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但注意的人不多。重形象是中国人思想的一种习惯倾向，是心理结构或模式中的一个特点。“抽象”这个词是外来语。记得小时候听说，有人自作聪明，解释“抽象”是从事物中“抽”出一个“象”来，传为笑柄。“对象”也是外来语。总离不开“象”，离不开画八卦的老一套。这两个词现在成为普通话，但怎么解释，只怕不但不识字的茫然，连识字的也未必说得清楚。
再举两个外来词。“逻辑”， 本来译为“名学”，后来改为“论理学”，终于通行了“逻辑”。据有人解说，这是译音兼译意。“逻”是演译，“辑”是归纳。语源上溯到“逻各斯”，仍是译音，种种意译都未通行。“逻辑”已成为中国话，往往有中国用法，向外国话还原会有困难。“理性”，据说也是译音兼译意的外来语，好像是从康德那两部书定下来的。什么是“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理性”就是英文字reason的译音，又表示康德哲学中的意义。这本来是普通字，又成为哲学术语。现在变成了中国话，又有了中国用法。“逻辑”，忘了是译意；“理性”，又忘了是译音。用来用去，仿佛大家都明白，其实很不容易解说清楚。为什么译音？恐怕有一个原因是抽象词难译。我们的思想习惯是喜欢有个“象”。“道”本来是道路。“仁”、“气”之类本来也都是有“象”的。“先验，在我们一般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康德那本《纯粹理性批判》开头说一切知识起于经验，读来正合我意。我们从来都是相信经验，以为过去可以当成未来的。可是第二段引到“先验”就有点隔膜了。以后这也“超越”，那也“超越”，恐怕能跟着他“超越”过去的人不多。好在他有他的“批判”，我们会我们的“批判”，照我们的了解来“批判”他就是了。不仅是康德，柏拉图的那个什么“理念”，经过种种翻译尝试，不知现在是否已经定下来了。这些例子都是老词，现在又引进了许多新的。不少是从科学技术的词转化的，我们也能广泛运用。往往一篇文章好像是用汉字写成的外国词的组装，却又未必能直接倒回去还原成为外国话。有的文章中，中国思路的外国话不比外国思路的中国话少。有些论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话很像是外国人说的，却又不像外国话。仿佛出现了一种中外合资的语言和思想，没有化而为一，是联而不合。这是题外话，由讲中外语言思路不同想到的。
再举个例：“存在”这个词是外来词，是非常难办的一个词。在欧洲以及印度的语言里很简单。他们的“是”和“有”是一个字，而这个“有”不兼“所有”的意思。“有”只是“有一个人”的“有”。所以这个最普通的词变成哲学术语对他们也不陌生。哈姆莱特的著名独白开头就是这个字，可难为了中国译者。有种种译法，现在好像是变成“活还是不活”，“存在还是毁灭”了。汉语的“是”和“有”没有统一起来的词。“有”又有歧义。所以只好译成“存在”。“存”是在时间中继续。“在”是在空间中定位。都不是超脱时空的抽象词。外国的这个本来普通的词原是朦胧、模糊，变成汉文，更加晦涩。什么存在主义，什么“此在”，不比当年的“涅<SPS=0566>”、“佛性”、“刹那生灭”容易懂。可是外来新词用起来也有方便之处，因为它朦胧、模糊，可以灵活运用。
中国人了解外国人思想，若懂了对方的语言，也许可以比外国人了解中国人思想稍为容易些。我们会中国话，习惯于中国的思想方式，还往往不大说得清楚自己的思想，无怪乎外国人学会了中国话，和中国人打交道或则读中国书，照他们的一套来理解，就往往觉得难懂了。这不妨碍他们喜欢讲《易经》、《老子》，因为这也有方便之处，同样是由于朦胧、模糊。
将中国、欧洲、印度、日本的语言和其中的思想习惯比一比， 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比较知道一点汉语中的思想习惯。我觉得，好像比别的语言思想更为突出不同的是符号性质特强。这引出两方面：一是特别喜欢对偶，对于对偶很敏感。好像代数符号，总有正负两面。二是特别喜欢形象，善于用形象表达抽象。符号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能为感觉所知。在这方面，我们重形过于重声。二是由本身引出另外的“意义”。这不仅是外国所谓“隐喻”。这两者是汉字的特点，也是汉语的特点，又是我们思想习惯的特点。符号化的语言和思想，外国不是没有，只是不如中国的强烈、普遍、持久。“言近而旨远”，“因指见月”，是我们的特长。这两句话中也都有对偶，有形象(近、远，指、月)。古今这类例子不可胜举，不限于诗、赋。有兴趣可以从古书一直查到报纸，俯拾即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东风压倒西风”。这些不都是我们所喜欢而又容易记住的形象符号的词句吗？
哆嗦一大通，不过是想由此谈谈三点符号化思想的表现。话休絮烦，点到为止。
虚字。这是本身没有独立意义但对其他词或全句有意义的符号。有点像外国话的语尾或介词，但不是附属品。单独指示疑问的“吗、么、呢”符号好像是别的语言中少有的。日文中有个问话尾巴。世界语中有个标示疑问的词，不知创造者柴门霍甫是不是从汉语得到灵感。(世界语数词构造与汉语相同。)印度话中有个词可以加上去使全句变为疑问，可是那个词的本身意义是“什么”，并非虚字。《千字文》，末尾说：“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向来认为，虚字是“助”词，不能独立，用其独立意义时便是另一个字，不是虚字了。其实虚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助手，往往在全句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论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用了那么多虚字。减少一个便会使全句失去意义。“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用意全在两个虚字上。“欤”表示不定。“也”表示确定。可以说，虚字是表示抽象意义的符号。《论语》中很多虚字，实中夹虚，接近口语。《易》、《老》中几乎不用什么虚字，符号居多，接近数学公式。《易》、《老》中所用的“实字”大都和“虚字”类似，是别有用意的抽象意义的符号。孔、孟是讲实事的，所以用虚字在实字中表示抽象意义。“不亦乐乎？”“亦有仁义而已矣”。“乎”和“而已矣”所指示的意义是很难用普通话一句说出来的。这些是特殊词，是表达抽象意义，如疑又不疑的问，限定等等的符号。“道可道，非常道。”便是确定了表示抽象意义的符号“道”了。从《论》、《孟》、《易》、《老》的语言、文体也可以窥见其思想模式以至“心态”有所不同。后二者更多断语，更自信，抽象虚字少。所有这些都表示，中国人表达抽象的方式自有特色。
抽象画。据说现在世界上抽象画盛行。中国对此好像是难于引进推行。我看若就“画”的传统一贯的“所指”来说，抽象画自成一类，不必算“画”，可称为“意象图”。若将“画”字的意义扩大，凡是色彩(黑白在内)和线条、点、面构成的平面图形，不论表形或表意，都叫“画”，那么，抽象画也算是画的一种。照广义的画说，中国早已有了抽象画，而且很多，很好。一是藻井之类，特别是西藏的许多为外国人赞为神秘象征的“曼荼罗”。这些本是画，不必多说。二是汉字书法。不但篆书和草书，对不认识的人来说，是抽象画，隶、楷、行书也是。中国书法的奥妙，就在于能以图形表达抽象(包括思想、感情)，是“意象图”。用刀斧在石壁上顺势凿出的“杨大眼”之类魏碑的字形，也能用毛笔在纸上写出来，成为有特殊美的字，其实就是画。中国字和中国画互相通气。表面上一是抽象的，一是形象的，实际上两者有同一性质，都是符号，一样的“言近而旨远”。若就书法字去求词句的意义，那就好像见画的是苹果便想吃一样了。可是书法又不能完全脱离词句意义。类似画中的形象，词又是帮助了解书法的“画”义所不可少的。例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稿》。文以字而显，字以文而意义更丰富。孙过庭《书谱》中说了他从王羲之的各种帖找出写时的各种心情。这是他对书法符号的一种解说。看字如同看画。单是文章，那就经常是借助于想象而以形象词表达抽象意思了。陆机《文赋》：“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若将形象中的抽象意义概括再表达为“承先启后”或则“批判继承”，和原文能一样吗？后者为有限，企图确指；前者为无限，所指边界模糊。诗、文与书、画在中国是通气的，全是以形象表抽象，妙在符号的运用。中国哲学也有同类特点。讲中国书法美学，若参照外国的种种抽象画理论，也许可以有新意。用中国书画理论讲外国画也会同样，难在化为现代语言，更为费力。例如可试用“六法”解“蒙娜·丽莎”。
六法。南齐谢赫的“绘画六法”自张彦远作唐人解说以来，不但千余年有种种解说，而且现在尚有争论(见《美术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吴甲丰文《解惑篇》)。我也想提一点外行看法。中国习惯，列举一二三四的并不都是平列。(印度也如此。南齐时佛经已来，可以互证。)不但主要的或在首或在尾，而且用字遣词常有符号意义，即由此见彼。说“罕能兼之”也不能证六者平列，而是有总有分，有主有从。吴甲丰文引宗白华之说(《美学散步》)得其要旨。但六句读法尚有分歧。(钱钟书亦有一说。)我以为，若以第一句为总纲，指全局，则所列似可一分为四，读成“一曰：气、韵，生、动是也。”四字不联读，各为当时常用术语，亦即符号。“气”为道家言。“韵”亦自有涵义。程千帆多年前即有《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一文(现收入《古诗考索》)，由《世说新语》证晋时流行之“韵”字有“风度”、“性情”等义，惜未继续研讨。“六法”若首指人物画而非静物画，则“气、韵”并非一事。“气”指人所凭借(形)，“韵”指人所显现(神)。“生、动”二字亦可分开讲。“生”(活的，非死的)指神，“动”(非静的)指形。“形”、“神”对偶也正是六朝时思想习惯。“气”欲其“生”，“韵”寓于“动”，以后释前，形神交错，如两仪、四象。准此，下句是否可读成“二曰：骨法，用笔是也。”是技法总纲。再以下各句是否亦可将四字一分为二，以后释前？我对美术完全外行，所见极少，不敢置喙。
我越来越觉得中国古人的符号思想，由显见隐，由此及彼，“见微知著”，在古书中处处可见。“寓言十九”不仅《庄子》有，其他书讲理论时也常用故事或史实或形象以表达抽象意义，甚至用词也如此。《庄子》讲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真谛译印度文中的宇宙构造的最小基本单位(今译解为原子)为“邻虚”(玄奘改译“极微”)。两者都可为例证。这不是不立文字的禅宗所独有而是我们的思想习惯，不妨抄一段《论语》：“子夏问曰：诗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子夏)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所引《诗经》的三句都是形象的。孔子和子夏的对答也不是抽象的。可是三者是三件事，如何联得起来？这就是由此及彼，用形象表达抽象，又转为另一形象表达。这正是符号化的语言和思想。《论语》另一处，孔子称许子贡说：“赐(子贡)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情况类似。在《论语》中，“学诗”是和“为政”相连的。诗不仅是文学。由此可见，中国人不是不会“抽象思维”而是用形象语言符号作“抽象思维”。这是思维的一种形态。若将形象化为符号，便可出现抽象的数学公式。中国语言习惯最喜举数概括，如“三纲、五常”、“三教、九流”之类，亦是符号语言。至于这样的情况今天还有多少存留，那是另一问题了。
书城独白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