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俄苏诗学”的了解，大体上是与我们心目中“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的知识相关的。我们大致地知道，“俄苏诗学”研究发端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上半期展开得相当活跃，嗣后，却沉寂了很长一段时期，直至六十年代，再次勃兴起来。然而，“俄苏诗学”百年来的学术思想运行轨迹，要比我们现在的知识复杂得多。系统地梳理一下“俄苏诗学”理论思想发展的真实脉络，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所拥有的有关“俄苏诗学”学术研究实绩的图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失真”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我们大多是通过西方学者的接受视野来了解俄苏诗学，这其中自然有被选择被过滤被遗弃的部分；二是，苏联文艺学界对其自身的这股“潜流”的学术思想的开掘与整理工作进展缓慢，俄苏诗学发展史整体图景尚未完整地被显示出来。
今天，通过西方文论史家的描述，我们了解到：从巴黎的结构主义回溯到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及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这样一条文学“形式一形态”研究取向历史运行的脉络。可是，这种“形式一形态”研究法的源头还可以向上回溯，回溯到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探索实践中去。俄苏形式主义学派与俄国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诗学理论之间也还(潜在地或直接地)保持着方法论上的联系。譬如，形式主义者在象征主义者(如安德列.别雷，一八八○——一九三四)那儿所接受的东西不仅仅有节奏与韵律的对立，而且还有对诗歌中词语的音响进行“情感上的装饰”这一诗学课题的关注。更不用说，象征主义者对艺术语言的自主性的肯定预示了形式主义者的一大理论纲领，而未来主义者在创作实践与理论宣言中所推行的“词语的解放”，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则是必定要走的一步。
如今，在谈到俄苏形式主义的学术建树以及这一学派对西方文艺学的渗透与影响时，很少有人不提到著名诗学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可是，就是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文艺学界，古斯塔夫·施彼特教授(一九七八——一九四○)已经在《美学思考片断》(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共三卷)、《词语的内在形式》(一九二七)等著作中，对词语结构的审美方面进行了考察，在语言学水平上与语法形态水平上建立了相当精微的词语理论。古·施彼特教授把“诗学”看成是“诗歌(文学)语言的语法与诗学(文学)思想的语法”。这种研究取向，与“诗歌语言研究会”的诗学理论探索，尤其是罗曼·雅各布森的诗学观，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像雅各布森一样，施彼特在词语理论的微观层面上的科学探索，预示了当代诗学理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今天，施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甚至蒂尼亚诺夫的名字已经像雅各布森一样，代表着俄苏形式主义学派的诗学理论建树。在二、三十年代苏联文艺学界诸多学派热烈争鸣甚至激烈斗争的氛围中，这四位学者坚持“形式一形态”的文学研究方法，探索出“形式一形态”研究法的一整套理论原则、方法论取向，并提供出一系列深切实在的微观例证。譬如，施克洛夫斯基既提出了审美接受的“自动化”与艺术创作的“陌生化”(奇特化)理论，又对斯泰恩的小说《香迪旅行记》作出了独出心裁的分析。这些情形，人们比较了解。可是，正是在二、三十年代“形式主义诗学”学派与“社会学诗学”学派以及“形式一社会学”学派的争论争鸣中，文艺学家鲍里斯·雅尔哈(一八八九一——一九四二)却以其坚韧执著的文艺学方法论理论本身的研究取向，以其对理论的系统性与一贯性的专注追求而显得突出。在《论科学的文艺学的范围与界限》，《论形式分析的最基本的原理》，《普希金诗歌韵律解析手册》，尤其是在《精确的文艺学方法论》这部著作中，鲍·雅尔哈显示了他在文艺学方法论层面上的新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学理论的新思想。
雅尔哈在其著作中十分注重“方法论”与“精确性”这两个方面。“精确性”这个思想一直是雅尔哈文艺学研究实践中矢志不移的一条轴心线。当代苏联著名诗学研究专家米·加斯帕洛夫在评述鲍·雅尔哈的文艺学遗产时指出，“把审美印象定量化，这是雅尔哈全部文学理论著作的激情之所在。可以说，这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正是在把诗学研究纳入定量化、精确化的轨道上，雅尔哈取得了与众不同而令人瞩目的成功。这种成功表现在：其一，雅尔哈在作诗法研究中把统计学方法运用得十分娴熟，以至于统计学方法自他起始已经成了作诗法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分析手段；其二，在文学史考察中，雅尔哈相当准确地描述出文学风格交替嬗变的波浪性曲线，确定出作家在每一具体的“文化律动弹性轨道”上(在某一时代的艺术风格结构中)的独特位置。
正是因为多年文艺学探索中对“精确性”的执着追求，使雅尔哈有可能提出不少与传统文学史理论不同的新思维模型。这种模型已被某些当代苏联文艺学家所发现。如彼·帕尼耶夫斯基在批评俄罗斯文学名家名著时，就曾利用波浪曲线来显示那些名家名著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以及俄罗斯文学风格流变情态；而雅尔哈在方法论层面上对文艺学“精确性”的追求，近年也开始得到重视。当代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德·利哈乔夫院士近来一再呼吁“文艺学研究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大概与雅尔哈的思想很有联系。
今天，在我们的印象中，俄苏诗学有过它在二十年代的繁荣，或第一个波峰；三十年代上半期，诗学研究已渐渐走向低谷。到了六十年代初，“塔尔图”学派崛起，俄苏诗学家们似乎才重振雄风。而三十年代下半期以后尤其四、五十年代里，俄苏诗学研究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这种波浪线描述未必准确。在这里，以一九三七年为界线来分期，似乎与一九一七年为界限来分期一样，以国家社会生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风云变幻来判断学术思想“内在运行”轨迹，同样有简单化的弊病。俄苏诗学学术思想即便在三十年代下半期以降直至“解冻”的岁月里，也还没有停止学术生命。这股“潜流”仍然湍流不息。
一九三六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女学者奥列迦·弗莱伊登贝尔格(一八九○——一九五五)发表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情节与体裁诗学(古典文学阶段)》。嗣后，这位毕生倾心于古典文学及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的女教授，撰写了《古典民间文学理论导论讲稿》(一九三九——一九四三)、《形象与概念》(一九四五——一九五四)。奥·弗莱伊登贝尔格认为，古典文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考虑其神话内容。也就是说，文学起源的研究或“发生学”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实践中尤为重要。这位女学者的“发生学”方法的出发点是：文学样式、种类、体裁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处于某一层面上的带有共性的事物(如作品的情节模式)，在另一层面上会变成一种特殊的带有个别性的东西，变成某一神话系统中的某种因素。奥·弗莱伊登贝尔格非常重视神话思维与形式逻辑思维的对立。她提出，是神话，而不是严格的形式因果，确定着文学作品中各种诗学成分的对应关系。为了表示神话是怎样变成一种叙述——文学文本这个过程，她广泛借用了民间文学的术语。她揭示节奏、神话中的行为如何演化为音乐艺术与仪式，日常生活杂物如何演化成装饰品与祭祀对象，由此生动地描绘出“审美物”与“宗教物”在远古时期的渐次分化过程。有评论家指出，弗莱伊登别尔格的不少理论观点自成一家。在某些方面，她的思想与米·巴赫金的诗学思想不谋而合(例如关于怪诞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她的见识与K·列维一施特劳斯的人类学一符号学理论也颇有切合之处。一九七八年，莫斯科出版了奥·弗莱伊登贝尔格的力作《神话与古代文学》。
在奥·弗莱伊登贝尔格之后，倾心于神话与古代文学的诗学研究并且执着于“发生学”方向上的开掘者，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艺学家伊里亚扎尔·梅列津斯基(一九一八年—— )。这位学者多年来对叙事体裁的产生与起源这一重大诗学课题作了扎实的探讨，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历史诗学”意义上的系统考察。伊·梅列津斯基的重要著作有《神奇的童话里的主人公》，《英雄史诗的产生》，《“艾达”与史诗的早期形式》，《中世纪的长篇小说》，《史诗与长篇小说的历史诗学导论》及《美文学的历史诗学》等。这些著作以语言艺术的起源为中心，以各种叙事体裁的生成与演化为主题，自成体系，显示了梅列津斯基多年沉潜于民间文学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沉潜于世界文学的“史前史”的挖掘与研究，沉潜于叙事体裁诗学品性的观照与透视的实绩。梅列津斯基在上述著作中着力揭示各种叙事体裁(童话与神话，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生成途径与诗学特质，在对各种不同民族的神话与史诗、小说作品的杰作进行诗学比较中，来探索它们各自的诗学品格。由于梅列津斯基一向善于把广阔的比较研究的前景与结构诗学的诸多手段之运用结合起来，他的诗学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梅列津斯基学派”已经成为当代苏联诗学研究中一个成绩斐然的学派。他本人的著作被不断地评介到国外，仅西文译本就达五十余种。
如果说，伊·梅列津斯基承继了最早由著名文艺学家魏谢洛夫斯基开创、后来由普洛普以及弗莱伊登贝尔格所继续的“历史诗学”研究取向，那么，谢尔盖·阿韦林采夫(一九三七—— )则可以视为著名学者阿·洛瑟夫、米·巴赫金与德·利哈乔夫门下的大弟子。阿韦林采夫主张，文学言语应当被阐释为一种人类交际的“手势”；文学风格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定势”；而文学的发展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个独具个性(不可重复的创造个性)的作家在一种可以重复的诗学“游戏”实践中所展开的超时空的“竞赛”活动。
在关于古代文学走向中世纪文学那一过渡时期的艺术文化品格的悉心探讨中，阿韦林采夫特别重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彼此之间的相互侵蚀相互渗透，特别关注着从当代文化的精神取向前景去透视古代文学内在的“对话情境”。他力图揭示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当代文学研究者与古代文学创造者之间的深层的对话形态。阿韦林采夫极力突出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中“人类的理解”这一因素，十分注意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视角既不滑入主观的审美感受之中，也不走向理性主义的抽象。
近几年来，阿韦林采夫作为苏联科学院人文学科领域最年轻的一位院士，在苏联学术界及文化界十分活跃。他的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从对前景的瞻望与对背景的回溯这两个视角上对研究对象作双向透视。他的研究课题除中古文学诗学还有文化哲学，宗教哲学。目前，这位苏联学者的学术研究正进入黄金时段。他的学术思想正走向西方。
不少人有这么一种看法，诗学研究的成果总是出自于那些多年从事古代文学或中世纪文学甚至远古文学研究的文艺学家，总是出自于那些津津乐道于民间文学神话故事的文学特征的学者。其实，也不尽然。在当代苏联文艺学界，诗学研究的成果也体现在一些专治近现代文学的某一时期甚至一作家的艺术世界的那些专家们的著作中。就俄罗斯文学研究现状而言，我们可以读到《俄国浪漫主义的诗学》或《普希金创作的诗学》、《果戈理创作的诗学》等等，更不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诗学诸问题》。作为新近的例证，我们可以看看亚历山大·楚达科夫博士(一九三八—— )对契诃夫的艺术世界的诗学特征所作的研究。
亚·楚达科夫对“契诃夫学”的贡献主要有两部力作：《契诃夫创作的诗学》和《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在这“两部曲”里，楚达科夫从作家叙述诗学的结构水平上，从情节———本事与人物——思想这些“具象世界”水平上，在丰厚的文学史语境中，分析出契诃夫创作诗学的革新品质在于这位作家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思维类型：在流变不居的现实生活中审视瞬间此刻转眼即逝的现象，并将这种极富个性极其偶然的现象艺术地体现出来，揭示出生活进程中的某些整体流向。楚达科夫博士对契诃夫创作诗学的“偶然性”品格作了多层次的系统考察。他认为，契诃夫的创作在“具象世界”水平上的偶然性，在叙述诗学水平上则是为系统所必需的。楚达科夫的这种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它对于克服苏联文艺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些模式很有价值。他的著作曾引起学术界热烈关注与争论。当前，这位年富力强的学者正继续他有关“文学的具象世界”诗学品性研究，同时致力于俄苏诗学名家名著遗产发掘与整理工作。
诚然，“俄苏诗学”的名家绝不仅仅有施克洛夫斯基，普洛普，巴赫金，雅各布森，洛特曼这样的驰名国际学术界的大学者；“俄苏诗学”的名著也绝不仅仅是《艺术即手法》，《童话形态学》，《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诗歌的语法与语法的诗歌》，《艺术文本的结构分析》，“俄苏诗学”的学派也绝不仅仅是形式主义学派，符号－结构学派这样一些学术群体。除了上面这些人物外，还存在大量人物——他们，也不应被冷落。
一九九○年十一月于北京
莫斯科读书札记
周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