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及其哲学》一书是一九八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的,这本书的“后记”中有一种对远在香港的父母、兄弟思念之情,在当时能公开表达出来,是不多见的;《托马斯·霍布斯》是她到香港后的著作,一九九五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余丽嫦又流露出对她工作了几十年的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思念,两相对照,可谓“两地相思”,而又“一种情怀”。
余丽嫦自幼生长香港,中学时只身回广州,毕业于人民大学研究班,来哲学所工作已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我从陕西下放劳动回所后,见到了她,从此我们就在同一个研究室共同工作了三十多年。
说也奇怪,所里有些同事,本也有很多的“海外社会关系”,但大家都不知道,唯独余丽嫦,是众所周知的华侨、侨眷、侨属。不过,虽然如此,余丽嫦却是很进步的,反正比我进步得多;她从香港离别父母兄弟到大陆来求学,也是因为她觉得解放后大陆社会公平,人与人之间关系较简单,有爱心。她就是怀着这个坚定的信念,经过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她来哲学所时,“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以后反五风、反右倾、四清、社教都和她关系不大,她一直是平稳地参加学习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她却过得很惨。那是个“人整人”、“人吃人”的时期,她也被卷了进去,并非她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她太“天真”。工军宣队为她办了一个“轻量级”的“学习班”,但仍是不让回家,“隔离审查”,然后就大家一起下干校。那时她的两个孩子都很小,完全托付给了街道上一位大婶。因为我在“文革”中是“逍遥派”,虽不堪“重用”,但比她好过得多;一度还参加她的“学习班”,“攻”她的“心”。
大家同事多年,如今忽又拉下脸来,天天要批评她,起初实在太难为我了;不过,“重复”的力量真大,每天要你“攻心”,竟然从那么一天起,我也“振振有词”起来。孔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嘛,不论什么“理”,什么“事”,多“习”了,似乎都是“真”的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经验呢,但愿以后不要再“重复”!
毕竟余丽嫦是个“天真”的人,俗话说,“没心没肺”。“文革”之后,一切都慢慢过去,慢慢淡薄,慢慢烟消云散了。她宽恕了一切的人和事,包括我这样一个“学”而时“习”之的同事在内,我们仍是好朋友。
“文革”后,余丽嫦全心全意投入她的培根哲学研究,她这本书写了十来年,其间我们有过很多的讨论、切磋。“慢工出细活儿”,她这本书材料和论述都是上乘的。就这个题目来说,如此的篇幅,就连英文的研究著作中,也是少有的。我在英国牛津一家图书馆开架书中,因找不到几本研究培根的专著,就问一位美国朋友,说“你们不大研究培根了”,他不好意思地回答说“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书写完了,余丽嫦想把这本书题献给她的父母,因为她觉得离他们太久了,没有尽到做女儿的责任;但那时风气还未开到这一步,我知道不易通过,所以她只得在“后记”里写上了对父母感激的话。——如今这个做法早就不成问题,献给父母、妻子、丈夫、朋友甚至情人的,都“百无禁忌”了。
果然,余丽嫦回香港去了,但她的父母已经不在,只有一个有病的弟弟留在香港;不过无论如何,她那思念父母兄弟之情,得到了一些安慰,我为她祝福。
余丽嫦去了香港,我们的交往当然少多了。起初她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还有一些书信往还,后来换了工作机构,连书信也很少了。我时常想到,余丽嫦没有了我们这些朋友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研究所虽不必天天坐班,但余丽嫦在的时候,我这一排的小写作间,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工作。那时的“常委”有王树人、金顺福、阮仁慧、陈瑛等,再就是我和余丽嫦。工作时互不干扰,休息时互相聊聊,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各种“小道消息”,都聊,当然也经常聊学问。午餐时更是一次盛会,各人带着自己的饭盒,边吃边聊,最热闹的一次连当时的院长都来了。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就是在那个写作间定稿的。如今因为各种原因这个“常委会”解散了,这一排的写作间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天天来,安静倒是很安静,有时静得有点可怕。起初我感到很不习惯,尤其是我的一些文章在送出去前总是请余丽嫦先看看,听听她的意见,实在也想听她夸奖几句,现在这个“第一读者”迁移出去,写好了文章竟有不知所措之感。所以我说,我不知道余丽嫦离开我们这些学友之后,如何习惯的。也许香港社会太喧嚣,工作、生活都很紧张,没有工夫想这些了。
然而,余丽嫦《托马斯·霍布斯》这本书的“后记”表露了她对北京、社科院、哲学所这个“第二故乡”的怀念。她说她工作之余读书、写作时,是她香港生活中的“绿洲”。她说:“八小时后,我就待在‘绿洲’中,和古人、洋人、今人的学者对话、论辩,悠然自得,白天有多少的不快也都悄然退去,了无痕迹。”我想,她在八小时后读书、写作时,她的居室也就成了北京哲学所的小写作间,窗外可以车水马龙,噪音不断,但一坐进这间小屋,则可充耳不闻、心如止水。也许,在这片“绿洲”中,会感到缺少了我们这些朋友,不过事实上我们这里也一个样,只觉得太静了,太静了。
学者以读书、写作为“天职”,“著述”是“学者”的“存在方式”,所以这个小写作间是我的“天堂”;余丽嫦去香港没有了这个写作间还要去营造这个“天地(堂)”,她管这叫“书呆子‘冒傻气’”、“自讨苦吃”。不错,在香港那个地方,余丽嫦这个“绿洲”的小天地与那社会的大气候的反差确实是太大了。不过,我也可以说,我们这里这个小天地,与北京市的大气候反差也是很大的。
我常有这种想法:社科院是最“老”、最“穷”的地方,而哲学所又是社科院里最“老”、最“穷”的,因“老”而“穷”,均为社会的“救济户”。说它“老”,并非说这个机构成立得早,而是说这门学问、这个学术太老了。古老的学问没有时效,就像一个老人,虽也有些经验积累的智慧,但更多的似乎是老人的“絮聒”。
“哲学”是最古老的学问,在某些学派看来它甚至“先于”“经验”——按康德,是“逻辑”“在先”,而不是“时间”“在先”,那么从时间说,“哲学”至少与“经验”“同在”(同老)了。“哲学”在各种学问中是“老前辈”,“老资格”,“工龄”长得很;但它也容易说“老话”,爱教训人,“老气横秋”……总之,它有“老(人)”的一切长处,也有“老(人)”的一切弱点。
余丽嫦是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专攻近代英国经验论。如今哲学研究所,除了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外, 研究“历史”的很少了。由贺麟先生建立的、我和余丽嫦所属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现在大多数同事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当然,研究“过去”不能忽视“现在”,这一点,我自己也是很注意的。一度我曾觉得,研究“过去”,可以不及“以后”。如我在研究“前苏格拉底”时,觉得可以先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放一放,研究康德,可以把黑格尔放一放,因为康德不知道有个黑格尔;慢慢我感到这个想法不全面。应该说,只有在了解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前苏格拉底诸家;只有在懂得黑格尔之后,才能更好地懂得康德。这样扩大开来说,我们研究哲学史的,要一直追踪到现代哲学的发展,才能比较深入。了解“现在”,才能深入了解“过去”,这个道理我深信不疑,而且自己也努力这样去做了。研究康德,要了解黑格尔,反过来,研究黑格尔,也一定要了解康德,不能说,研究黑格尔,可以不了解康德。过去这个道理,不成问题,如今却受到了事实的挑战。大家都热衷于关心新思潮、新学派,对于“哲学史”,似乎觉得那是“炒冷饭”,只是“历史兴趣”,可以被“断裂”出去了。于是,我们这个研究室,没有人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没有人研究中古哲学,也没有人专门研究余丽嫦从事的专业了。
于是乎“哲学”学术本身也出现了反差:研究中国学问的,似乎越古越好,而研究西方哲学的,则似乎越新越深刻。
不过,“哲学”无论多么“新”,也掩盖不了它的“老态”,在大气候、大社会里,它仍是一个“老人”,在各经济实用的学科中,它是一个“老年学科”。“老人”不必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必自暴自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人老心不老”,是为“老人”的“上乘境界”。
这里的“心”乃是一种“精神”,一种“活力”,“哲学”研究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活力”。人类活的“精神”靠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维系,“哲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甚至是核心部分。“传统”应是“活”的,因为“精神”本应是“活跃”的。不但“传统”需要现在的精神去“激活”,而且现在的精神也要有“传统”来“激发”,使其更“活跃”,更有“力度”。不要以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活”的,都是有“生命力”的。说句不怕冒犯的话,现在的“死魂灵”比比皆是,“行尸走肉”的“僵尸”也能“作祟”,甚至表面上“活跃”得很。当这些东西充斥市场时,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就是“照妖镜”,而且是有效的“激发剂”,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添加剂”。
我对近代英国经验论了解得太少,只是因为余丽嫦研究培根,有时我也看点有关培根的书。总体来说,培根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不如洛克、休谟的地位高,也没有被赋予像笛卡尔那样大的作用,但马克思却十分重视他,认为他是欧洲近代唯物论的开山祖。由于西方学者不很重视,我们的学者虽很重视但又长期有一些固定的框框,所以对于培根的思想,留下不少可以开发的部分,余丽嫦这本很全面、很详细的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现在,她的新著《霍布斯》出版,说明在学术方向上,仍锲而不舍,可谓非常专一。不过,我知道,余丽嫦对于新思想也是很重视的,她在出版社主持编辑的书中,大多是“新潮”的,记得她曾在信中说,现在的学者既然有新思想,新理论,是古人所未及的,就应该重视它们,研究它们。所以,我相信,在“人老心不老”这一点上,我们是共通的。
眼看香港快要回归祖国,余丽嫦的“两地”的思念总算有个头了。届时虽不一定非回到北京、社科院、哲学所的小写作间,但“间隔”就纯是地理上的了,而纯地理上的距离是隔不了心理上的沟通、交流的。
实际上,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学者们之间早就沟通、交往了,也就是说,香港的学界早已提前回归了祖国,或者甚至根本上并没有“脱离”过祖国。这里或许缺少些“本质上”、“一般说”、“多数人”的限制词,但我看不必加了。
几年前我去香港开一个关于“安身立命”的学术讨论会。因为我是搞西方哲学的,过去有学术讨论会也都是西方学者参加,参加华人学者的讨论会还是第一次,所以会上一位朋友问我“你过去参加过这样的会吗?”因为他没有见过我。不仅是他,所有参加会的人,除了大陆去的同行外,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似乎对他们一点也不陌生,只要十几分钟,就谈开了;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对我也没有多少陌生感。会上会下都是如此。这次结识的一些学者中,后来有到北京,也有到我们研究所来的,见了面就格外亲切。
我想,华人自有华人的血肉联系,而学术也有学术自身的沟通。香港的学者和学术已经或者正在“提前”回归祖国,我想这已是一个实际的趋势,不能置疑的。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叶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