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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管所上班极自由，除了每月中的一天，在工资表上签字——这是必须的，也完全自愿。其余时间可以少来或不来办公室，无人追究。然而，我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去一趟文管所，数年如一日。说来好笑，我去办公室，仅仅是为了一部洒水车。
洒水车经过时，司机常放一段《洪湖水浪打浪》的音乐，那是支老歌，非常好听。
现在，那音乐声又响起来了，我眯眼、侧耳倾听。这时，电话忽然响了。我不情愿地拿起话筒。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于伟？语气迫切。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说我是于伟。
于伟你好！陌生女人飞快地说，猜猜看，我是谁？我沉默，我不知她是谁，没有知道的必要。洒水车已经离去。我不渴望有什么艳遇发生。陌生女人却很兴奋，声音颤抖，她说，我知道，这时候你会呆在办公室的，当然，我有点儿担心，这真好—想起来了吗？我是谁？这有什么好？她为什么要担心？她是担心我不在办公室，她与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何必要想她是谁。我木然，继续沉默，想放下话筒。她在电话中说，于伟，你怎么哑了？好吧，五分钟后见，你会又惊又喜的。陌生女人充满了自信。我开始觉得应该想想这个陌生女人是谁了，哪怕是出于礼貌。
两分钟后，我终于想起一个叫玛丽的女人，她是我同事，并不漂亮。我们平日很少说话，陌如路人，但我们还是有过那么一次，仅仅一次。机会偶然，无法解释。
当时，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毫无思想准备，也没有寻找能够拒绝的理由，好像没有必要。正如日子的过去，无法挡住。其时，月光很好，带干牛粪味的空气弥漫在我们四周；岸边的长草微微抖动；河水东流。我们心情平静，相互接纳了对方。整个过程简单而愉快，我们听见知了在某棵大树上长吟。然后，我们微微一笑，分手。
她轻轻地往前走，没有回头，不再相约。我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觉得很有意思。她没有任何要求，我没有任何承诺，不必设想后果，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我略略感到有点累，便在一堆狗尾草上坐下。一对青年男女从我身边匆匆走过，他们看我一眼，目光茫然，恍如无物，或者把我也当成了狗尾巴草。我毫无怨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确是狗尾巴草。不久，玛丽办了留职停薪手续，我不知她到了哪里。有一段时间，我偶尔想想玛丽，但不久便忘得干干净净。屈指算来，我们分手已有五年。她居然还记得我，我应该感动，我想把那次回味得热烈些，但不能够。我想到了洒水车，我忽然想看看那位洒水车司机，很迫切。他应该是古板、守时的人，他对人们躲避洒水车的情景视而不见，年龄应该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不久，我听到高跟鞋敲打磨光地面的声音。
半小时后，玛丽坐在我沙发上，高跟鞋扔到了门角里。那里堆着我各式各样的鞋，杂乱无章。门只能开半边。
玛丽，你是什么时候回到县城的？我说。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看。
我是说，我朝她摊开手，你应该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我好准备准备，比如，我至少可以把那些鞋摆得整齐一点——这种要求并不过分！我为她倒了一杯冰水。玛丽把杯子放在茶几上。你好像比以前热情些了！她说，我刚下车，并不累，我试着往所里打电话，没想到你还真在办公室，这使我感到高兴，你知不知道？玛丽望着我，如果你不在，我会伤心的。
幸亏我在那里，我说，玛丽，你是不是对我动感情了？不是！玛丽认真地说，你不会遗憾吗？玛丽赤脚走到窗户前，推开窗户，望远处的河面。我走到她身边，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法国香水味。玛丽说，这里好空旷啊！她折过头，说，于伟，能陪我几天吗？她望着我，满脸渴盼。我想起鱼在浅水中的样子，我说，行，玛丽，于伟对你随时开放，而且不用担心有人干涉。
玛丽似乎红了脸。她说，我才不担心，我知道你没有结婚。
你能肯定吗？我说。
当然，因为你是于伟。她嫣然一笑。
晚上，我带玛丽进了一家餐馆。我举杯为她接风。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喝酒鬼酒。玛丽说，女人如果要喝酒，那就一定喝白酒。我说我并不喜欢喝酒，但愿意陪女人喝。喝完两瓶之后，我们开始有了醉意，一身麻痒痒的，软酥酥的。于是，我们相拥回家。我们倒在沙发上，相互看对方的眼睛和鼻子。我们说酒鬼话，漫无边际。我在心里渴望和玛丽再有一次，想问她愿不愿意作我的女人。不过，我没有说，也没有采取行动。玛丽柔顺地伏在我怀里，瘦骨伶仃，满嘴酒气。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我们终于进入梦乡。在梦里，我们年轻，充满活力。
第二天上午，我陪玛丽逛街。她兴致勃勃，专走小巷，看这看那，好像采风。
在一家小店里，玛丽看中了一副粉红色的乳罩。她踮起脚，在我耳边细语，说她胸脯太过平实，缺少女人味，需要拔高。她问我愿不愿意为她破费。后来，我们逛大商场。玛丽挽着我的手，一刻也不离开，我的头也高昂着。这种姿势可能很抢眼，一位熟人看到我时，马上立正。他直截了当地问我，玛丽是不是我女朋友。我看看玛丽，她用火样的眼光回看我，然后看商场天花板上的吊灯，胸脯尽量高挺。腿作丁字，有一只脚则轻轻颤动着。于是，我昂然点头，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或者不反对的话，她的确是我女朋友，叫玛丽。玛丽对吊灯说：你好！朋友立刻小跑。我们哈哈大笑，肆无忌惮。下午四点，我们顺道去办公室。玛丽说，在外面，她时常想这个办公室。玛丽坐在她原来坐过的凳子上，与我一起聆听那支老歌的音乐，脸色严肃，并且不看我。我突然想起，这个规律是玛丽提醒我的。那时，我们还上班，只是散漫。四点正，一支老歌。玛丽说。我又想起。玛丽其实叫马立。大约在八年或九年前，她看了一篇叫《海盗秦寡妇》的小说，她改成玛丽。玛丽说，那是一个叫博尔赫斯的外国人，据说很著名，写的有关中国人的小说。我没看过，但玛丽不像海盗，也不像寡妇。
那天夜里，我带玛丽进卡拉OK厅，先是喝茶，一杯又一杯。过量后，我五分钟去一趟厕所，我毫无怨言，我知道我的泌尿系统正常。当我第十一次从厕所归来时，玛丽正唱歌。她唱《涛声依旧》。歌声略显沙哑，却很动人。我倚门而立，听她唱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唱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我买了一大捆塑料花送给玛丽。我看见她眼角湿润润的。玛丽伸手接过，没有说谢谢。她放下话筒，不管《涛声依旧》如何结束，就挽住我的手朝外走。她默默无语，径直走向河边，好像真有一张旧船票，真想去搭什么客船。
我们站在防洪堤垸上。大堤是一年前整改完毕的，比过去豪华气派。但是，由于加宽和加高，我们已无法看到过去的河边，涛声也许依旧，但狗尾巴草已不复再见。我暗暗希望玛丽想起过去的事。月光下，玛丽的眼光有点茫然，脸色苍白……我和玛丽去划船，这是我特意安排的。那天上午，我们把船划到上游很远的地方，然后放任自流。我们挤在窄窄的船舱里，仰天而卧。我轻轻抚着她的手，我说，这几年，你在外面混得怎么样？玛丽说很累。她坐起来，戴上墨镜，脱去上衣和裙子，露出粉红色的乳罩，重新躺下。玛丽做日光浴。我坐在她身边，周围很静，远处浪花跳荡。不知什么时候，玛丽睡着了。我悄悄站起，远离玛丽。我没有做日光浴，我把头斜靠在舱壁上，我看见红色的山和绿色的涟漪。岸边，有个小孩，坐在牛背上。玛丽突然惊醒过来，她扑到我怀中，神色惊慌。我说，你怎么了？好一会，玛丽说，没有什么，只是做了个梦。她重新穿好衣服和裙，她说，于伟，我们回去吧。
孩子和牛，已经消失在远方。一条死鱼，浮在水面上，顺水而流。
玛丽没有告诉我她到底做了什么梦。她不再到外面玩，也不让我下午四点去办公室。有时我去买点吃的，她也要规定时间。我第一次这么迁就一个女人。玛丽说，如果不嫌弃，你就多陪陪我。我陪她看录像，玛丽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看录像上。玛丽只看打斗片，不看生活片。玛丽说，生活片是假，打斗片是真。我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我微感惊异，我们已久不交往。他告诉我，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死了。我大吃一惊，我说，你别开玩笑，他这时候怎么会死？他和我们一样年轻，还不到四十岁。
我一个朋友死了，他叫陈希。我捂住话筒，对玛丽解释。我心里空落落的，我盼望这消息是狼来了的寓言。我的朋友的确不该这时候死。玛丽把录像关掉了。
你说得一点不错，朋友在电话中说，不过，陈希的确死了，他从三米高的人字梯上摔下来，就死了。
这不可能！我大声说，只有三米高，充其量也只能摔成重伤！很对，但偏偏摔死了！朋友在电话中说，抬到医院抢救，刚进急救室就咽了气，头上摔了个洞，两眼向外凸，整个脸都变成了猪肝色，真的惨不忍睹！总之，你快来，我是说，如果没有女人缠住的话。
我就来，我说，你别讲废话。然后，我放下话筒。呆立片刻，我觉得有必要和玛丽作进一步的解释。玛丽此时正望着我。我说，我死去的这个朋友叫陈希，现在，我可以这么讲，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中，陈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盖棺论定，他是个好人。
玛丽说，可你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他。
我的确难以解释，我说，我们曾在一起学徒，一同工作了九年，这个时间并不算短！我走到玛丽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我又说，那是一段愉快的时间。
陈希为人精明而有原则。我和他交往九年，他从没占过我的便宜，也没吃过亏，这说明了他的本真和实在。陈希说，要得朋友长，时时算伙帐。但是，他却去了。
后来，我调到文管所，他仍在厂里工作，我没有去看他，他也不来看我，我们之间的关系生分了，但我们在心里肯定都记得。这几年，企业不景气，听他说自谋生路，混得不错，在开发区征了地、建了一栋四层的大房子，光装修就花了十多万。据说，他手上还有十余万元存款。唉，前几个月，我和他碰了一回面，他行色匆匆，我还开玩笑说要向他借钱。
我望着玛丽，我说，你能陪我去看陈希吗？朋友一场，我要去看他最后一眼。
玛丽说，对不起，我从小就怕死人。她脸色苍白，眼睛盯住脚尖，她的手一片冰凉。
她又说，我不想去，真的。
我知道玛丽的脾气，我说，那我去了，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陪你，我有话对你说。
你应该多呆一会儿。玛丽说。送我下楼。我们沿楼梯走，我们不再说话，看她走路时的神态，心情似乎很沉重。我想起我们分手已经五年。我站住，我说，真的，玛丽，你等着，我尽快回来。
玛丽突然捧住我的脸，狠狠咬了一口。这是她第一次吻我。玛丽说，我知道，我等你，你快走吧，记住买两挂鞭炮。
我走了，步入大街，踏上人行道，看玛丽独自一人回楼上去。她没有回头，步履沉重。有人碰我，说，请让一让。那人拖着一辆板车，脸上汗如雨洗。车上摆着一具棺材。他说这是他一个好朋友要用的，昨天夜里，他的好朋友死了。我吃了一惊，看他神色，不似作伪，我赶紧闪到一边。
陈希的妻子见到我时，并未大哭，这使我稍感意外。我原以为她看见我会大哭一场的，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她知道我是她丈夫的好朋友，她理应触景生情。她向我点头，表情冷静。她说，陈希还不到四十岁，他不该这时候死。我说这的确难以预料，该死的却活着，该活的却死了。她看我一眼。我又说，陈希有什么遗言没有？她说没有，他摔下后就神智不清，他从来不让我插手他的事，因此，我根本不知他的经营情况，比如说，他是不是借了钱给别人，这可是死无对证了。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说，这一点，你可放心，陈希朋友间向来一是一，二是二，时时算清了伙帐的。但是，他并没有想到他现在就会死，有的帐，或许还来不及算，她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分析。她的话，使我毛骨悚然，这是一个深刻的女人。我不再说话，离开灵堂，走进陈希生前营造的房子。房子堂皇华丽，我是第一次来，无限感慨。
回到家里，我发现家里变得整整齐齐，书桌一尘不染，地板也擦了，像间清洁、考究的居室。我心里忽然有种预感——玛丽已不辞而别，和她来时一样突然。玛丽果然不再存在于我的卧室。我没有呼喊，没有寻找。我如释重负。这段时光像一场梦。
那天晚上，我独自去消夜。独自喝了一瓶酒鬼酒。之后，我来到县郊的一片草地上，我躺倒在那上面，对着满天星斗，唱了一首《涛声依旧》。那晚，我觉得很愉快，没有露水，天干。
陈希入土后的第三天，我离开了文管所。心情平静，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从此，我浪迹天涯，不知身在何处。后来，在某个大城市，我遇到一个富态的女人，公共车上，她突然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于伟的人。我摸着后脑，认真思索。我说，对不起，我不知于伟是谁，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良久，她又说，那么，你认识一个叫玛丽的女人吗？玛丽么？我说，那我知道，大约在公元1720年，在牙买加，海盗玛丽被西班牙当局绞死。这消息，千真万确，不信的话，你去问一个叫博尔赫斯的男人，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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