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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大约是在二十年代那一场古史问题大讨论(又被称为“疑古”派与“信古”派的论辩)后的十年，顾颉刚先生在他家中挂了一方匾——“晚成堂”。
那时候他四十来岁，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古史辨”题目的研究已经确立了突出的学术规模、成绩和对新史学的影响，他却夫子自道：堂号“晚成”，有两个意义。一、学问，总难以一时作出轻易的结论，即以“古史辨”而言，“离开成功的目标还远得很哪，总要到晚年才可有一些确实的贡献”，也就是说，欲速则不达。“倘使我活七十岁，就以七十岁为小成，活八十岁就以八十岁为小成，若是八十岁以后还不死，而且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时提出的问题和写出的论文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我的定本就是了。”二、预定计划的实现，常常得不到安定的环境保障、心境保障，有时被别的急务所搁置，有时又被反常的岁月所磋跎，于是，“晚成”也还只是一种希望。(见《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新版《古史辨》一册，27页)
如何看待治学功业的有成与无成、早成与晚成，顾先生的这一番自语是“收敛”的，意思似乎也颇复杂。可能还反映了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及学者命运的两个问题：一、进行有序性工作的合理性意识(不浮躁)。二、推进有序性工作的合理性条件(学术自由、减少干扰)。无论作什么或怎样作，也许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都对学术史特别重要。
一九八○年底，顾颉刚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病逝北京。纵观他不算短的学者生涯，恐怕很难说是“成”，还是“未成”。顾炎武曾讲治学“必前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似可作为专业有成的尺度看。这样，看顾先生，单看他在古史辨时期确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考证工作，实际上已对于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发展前人，牖启后来，应该承认顾颉刚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尤其是史料学领域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样说，自然还未涉及他在民俗学、历史地理以及群众文化等方面做的事情。但是，说他“未成”，也是真的以为成绩本不应如此，还应该更大些才对。一九二四年，顾氏在发表古史辨伪主张后不久，曾订了一个《我的研究古史计划》，这是一个二十一年的长期规划，计分六个学程：
一、六年，读魏晋以前的古书。
二、三年，作春秋至汉经籍考。
三、一年，从所考古经籍中按时代地域抽出古史料，以寻一时一地的古代观念及其承前启后关系。
四、三年，研究古器物学。
五、三年，研究民俗学。
六、五年，将前十六年所得古史材料重新整理，著成专书，研析某一时代的古史观念与当时史事，分为六个专题。这计划所内涵的意向，岂止是“板凳坐到十年冷”呢！顾氏为此还做了许多细致考虑，并很有感情地说：“我今年三十一岁，若绝不停滞，准期完功，已须五十二岁，若以研究的困难，人事的牵掣，稍一停留，六十岁是很容易到的。……社会上如果恨我摇动人们的信仰，给我以种种挫折，那末我的赍志而殁自是应有之事。若以为天地间不妨有此一人，或进而说这是应当做的，那末请大家给我一点帮助……我并不是不识抬举。专想规避社会上的责任，实在我只有这一点精力，我愿意做的这件事情已经够消耗我的全部精力了。”(《古史辨》一册，217页)其心情所谓“一得展尽底蕴，然后鹤归蕙帐，狐正首丘”。然而回头看，顾先生的规划显然远未实现。这中间自然有非主观意志所可转移的因素。后半生，虽然也一直勤谨研究，包括抗战中写成《浪口村随笔》，晚年作“尚书考证”及总揽二十四史、《清史稿》的校勘整理，但当初计划终不免付之黄鹤。《伪史考》三种没有写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书未写成，“古史四考”的大计划没有实现，《禹贡》初创时订的计划也未及完成……是不是“赍志而殁”呢？不管怎么说，究竟是现代中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先秦两汉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界一无可弥补的损失。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使人觉得，他的“成与不成”，实在是五四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大可注意的一件事情。
当初，还在一九二三年间，顾颉刚把他给钱玄同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加上一个标题，一段前言在《读书杂志》(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的附刊)第九期上发表，并引出钱玄同的长篇答书以及刘<SPS=0434>藜、胡堇人的商榷文字，就此开始了一场引起学界大波的古史讨论。赞同和反驳的种种意见后来辑入了《古史辨》第一册。“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他是假造的。”顾颉刚所提出和讨论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已并不怎么感觉诧异，说上古史载记与神话有密切关系以及汉代经生出于托古改制的考虑而杜撰，已有很多证据，顾先生的《秦汉方士与儒生》一书有过很多平实而敏锐的分析。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对读古书的人可是个很大刺激，因为人们头脑里向来只知有盘古以来三皇五帝，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自然大出意想之外。于是毁誉纷起，守旧的人、崇古的人痛心疾首，有学术自由思想的人拍手叫好，一时成为学术界热衷的论题。
在“疑古”与“信古”之间进行的讨论，已过去六十多年，成为历史了。在非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人来看，兴趣恐怕不在于那场讨论的内容本身，而在于它的学术史意义。换句话说，不妨想想，这一学术现象与以“激进”同“保守”两种倾向相冲突相消长为标志的现代思想史格局，有着怎样的关系。
简单讲，是时势使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激进”自然是在现代化欲求的强烈召唤下产生的主流意识倾向。事实上我们得承认。还不暇细想。像“进步”、“创新”、“革命”、“批判”等等常用词，已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认识论、道德及文化心理层面，含有了独尊圣上的价值判断，人们趋之唯恐不够。面对令人忧患的现状，思想前驱者要求深彻的变动，面对历史文化传统，亦开始觉得有问题，要求反省，以至于要求传统文化为中国的落后负责任，以为只有摧毁了中国的旧东西，才能够有新生。但是情况也许并不全是这么回事，“要求变动”与激进的全面反传统也不一定是一回事。
顾颉刚能够在古史和经传中发现问题，敢于疑古和辨伪，显然也是时势使然。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精神一道解放了学者的心态与思路。他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许我们比宋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道统的束缚；也许我们比清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学派的束缚。它又给予我们许多崭新的材料，使我们不仅看到书本，还有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可以作种种比较研究，可以开出想不到的新天地。”他一面提出学术问题，一面喜欢把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们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古史辨》一册自序)由“考信于六艺”到“考信于理性”，由服从于偶像到独立思考，可能是治学态度的重大转变。理性作为向导，在顾颉刚，首先意味着体认这个时代的新兴的科学创造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他不断怀疑和改进已有的知识。好在这并非盲目的怀疑、否定，而是要求由分析和讨论来证实的。看起来该是一种负责任的艰苦探索，并非幻想家的一时冲动。另外，这种学术理性大抵还依循必要的科学方法，如顾颉刚对“禹”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就事论事的，胡适曾指出他的方法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三)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胡适还戏称顾颉刚这种“姓史”的工作范式为“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而且不但剥得深，还要研究那一层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这种动态史学的评述工作，带有比较的特点，做起来很繁重纷披，也就不是一般的放言高论，翻案文章。虽然辨伪之中，不一定能填充古史中所辨析出来的时空，却可以呈现两汉以来传统历史文本的某种面貌和真相。
我们不妨称顾颉刚的“疑古”为“合理的怀疑”。旨趣的中心不在于这个那个的实用理性、价值理性的膨胀，以及史料真实的基础被忽视，毋宁说，其理性之作为向导，本身还包含了对理性的限制，包含了历史描述对价值判断的限制。所谓“考信”，或者说史家的品格，无论怎么样去怀疑、假说，还是要求贯穿着一个“向真实还原”的意向基础，“披沙简金”，乃因“简金”而有“披沙”，这同离开史料辨伪存真基础的“以论带史”有着根本的差异。“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的这八个字，说明“合理的怀疑”并非传统以外的。离开这个基础来谈“激进”，“保守”，谈“批判”，“创新”，恐怕并没有真实的意义，虽然极端的激进也曾造成了若干年间史学迷误的许多教训及“笑话”，以至于有过需重新辨伪的“神话历史”的现代版，但顾颉刚的疑古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概也正因为如此罢，在旁人看来，顾颉刚很快便由“激进”变得“激进味儿不够”，或者不免有“根本的局限性”了。
“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这个时代之交的文化愿望，自章太炎等人有所表达后，很难被激进思想之潮所容纳。相反，有人对顾颉刚警告说：“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顾氏回答说：“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未免有短视之嫌。”“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又进而说到“疑古”，“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例如现在很多同志的文章都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以前所讨论的。”确实，不论是疑古还是释古，既不等于“翻案文章”，也不等于对历史作种种强行的或似是而非的解释。也许这倒是对历史、学术、传统应有的尊重。读顾颉刚的“学术自传”——那篇《古史辨》的长长自序，能感到他诚恳为学，不假捷径的如一态度。即如大胆立说，发人所未发，也是其来有自。一是以案头的勤搜资料为基础，(据说他的笔记有一百八十多册，约四百余万字)，一是有学术探讨的渊源，上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姚际恒、崔东壁的遗绪，有所发展，可以说，这与盲目地反传统不一样，他的学术活动一直处在传统中，并对传统有所叩问和检讨的。过了六十多年，顾先生那篇“海阔天空”的长序，还能读出新鲜感，并不是熬来熬去只待倾去的药渣。这使人想到，在“激进”与“保守”对立的思想史文化史格局中，可能还有人走着另外的路。正如顾先生的疑古辨伪同样体现于求真求实的朴素情怀。
今人评价昔人之学，常有所谓“新旧”的褒贬。如说顾颉刚的工作仍局限于“旧史学”的范围，言外有不能占时代高度之意。这说法不能算错，但恐怕也只是囿于“进化”的观念而言。然而文学也好学术也好，毕竟不似时装，越新越好，也不似文物，越旧越好。这样，是说“新旧”未必是合适的标准。新的未必就了不起，旧的未必就无价值。譬如讲治学，有些旧的意见就还很让人三思。顾颉刚曾引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篇》中一节议论：
“……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
顾颉刚自述：“读了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汗流浃背，从此想好好地读书”。再有，学问之事本为无止境，我们后来人却常感到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难受。但顾先生却认为：“天下事只有做不做，没有小不小，只要你肯做，便无论什么小问题都会有极丰富的材料，一粒芥菜子的内涵可以同须弥山一样。”(《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序)他说了也做了，于是便有了所谓推陈出新的研究范例。
对于古今学者来说，常常有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学问为了什么？有人以为可作名利的敲门砖，有人则以为该经世致用。“致用”的想法不能算错，但是它同“认为求知是一个很高的价值”的精神又有些矛盾。换句话说，其危险就是我们在十几年前曾很熟悉的泛滥为实用主义的，为政治服务的“帮史学”，“激进史学”。顾颉刚说得不错：“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古史辨》一册，25页)
当初，推翻古史受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启发，顾颉刚因而倾心于康氏。但是他后来发现康有为乃是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所以康氏在学问上不免遁于怪妄了。因为有两种学术态度，因而有两种意义不同的“疑古”。
不必讳言，当顾颉刚也放弃了原先的态度时，也就会相信秦始皇焚书坑儒竟是如何的有道理。(见《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九七八年版重版前言)
假期中，我趁空翻阅了几本《古史辨》以及评述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的书，不觉地有些难以整理的印象。说小些，不过是增长了理解的兴趣，说大些，也就成为观察现代学术史的一个角度，可以有所思。其实，还觉得更应予以珍视的，是当年那场讨论的健康的学术气氛，顾先生那种不囿于家派严于律己虚怀若谷的品格。钱穆曾在《师友杂忆》中写道：“……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乃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至于与他争论的几位，顾先生则表示：“非常地感谢刘楚贤(<SPS=0434>藜)、胡堇人、柳翼谋(诒征)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智识。”(《古史辨》一册自序)
顾先生编书每有长序，似对读者意欲倾诉无余，大概他常常生活在面向过去更面向未来的思考中，不知满足。这些，以及他的“未成”感，都已算不上“新”，却驻有长久的生命。
一九九○年八月北京小街
(《古史辨》(一)，顾颉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1.80元；《顾颉刚先生学述》，刘起<SPS=1103>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一版，2.45元)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