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随笔体裁写成的，每篇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进行阐述，文字不多，但要言不烦，三言两语，往往给人以启迪，如《名字的时尚性与组织性》篇，分析某些人的取名，往往出于一种时尚，魏晋六朝崇尚在名字中加“六”字，宋代崇尚在名字中加“叟、老”字，推而广之，一九五八年出生的取名“跃进”，一九六六年出生的取名“文革”，其他如取名“反帝”、“反修”的也不少，有心人把它搜罗起来进行研究，还是很有意思的。
发凡起例，阐微释隐是本书的第二大特色，作者对浩繁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爬梳整理，归纳出一些带规律性的条目。《周秦名字用干支五行》条，我们就可找出不少佐证，如孔甲、盘庚、武丁、帝辛(商纣王)均以干支入名，这说明上古的人名都很朴素，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名字的积极性与消极性》条指出：大抵命名多积极性，像孔安国、赵定国、张安世、文天祥、曾国藩，口气多么大，志气多么高扬。又如古人相信有一位彭祖活到八百岁。为了预祝长寿，便大家取名彭祖，于是刘彭祖、邓彭祖、田彭祖等，史不绝书(本书156页)。在科举考试中，有些人更因为名字吉利而高中，光绪二十九年(一九O三年)在北京举行殿试，那年十月初十日是西太后的生日，即所谓“万寿节”，主考官为了博得西太后的欢心，把本来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从后面的名次提到第一名，为的是让西太后一见到签拟名次的单子，首先看到王寿彭这三个字，顿时龙颜大悦、相信自己的寿命也像彭祖那样的高寿(参见《紫禁城》一九八二年二期《王寿彭侥幸中状元》)。而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在二十一岁时到临安(今杭州)参加进士考试，在集英殿殿试时，他文思泉涌，运笔如飞，一举而中进士第一，理宗皇帝看到文天祥的文章和名字后，觉得很吉利，大喜过望曰：“此文天祥，宋之瑞也”，因此文天祥便以“宋瑞”为字，可惜生于末世的文天祥纵有回天之力，也不能给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带来更多的“祥瑞”了(参见《中国名胜典故》249页)。
扯得太远了，赴快打住，或问：人名，字，号的研究有何意义呢？作者在《名字与史事考证》、《名字的暗寓》等篇作了总结和归纳，要而言之，首先是名字本身的收获，如古今同名，同姓名者甚众，王应麟《困学纪闻》有“三董卓”、“四王敦”、“忠奸贤哲同姓名”诸条，赵翼《陔余丛考》有“三武信君”、“四武安君”、“六李杜”、“二花蕊夫人”诸条，如不把他们分别清楚，则有时张冠李戴，忠奸同炉，给阅读古籍，评价人物带来不便。其次是名字外的收获，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号，往往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古人思想、生活的参考，例如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木穴国人”(木穴合写为宋字)，以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又如明末学者顾炎武，原名绎、字忠清，明亡后才改名炎武，字宁人。据作者考证，宋末有一位民族志士王应梅，曾毁家助文天祥军饷，天祥被俘，应梅撰文生祭之，祈其殉国，自那时起改名炎午，顾氏正仰慕其人而取以为名，午十二支属马，《说文解字》云：“马，武也”，所以他拐了一个弯，称炎武(242页)，从他的改名，就可以看出顾炎武有着很深沉的民族气节。至于某些小说——像《儒林外史》和《孽海花》，则是众所周知的影射之作，书中人物原型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号都和人物原型的名、字、号有关，可以根据他们的联系求本索源，所以有人说，人名的研究是文史研究的一把“开心钥匙”，我看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人名的研究》，肖遥著，国际文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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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