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厂里的墙报，是党委书记题的名字，叫作“明镜台”。
去年春节前几天，我们几个过去打过游击的老干部接受了一项任务，每人要为“明镜台”写一篇文章，总题目叫作“想当年”。
当年的经历虽然丰富，有些经历因为日子隔的久了，生活变化太大，印象也都淡薄了；有一些虽然记的比较清楚，情节又太复杂，很不容易写。只有“妈妈”送我出大别山的一幕情景还比较好写，我就决定写它。
这里所说的“妈妈”，其实是与我素不相识的穷苦老大娘。
我受了伤，部队把我安插在她的家里。按当年的说法，叫做“打埋伏”。我在她家里住了三个月，她把我当作亲生的儿子看待。我伤口一好，她送我出山归队，以后就再没见过。事隔十年了。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才大体写成。结尾一段是这样的：“下大雪，刮北风。一路上，妈妈总让我走南边。她用自己的身体，替我遮着风雪。到了小河边，一只小船在等着我。
妈妈把我紧紧抱住，从怀里掏出三个窝窝头，塞进我的口袋。
她流着眼泪对我说：“希望你……‘”妈妈希望我怎么样呢？她当时仿佛说了很多话，可是我再也记不起来了。要用三两句话传达出那大意来，更是困难。
我的写作的“灵感”，不知到哪里去了。
墙报星期一就要出报，星期天我还在盘算这最后两句话。
正好也是个大雪天。我约定墙报干事三点钟来拿稿。吃过中饭，我关起门，坐在自己房里的沙发椅上，苦苦地深思起来。
我的妻坐在我身边，替我们刚满周岁的宝宝打着第四件毛衣。
保姆刘雁红，抱着宝宝，在我们身后来回走动。
我们这个小宝宝，有一副怪脾气，睡觉非要保姆抱着，不停地走动；不停地走动还不算，还非要不断地唱着什么。要是不抱，不走，不唱，他就哭。一哭就能憋得大半天换不过气来。幸好这位保姆是农村里来的，身强力壮，最能劳动，最有耐性，又有一个和软的喉咙，又会随口编出歌来。她走的那么轻巧，唱的那么自然，一点不扰乱我的思考。她走着，唱着：北风阵阵紧白雪满天飞阿姨怀中暖宝宝睡觉喽她的歌声使我想到了当年妈妈送我到小河边的情形。刚刚想出点眉目，她忽然停住了，对我的妻说：“唐同志，请你抱一小会。阿早去拿牛奶，到这晚还不回来，我去迎迎她。”妻说：“你等一等，我把这针打起来。”阿早，是刘雁红的六岁的小女儿，也跟她住在我们家里。
住在这个城市里真别扭，牛奶厂不管送牛奶。因此我们每天要打发阿早去给宝宝取牛奶——来回要走二里路。我曾感觉到这样不大好。妻却说：“她在乡下也要做事的。多给她们两块钱就是了。”可是在这大风大雪的天气，让她出去跑路，而且是泥泞的路，实在有点不对。所以这时我说：“把宝宝给我，你迎她去。”妻说：“你快点写你的吧。等会儿还要上街给宝宝买热水袋呢。”说着她向刘雁红瞪瞪眼，刘雁红也说：“你写吧。你的工作要紧。她不要紧的。”她继续走着，继续唱着：北风吹倒树，白雪盖大路，阿姨望阿早，宝宝睡得好。
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两点了。
妈妈说了些什么希望呢？将才想出的眉目，又紊乱了。房里的煤炉呼呼地响；房外的寒风也呼呼地响。雪花纷纷飘落在窗玻璃的外面，化成水珠，向下淌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保姆又停住了脚步和歌声，对妻说：“唐同志，请你抱一小会。
阿早还不回来，我实在不放心。她只穿一件小棉袄。“妻说：”你等一等，还有几针，打起来，宝宝明早要换。“刘雁红叹了一口气，继续走着，唱着：北风绞白雪，白雪结成冰，阿姨心发冷，宝宝睡的稳。
也不知因为煤炉的火太大，也不知因为心里烦恼，我感到热，热的浑身发毛，就把大衣和呢制服全脱掉了，单穿着毛线衣，还要不时摇晃两条膀子，像拉钻一样。“阿早还不回来。”雁红的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当年风雪中的老母亲，和现在风雪中的小女孩，两个形象老是在我脑子里纠缠在一起。
刘雁红第三次停下来，对妻说：“唐同志，就请你抱一小会。
阿早走了三个钟头了。“妻也不耐烦地说：”叫你等一等等一等的，就剩这几针。你吵的妨碍他的写作。“刘雁红更长地叹一口气，继续走着，唱着。可是她已经编不出歌词，只是哼着：”宝宝睡觉喽，宝宝睡觉喽。“约定完稿的时间已经过了三刻。我拿笔在纸上乱画，画了好多个老母亲的模样，也画了好多个小女孩的模样。幸好墙报干事还没来。我想，也许不要我这篇了吧，那正好。我为什么非到”明镜台“上去露露脸面呢？可是，就在这时，门把手咔咔一响，忽地冲进一个大汉，正是墙报干事——”明镜台“的主编人。只见他从头发到棉鞋全部结上了一层冰冻，全身直抖，话也说不清楚，只叫：”烤火，烤火……阿得得得……“我以为是厂里失火了，钢笔一丢，就想往厂里跑。只听他又说：”一个小姑娘，掉，掉，掉下河沟……“我全身颤动了一下，只听宝宝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仿佛也受了惊吓似的。妻连忙问道：”淹死了吗？在哪儿？“墙报干事跑到煤炉跟前，又喘又抖，哆哆嗦嗦地说：”没有。在工人……医院。“这时我才看见，刘雁红脸色铁青，抖战的比墙报干事还要厉害。她把宝宝塞在妻怀里，替他将包被裹紧了，一声不响地冲出门去。
妻一面哄着毛毛，一面向干事说：“那个小姑娘手里拿没拿奶瓶？这要真是阿早，我们宝宝明早上吃什么呢？”等到墙报干事的衣服烘干，刘雁红抱着脸色苍白的阿早回来，天时早经断黑。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拿起钢笔，在“希望你”下面加了几个虚点，另起一行写道：“妈妈的希望，我一点也记不起了。但是，我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从此我就对我自己，对我妻子，都有了意见。我们都是国家的干部，而且是在工厂里工作，然而我们把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忘记了！我要找时间跟她好好儿谈一谈。
（选自《人民文学》1957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