、红娘之间的正面冲突，总是放在矛盾的转折点上，抓住一些最能揭示性格特征的情节和场面进行集中的描写。如第二本第三折“赖婚”和第四本第二折“拷红”，都是通过戏剧冲突的“突转”，反映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尖锐斗争，突出地表现了老夫人冷酷、虚伪、自私的阶级本质和出尔反尔关于权变的个性。而在其他的场面中，老夫人的戏并不多，但她的活动通过后场处理不断得到提示，使人们处处感到她在起作用，从而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对青年一代幸福的无情摧残，大大开拓了作品的思想深度。矛盾发展的方式是喜剧性的，常用尖刻、诙谐的语言，揭穿封建礼教的虚伪、荒谬，而使老夫人等处于令人额手称庆的难堪境地。同时，，在张生、莺莺和红娘之间，更通过性格的对比，引发出一系列的喜剧性冲突。如老夫人赖婚以后，王实甫从第二本第四折到第四本第一折，用了整整六场戏（还带两个“楔子”），生动细致地展现了张生、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逐步克服心理上的阴影和性格上的弱点，进一步发展爱情、大胆结合的过程。张生、莺莺和红娘由于身分、处境、教养、个性不同，他们对待封建礼教的态度有所差异，所采取的反抗和挣脱精神束缚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因而，在三个不同身分、不同个性的人物之间，不断发生冲撞和误会，不时进行试探性的捉弄，常常出现令人捧腹的局面；正是这些喜剧效果十分强烈的冲突，鲜明地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一步理解了人物的苦衷，并为他们的胜利而放声欢笑。
王实甫在描摹环境、酝酿气氛方面，更是元人杂剧中的圣手。象“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曲子，选取叙的景物，仿佛都染上了一层人情的色彩，能把读者自然地带到戏剧规定的典型环境里，与剧中人分亭那一份月色与花香、风声与鸟语。为着更切合崔、张这一对在封建时代有着相当文学修养的青年的性格，王实甫更在曲文里熟练地运用中国古典文学里许多为人传诵的诗句与词汇，来表达他们深沉的情愫和优雅的风格。他们唱的许多曲文，都象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使剧中处处呈现出诗的意境，把这部爱情剧烘托得更有感人的魅力。
同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一样，《西厢记》杂剧也必然遭受封建统治者的排斥和打击。明清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曾诬蔑它“诲淫”而加以禁毁，各种底毁和“反崔张之案”的续作和改编本纷纷出笼。但是《西厢记》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是扼杀不了的。自问世以来，它曾被改编成各种剧本而广泛上演。明代有代表性的改本是陆天池和崔时佩、李日华的《南西厢》。《西厢记》直至今天仍在舞台上演出，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
《西厢记》杂剧由于流传的广泛，翻刻的版本非常多，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就有四、五十各。现在流行的最早的本子是明弘治十一年（公元一四九八年）北京岳氏刻本，此外流传较广、具有代表性的有张深之、刘龙田、王伯良、金圣叹诸本。我们这个本子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王季思校注本的基础上重加修订而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