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米勒的一个读者和译者，我认为他的作品一度遭禁的原因应从他自己讲的这两条去考察，即性与自我拯救。冠冕堂皇、能够摆上桌面的理由当然是前者，而据我愚见，后者倒是检查官们不肯明示却又耿耿于怀的隐衷。
当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书刊检查官以及部分文学评论家皆认为此书“不宜付梓”，因为它们“像一股汹涌的、无法遏止的溪流，从疯狂过渡到肮脏、色情”。倒是率先出版“回归线小说”的法国人宽容些，这与他们崇尚个性的传统似乎不无关系。“做法国人即是与众不同；做美国人则是向众人看齐。”(乌斯蒂诺夫语)若干年后解禁的理由仍是围绕“性”做文章，即裁定读过米勒的书后并不至引起性冲动及不健康的联想。的确，他写性、写脏话的目的并非要挑逗读者的情欲，却是为其“自我拯救”的主题服务的。他的本意是要抨击虚伪的基督教文明，撕去它罩在西方社会中两性关系上的伪装，要通过丰富的性经历将自己造就成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由此看来，一个个被米勒“征服”并拖上床的异性是他确认自我的道具，犹如猎物之于猎人，鱼虾之于渔人。我们尽可以断言米勒的性爱观有悖东方传统价值观，却不必让它妨碍我们对掩藏在性爱活动和提及某些人体器官的脏话之下的重大人生主题的理解。关于这一点王小波先生已提出我们须“摆脱童稚状态”(《读书》，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引发反社会的性犯罪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据我看来是公民教育水平的低下， 而不是米勒之类作家的“性爱”文学作品。(旨在煽情的三流色情文学当然不在此列。)
自从尼采认定“上帝死了”以来，西方的二十世纪已成为人自己照料自己的世纪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又冲散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滋生的自恋情结。既然人类这“万物的灵长”可以在战场上要比野兽更凶残，能以更高的效率相互杀戮，它还有希望吗？亨利·米勒睁着朦胧的醉眼环顾四周，试图在布满断垣残壁的人世间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
探讨青年人在人世间苦苦拚搏、历经艰辛之后最终以某种方式获得成功、得到社会认可，甚至赞许的小说在西方被笼统地称之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如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和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米勒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回归线小说”亦可归入此类题材。然而米勒既不同于循规蹈矩、一心向上爬的考坡菲，也有别于虽有敏锐感受能力却很少将思想付诸于行动的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他是敢说敢做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生艺术家。破除了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传统价值观的盲从之后，他身体力行地去体验生活，一生曾从事多种职业，在生活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向往的是人的返朴归真，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某一人为的虚幻机构、宗旨教义、主义、理想或另一个人(神)而活着并生活。于是现存价值体系中一切貌似美好的东西都受到米勒无情地嘲弄，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北回归线》)他要拯救自我，而卫道士们却要求人们“忘我”。不合时宜的米勒作品自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色情文学”的名义遭禁了。
联想到东方的历史，我们会悟到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在忽略个人的存在与价值方面走得更远。曾有中国当代哲学家总结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中国文化要义》)
所幸的是，米勒之类的作家遭禁的时代在中外俱已逝去，封建专制主义亦已在东西方的大多数国度里成为历史。今日的读者主要是以感怀往事的心境阅读米勒的。人们探究历史犹如倩女照镜子，与历史或镜子相隔一定距离时方可窥见全貌而不至失于偏颇和谬见。
(《亨利·米勒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版，198元)
品书录
袁洪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