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永恒的主题几乎贯穿于一切古老的传说、神话、诗歌之中，也是所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与科学的核心与灵魂。但本文主要涉及的仅是两本卓有影响的书：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普里戈金、斯唐热的《从混沌到有序》。
一
《从混沌到有序》的副标题是“人与自然的新对话”。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给该书写的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改变科学本身的一个杠杆”，“可作为当今科学的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可能代表了下一次科学革命”。然而，为托夫勒始料所不能及的是：中国知识界对这本“充满远见卓识的书”的汉译本反应之冷漠，与他那本不怎么样的《第三次浪潮》汉文本问世时的一番轰动的情景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观点重新建构了一个关于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新模式，为《有序》一书的价值所在。按普里戈金本人的说法，此书的问世结束了数百年来西方世界中人·自然·社会三者间相互分割的历史。这一说法虽不无夸大，但确也相去史实不远。自牛顿始，近三百年来存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眼里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一个没有“世界”的世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或科学的世界和主观主义或非实证主义，人本主义、非科学论者的世界。牛顿、爱因斯坦、孔德、斯宾塞、杜尔克姆、斯密等许多被称为“经典科学家”的都是前一个世界的代言人。在这些人眼里，世界完全是可以分割的、量化的、几何化的，一如乔尔丹诺·布鲁诺所说，是单一的、无限的、不动的，它不能产生自身、也不能毁灭、不可改变；也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说，整个是个被安装完毕、且永不会磨损的大钟，剩下的事只有永久而和谐地运转了。人与这个世界没有也不能有丝毫的相互感应、沟通与交流；他仅是它的旁观者，科学则是它的旁白——科学家对世界的研究过程与结论要完全独立于他们的“种族、肤色、信仰、职业、民族、宗教、道德、爱好与政治倾向之外”。(Bie-rstedt)世界是被动的被反映者，人是机械的反映者，科学是反映结果；至多是人发现了这个世界运动的规律后，再设法按这个规律把世界弄得更美好些。
普里戈金的志趣就在于为这两个世界间架通一座桥。“在二十世纪末，科学为我们带来某种更加普适的信息，这信息关系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序》，39页)这种新信息主要是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这位比利时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认为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致力于的是一个仅占宇宙一小部分的封闭系统；这个系统与外界没有任何感应、交流，因此是稳定、均衡、有序的。而今天人们开始感兴趣的是不断地与它们周围的环境交换着物质、能量、信息的开放系统。开放系统是不稳定、无序、不平衡、随机的。然而，当其无序、混沌到远离平衡态时，原处在平衡态下本是“瞎”的物质，就开始以它的机能去感应，去“考虑”外部世界的差异。(47页)碎片之间就会产生新的“通信”机制，它们之间便开始相互感应、交流、沟通。于是这种耗散过程便导致了一些自发的新型结构，一种反映了给定系统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态。普里戈金的结论是：无序是有序之源，远离平衡态下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自发的新秩序。
那些一成不变的观念给打破了。据经典生物学，遗传、本能因素决定了每个蚁群中都有勤与懒两类蚁。而今日的实验表明，将一群中的上述两种蚁各单独成群(打破原平衡态)后，每一群中很快又分化出勤与懒两个亚群来。这表明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关键在于远离平衡态下的相互作用。自然界本身不再是消极、被动、死气一团的东西，它具有了活力；社会更是如此。人也不再是它们单纯的旁观者；三者间在相互感应，相互渗透，相互交流，一句话，在相互作用。两个世界终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于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主观与客观、必然与自由、普遍与特殊、有序与无序、自然与社会……
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模式。可这模式与马克思《手稿》中的有关思想又是何等的相似！
《手稿》的完成比《有序》的英文版的问世恰好早了一个半世纪，这或许正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周期的时间。每个男女通过接触都在获得异性的特征，这种情不自禁地投向对方的原型的意象(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维系了两性间的协调与理解，使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和谐与平衡。这是荣格著名的论断，而此说法又恰与近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手稿》中论及人·自然·社会关系时关于两性间的关系的讨论惊人地吻合：男女间的相互感应、映照、规定、交流是人·自然·社会间关系的集中体现，根据这种关系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72页)于是，在马克思那里，人·自然·社会间便是在日益相互作用(这正是普里戈金最得意的术语)，即相互感应，相互交流，相互改变自身，而这一过程正是实践过程。①在实践中，三者间关系之紧密以至于就像荣格所说的男女关系一样；有一方从中脱离出三者都同时不能成为自身了。自然界对人的作用是人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79页)同时自然界又是人化了的，“从主体方面，(虽然)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但)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任何一个对象……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79页)人同社会的关系亦如是：“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75页)“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75页)当然，这也是社会同自然的关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75页)
马克思就是这样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出色地解决了令西方知识界中两大对立派别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他解决的角度与普里戈金有所不同。从此我们也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不到一年后，马克思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刻寓意：“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二
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中自然会演绎出下面两对重要的关系：其一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这是意识对实体)，其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这是意识内部的关系，但它们分别是自然·人·社会的对应物)。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不等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里指的是一群科学家的活动及其成果与一定社会的关系，因此这一关系还内涵了科学活动同一定社会的价值观的关系；说到底，即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同他身上的社会的一面，同他本身的价值观的关系。许多年来，实证科学的倡导者们在“价值中立”的口号下，力主科学要不计功利，要独立于社会之外，科学家在研究时要尽量忘掉他作为人的一面。连爱因斯坦都描述过这样一类科学家：他们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孤独、独立生活、不问世事，目的在于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苦闷，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而在与此相对立的派别中，除了那些坚持科学研究不能不虑及价值问题，“真”的问题不能脱离“善”“美”问题而存在的人外，更有现象学，本土方法论等派别，主张研究应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到人们的精神、意识领域。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又是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引出来的。这里的人文科学是狭义的，它不包括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实证的社会科学，而专指带有主观、价值色彩的理论，如宗教、哲学、艺术以及前面提到的一切主观主义、人本主义的理论。因此，这对关系也正是前文讲到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和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思维方式(列维一布留尔称之为“地中海的思维方式”)和东方的(主要是中国的)思维方式间的关系。数百年来，这两者一直相互对立、攻讦；相互沟通的情形极少。
结束上述两种对立状态，把双方纳入到同一个图式中去，是《有序》一书的又一个目的。普里戈金指出：“……经典科学无能把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广泛领域包括到它的理论框架中去……”(《有序》，54页)而在他的“新物质观”中，由于“……物质不在是机械论世界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系的。”(42页)“……人类在创造一个‘新的自然’。”(57页)人·自然·社会间的这种相互感应、作用，“真的能够说到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从而科学也便在社会关系中找到了自己。(57页)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自然与社会间通信渠道的畅通。(30页)基于上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当然也就丧失了对立的基础而日益融合为一体，成为一门科学。“它不仅是顺从外部兴趣的工具，也不是任其在底层社会滋长的癌瘤，……(而是)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也许它)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57页)更应强调指出的是：普里戈金坚信“科学的每个伟大时期，都引出某个自然界的模型，”(57—58页)所以他极有信心地预言：这种新的综合能在今天这个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的革命世界中，引出一个新秩序来。
历史的重复的确是惊人的。普里戈金“新综合”的思想仿佛是马克思一八四四年《手稿》的回声或呼应。这不由使人怀疑；这是否是两颗心灵在做跨越绵亘数世的历史长河的沟通？两者的区别仅在于，马克思深刻些，普里戈金具体些。无论是对自然，对社会，还是对自身的研究，首先都是人在研究；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首先都是主体的活动。而这个人或主体，既不是资产阶级自然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外人，也不是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者所说的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社会相互感应、作用的具体、生动的人。在实践中，人·自然·社会各自带着它们的“价值”相会在一处，又各自增殖着自己的“价值”。因此故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便是科学与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过程。这就是《手稿》中有关的思想的简短概括。用马克思的话说即是，“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手稿》，75页)“……自然科学将失去抽象的物质(纯物质——本文作者注)的倾向，……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正像它已经成了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以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82页)
依马克思，这种人·自然·社会相互感应、相互作用，共同变化的实践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史。“……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的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于共产主义者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生成的被理解和被认识的运动。”(73页)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共产主义是自觉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73页)
历时地考察，从自然主义到人本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对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解决恰好经历了近似于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三个阶段。而从马克思到普里戈金这一百多年间，这三阶段又似乎来了次循环。尽管普里戈金的“新秩序”不就等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三
我们过去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东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处理上着重于扬前抑后。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整体世界，重直觉、悟性、灵感的思维方式；《易》中的阴阳交感的思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共鸣思想；《淮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副人数”的思想；老庄中的“道”，“无”的思想等，我们一直据韦伯、列维一布留尔，有人甚至说是据马克思的说法，一概斥为“东方神秘主义的”，“非科学的”，“唯心的”而加以摈弃了。实际上这些东西均不乏可取之处。就拿“天人感应”一例来说。我们确定每人都处在我们与我们的环境间的相互感应、作用中；我们头上的星空，我们内心的自律以及我们的社会形态间确是日益合一，互为副本的；太阳，星辰，河外星系，动物，植物，人都在互相发射，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因此天际自然节律与个人身心节律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或一致性。而这又丝毫不悖于马克思的《手稿》(包括《有序》)。
科学与宗教分别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极端，因此后者也一直负着恶名。人们似乎得出了如下普遍性结论：科学革命便是科学取代宗教的过程；每战胜宗教一步，科学便前进一步。偏在本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情况却是：在科技获得大发展的同时，宗教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着影响。理论与现实双方都似乎在告诫我们：这是一个应该争议的“球”。托马斯曾说，人们对外界的态度总是与自己的状态——生、死、繁殖等联系在一起的。环境利于人生的一面使人感到愉悦，置人于死的一面使人恐惧。因此，人对环境有半的冲动、一半的害怕；而环境对于人，则既是普通的、世俗的、可知的、安全的、可接近的，又是崇高的、神圣的、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这或许分别是科学与宗教的起源。说到底，科学与宗教均源自人类饥渴的驾驭环境的欲望。差异仅在于手段；一个要借助自然的力量，另一个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而这种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不一定就是不存在的力量。宗教固然在历史上有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历史，但不能据此就下过于绝对的判断，不然何以解释科学也阻碍过科学的发展，而天文学却产生自占星术，医学产生自巫术这样的史实呢？现在的事实是：科学与宗教两者都在同时影响着世界，而另一个事实则是：不是后者有碍于前者而是相反。
说了这些，并不就是主张把以往观念中关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与非科学、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关系颠倒过来，而是想申言，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科学、理性不一定必须顶礼膜拜，而对于非科学、非理性的东西也不一定非要深恶痛绝不行。须加以肯定的是：后者所具备的“合理性”并不比前者少许多。“海纳百川，有容则大”。普里戈金为他的新体系容纳了经典科学所不能容纳的东西感到高兴，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更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手稿》，73页)，它更有着宽阔的胸怀与豁达的气度；对于各家各派，它首先是容纳、其次是超越，从而它才是不可战胜的。
一九九○年二月于南开大学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0.40元；(从混沌到有序》，普里戈金。斯唐热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2.95元)
①当然，普里戈金的“相互作用”概念外延极广。它包括了非生物、生物、社会各自内部以及相互间的一切作用。而马克思的“实践”则专指人·自然·社会间的这一宇宙间的最高级的相互作用形式。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