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用旧体诗表现现代生活,唯一可行的路是在“新意境”上用功夫。倡导“诗界革命”的梁启超对此已有所意识,在颇具影响的《饮冰室诗话》中,他自觉修正了先前的“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夏威夷游记》)三合一的提法,而以“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代之成为“诗界革命”的新纲领。这是梁启超的一片苦心。“新语句”与“古风格”既不能相容,现代白话诗又没有在他手中出现,被牺牲的只能是“新名词”了。
实际上,直到如今,旧诗的爱好者们仍在举行这一创作原则。“新名词”用得太多,旧体诗变了味,就不如去写白话诗,还免得被人视为附庸风雅或不懂韵味。
西学传入,知识大开,意境的创新并非难事,只是写得好不容易。新事物太实在,新学理太枯燥,都不及把具体与抽象集于一身的宇宙世界作为表现对象来得惬意。无怪乎这时期有不少诗描述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与“天文大发现”。
古代中国人大多相信天圆地方,歌中所唱“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正是最形象的表述;又总是以中国为“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而虽有“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的“浑天说”与邹衍的赤县神州为九九八十一州之一的“大九州”说,在一般人,凭五官感受和生活体验,实在难以真正领会。
直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现代天文学与地理学,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这就是金和诗中所写的“自从国初来,西法斯权舆。近今百余年,乃见全地图”。地图的出现,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极大方便。但仍有人持怀疑态度:“地图九万里,闻者疑其诬。”金和不客气地斥之为“病在见太浅”。于是,在他为李圭的《环游地球图》题诗时,便针对国人的浅见,正面讲述了他的新地球观。
李圭一八七六年赴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在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归后著有《环游地球新录》,并附《地球图说》。此行八万余里,自上海东航至美,再向东,经英、法,仍返上海,完成了环游地球的壮举。在“所惜华之人,视海为畏途”的时代,李圭确乎当得起“真勇士”的称号(见金和《题李小池环游地球图》)。
环球之行意义甚多,其一便是李圭以亲身经历,证实了地为球形,消除了先前的疑惑:
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此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
这个说法足以使人心悦诚服。《环游地球新录》为游记,以记述费城博览会及游览见闻为主;金和的《题李小池环游地球图》为长诗,诗人既未追随其后,故专在环球所验证的“地动说”上用心思。“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本是诗不同于文的扬长避短之法.
其述李圭抵美后诗云:
其地与吾华,颠倒足合跗。
我方望扶桑,彼已日下哺。
当彼方午炊,则我鸡鸣初。
推迁凡六时,对待如一隅。
这比黄遵宪在伦敦时作《今别离》,咏东西半球“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早了十几年。写李圭归来一段也有意思,
若循来时踪,应是西征徂。
李子惟东行,莫虑长途纤?
朝朝太阳出,步步春风苏。
东而又东之,由粤渐入吴。
再四万余里,仍返申江居。
是知地体圆,环转只一枢。
视人所向背,东西无定区。
这种意境,想象地球另一面的美人与我颠倒相对立,确知地球上并无固定不变的东西南北,非以近代地理学为根基不能写出。金和本人虽未亲历其境,但得李圭“余事付图绘,卧游还起予”,亦一快心事。
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也有卧游地球的雅兴,不过,其诗的作法别是一样:
墨澳欧非尺幅收,就中亚部有神州。
普天终见大一统,缩地真成小五洲。
畏日遮余’占摄力,仁风扬处遍全球。
如何世俗丹青手,只写名山当卧游?
诗题为《题地球画扇》。仿照旧式点评方法,这首诗可分析为:首联统叙扇面地图,颔联承上,颈联单写“扇”,尾联荡开。不过,那意境是古人所未有。李贺的想象力在古代诗人中可算无与伦比了,然而充其量,他也只能写出“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仍然离不开神州大地。而丘诗中间两联对仗,既表现了诗人的大同思想,又关合题目,状物得神,真是写绝了。试想,一把绘有小型世界地图的扇子在手,遮阳、扇风,处处引发起诗人的全球意识,那是什么境界!不意前些年流行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半个世纪以前的丘逢甲已先得之。他自然要鄙薄世俗只知卧游名山、“一丘一壑也风流”的小家子气。
既已全球在胸,面对地图时可以卧游世界,不观地图时亦可浮想联翩。南社诗人傅专《题自书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横卷》开篇所写,便是纯粹的精神漫游:
我闻阿尔魄山高于天,鸟垂双翅飞不前,
壮士一呼万军振,汉尼拔与拿破仑兮相后先。
地绝东西限南北,航绕阿非绕阿墨,
苏彝士河、巴拿马峡一朝齐洞开,造物无功天失色。
诗人凭空拟想,神思飞越,顷刻之间,周游地球,这才是“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的新解。
坐地悬想者尚有如此壮阔的气魄,身临其境者更会豪情满怀。特别是当诗人置身于浩渺无垠的太平洋上,胸中的块垒被大洋的风潮荡涤一净,往往能吟出思通万里的好诗来。黄遵宪一八八五年自美国卸去旧金山总领事任回国,写有《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梁启超一八九九年底由日本赴夏威夷,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南社中人谢英伯一九一三年因国民党讨袁失败,出亡美国,也吟出《大风渡太平洋放歌》。这些诗均为七古长歌,气势充沛,造境雄奇。即使写作格律谨严的近体诗,如叶玉森的《太平洋归舟中作》七律二首,也有“放眼都穷惟大气,低头忽见有奔雷”、“有泪合流红海去,似愁都涌白山来”一类气韵沉雄的警句。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写乌有先生与子虚斗嘴,夸说齐国疆域之大,“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尚属漫天吹牛;叶玉森称“洞庭三万六千顷,直是太平洋一杯”,则是以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为依据的真实感受。
梁启超渡太平洋时,还作过一首《太平洋遇雨》绝句,堪称绝唱: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
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诗中虽不用“阿尔卑斯山”、“红海”等地理新名词,但对太平洋上纵横亚、美两大洲的雷雨的描写,与黄遵宪诗中关于中国地理位置的描述“岂知赤县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东”(《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一样,都是西方近代科学传入的产物。
一八九0年,已经考中举人、饱读诗书的梁启超进京会试,归来道经上海,买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三十自述》)。一个“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的“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不得不为国人焉”,且“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梁启超不由慨叹:“是岂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乡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夏威夷游记》)怀着“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的豪壮心情,梁启超出言吐气,自若长虹。其心胸、意境之阔大,断非囿居一国甚而一乡的古代诗人所能及。
在了解地球的同时,人们也有了解宇宙的欲望。叶景葵称之为“光绪以来读书明理之君子”(《卷盒书跋》)的孙宝<SPS=0916>,生平虽未出国,却留心西学,广读新书,日记中每记其所获知的新知识。一八九八年看《地球奇妙论》后记:
地球每日自转本轴,约七万五千里一周,则每时须行六千二百五十里,较火车速十数倍。然则吾人所自谓静坐不动时,不知正坐极快火车,无一息停也。
这正是毛泽东受人推崇、显示其伟大领袖英雄气概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思想原型。而“巡天遥看一千河”也曾是近代诗史上的热门题材。
孙宝<SPS=0916>一九○一年日记中有言:
我国古说,谓天积气所成,彼固不知离地面二十五里以外已无气矣。如执气为天,则人日游天中,而二十五里以上出空气外,名日太虚,而非天矣。然则太虚中,凡一世界即一天地,世界如恒河沙数,天地亦如恒河沙数。 古人言天地大之极矣,今人言天地小之极矣,今人之眼界胸襟,较之古人盖大至无量倍,不亦奇耶?
所说的道理,今天的小学生都懂得,而在当时,却确实是令知识界茅塞顿开、激动不已的新宇宙观。以此眼光作诗,自然会有“较之古人盖大至无量倍”的意境出现。读孙宝<SPS=0916>写于一八九八年的《太虚歌》即有此感:
太虚造境奇,恢恢自雄大。
会当搏扶摇,直欲穷其外。
太虚无外奈若何,天风吹万明星罗.
明星大如瓜,世界多如沙;
充塞布空际,飞洒无周遮。
细看类河汉,巨者名鱼蛇。
或如白云淡,或为斗柄斜。
中有日轮不知数,光播上下开荣华;
提挈诸星与群月,盘旋追摄终古无讹差。
吁嗟此境真奇绝,借问何人为创设?
世间惟有佛能知,问佛佛云不可说。
孙氏最得意的“明星大如瓜,世界多如沙”,参以佛语,解说新学,而又自然圆满,这正是当时学界的风气。
在此之前,一八八二年,黄遵宪由驻日参赞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展轮赴美,途中作《海行杂感》一组,其中写夜望太空一首,正与孙宝<SPS=0916>《太虚歌》同一思致:
星星世界遍诸天,不计三千与大千。
倘亦乘槎中有客,回头望我地球圆。
佛家三千大千世界的成说,巧妙地与运用新学理的想象结合起来,自宇宙空间俯观诗人所居住的地球这一新视角因而产生。在宇宙飞船尚未出现的时代,我们已在黄遵宪的诗中看到宇航员眼中的地球,证明他所追求的古人“未辟之境”确有独特魅力。
追溯上去,更早以“新意境”入诗的还有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作于一八八一年的《七夕》诗有句:
海外谈天别有球,谁闻织女诣牵牛?
本来,织女、牵牛七夕相会是带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曾纪泽却认真对待,以西方天文研究的成果批驳其事的不可能,体现出近代诗人特有的科学态度。
进而把科学新知化为浑融的诗境,更是近代诗家推陈出新、出奇制胜的秘诀。曾纪泽一八八0年所写“冰轮何事摇沧海,去作长天万顷涛”(《八月十五日夜森比德堡对月》),字面上无一新学语,然而,读了“小引”即可明白:“西人谓海潮为月力吸引,结句采用其说,或者为后来诗人增一故实耶?”原来,古风犹存的诗句中已包孕着西方科学的新典故。一轮明月摇荡大海、鼓起大潮的意象,与古人“海水摇空绿”(南朝乐府《西洲曲》)、“潮来天地青”(王维《送邢桂州》)的直观印象显异其趣。这倒并非因为作者身在彼得堡,“外国的月亮特别圆”;即使作《今朗月行》时仍留居国内的刘大白,也在诗中连篇累牍地运用从西方传入的天文知识。并且,一落笔,他就自觉地和古代诗人划清界线:
古人说朗月,配日为阴精;
今人说朗月,于地为卫星。
从这里再生发出一大段关于月球的科学报告,诸如月球的运行轨道、月圆月缺及月食的道理、月球的地貌等等,而这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手段验证,如“窥之以远镜,此说信可征”。随后,诗人又畅想飞升月球的情境:
我欲驭电气,望月而飞升。
殖民新世界,月地两通程。
月中如有人,当亦相欢迎。
倘为古人见,呼我为仙灵。
电学尚进步,仙灵莫与京。
古人讲羽化升天,非成仙得道者不成;而刘大白以一介凡夫,反可以想象凭借现代科技,殖民月球,不但令古人惊为仙灵,而且令仙灵自愧弗如。如此气度,如此境界,连善于狂想的李白在《古朗月行》中也写不出。
“莫囊搜句到红毛(曾纪泽《八月十五日夜森比德堡对月》)的近代诗人确有优于古人的学问与阅历。即如一八七八一一八八六年先后担任出使英、法、俄大臣的曾纪泽,就在国外生活过八年,自称“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睡起》),加之他精通英语,热心西学,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更真切。在以新学理创造新意境之外,他又能以其所经历的“万国奇世界”为诗歌题材,读来也使人大开眼界。《异俗》一诗便饶有新趣:
讨论寒冰一夏虫,渐从文轨辨殊风。
夜兴夙寐民称便,女倨男恭礼所崇。
偶有朔朝逢月满,或瞻南极认天中。
惟余一物终难贬,囊有黄金处处通。
作者对殊方异俗的白描,迟睡晏起的夜生活、Lady First的礼节,阴历与阳历的差异,地球南北不同的天象,凡此种种,均与中国有别,唯一不变的是“金钱万能”。这种表象的描写尽管肤浅,蕴含其中的对世界认识的变化却是深刻的。
从见识狭隘、“不可语冰”的“夏虫”,到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通人,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经历。孙宝<SPS=0916>讥笑梁启超舌端笔下不离“中国”二字为思想陈旧,正表明在中国变小的同时,世界却在近代人眼中变大了。借用黄庭坚“夺胎换骨”的老办法,而以新世界、新思想夺之、换之,何愁没有“新意境”?
马君武说得好:
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
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