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诺斯《在撒旦的阳光下》曾于一九七0年在法国由皮埃尔·加尔狄拉尔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这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并构成我们对它进行分析说明的一个出发点。
在当今影视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里,改编成电影或电视的文学作品,既有纯文学性的名著,也有非纯文学性的、娱乐性或消遣性的通俗文学,我们这里只在纯文学性的名著的范围里进行讨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虽然并非所有一切不仅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等外向型特点的文学名著,都能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但得以搬上银幕或荧屏的文学名著,却几乎都具有某些外向型的特点:故事性强、描写生动、场景独特、有戏剧性、能激起人们的想像与回味,等等。根据这种常情,当你读完眼前的这部小说后,你也许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样一部小说怎么可以改编成电视?
当你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与着眼点是放在这部小说某些不生动的场景上,放在人物的某些抽象的对话与某些神学气味十足的精神活动上,放在某些被蒙上了一层宗教的纱幕因而令人难以窥其真相的事件上,总之,所有这一切会使你感到,这部作品不充分具备某些外向型特点,不足以改编成有吸引力的电视剧。
当然,编导选中这部作品不无原因,如果说它有些章节没有什么戏剧性、没有这种或那种吸引人的因素的话,但它的故事框架、它所表现的那么一件事,却具有十足的戏剧性,具有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好奇心的内容与成分:
乡村姑娘穆谢特,青春的精力无处宣泄,为了追求浪漫的经历,反抗单调的日常生活,她委身于当地的一个乡绅、卡迪尼昂侯爵,成为他的情妇并怀下了身孕,她本想与卡迪尼昂私奔,不仅遭到拒绝,而且眼见自己就要被抛弃。愤怒之下,她用猎枪打死了这个厚颜无耻、卑劣自私的破落贵族。而后,她又与当地另一个老爷、专区议员、好色的医生卡莱私通,求卡莱给她施行人工流产,又遭拒绝。在歇斯底里大发作后,她生下了一个死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荡妇。当地的本堂副神甫、年轻的多尼桑教士,信仰虔诚,品性忠厚,德行高洁,在教区深得民心,一个神秘的黑夜里,他在荒野与穆谢特偶然相遇,有了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洞悉了穆谢特的罪过,认定她为撒旦所掌握,终于使她忏悔了自己的罪孽。这个已经被撒旦剥夺了一切(包括自己的罪恶)的女人,最后只有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临终前,多尼桑把她背到了教堂,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多尼桑神甫被迫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后,他被派到偏远的地区任一小差事,他继续致力于与撒旦的斗争,却没有成功,他被人世间的深重的“恶”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最后死于自己的职守。
这样一个故事框架无疑是很容易被影视编导格外看重的:独特的乡村生活、不寻常的事件、波法利夫人式的追求、性、私通、情杀、神秘的邂逅相遇、善与恶的斗争、修行者的坚毅与软弱、殉道者的奋斗与悲剧……所有这些内容与基因都可以用影视的手段加以渲染、放大、绘声绘色,足以产生出一部既吸引人、使人感到“有看头”又引人深思的佳作……
“序幕”里集中了穆谢特的故事与经历:她的波法利夫人式的追求、她的失足沉沦、凶杀、堕胎等等;也集中了所有的矛盾:穆谢特与两个情夫的矛盾、她与自己家庭的矛盾以及她的家庭 与败坏者的矛盾,等等;另外,乡村环境的丑陋、人与人关系的粗俗、人心的卑劣情欲的狰狞等这些现实内容,也都在这一部分里得到展示,而所有这些义都是通过穆谢特家庭中一两个场景、她父亲与侯爵吵架的场景、特别是通过穆谢特与两个情夫打交道的场景表现出来的。贝尔纳诺斯在“序幕”里证明了自己是写对话的能手,他非常善于写世俗生活中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对话,他利用对话既把过去的故事背景巧妙地透露出来,又自然地推动着目前事态的进展,而且,他还通过对话把人物之间绷紧的张力与对话双方内心深处的活动与意图揭示无余,对话写得如此成功,其中竟浓缩着如此多的事件内容与心理内容,充满了如此丰富的戏剧性,简直可以说是戏剧语言了,因此,“序幕”中一个个场景以其紧凑集中而言,也就像是戏剧中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戏。这就是贝尔纳诺斯小说家艺术才能之一显示,是他形象描绘能力之一明证,是他的《在撒旦的阳光下》作为文学名著之一标记。
那么为什么到了第一部、第二部里,情况有了截然不同,几乎完全消失了人们所谓的“吸引力”、“可读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在这两部分所描述的内容以及他对这些内容所采取的独特的描述角度。
小说的第一部与第二部都是以多尼桑神父为中心,从情节来说,是叙述穆谢特事件在教会中给他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从生活内容来说,是在教会的“政治”中多尼桑神父境况的变迁;从人物的发展变化与精神状况来说,则是多尼桑神父对待善与恶、上帝与撒旦的态度以及他的矛盾斗争。总而言之,作者描述的内容都没有离开宗教问题、宗教事务与宗教人物,而这两部分又占有了整个作品的大部分篇幅。既然全书的重点如此,可见作者是在致力于一种宗教文学,写一本宗教题材的书,一部宗教小说。他所描述的这种内容,其吸引力与可读性的程度显然要比《三剑客》、《查泰莱夫人的情夫》来得低。因此,当他在这部小说里由穆谢特的桃色故事转向多尼桑神甫充满了灵性的经历的时候,当他的笔锋一转的时候,企图在小说中找有趣的故事情节的读者,肯定会兴味大减。不妨举两个例子:
其一,多尼桑神甫一个黑夜里在野外的经历,如果作者采取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述克洛德·孚罗洛神甫那样的角度来加以描述,那肯定是另一番光景,另一番趣味。雨果对孚罗洛描述的角度是旁观的、自外而内的,他站在孚罗洛的旁边,向读者介绍与描述这个人物的所有一切,从历史到现状、从行为到内心,就像讲解员站在展览品的旁边进行讲解一样,他对这个人物而言,无异于上帝对于造物,他了解、洞悉这个人物的一切以及与这个人物有关的一切。而在眼前的这部小说里,贝尔纳诺斯却不充当多尼桑的全能讲解者的角色,他并不想把多尼桑神甫在这黑夜里的经历都说明得一清二楚,都解释得明明白白,他虽然并没有采取人物自我叙述的角度,虽然保持着一种形式上旁观的叙述角度,但他并不作为旁观的造物主全视野地把人物的一般都描述出来,而只是从人物主观感受的窗口、从这样一个特定的带有极大限定性的角度来加以描述,而且这些感受又是来自一个充满了宗教感情、头脑里满是宗教神秘主义成分的青年教士。因此,这一夜的经历被描绘得缺乏客观的、实在的明确性,它像恶梦一样,朦胧不清,扑朔迷离,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气氛与色彩,使人难以辨识其中的真相,更谈不上具体的细节了。读者只能通过模糊不清的事实的幻影、那些奇特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对话与动作,隐约地感到那是一段奇特的经历:多尼桑所遇到的很可能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女人,这女人看来也许就是穆谢特,而在这奇特的黑夜里,青年的神甫与这个神秘的人物之间有了一种不寻常的关系。
其二,穆谢特事件后,教会对多尼桑神甫的处置。自杀的穆谢特临终前要求把她抬到教堂去咽气,多尼桑不顾其父母的反对,竟亲自背着她去了教堂,此事在地方上与教会中都引起哗然,在教会看来,此举极为有失体统,不啻是一大丑闻。为了保全教会的面子,教会当权者宣称多尼桑神父有神经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要把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送进这种病院,教会当然得设法取得诊断医生的合作。这个小小的阴谋如果作者采取巴尔扎克在《杜尔的本堂神甫》中的描述角度与方法去加以描叙,他完全可能写成深刻揭示教会事务的有戏剧性的篇章。然而,贝尔纳诺斯却把这一切都压缩在主教给议事司铎的一封信里,让所有这一切通过一个教会人物的立场、眼光与语言来加以概述,而这样一个教会人物的看法显然有很大的限定性。
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叙事者的角度,是从来的小说家都十分用心的问题,一个作家采取某种描述角度即使不是合理的,对他来说,也是有意的、自觉的、事出有因的。当贝尔纳诺斯十分自觉地丢舍了叙事的情趣、致力于把小说写得“不吸引人”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看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接近宗教界与宗教人物的角度,来展示这个领域与这一类人物。
因为宗教与教会的统治曾给人类带来了黑暗的中世纪,也因为宗教与教会在历史上是与那已经被否定的封建主义紧密相联的,所以,在近代的文学中,宗教与教会人物总处于一种被揭露被批判的地位,当作家带着否定的倾向、以一种冷眼旁观的角度来对待与描述他的教会人物时,他作品中的这类人物不是可笑就是可憎。然而,作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组织,教会所拥有的人数众多的神职人员难道不是可笑就是可憎?需知,低级的教士往往出自社会的下层(至少在法国是如此),何况,神职人员、教士也都是具体的人,只不过是在特定的观念体系支配下控制下的人而已,特别是随着教会在资本主义关系确立以后的社会里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文学描绘中的漫画化倾向就更加成为了问题。当然,文学中也有正面的神职人员,如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卞福汝主教,但这样的人物头上又有着一种特异的光圈,完全是作者理想化的结果。贝尔纳诺斯是在教会学校完成他的中等教育的,他受到宗教的薰陶自不待言,而且,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修道院院长拉格朗热,他的成名作《在撒旦的阳光下》中的多尼桑神甫就是以拉格朗热为原型塑造的。他所受的教育与他的交往经验既给他提供了写作的题材与灵感,也造成了他要尽可能就近地、贴切地描述这种人物的自觉意图,使他选取了这部小说中这样一种描述角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着意于描述他们平淡无味的生活,他们如何交谈,他们用什么特定的语言方式,他们如何进行思维以及他们对事物有什么样的感受等等,即使是对客观现实生活中不平常的事件,他也是从他们的角度、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感受去加以描述的,虽然他在小说中并没有以“我”的形式让教会人物自述,“现身说法”, 但他所选取的描述角度无疑是最贴近人物的,如果不说是已经合二而一了的话。
特别与这部小说的描述角度、描述方法有关的,是作者以多尼桑神甫为作品的中心,而多尼桑又是一个忠于上帝、忠于信仰、忠于职守的教士。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主义学说,都有自己忠实的、积极的、抱着绝对的主观真诚、具备忘我的献身精神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也就是说,自己的“圣徒”。在这部小说里,多尼桑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圣徒。对于圣徒式的人物,以常人的标准往往难以理解,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距很远的思想体系的“圣徒”更是如此,比如,他说话用的全是宗教语言,他进行思考全是以宗教概念,他的感受总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不仅把真正属于人间罪恶范畴的东西、而且也把一切与教义不符的东西、一切与自然人性有关的东西,都视为来自撒旦,他几乎与一切世俗的观念、世俗的希求决裂,等等。这岂不是一种抽象精神的化身?岂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形象?一种主观臆造的产物?然而,如果考虑到任何一种主义都有自己绝对忠诚的成员,那么对天主教思想体系中出现多尼桑这样的圣徒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对多尼桑那种圣徒的语言也就容易理解了。多尼桑这个圣徒形象正揭示了一种主义学说,特别是一种曾经与政治统治权结合在一起的主义学说,对于人心人脏的控制与支配可以深入到什么程度。正是为了真实地表现出一个圣徒,贝尔纳诺斯才在自己的小说里着力写圣徒的语言、圣徒的思考方式与感受方式,这也就决定了他在小说里的描述角度与作品的风貌。
如果多尼桑神甫这个形象只具有这一面,那他终究是一个苍白的、没有血肉的形象,一个贝雅特丽齐式的理想化身,一个顶着光圈的半人半神。但是,多尼桑具有另一面,他身上存在着灵与肉、上帝与撒旦、教义与人性、教规与人情的激烈斗争。为了压制自己身上、自己内心里的后一个方面,他竟穿上了那样可怕的苦行衣,还把自己的肉体鞭打得伤痕累累。他那身苦行衣、他身上那些可怕的伤痕、他在荒野黑夜里所感到的“眩晕”、“痛苦”、“迷乱”、“幻觉”,都说明了他身上两种倾向、两种成分、两种“人格”斗争的激烈程度。直到他的晚年,这种斗争也没有结束,以至他整个一生都不断施用“惩罚自己的酷刑”,用“严重损害了身体”的方法“折磨自己”。他这种忠于上帝、忠于教义而扼杀自己身上一切世俗成分、自然成分的精神搏斗的确是惊心动魄的。然而,他终于认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撒旦无处不在,难以消除,也难以从自身中根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悲剧形象。他的悲剧是深刻的,因为正如作者的书名所指出的,他是在“撒旦的阳光下”。《在撒旦的阳光下》,多么深刻的题名!这里没有上帝的阳光,只有撒旦的阳光普照,因为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性的世界,而不是上帝的世界,抽象教义的世界,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实现上帝的完全胜利、抽象教义的绝对统治,那是违反自然,难以达到目的的。
不可否认,这是一本难写的书(比编写一个通俗小说故事要难上百倍),一本难译的书,因而也是一本难读的小说,然而它又是一个向我们阐明了一个思想体系的书,一本足以引起研究兴趣与思索启示的书。
一九八八年七月
(《在撒旦的阳光下》,李玉民译,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柳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