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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性格就是命运。我不同意，因为我无法从父亲的身上找到二者之间的关系。
父亲死了，沙埠的姨娘打电话跟我哭着说。姨娘是父亲的第二个女人母亲在水洋城里至今健在，从法律的意义上讲，父亲与母亲一直未解除夫妻关系。这位姨娘曾是我的干娘，我一直为父亲的另一个女人找不到比这更贴切的称谓，这是个一夫一妻制的时代。虽说如今男人有个二奶，已不属新鲜事了，更何况，父亲跟姨娘已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去年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瞒了母亲一人，给父亲办了场热热闹闹的八十大寿宴。
从电话筒另一头传来，姨娘的嗓音喑哑，像深秋的蝉叫，似乎她抖得厉害，拼足了力气，伴随着海边呼呼的刮风声。
“爹在梨树下睡午觉前还吃梨，吃着吃着，剩了半只的梨就滑到竹椅里。爹睡着了怎么也叫不醒，爹是老熟了。”母亲听我说后，一直没哭过。但她独自一人时却精神恍惚，一愣一愣的，仿佛在搜寻被遗忘了的一件东西，里面可能有闪光点。
父亲的遗体还没从姨娘家运回，城里和乡下却各设了灵堂。姨娘说她屋后的那块朝阳的梨树地，给父亲做坟不错。她已让人挖了两坑穴，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听，她说她很快会跟我爹睡在一起的！说完，她就把电话搁了。
水洋县一直沿袭土葬，我楼前远处的那座东山，虽还青翠，但从山腰起就有不同规模的坟墓向上挺进，远远望去，绿中带白，白色在扩张中。山不像山，看上去山中如同胡乱摆了些蹩脚的大白菊。去年开春，县里在西郊修好了一处风水不错的公墓。给父亲做八十寿前，我给二老订购了两穴，做了寿坟。父亲挺高兴的，说他日后可住上了“商品房”，在阴间可以常去串门、聊天、喝酒、下棋，也不闷了。
不想他这话说了不到一年，就去了。如今，姨娘要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乡下，她自有她的打算。
父亲只有一个，父亲的两个女人都想死后跟他住在一起。桥上街老宅的灵堂就目前来说形同虚设。陈家的人急得团团转，又不好在亲友面前泄露天机，挨家嘱咐完邻居后，给披袈裟的主持塞了条红塔山，嘱托他暂不要告诉一起来念经的和尚。
父亲的出丧吉日只好延搁着。亲友们陆续来吊丧，陈家的人只好闪烁其词，说父亲得了可怕的传染病，亲友们不知不觉打消了瞻仰父亲遗容的念头。他们只问了问父亲出殡日的生肖禁忌。忌符也没让寿桃（料理落材下葬诸事的班头）贴出——通常把忌符贴在壁上或墙上，以便忌父亲生肖的亲友，在送葬时远远地避开。
立秋后的第三天，很热，阳光透明得可见飞舞的尘屑。念经的和尚昏昏欲睡，天井里摆了花圈，花圈多了，只留了供人出入的通道。和尚用罢午餐，需小憩片刻，闲谈起了美国导弹打中中国大使馆事件，六个和尚形成了意见相左的两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手机响了，剃了扳刷头的主持忙退出。主持掏出机型是“手机就是战斗机”的新款式手机，通话间已接了桩超度亡灵的订单，与经纪人拉锯着中介费，主持解开了和尚领，露出了里面绿色T恤衫。完后又急急加入导弹话题。
妻子书琴一袭黑裙，也披麻戴苎，在灵堂的八仙桌旁，屁股底下压了张小板凳，朝积了灰，缺了角的铁锅里丢纸钱。吃了饭来换班的女儿小米，还来不及脱下税务制服。女儿的脸色被一闪一闪的火光映成熟虾似的。
小米念念有词：“爷爷您只管化钱，给您的每张钞票都是壹万圆的，大鬼小鬼都要打发，别漏了一个，不够化时给孙女发个伊妹儿来。您老用不完可存在银行里长利息，别忘了缴所得税。”说完她是一脸的得意，转脸向我讨乖。见我一脸的肃然，忙吐了舌头，做个鬼脸缩回。
“你爹是让麻子寡妇克死的，麻子年纪轻轻时就克死了她捕鱼的老公，这还不够，现在又把你爹给克了，你们这些不争气的后代啊！——”母亲总为陈家这些不肖子孙怒其不争，她对她的敌人充满切齿之恨，恨不得扒了姨娘的皮。母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姨娘也不像母亲所说的那样丑。姨娘只不过脸颊长了几颗雀斑罢了。
父亲活了八十一岁，这天午后，他想到挂满了梨子的树下打瞌睡，没想到这个瞌睡一打就没完没了。自从小米会歪歪斜斜走路，父亲就住在沙埠的姨娘那儿，很少回城了，偶尔进城也只去去我在翠苑新村的公房。陈家在桥上街的老宅，他大概有很多年头没去过了，我的五个妹妹先后嫁了老宅附近的人家，她们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母亲一边。父亲见我这个长子好说话，只有我这个唯一的儿子每月不忘给他寄生活费。父亲到我家时，不敢把姨娘带来，直到有次姨娘很无聊地站在我楼下的墙根，被我发现后好说歹说揪了上来。小米叫爷爷时，父亲很开心。父亲到我家时，总捎点海鲜。他烟瘾大，笑得一咳一咳的。书琴对父亲爱理不理的，父亲掉在木地板上的烟灰，她收拾时总是气呼呼的，父亲不敢拿正眼看儿媳妇，他看我时露出一股无奈的神情。书琴常在我面前说，你爹都老成这样了，还在外头挂了个“老姘”，让她在娘家丢尽了脸面。从此父亲来儿子家，像远亲似的难得走一回。
我的岳父是个山东南下干部，水洋解放后留下，做成了卫生局长的官，现在虽退居二线了还享受副处级调研员的待遇。书琴看不起陈家，我的五个妹妹不是就近嫁给了农民，就是做了小商小贩的老婆。好在我在县志办工作，也算是个吃皇粮的，当初我舞文弄墨，在水洋小有名气，书琴写些咏小草露水之类的散文小诗，所以我俩很快就生米煮成了熟米饭。成家后，她有点追悔莫及。父亲与姨娘生活在一起后，大多是我往返于城乡两地，送点钱给父亲用。书琴摸不清我稿费收入的真实情况。
中堂，父亲的遗像下方吊了只黑纱球。因为照片是翻拍放大的，照片里穿中山装的父亲有圈泛黄了底晕。照相馆的师傅摊了摊手说他只有这能耐了。好在父亲的音容笑貌大致清楚。特别是父亲的双眼，黑白分明，仿佛半个世纪的时光都难以磨灭。母亲虽有点耳聋眼背了，但她的记性还好。她一眼认出，我从父亲的皮箱里翻寻出来的二寸照片，是父亲订亲时照的。这张照片通过媒婆之手传到未出阁的母亲手上，所以至今母亲印象深刻。外祖父过世不久，母亲的肚子里有了我。当年，媒婆告诉我父亲说，西街苏记桶铺的小女苏秀英的美貌像戏班演苏小小的那个名旦，正好苏小小也姓苏。所以父亲拍订亲照时，笑得合不拢嘴。父亲鼻梁高挺，眼珠子发光。父亲本来英俊，加上有副好心情。我的相貌如此出色，一半是光大了父亲的基因。
父亲此刻的真实遗容在城外三十里地的沙埠。那里月牙形的海湾有成片成片的黄沙，淡化了的盐碱地上，生长着梨树，蒲草，甘蔗……父亲跟一个名叫孙海珍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父亲的家破裂成了两半。
坐上小火轮，我赶往我们水洋县内唯一不通陆路的水道。两岸渐渐浓密了的蒲草，在秋日下，枯黄得像要燃料自己。风咸腥起来，水在浑浊中。
这条水路，自我身体开始发育起，因为有了姨娘，从此与我与陈家有了联结。
陈家突然要把父亲遗体运回甚至抢回，千斤重担压在了我这个惟一孝子的肩上。
我不知道如何面对父亲的另一个女人，即我母亲的敌人：姨娘。
小火轮慢得真该封存到博物馆去。巷道一样窄的船舱里，弥漫着臭鱼烂虾的气味。坐在我对面的鱼贩，脸膛像腌肉似的红，两只鱼桶挤在铁梯一侧，挤占了通道，他把脚搁到了桶上，打起了拉风箱似的呼噜。我紧缩着身，难以伸展双脚，不时被不同尺码的男男女女跨越过去。唱道情的老乞丐拍着道情筒，从一鼻孔中挂下一串长短伸缩的鼻涕，乘客摸出一枚硬币扔到地上的瓷碗，当的一声。女报贩在舱里窜来窜去，脏乎乎的手，在兜售零食的同时，冷不丁来到我面前，掀起她的外衣。她的腰间插满了花花绿绿的杂志，像活女人体的展板。
我恍如穿过时光隧道，一下子倒回到黑白电影里。
（父亲拉着叠了三层酒坛的板车，蹬圆了小腿肚，呼哧哧地喘着气，两只轮胎几乎扁成了未充气前的形状。父亲像开往山顶上不断喷烟的火车头。他拉着板车一步一步地向桥坡上挺进。
父亲的后背上晃动着阳光，湿漉漉地闪亮，青筋在紫红的肌肉间鼓凸了出来，如小河涨满了水，父亲的汗水叮叮当当地砸在光溜溜的石板上。
板车翘立在五洞桥桥上中央，父亲宽大的短裤头在风中飘荡。他双手抓起铁皮桶，把头伸进桶里，如牛头钻入河中，喉节像只球在水中滚动。桶在父亲的手中变轻，父亲的肚皮在变圆。父亲叉开穿草鞋的双脚底下，一列运砖的船队在汽笛声声中，仿佛就在父亲的裆下穿过。半只落日在前方一溜灰蒙蒙的瓦檐上。
天色渐淡，父亲的胸前系上了一块围拦，他抱着酒坛，板车上的酒坛一只只被搬进了充满酱油味的烟杂店的后间，两只轮胎渐渐鼓起了气。店主老唐摇着蒲扇，光光的圆肚子在敞开的对襟衫中突出。父亲收起围拦，拍拍头，他的胸前有道酒坛印。店主老唐摸了把钞票，压在柜台上。老唐笑成了弥勒佛，捏了把锡酒勾，揭开了压了沙包的坛口，勾出黄酒倒在碗中，又从柜台上卧成一排的玻璃瓶中抓了几粒五香豆。老唐说，喝碗老酒，德顺。父亲一口气喝光，几粒豆在父亲的嘴里嚼了下。
父亲抓了柜台上的钞票，一脚跨出了门槛。）在我坐在地上，把地上的鸡屎当作蕃薯粥乱抓，塞进嘴巴时，母亲给了我一巴掌：田都分给了长工，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祖父气得吐血咽了气。父亲一夜之间从地主大少爷变成了穷光蛋。父亲底下有六个未成年的弟妹。父亲脱下长袍和翻身的长工一样，下到地里干活。父亲扛着锄头回家唉声叹气，父亲的手只会打算盘，很快磨出了血泡，接着变成了粗砺的茧。
美孚灯下，父亲抽起了祖父留下的雕花烟斗。祖母抖索着手，从怀里揣出包了一层又一层的一根金簪，祖母横插在后髻中的那根金簪在祖父气绝身亡后不见了。祖母说，德顺啊，家里只有这根簪子了，它是我们陈家的救命稻草。
陈家分到手的田，原本是陈家田契上的九鳞一爪。陈家本来是靠收租过日子的，现在的陈家人跟着翻了身的农民一样，下田干活。眼看过了收成季节，但种出来的稻子还是干瘪瘪的，被风吹落烂在田里。
祖母说，拉板车可以不用施肥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再说街上开烟杂店的老唐是过去陈家的老主顾。
母亲生小孩就像母鸡下蛋似的，我很快有了五个妹妹，我当起了班长。母亲某晚从挨着父亲的床里坐起，下来要收拾包袱回苏家。父亲一把抱住母亲。母亲嚷着：要分家，要分家……父亲用手捂了母亲的嘴，母亲扳不动父亲的手，只好用了牙齿，母亲的嘴脱了出来：我偏要叫，偏要叫……隔壁传来了祖母的咳嗽声，祖母咳得一天比一天重了。父亲一脚把母亲踹到地板上。母亲就哭个不停：地主打小手工，地主打小手工。
我曾开桶铺的外祖父成分是小手工，比陈家要硬多了。
父亲从祖母的屋里出来，母亲说今天拉板车挣来的钱少交了5角，母亲让父亲要回来，母亲以为这5角钱也交给了祖母。母亲说：家里还有八张要吃饭的嘴。
父亲的5角钱花在了老唐的烟酒店，他喝足了酒还带了一壶回来。父亲嘴里的酒气很重。母亲天天要父亲与祖母分家，父亲是夹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酒使他会忘了气的。伍角是当时一斤米的价钱。母亲说，你还有心思喝成醉鬼！祖母咳嗽着敲了敲板壁。父亲指了指母亲：再说一句，把你扔出窗外。母亲解下辫子，披散了头发：我不怕，我不怕。
你以为我真不敢扔！父亲抱起母亲跑到窗口，做了个扔的动作，却把母亲扔回到床上。父亲说他到灶间取酒喝，等把这壶酒喝了再来收拾母亲。我抱住父亲的腿，说让我来取酒。我到灶间把锡壶里的酒换成了醋。
父亲一口气喝光后说，仓满，这酒怎么有点酸！第二天一早，父亲一把将在床上另一头的我，老鹰捉小鸡似的凌空一抓：仓满，小兔崽子，好，我的好儿子，我知道你给爹壶里的酒换成了醋，你要是昨晚真给你爹倒上了酒，你娘说不定昨晚就睡在瓦片上了！我说，娘还在床上呢！母亲躲在被窝里吃吃地笑，快忍不住了，干脆掀开被头放声大笑。小妹哭着要吃母亲的奶，母亲已有好几个夜里没跟父亲睡在一起了。这张雕花床是母亲的嫁妆，母亲的嫁妆还有三十六只大大小小的桶，外公真不愧是开桶铺的。母亲是苏家的小女儿，母亲在苏家时只会做女红。到了陈家一年后，母亲不再是大奶奶了。她学会了冬天一早来到结冰的河面，敲出个窟窿，洗尿布。木锤锤得震天价响。双手冻成了红萝卜，就用嘴呵出热气。过年了，我们穿上母亲做的新衣，和她挑灯纳鞋底不知赶做了多少个夜才赶做出来的新鞋。我们自豪，我们的新衣新鞋不比别家的孩子差。
这年，外祖母也过世了，母亲分到了苏家的两间老屋，母亲的上面只有一个姐姐，苏家没儿子。父亲开始打母亲卖掉苏家老屋的钱的主意。父亲说到省城学裁缝，速学班只需两个月。母亲想了很久后说，学裁缝可以，但要分家。她不想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要养小叔小姑。
小火轮在河中转来转去，慢悠悠的，每隔几里地，就到了埠头停靠。船离埠头时，还有赶船的乘客跳上船。船老大喜欢把女乘客接到怀里，揩油了半天不松手，引起乘客们哄笑。年轻点的乘客，羞红了脸：年大的乘客嗔怪道：还抱着老娘，奶水没吃够啊！小火轮划开了波浪，水草丛的小虾惊得乱跳。水鸟在空中忽地钻入蒲草中。
我背着大刀夹在学生队伍中，一齐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父亲的裁缝店门口坐满了人，看学生上街游行。
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余兴未尽，将木头大刀向父亲头上砍去，被父亲一把夺了下来。父亲一把将我书包里的课本倒在案板上，只有两本书和一本语录。父亲的脖子上挂着皮尺，母亲坐在车头锁钮扣眼，袖口插着一枚粗针，吊着线，刚刚学会走路的妹妹在店里店外跑来跑去，小妹坐在竹椅里吮指头。
父亲说：“课本上的字全是语录本上抄来的，你爹你娘起早贪黑挣来的钱全打了水漂漂。”父亲念过私塾。父亲拿杜甫的诗考我：“一行白鹭上青天。”我把“鹭”字写成了“路”。
父亲又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写成了“猪”门。父亲的量衣尺打了过来，一下，二下……砸在我屁股上，给母亲夺了去：“家里只有这根苗！”父亲叹了口气说：“你这读的是哪门子的学，还读小学五年级快升初中了。你爹读了半个月的私塾就会写这些字了，会做诗了。”“爹，你这是封资修！”父亲拿起尺子要打我的手掌心，我拔腿就跑：“地主要打红小兵了！”四月的田里，梅雨像吃了泻药泻个不停。苗子青青，我家八口似农非农，队里折作一半粮票，凭粮票上粮店买米二角六分一斤，另外一半到黑市上买高价粮是七角一斤，家里的粥越喝越稀，我的肚子是撒了一泡尿就空了。春夏之交，裁缝店门可罗雀，只卸了中间的一块门板。一家人躺在床上省力气，母亲只让我们一家一天吃两顿。小妹哭得直抓母亲的胸，母亲没了奶水，小妹怕是饿坏了。母亲踢了蹲在地上捏着烟斗吸的父亲一脚：“大男人整天闷在家里唉声叹气，不去找门路，你让一家人全饿死啊！”父亲回来时天已黑，他身后牵了两只羊，一公一母。父亲把牵到老屋后跟我说：“这母羊长奶，奶水卖钱也可给你娘吃，你娘吃了有了奶可喂你小妹；有了公羊，母羊可以生很多小羊，小羊大了又变很多……”“爹，这是羊，不是鸡！”“就你嘴多，羊比鸡值钱多了。你爹给家里搬了座金山回来，往后你们不用喝稀粥了！”“爹，拿什么喂羊呀？”父亲狡黠地笑了笑：“田里的稻，桔树上的叶子，都是生产队的，又不是社员自己的，社员争的是队里的工分，工分按劳力算，定了工分，干多干少都拿这工分了，你想想——”“爹，那我们家不就成了破坏生产的地主吗？”我想起语文书上有地主搞破坏，被红小兵捉住的范文。我痛恨我爹的成分是地主。
“你爹是地主，你是红小兵呀，所以这羊就交给红小兵牵，红小兵让羊吃队里的东西，红小兵能反贫下中农吗？”母亲割了箩草，兴冲冲回来，给羊吃……父亲把收奶站的孙阿姨偷偷叫了出来，把揣在我怀里的牛皮纸包塞给她。父亲介绍道：“我儿子叫陈仓满，快叫孙阿姨。”我不高兴地叫了一声。孙阿姨剪了齐崭崭的三八式短发，脸上长了几颗芝麻似的雀斑。孙阿姨拉着我的手说：“你儿子长得一半像你，真漂亮。”父亲抖开牛皮纸，露出了月白蓝的百褶裙：“我目测了一下你的身段，估计八九不离十。”孙阿姨拿裙比划了一下，啧啧赞道：“合适，合适，想不到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以后我给您带点生意来。”孙阿姨陶钱，被父亲一把推了去：“你在奶站工作，人多眼杂，让工人们看见了不好，以为我是腐蚀工人阶级。你穿了我给你做的样板裙，等于为我店里做了宣传。”并一把拽了我过来，“叫干娘。”我扭捏着，父亲揪了我一只耳朵，痛得我叫了。孙阿姨欢天喜地说：“我没孩子，这孩子长得乖生生的。来，来呀，干娘给你买包五香豆，这就对了。”听说有五香豆，我就左一声干娘右一声干娘，叫得热火朝天了。
父亲临走时对孙阿姨说：“我店里忙，离不开身，往后仓满来送奶，你给照顾一下——”“没问题，我也可以天天看到干儿子！”……一放学，我把两只羊吃得肚皮滚圆回来。母羊的奶子都快坠到地上了。母亲挤干了奶，父亲让我往奶桶里掺水，我加了一木瓢，父亲让我再加，我气呼呼地将木瓢扔到水缸里。
父亲一边加水边说：“奶站是公家的，好比羊吃的是队里的谷子桔叶一样。这样吧，你每次送奶回来，爹给你一分钱奖励。”听说有一分钱，我跳了起来。一分钱可以买包五香豆呀！冬至，雪花纷飞，天快亮时，我听母羊咩咩地叫。羊栏做在屋后，父母亲赶衣做到清晨，就睡死了一般。母羊流了一地的血，死了。我叫父亲母亲叫了半天。
父亲跺脚哭了：“完了，完了……”母羊生的小羊们也被冻死了。公羊叫得比哭还难听。
不久，公羊也像关在鸟笼里的雌雄鸟类一样，因为痛失老伴，也郁郁寡欢，吃不进草料死了。
母亲恨恨地对父亲说：“天杀的，陈德顺，你的蛋变鸡，鸡变蛋，都变成王八蛋了！”（太阳从江对岸跃了进来，水鸟拉出丝丝缕缕霞光来。堆在江边的空奶瓶熠熠闪亮。
父亲的脸部罩了防毒面具，如猪八戒的鼻子，只露出双眼。父亲戴了印有“抓革命促生产”红字的白袖套，不时把细长的温度计插入热气腾腾的大瓷桶中。父亲的脸在热气里时隐时现，眼睛被热气刺激得流泪。母亲戴着口罩，从仓库里出来，端着铜盘秤，将白色的氧化镁粉倒入瓷桶里。父亲朝我比划了一下手，我拉了拉口罩，朝烧得通红的铁皮炉中扔煤球。
哨子挂在孙海珍凹得很深的胸前，她站在高出地面尺把厚的土堆上，注视着拿搅拌棒搅的父亲。风撩拨着她的短发。车间里的工人边拣着羊毛色的玻璃纤维，边谈笑着。工人们都戴了口罩，墙壁上刷了“工业学大庆”的标语。飞出几根羽毛似的纤维，落在孙海珍的头上，被她一把揪下。
父亲摘下面具，孙海珍吹起哨子，像生产队社员下田干活。
瓷桶倒出带红的粘乎乎的液体，液体浇在白羊毛似的纤维上。孙海珍蹶起了圆屁股，她戴了胶手套的双手搓揉了一会儿，马上有人接着干，一盆又一盆。
夕阳坠在江面上，工人们把竹竿上晒成金黄色的树脂，收包，打好。然后鱼贯而出。）我的姨娘与做船老大的丈夫只过了三天的新婚生活，她的新郎倌带着渔业大队的捕鱼船遇到了台风就回不来了。这次海难使整个村庄半数以上的女人开始守寡，那些丧夫的女人们哭得昏天黑地，在海边烧了一堆堆纸钱牵着狗叫魂，叫了三天三夜。队里派人出海四处寻找尸体，均无功而返，只好做了纸扎的稻草人，代替真尸葬了。丧夫之痛的妇女小队长孙海珍带了几个要强的寡妇毅然代夫出海捕鱼，她的先进事迹很快被县农业局标为渔业战线的“铁娘子”，抽调到县农业局参加宣传突击队工作，准备再接受组织考验。只读过初小的孙海珍到局里后只有一身的力气和革命热情，几次在政治动员大会上念错了讲稿，好在她根红苗正，只受了党内警告处分，但转干的机会就变得很渺茫了。于是她主动请缨下到奶站做了一名普通的收奶员。渐渐地被热衷于政治运动的领导们淡忘了，她也做日“尼姑”撞日钟了。
父亲爱带上我作掩护找孙海珍，拿儿子攀上的干娘的关系，我也乐意到奶站把空肚皮灌圆了奶。他重新买羊的打算被母亲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母亲怕这钱又打了水漂漂——羊肉没吃到倒弄了一身臊！姨娘也担心羊奶掺多了水迟早会露出马脚。
父亲说六个孩子大了起来，饭量跟猪吃粮似地长。我当场抗议父亲把我比作猪的其中之一。姨娘连忙护了我，但她调笑说你老婆挺能生的。父亲笑了笑说，这事不能光怪她，政府让女人们放开肚皮生，现在突然倡导要“计划”了，忙刹车都已过了十万八千里了。这回不光是我两口子不想生了，队里也怕再贴粮票，所以他去做了结扎。姨娘立刻笑到仰倒在床上，姨娘床头的墙壁上贴了花花绿绿的样板戏图片。
奶站静得只听见姨娘亮脆脆的笑声。工人大多是城里人，住集体宿舍的人很少，住在西头男寝室的几个人是临时工，干的是搬运奶桶的活，常被姨娘支得低眉顺眼，大气也不敢出，其中一个是劳动改造的“走资派”。她笑够了，手指着我父亲说怎么“绝”的是你！我父亲做了结扎，这事让我也被同学们取笑，我又一直不敢问父亲母亲，盖因大人的事小孩子问多了讨打。我父亲说，男人极少做绝育，可以拿县里队里双份补助，他是牺牲了自己，养大孩子。
姨娘顿时为我父亲的壮举深表同情，她提出要带我跟她过，为他“减负”，同时她确实喜欢我。我连忙拍手称快，我可不要老喝稀粥，要喝羊奶牛奶！父亲为难地说：“陈家只有这么个独子，怕是……”“怕我娘不肯！”我接口道。
父亲凶狠地瞪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说：“我这儿子仗着有你这个干娘护，越发胆大了，其实，其实……一瓢水解不了这么多张嘴的渴。”姨娘想了一会儿，忽然脑子里像黑夜中射出一盏电筒光：“我倒有个一块石头砸中两只鸟的主意，反正奶站尽做赔本的生意，这年头城里有几人喝得起奶的，这些奶大多送了院子里的干部，说穿了是局里拿钱来养这帮家属工。站里倒有个现成的走资派，叫老刘，原是省里下拨下来的化工厂的工程师，再分到我们这儿劳动改造，我看过他的档案，正巧此人改造结束，需要站里给他写鉴定，见了我这党小组长，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让我放他这把老骨头一马，好早点回省城与他老妻团圆，其实此人我待他不薄，不知此人能不能给我们掏点本事，我也想干点事业出来，老这么不香不臭地呆着也不是个办法……”1975年秋，我的父亲在孙海珍的牵头下，从老刘那儿偷学来了酚醛树脂的配方和工艺。手艺人跃身一变，成了水洋镇塑料胶木厂技术员，母亲也随夫做了父亲的帮手，两人掌握着工厂的核心技术。父亲看着晾在竹竿上染成金黄色的纤维，经过土压机压出的玻璃钢水管节头，老刘把它摔在水泥地，又用铁榔头砸了几下，见固若钢铁，夸了夸父亲说已出师。老刘穿上父亲给他做的藏青色中山装，母亲第一次隆重招待贵客，也为老刘饯行，炒出一个个令我口水直流的菜，即将成车间主任的干娘不时夹了菜塞进我的嘴里，令不能上桌的妹妹们眼红。
父亲每月有八十多元的工资，母亲的收入顶多是父亲的一半，我和妹妹们不时可以吃到母亲一元六角一斤买来的做成香喷喷的红烧肉，米饭干得有锅巴，父亲美滋滋地呷着母亲让我打来的加饭酒。我吃饭的速度已一度不再狼吞虎咽了。
（夜里，风雨雷电并发，像一个打摆子的人一阵昏厥。上午，云收雨敛，天空不见一丝彩云。江边的桔树静得不见在风中的形象，连江面也似一面擦得一尘不染的镜子，万道阳光齐刷刷射进水的深层。夏蝉不甘寂寞，憋了很久似的，叫个不停。
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某个上午，樟树下大队一批青壮农民用锄头铁锨砸烂了胶木厂。奶站变成了胶木厂，附近的农民闻不到奶羊，飘出来的是毒气，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被呛人的气味弄得流涕流泪，更主要的是奶站的转行，使樟树下大队的奶牛奶羊的奶断了销路。这年秋天，国家揪出了四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县里整天忙于政治运动，无暇顾及“农民砸厂事件”，我们一家的生机又陷入了困顿。）小火轮停在月牙形的沙埠港。此时正是潮平，渔船桅墙林立，海风充满咸腥味。
渔民挑着银光闪闪的鱼篓从踏木板上岸，被接鲜的鱼贩子吆喝着过称。硕大的秤砣压不住树枝般粗的秤杆，翘了起来，直挑落日。港口外，挖沙船一爪一爪挖出金黄色的沙子，堆在岸边。
父亲此刻躺在姨娘的屋子里，四周放了正在升华的干冰，冰块置在木桶中。香烟袅袅。门口堆了缀着圆浮球的鱼网。屋前一块梨树地，梨树前方的青砖窑烟囱口，升腾出丝丝缕缕青烟。
多年前，我干娘孙海珍站在胶木厂四周是一片狼藉的土堆上，她胸前的哨子不见了。孙海珍对一脸沮丧的我父亲说，她在水洋呆不下去了。我父亲抽着雄狮牌香烟，坐在曾被农民的锄头砸扁了瓷桶上，来了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咳嗽。他呼了很长的一口气，说：“我也不想开自己的历史倒车，我从地主少爷，变成农民，小手工，到工人阶级，现在……”孙海珍说服沙埠渔业大队干部，把晒渔场的另一半辟出来，成立了队办胶木厂。
父亲领着一家人坐在开到五洞桥岸来迎接的渔船，一路征发，像远征军，来到了沙埠。
我重新回水洋城里读高中，从化学课才知父亲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父亲满怀新的希望，在孙海珍老家办了胶木厂，渔业大队为此抽出了当年一半的收成，原指望会给队里带来滚滚的财源。不想父亲做出的酚醛树脂全变成褐色，经土压机压出的水管节头布满了裂缝，像两张不能粘连的皮，摔到地上，全是粉末。父亲带着困惑去了趟省城，却带回了那位工程师老刘不久前已死的消息。就像无法医治的癌症，父亲翻遍了手头仅有的化工书，只能含糊其词：是沙埠的海洋性气候，改变了树脂的分子结构。它里面有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却不得其详。母亲与父亲吵了几次架后，一气之下回到桥上街开裁缝店去了，让我的大妹辍了学做她的帮手。
父亲决心找出导致他失败的原因，孙海珍不顾乡亲们的唾沫淹没，用她织鱼网挣来的钱，支持父亲继续做试验，直到有天我对头发斑白的土技术员的父亲说，化学课本上讲，海风里的水分含有镁钙等卤类分子，所以是沙埠的海风改变了树脂的固性。我父亲听我说后，颓然一倒。
我的父亲像大病初愈似的休整了很长一阵日子，开始带着姨娘来到水洋找遍了所有的化工厂，试图把他的这门技术卖一笔钱。他跑断了腿后，才知现在新兴的塑钢比他原先做的玻璃钢既便宜又轻便且不亚于其固性。
我的姨娘省吃俭用，支持父亲购置原料和资料，研究出新一代的玻璃钢。我的母亲曾在离开沙埠前就向父亲发出最后通牒：“陈德顺，你要么回到水洋重开裁缝店，要么一辈子留在麻子那儿！”母亲嘴里唠叨了一年多“你爹跟了麻子寡妇，要疯了”后，渐渐地把父亲淡忘掉了。父亲差不多闭门不出，关在姨娘家的后院小屋里。我每次前去探望，都为父亲屋里堆得瓶瓶罐罐所散发出的浓浓的化工气味，不敢久呆。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我害怕他的躯体某天会像制造炸药的人遇到爆炸一样血肉飞碎，腾空而去。而我那傻乎乎的姨娘总像痴情少女似的充满甜意地望着父亲那有点佝偻的身影说：“你爹会成功的！德顺你说呢？……”很多年过去了，我的女儿小米长大了。在父亲快做八十大寿前夕，我撰写的《水洋县志》出版了，县政府给了我一笔不菲的奖金。我并没有如数交给我的妻子书琴。我做通了已长成大姑娘了的女儿小米，运用她在做税务工作的便利，说服水洋县第三化工厂厂长，假装买下父亲新一代的玻璃钢专利。父亲在举行隆重的交接仪式会上，接过我使了手脚的一万元奖金——其实是我的。父亲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的妹妹们第一次与父亲在寿宴上欢聚一堂。这天，姨娘扶着已酩酊大醉的父亲，如同女人对心爱的男人多年期盼终结丰硕果实那样，迭声赞叹父亲一生聪明能干！现在，我望着青窑飘出的缕缕青烟，此刻父亲的遗体正在窑内火化。我确实想不出父亲应归属给哪个女人。在与姨娘面对面枯坐了一天一夜后，天色已晓。我突然萌生出这个虽说对母亲可能难以接受的主张。也许在今天沿用土葬的水洋，在桥上街老宅焦急地等待运回父亲遗体准备落材的节骨眼上，我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将火化后的父亲骨灰，用铜盘称称，分作两份，每份分毫不差，一半留在沙埠，一半带回水洋。
我的姨娘孙海珍奠完第三遍酒后，嗓音突然清亮了起来，她充满水一般的柔情说：“你爹一生聪明，却很劳累，他临去时，总算有了打盹的工夫，还吃了半只香甜甜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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