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朝十八年，时间虽不长，但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激烈。加之各种事件千头万绪，一些人物出没沉浮，在编纂上确有一定难度。但编著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取舍、综合、分析大量芜杂的史料，抓住事物发展的内部联系及其重要环节，把繁多纷纭的史料结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顺治朝这段历史得以科学地展现其全部过程及其发展线索，在编著上的确显示了某些特点。
本著的体例，吸取了我国编年体史书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改进和发展，特别是表现在纪时上。因编年体史书，最重时间脉络。书中以清朝年号纪元，农历纪事，标明干支，并附以公元的年月日。全书纪事以日为单位，按年月日顺序编撰。其中有的史事记载，在时间上难以确定，就采取灵活的变通方法，凡日之不能定者附于是月，月不能定者附于是春是夏或秋、冬之季，凡季不能定者附于是年，如年又不能定者，只好不记或作说明。这种纪时方法，由于有准确的中西历年月日对照，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从体例上说，编著者的观点完全寓于史料的记述中，对诸人诸事未作任何评论和剖析，这和《资治通鉴》不同，《通鉴》对人对事的褒贬不但流露于字里行间，而且有许多史论穿插其间。据统计，全书共有史话二百零九篇，其中迭录前人的九十五篇，作者自撰一百一十四篇，明显地表达了他对诸种历史现象的观点。编年体史书加以独立的直接的个人评论，其利弊，论者见仁见智，其说不一。但从现今编写的编年体史书中可以看到，编著者的个人评论已少见了。
《清史编年》对重要人物在底注中均作了简要介绍，有点纪传体的色彩。其实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资治通鉴》即有先例。本书这一点也是成功的。
编著者尽量保持史料的原貌和完整，对书中使用的“谕”、“御”、“朕”、“敕”、“得旨”等等，均沿用原来文献的术语。就是对文献中诬称抗清力量和人民起义军为“贼”、“寇”、“叛”、“逆”等词，考虑这些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一般也未予改动。
为有益于读者参阅，凡文献史料来源，满汉名称对照，诸书异说备录、待考存疑史料、专门名词简释，等等，编著者均根据不同情况在底注中加以注释。
编年体史书取材如何，常常决定和影响书籍的基本质量。应当说取材越广泛，书的内容越丰富，越减少片面性，增强准确性。顺治朝编年取材极为广泛，各类官书无不采集，特别从《清世祖实录》中采用的材料尤多，或者可以说本书主要依据是官书。官书，有长处也有短处，正如郭影秋同志在序言中说的：“官书史料齐备完整，时间较为准确，来源于档案文件，大事一般不漏，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但“官书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忌讳直言，因此或者删节要害，或者粉饰真相，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编著者参用了大量档案、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谍等有关史料，以求互相补充印证。但在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的史料记述中，真伪杂糅，详略不一、互相矛盾、前后殊异者不在少数，编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史实的联系去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并对各种不同的史料进行鉴别、考订、研究、归纳，去伪存真，剔除繁芜，力求准确可靠。对头绪纷乱的历史现象，经过认真排比、爬梳整理，理出了来龙去脉。至于某些在记载上有严重差异的史料，一时又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编者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注明存异，以备读者参考。
顺治朝《清史编年》是十本中的第一本，虽经编者的深思熟虑，精心编纂，但也必然带有某些缺陷，如材料的繁简取舍、异说的考订、行文的语言、编述的方法也都还有进一步推敲的地方。
(《清史编年·顺治朝》，史松、林铁钧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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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