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1305～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瑞安原属温州，州一名东嘉，所以后人又称他为东嘉先生。早年乡居读书，元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后，在浙江处州、杭州等地做过几任小官。元末，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平乱统帅府都事，因与统帅意见不合，“避不治文书。”方国珍投降后，他还做了几年的地方官。至正十六年（1356）以后，归隐在宁波南乡的栎社，“以词曲自娱”。《琵琶记》就是在这时完成的。他的计有清代人辑的《柔克斋集》。
　　《琵琶记》是根据民间传说、宋元南戏改编而成的悲剧。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绝之一曰：“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可见关于蔡伯喈的故事，在南宋已广泛流传，民间艺人也在演唱。另据明代人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记载，《赵贞女蔡二郎》在南宋时已是一个流行的剧目。徐渭简略记载了这个戏的内容是：“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元人岳伯川的《吕洞宾度铁拐李》杂剧，也有这样的曲文：“你学那守三真赵贞女，罗裙包土将坟茔建。”蔡伯喈弃亲背妇，赵五娘艰苦事亲，这些南戏中的基本情节，在《琵琶记》里都或明或暗地留下了它们的影子。所不同的是南戏里的蔡伯喈，有如今天舞台上的陈世美，是个因富贵而抛弃妻子的负心人，最后被雷打死；但在高则诚的笔下，蔡伯喈却成了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
　　《琵琶记》一开始便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封建社会“小康之家”的画面：蔡伯喈和赵五娘结婚不久，正为年老的双亲举酒庆寿。除蔡公外，全家人都希望过一种美好的田园生活。后来蔡公逼儿子上京应试，结果入赘牛府，陈留郡又连年遭灾。在这种天灾人祸的境遇下，全家团聚的美好生活一去不回，接着出现的是这一家人在死亡边缘的挣扎，蔡婆、蔡公先后饿死，赵五娘行乞寻夫等一连串悲剧场面。作品还把它和蔡伯喈在牛府里的豪华生活对照起来描写，这就使人们的爱憎更加分明，悲剧效果更加显著。
　　《琵琶记》刻划悲剧主人公赵五娘的形象相当成功。在蔡伯喈被逼应试后，她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在贫困灾荒的艰苦环境里，她没有丝毫的怨言。她典了自己的钗梳首饰来养活公婆，自己却在背后咽糟糠。作者是有意把赵五娘作为封建社会孝妇的典范来刻划的，但作者为了把戏写得“动人”，就必须从主人公的悲剧璋遇出发，通过既有鲜明的个性又跟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有广泛联系的情节，造成悲剧效果，藉以打动观众和读者。于是我们从剧本里便看到了灾荒岁月赵五娘和公婆、张太公之间的相互体贴、关怀；即使那些委屈和错怪赵五娘的情节，也质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特定情境下农村习见的婆媳伦理关系，曲折委婉地表现出赵五娘心地的善良和生活的悲苦，使读者、观众不禁为她一掬同情之泪。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描写，赋予人物以活生生的思想感情，也正是剧本得以突破“孝妇”局限而达到悲悯动人的力量所在。
　　《琵琶记》的作者在开里场便表明了宣扬“风化”的目的。蔡伯喈一上场便说：“功名富贵，付之天也”。后来他不肯去应试，蔡公不从；他要辞婚，牛丞相不从；要辞官，朝廷又不从。依照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命里安排定的，只有顺从它，屈就它，丝毫不能反抗。正因为如此，剧本描写的蔡伯喈是个“畏牛如虎”的孱头，赵五娘的性格里也缺乏一个受迫害的妇女甩应有的反抗性。虽然这一家人在长时间里经受了种种痛苦，最后却落得“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然而，反抗压迫固然可敬，在生活重压的磨难历劫下苦苦挣扎、顽强生活也能激起人们的怜惜和共鸣；痛苦是历史的必然，是封建统治下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读者、观众心目中，这感人至深的印象是很难用浮饰的团圆结局所掩盖的。
　　《琵琶记》的情节发展，曲折多，有波澜；细节描写也很逼真；有许多重要关目采取画家层层渲染的手法来刻划人物、突出主题。如在《勉食姑嫜》和《糟糠自餍》里，赵五娘对蔡婆已再三忍让，蔡婆仍步步进逼，到最后才真相大白。《代尝汤药》一出开始写蔡公不肯进芭、进粥，甚至要媳妇不要埋他的尸首，为后来写遗嘱酝酿了足够的气氛。接着又写他为身后的安排和赵五娘争论了一场，之后才叫请张太公过来。张太公来了，他说要写遗嘱让媳妇改嫁，赵五娘不肯，直到蔡公生了气，张太公又从旁劝说，赵五娘才取纸笔给他。蔡公拿起笔来还没有就写，叹一声说：“咳！这一管笔倒有千斤来重！”作者这样层层渲染，把三个人物都写活了。尤其是把蔡公既关心媳妇日后的生活，又痛恨儿子一去不归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琵琶记》的语言虽也有某些文人卖弄才情的表现，但总的来说本色白描是它的特色。除前人多提及的如写赵五娘吃糠时唱的【孝顺歌】、蔡伯喈奏琴时唱的【桂枝香】等曲文外，其它如《蔡母嗟儿》、《代尝汤药》、《乞丐寻夫》等出戏里那些直接从生活中提炼的曲白，表面上看朴素无华，其实都是从人物性格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有真实动人的艺术力量。
　　被推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对于后来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广泛在的影响。特别是从明初的《荆钗记》到明末清初的李玉、朱素臣等人的大部分作品，在艺术风格上都比较接近《琵琶记》，在民间有深刻的影响。《琵琶记》在国外一八四一年便有法译本，是我国古典戏曲中较早的被外人翻译的剧本之一。
　　本剧以《六十种曲》本底本，以李卓吾评本和陈眉公评本以及钱南扬根据元刊本校注的本子参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