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巴塞尔时，总爱对这里的瑞士朋友说：巴塞尔城在中国知识界可谓名城，尽管这座莱茵河畔以虔诚的宁静而著称的城市，只有数十万居民，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不过小县城而已，但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它的大名。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体味过巴塞尔自然风情的中国文人来说，巴塞尔的名气首先是由于它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已有五百年历史，仅仅在近百年里，就有多位著名学者在此展露才华，开拓文化创造的新天地：文化史教授布克哈特在此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希腊文教授尼采在此孕育了《悲剧的诞生》，哲学家狄尔泰在此登上教授就职讲演台，美学家沃尔弗林在此革新了艺术史和美学，心理学家荣格在此度过了他充满梦幻和奇想的学生时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此度过了他沉著的思想晚年。生活在巴塞尔，有一种与文化的自由精灵为伴的感觉。每天步入亮敞的教学大楼，我都要与沃尔弗林的胸像默默相视良久；上第一堂希腊文课时，面对走进教室的教授，我是有好半天在琢磨他与尼采的因缘。
巴塞尔人对我的恭维没有多大兴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为自己的城市自豪。原来，在他们眼里，上述文化名人都还排不上号。对巴塞尔人来说，首先为之而感到自豪的是两位姓“巴”的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汉斯·巴尔塔萨(Hans von Balthasar)。
我不无遗憾地对巴塞尔的朋友说，恰是这两位老“巴”，中国知识界尚少有所闻。
巴尔塔萨有“欧洲最有文化的人”的光荣称号，是当代天主教神学大师，伟大的著作家，仅代表作真、善、美三部曲之第一部《荣耀：神学美学》洋洋六大卷(另两部分别为《神学戏剧学》和《神学逻辑学》)，其论述之广博、思想之宏富，就令人咋舌。这部大著不仅详尽地描述了从希腊时代、教父时代、中世纪直至近现代的西方美学思想，而且透辟地揭示了西方审美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内在关联，使人对西方艺术的神圣品性之根源昭然明朗。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相比之下，伽达默尔和阿多尔诺的美学就显得过于单薄了。
我去巴塞尔过于晚了些，没能见到巴尔塔萨。这位一代大师已于去年在巴塞尔溘然长逝。我只赶上巴塞尔人纪念巴尔塔萨逝世周年的晚祷弥撒。晚祷的钟声响彻巴塞尔城，使人感到这位大师的精神与你紧紧相随。
巴尔塔萨尽管一生主要在巴塞尔度过，但他的出生地不是巴塞尔。卡尔·巴特作为二十世纪神学的奠基人(《读书》去年十一期已有介绍)则是生于巴塞尔、逝于巴塞尔的地道的巴塞尔之子。在巴塞尔人眼里，自然最因巴特而感自豪。
与巴塞尔比邻，相距仅约四十余公里的是德国著名的弗莱堡城，两城不仅在风光之美上足以相映，而且亲如姐妹。就连我这个“老外”也可以无需签证而仅持巴塞尔暂住证随意往返，在瑞士其它州的“老外”就不享有这一优待。
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弗莱堡与巴塞尔的贡献亦旗鼓相当：弗莱堡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巴塞尔则与巴特和巴尔塔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俗语称弗莱堡有过双“H”，巴塞尔有过双“B”。双“H”为当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双“B”则是当代神学思想的奠基人。《逻辑研究》、《存在与时间》、《教会教义学》、《神学三部曲》同为超逾时代的奠基之作。
令人感兴趣的是，神学家卡尔·巴特的思想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竟不谋而合。
胡塞尔的基本问题是：逻辑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法则是否以人的本性为转移，探究真理的法则(逻辑规律)是否仅是人的思维的功能规律。胡塞尔的回答是否定的。逻辑规律不以人的本性为转移，它植根于“对象”的本质之中，是绝非人可以任意左右的本质规律。卡尔·巴特的基本问题是：作为神圣存在的上帝，是否是人的本性的构造和产物，神圣者是否是人的意向或愿望的投射。卡尔·巴特的回答是坚定的否。他认为，神圣者绝非人所寻到的或建构的东西。上帝在天上，人永远在地上。
卡尔·巴特与海德格尔的不约而同之处也发人深思，这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无限距离问题。尽管他们两人在纳粹时代对独裁者，动辄以民族的名义、国家的名义、客观规律的名义以至神圣使命的名义自居的认识大不相同，但都认为人就是此世的人，永远在大地上，离神圣者远着哩。海德格尔看得明白，人离存在尚远，更不用说神圣者了，因为神圣者上帝比存在更隐秘。卡尔·巴特指出，人与上帝的鸿沟是无限的，上帝是绝对的他者。海德格尔从不对上帝胡言乱语，卡尔·巴特坚持只有上帝能谈论自己。他们两人都对乐观的人本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亦都否认别人贴在他们身上的存在主义标签。海德格尔的Dasein和卡尔·巴特的Dransein的确异词同工。
在我去往巴特档案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这些问题。
巴特因坚决批驳纳粹的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第三帝国”原意为“神圣王国”——而被驱逐。他回到故乡巴塞尔，在巴塞尔大学执教近三十年。该大学神学系因此而声誉大增，求学者络绎不绝。巴塞尔大学的辉煌期是四、五十年代，即著名的双“K”时代：卡尔·雅斯贝尔斯和卡尔·巴特执教的时代。正是在巴塞尔，巴特基本完成了被誉为基督教神学思想三大里程碑之一的大著——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加尔文《基督教原理》和——《教会教义学》。巴塞尔有理由为之自豪。
巴塞尔城虽小，文化素质却相当高。有一俚语为证：“巴塞尔是伟大的小城市，苏黎世是渺小的大城市”。的确，“伟大”不是由体积和面积来衡量的，否则人类最“伟大”的陆地就是荒漠了。在小小巴塞尔城，仅各种艺术馆、博物馆就有十三座。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里的艺术博物馆里萌发了精神危机。不过，迎接我的是当代世界美术展。我不懂画，是画盲，也还是去熏陶了一番。面对这些艺术馆、博物馆，我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文明古国而感羞愧。
学者的纪念馆(档案馆)亦是巴塞尔的一大骄傲。这里已有雅斯贝尔斯档案馆和另几位自然科学家的档案馆。巴尔塔萨去世不久，他生前的助手和秘书告诉我，巴尔塔萨档案馆正在筹建中。卡尔·巴特档案馆则早已建成。
巴特档案馆以巴特生前旧居建成。这是一幢极为普通而陈旧的老式两层楼房，坐落在巴塞尔城郊美丽静谧的Bruderholz(直译为同道林)山上。我从市区乘有轨电车叮叮<SPS=0796><SPS=0796>一路上山。档案馆馆长、巴特当年的学生Dr.Hinrich Stoeve－sandt博士已在门前迎候我。这个档案馆一直对全世界开放，常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查阅文献。
S博士领我从一楼客厅上到二楼巴特的书房。沿楼梯的墙上挂满一排文化伟人的像，想必是巴特情有独钟者。这些人我并不全认识，就我认识的而言，有：施莱尔玛赫、康德、莫扎特、欧韦贝克、路德。
二楼是巴特的书房和卧房，实为两间书房，因为卧房除一张简单的床外，满屋是书，马丁·路德的近九十卷全集就占了数排书架。
S博士告诉我，巴特档案馆保存了巴特生前的全部书信、著作手稿、授课讲演稿、当学生时的笔记本、以至日历记事本，此外还有巴特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全部文章原件和已出版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种语种的译本)。档案馆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巴特全集(已完成二十余卷，预计会达到八十余卷)和接待来访的学者。令我惊讶的是，如此档察馆，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连S博士在内)。而研究巴特的学者则遍布全球(台湾在五十年代就有学者去巴塞尔跟巴特从学，七十年代香港亦有青年赴欧撰写关于巴特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巴塞尔完成关于巴特的博士论文，在巴塞尔大学神学系注册的本科生亦有四百之众。巴特去世已二十年，一些神学家也称神学如今已进入后巴特时代，但在巴塞尔，人们仍感到巴特时代尚未过去。
在巴特的书房，我与S博士畅谈了近两小时，从巴特的为人、巴特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直至巴特著作的中译计划。……行前，我赠给S博士的礼物是一本《读书》十一期(上有国内介绍巴特之文)，他赠我的礼物是巴特的新版《新教神学引论》和一张巴特摄于纳粹专制时代的照片：横眉冷对的巴特。
从巴特的简朴旧居出来，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中国至今尚无去往学术档案馆的路，我想到的是：无论巴特还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其思想之深入、著述之宏富，都不是在太平富裕的环境中做成的。他们生活的时代同样充满混乱和灾变(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学者难道就不能做到，无论这世界多么让人沮丧，既不悲观自弃，亦不急功近利，持守住自己的思之域吗？
巴特在论述他心爱的莫扎特的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生活是轻之沉重和沉重之轻”。学者生涯何曾不更是如此呢？
回大学的路上，我一直在沉吟这句话。
一九八九年四月于巴塞尔大学
刘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