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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十字街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一个十分含糊十分陌生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
当时我并没有停下我的自行车。我只是放慢了车速，回头看了一下而已。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那个声音既含糊又陌生，应当不是熟人。
因为是正午，大街上空空荡荡，寥无人迹，绝少车辆。交通亭可怜而又孤独地立在夏日的阳光里，它也空着。我因此怀疑自己的耳朵，并准备扭过头加大车速而去。这时候就从交通亭那边转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她看到我只是回头张望却并不打算停车，便明显的有了急切，一手握着车把另一手扬起来算是打招呼的意思，并且再一次叫着我的名字。
我只得跳下自行车，转过身等她靠近。
前来的女人竟然是我三年来未曾见面的同村老乡苏小琳。
应该说苏小琳的打扮在我的想象之中。一顶彩色花边遮阳草帽下，一头漆黑的长发披散下来，亮丽而有光泽，映衬得那张五官恰到好处的粉脸分外迷人。苏小琳的耳朵上、脖子上、手指上自然都有些闪光且昂贵的金属。一副淡紫色框架的女式墨镜很随便地挂在她的两只丰乳之间，令人很有一些坏的想法，或者，那墨镜可以变成我的两只手。她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裙。我对裙子素无深刻的研究，不知道她的这种算是“超短”还是“迷你”。不过我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很不道德的念头：假如我装作系鞋带而弯下腰去，我想我直起腰来就能准确地说出苏小琳当天穿的是粉色裤衩还是紫色裤头。
审视苏小琳的这份艳丽，多年以前的那首儿歌瞬间在我的耳畔响起：基建队，花汗衫，屁股上吊的是铁链链；买洋碱（肥皂），洗X脸，肚子里装的是红薯片。
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时候苏小琳尚且有着对美的追求，那么现在，当然更应该如此。
于是，我夸张地惊喜着说，啊呀，是我们美丽的乡亲们。并且不怀好意地紧握了苏小琳白皙而温软无骨的小手长时间不放。
苏小琳就灿烂出一副令人陶醉的春天般的微笑。
接下来却是一套俗不可耐的通常问候。
我们很自然已经将车子移到了街边的绿树底下。我想这么多年来苏小琳的皮肤已经不能承受这种夏日正午的骄阳了。
苏小琳开合着两片红唇说了许多漫无边际的废话，埋怨完我调上城来也不去她家玩之后，苏小琳很小心地说，求你帮我个忙。
我笑着说，你别折我的阳寿了行吧。局长的太太还会有事求我？苏小琳正了脸色说，谁跟你开玩笑啊！咱们是老乡，我跟你说实话呢。
我说，那你说吧，什么事？凡是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帮。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会有事求到你们那位胡局长的头上呢。
我一答应帮忙，苏小琳倒显出犹豫的神态来。这个我明白，多少年了，我求人办事都这样。别人不答应，我还有软磨硬缠的余地；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就会背离了原来设想好的语言与动作，开始在心里重新设计，就显出犹豫来。
苏小琳用手把玩着墨镜，下了一番决心似的说，如果这两天胡书记打电话问你，或者遇上你问话，你就说我昨晚上在你们家，11点才走。
你搞什么名堂嘛。我很不明白。
哎呀！苏小琳急得跺脚。说，你到底给人帮这个忙不帮？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你就帮我这一次。求求你。他要问，你就这么说；他要不问，当然更好。
我从心底里笑起来。兴奋像一杯滚烫的开水顺着我的食道而下，扩散到全身，令我有着了一种微微的颤抖。明白了。如果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我这三十几年不是白活了吗？但我没敢笑。我甚至连一点儿笑的影子都没有流露出来。我装作很淡然很随便的样子，像一个三岁半的孩子一般听话地说，知道了。不就一句话吗？你放心，下午上班了我给胡局长打个电话，就问你昨晚上回去是否受了凉。昨晚上不是下过一阵雨吗？苏小琳的脸一下子像一朵花似的妩媚起来，用她的小手拍打着我的胸膛，兴奋得娇叫了。她说，啊呀，还是你聪明。那，得好好谢谢你。什么时候，我请你吃顿饭。说定了。
苏小琳转身上车。像是一阵风，来也突然，去也迅急。
我，站在夏日正午的绿荫之外，眯着眼睛看苏小琳远去的背影。苏小琳说的胡书记，我说的胡局长，其实就是苏小琳的丈夫胡国栋。不过她说的是旧称，我说的是新职。
苏小琳年轻的时候，那真是飒爽英姿。
17岁的苏小琳是我们公社的第一大美女。高中毕业后成了我们公社女子基建队广播室的播音员。那个时候剪着短发，着碎花衬衫，穿国防绿的裤子，却偏要在夏天不下田的时候也挽起裤腿，露出一截白里透红的小腿耀了人的眼目。
我那时候在公社男子基建队里“服役”。整天跟她们女子队搞一些很适合当时形势的劳动竞赛。农闲的时候，一帮子男女，吵嚷打闹，点灯熬油，排练一些《一双草鞋》、《选良种》、《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文艺节目，在麦场或水利工地上演出。
应当承认，苏小琳在舞蹈和歌唱方面真的是有着一些天赋的。就像摄影专业的张艺谋成了名导演一样，播音专业的苏小琳却唱得一曲好歌跳得一身好舞。我们的节目，有一多半出自她的编导。
那时候，现在已是我们县林业局局长的胡国栋才33岁，刚死了老婆，当着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
胡国栋几乎没有书记的架子。他既不喜欢长篇大论地发表讲话，也不喜欢一张报纸一杯茶地呆在办公室里。胡国栋最喜欢到公社的各个单位、各个生产队里去。
当然，如果哪个单位或生产队有着面容姣好的大闺女或媳妇，就去得比较勤一些。
有时候也是为着工作的需要，还要蹲蹲点，过过夜的。一住十天半月，也是有的。
走的时候，常常面黄肌瘦，为工作劳累得疲惫不堪的样子。但更经常的，是到我们基建队来深入深入，指导苏小琳的播音音色和播音姿势。工作之余，便点名要苏小琳“韩英式”地划船，唱“浪呀么浪打浪啊”。每逢这时候，胡国栋就笑一笑，带头鼓掌，连声喝彩。说，好！唱得好！很好地表现了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
而后，重新检查一下苏小琳的播音室，拍拍苏小琳的肩膀，不动声色地走掉。后来，某一夜过去，苏小琳突然就成了“胡书记老婆”。这个转变快得让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尤其是男子基建队里的一些像我一样的年轻小伙子，都心急上火，嘴上起泡，恨不能一刀捅了胡国栋然后自己脖子上挂了绳。有些人甚至后悔哪一次有着很好的机会，却没有把苏小琳给“做”了，保留来保留去，一棵嫩白菜硬是让猪给啃了，现在脑子里只剩下一点儿回忆了。我们都大骂胡国栋不是他妈的个好东西。当然，也只能是在暗地里放光，偷着骂。再后来，苏小琳成了“胡镇长老婆”、“胡局长老婆”。以后的变化，我就只有听说了。除掉三年前我从乡下小学调动进城在县城见过一面外，在老家，从没有见过苏小琳。据人说胡局长很不情愿到乡村的岳父岳母家里去，也不让苏小琳回老家。无论什么年头节下，真的，二十几年了，从没见过胡国栋到我们村子里去过。苏小琳的父母也从来不在人前说起女儿和女婿，仿佛从未有过这两个人似的。
我怀着幸灾乐祸般的好心情在下午给胡国栋打了一个电话。胡国栋却没有流露出什么意外的神气，在电话的另一端像多年以前在基建队里一般地和蔼可亲着。他说，多谢你的关心，没受凉。小琳她忙，顾不上回乡下去看看。你们是老乡，多聊聊，也解解她的心烦嘛，我很理解。你什么时候有空，也来家里玩吧。
去你妈的胡局长吧！我敢肯定，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乌龟王八蛋了。当年你掐了全公社的一枝花，向我们大家伙的心上捅了一刀。现在你却蒙在鼓里戴着绿帽子成了乌龟王八蛋，真叫人解恨。
报应。
只是，苏小琳的那个“他”，为什么不是我呢？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也是几十年的交情呢。我这才发觉，多少年过去了，我对苏小琳的爱仍未从我的心里抹去。
只是因了时间尘埃的覆盖，使它不能闪耀而已。
周末下午，苏小琳打过来一个电话，说是“兑现诺言”，约我吃一顿饭。我口里说免了，但心里却特想看看苏小琳那双光洁的大腿，所以就答应了。
这一次，苏小琳却穿得不那么晃眼了。我虽然在心里遗憾着，但我也很理解。
“色为悦己者容”嘛。我又不是她情人，用不着那么妖艳性感。
环境很好，全封闭单间。
苏小琳的情绪却很糟，这我没有料到。
这顿饭吃得也很艰难，吃了整整两个小时。
苏小琳几乎没吃，只是一味地喝着饮料，抽着香烟。
我吃。吃得极其老实，不吃白不吃；也听，不听也得听。
苏小琳说，咱们是老乡，又是同学，以后恐怕还免不了要你帮忙，所以我也不想对你隐瞒什么。说了，也不丢人。你不知道，胡国栋不是个东西。是个老驴，是个畜牲，怨不得我这样对他。
我一边吃一边点着头，想起一本书上的一句名言：一个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男人坏话的女人不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妻子好的男人是个好丈夫。
苏小琳说，你别光点头。我知道你其实不相信我的话。可你得听我说。那真不是个人，是个驴。当年他把我……那个了，你肯定清楚，我不是情愿的。
我说，说那些干啥？都几十年了。你现在不是很好吗？苏小琳很气愤。说，所以说你不了解嘛。我当时也想过，人家是书记，咱扳不过人家；家里人呢，知道事情已经那样了，也清楚胳膊拧不过大腿，就把我推出门了事。可这么些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停住了我可恶的吃相。说，你不是好好的吗？除了没孩子，你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要权，胡国栋大小也是个局长，行了。
对。我想也对。苏小琳靠在软椅上，吐一口烟，呆呆痴痴地说，别人想的也对，我要什么有什么，应该很幸福了。起初，姓胡的对我确实不错。我发泄着要这要那，他都满足我。去哪儿开会，都带着我，说让我见世面长见识，还给我安排了最轻闲的工作。可后来，变了。尤其是知道了他有病，不能生孩子之后，变得连个野兽都不如。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生孩子？查了，精子有问题。
嗯。我继续吃。心里很高兴。
苏小琳接着说，我原先不知道，以为他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能生孩子心里憋得难受。可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了。每一回都能把人折腾个半死不活，还全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地方。你想，我一个女人，我的苦给谁说去？又怎么说得出口？我听出名堂了。性变态，虐待狂。敢情报刊上整天乱写，还真有这样的人。
苏小琳低了头，近乎抽泣了。说，后来我读了一本书，才知道……他是变态了。
而且我也知道，他在外面跟林业局和几个林场里的女人胡搞，我受不了。
那你为什么不提出离婚呢？我问。
提了，可有什么用？我一提离婚，他就跟疯子一样，不是把我打得半死不活，就是拿刀要杀我。你看。苏小琳近乎无耻地撩起了裙子，露出大腿根儿。这一次，我看清楚了，苏小琳穿的是一条镶了花边的白色收腹紧身裤衩。但奇怪的是，我当时却没有一丝性的冲动。我看到大腿根部有几个核桃大的紫黑肿块。苏小琳放下裙子。说，我完了，我想要死。可他不是跪着求我原谅，就是威胁我。他说我要是死了，他要叫我全家不得好活。反正他无儿无女无牵挂。苏小琳仰起头，拿起餐巾纸抹了一把脸，有了苦笑。说，不过，后来我想通了。20年了，我不过是姓胡的个玩物，是开会、外出给人夸耀的个花瓶。既然他这样对我，又在外面胡搞，我为什么不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呢？所以，那天你要我给你打掩护？我问。
苏小琳点一点头，脸上有了些红晕。说，已经两年了，是在舞场上认识的。他人很好，是个工人，还没结婚。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就这么拖着？过一天算一天吧。原打算偏让胡国栋知道，逼他离婚。可“他”不同意。说弄明了可能会更糟。“他”无权无势，可能斗不过姓胡的，或者姓胡的狗急跳墙，弄出事情来，我们都受不了。我想也对，就找借口不给胡国栋说实话，隔十天半月跟他在舞场里见一面。
全明白了。但我隐约觉得他们恐怕不是“隔十天半月在舞场里见一面”那么简单。
不过我来之前真不知道同乡苏小琳这些年过的是这么一种生活。凡是过去在基建队里呆过的人，尤其是女子队里的人，只要一说起苏小琳，没有一个不热眼和羡慕的。
可见，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幸福有时候是多么地掩饰着遭罪。
临离开的时候，苏小琳不好意思地掏出两张电影票给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看到两张电影票里夹着两张“圆梦歌舞厅”的票。苏小琳说，今天晚上再请你帮一回忙，给你两张电影票，你跟你女人去看场电影。我还给姓胡的说去你家。我可是把身家性命都押到你的身上。你要保密，不能给任何人说。尤其是吴自如，你的那个老同学，他就在林业局里。
我说，我明白。别说吴自如，就是我老婆，我也不会说一个字。
苏小琳甜甜地一笑。
他妈的，37岁的苏小琳笑起来比年轻的时候更富有迷人的魅力。
我乐意给同乡苏小琳帮这个忙。打心眼里乐意。
星期一，我用准备了整整两天两夜的漂亮措辞回答了胡国栋似乎是无意打来的电话。我一边幻想着苏小琳跟她的那个他的种种刺激火爆、下流透顶的做爱场面，一边跟胡局长在电话里侃着苏小琳的贤惠端庄和电影的精彩。
胡局长打着哈哈和蔼可亲地听着。
这之后，又有过两次苏小琳“晚上来我家”的经历。当然，这些事情我妻子是一无所知的。不过她对我突然热衷于“看电影”有着怀疑。她说，放着电视不看，花那个钱干啥？我不得不说是同学朋友送的票才成。反正，她不能在家的。万一胡国栋找到我们家里来，家里有人，阴谋就会破产。只能让他回回都吃闭门羹。
只是，隐隐叫人担心的是，这两次，我同苏小琳设计了那么好的套路与台词，竟一回也没有派上用场。胡国栋似乎已是个不存在的人物了。
临近期末考试，学校里的工作既紧张又忙乱。这天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同学吴自如找到办公室里来，说是下学期想把他的儿子转到我们学校。事情说完，就坐着抽烟。烟雾缭绕，都说些闲话，可是看情况他还有话要说，我已经隐约感到了他要说什么。送他出去的时候，在楼底下，他转过身对我说，有件事，我想了又想。
不说是对不起老同学。说，你们办公室里又不方便。我在这里长话短说。你接受不接受，我说完你自己决定。
我已经猜到了。果然，吴自如说，你可能不知道，胡国栋的局长当不了几天了，这一次他从省里开会回来就要宣布免职了。
怪不得好长时间不曾见胡国栋问询苏小琳的动向。
吴自如接着说，胡国栋有个政敌，就是我们现在的副局长，正四处搜集胡国栋的把柄。羊坊、草洼几个林场的女工连胡国栋强奸她们的诉状都写好了。我听说你跟苏小琳……我说，我跟苏小琳没什么。
吴自如脸上有着怀疑的表情。说，老同学，我是给你说实话。我听我们局里的人说苏小琳同她的一个老乡搞上了，还是个教师。不是你，能是谁呢？我说，那都是捕风捉影的事。我真的跟苏小琳没啥关系。
吴自如叹一口气。说，你跟我说，我信。可是胡国栋能信你的这话吗？胡国栋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整个一个笑面虎，阴险得很。我是担心，那胡国栋万一听信了谣言，又丢了官，恐怕他狗急跳墙，弄出什么事儿来。
这倒是很致命的。似乎这话苏小琳也说过。
送走吴自如，静下心来细细回想，我开始后悔参与到同乡苏小琳的生活当中去了。20年前苏小琳成了“胡书记老婆”，我都没放响屁一个，连她生活的一根毫毛都无法改变，多少年过去了，我这样干，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到底对改变我、改变苏小琳的生活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呢？我开始害怕。害怕于我的幸灾乐祸，害怕于我所扮演的角色。
放暑假的前一天，校长敲开我的办公室。说，你的电话。
我刚一拿起话筒，一股刺心的寒气，透过长长的电线，传了过来：你好啊，人民教师！我是胡国栋。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存在于世，我也不知道我是站立在什么地方。我只能僵硬地回答：我跟她没任何关系，你不要听信谣言。
一阵丧心病狂的大笑之后，胡国栋说，不是我听信谣言，而是你根本不配在谣言中充当一个人物。听着，年轻人，如果你聪明，你就给我说十号、十三号晚上你是不是在家里？你要是再说看电影的话，那你就不聪明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苏小琳，苏小琳，你他妈的在哪儿，叫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胡国栋说，你不用费心去思考了。年轻人，我没有到学校里去找你已经算是给你面子了，别再不识抬举。你再玩花样，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说，我在家里。
胡国栋说，你终于说了句实话。
电话挂了。
我把同乡苏小琳给出卖了。
校长问，打完了吗？我缓缓地放下了话筒，什么都没说。
我当天就回了乡下老家。
八月中旬，一纸法院的通知到庭书，把躲避在乡下的我传到了法庭上。
我不知道同乡苏小琳和她的那个他已在某一天的夜里在“圆梦歌舞厅”内被胡国栋双双杀死。我也不知道胡国栋作为一名杀人重犯已经在押，并已交法院审理。
而我所知道的是，胡国栋在省城开会期间，花了300元雇了一个半大小子，每天每晚监视苏小琳的动向，只是这个半大小子太没有跟踪的经验，好几个晚上只看到苏小琳他们去了“圆梦歌舞厅”，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来，又去了什么地方。
而胡国栋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只不过是在动了杀机之后证实一下这个消息的可靠性而已。
然后，免职待查的胡国栋装作对苏小琳他们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样子，心平气和的呆在家里喝着闷酒，整天昏昏欲醉，让苏小琳完全地丧失了警惕。而他，则像一头巨兽，正伏在深草密林之中，冷眼盯着猎物。那天晚上，胡国栋看到苏小琳三心二意、烦躁不安的样子，知道时机已到，便装作狂饮沉醉，伏床而眠。等苏小琳离家出去以后，他准确地跟踪到了“圆梦歌舞厅”，在苏小琳同她的“工人”翩翩起舞的时候，胡国栋亮出了他手中闪闪发光的尖刀。于是，苏小琳在离开了她的“舞伴”以后，捂着胸膛一路滴血地跳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舞步，倒下了。
暑假一过完，我在学校里已经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为那被杀的一对“奸夫淫妇”打掩护拉关系的皮条客了。老婆带着孩子弃我而去，我连解释的权利都没有。
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的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
我的耳畔，时常会传来胡国栋在法庭上的那一句狂吼：他不是一个人民教师，他是一个皮条客。皮条客！我是一个皮条客。
而我的大脑于一片空白处，却时常会出现同乡苏小琳独自捂着胸膛一路滴血的舞姿。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我在干什么，耳畔或脑海里就会突如其来的响起胡国栋的那一声狂吼，闪现出苏小琳的舞姿，使我方寸大乱。这个声音和舞姿控制了我的听觉和思维。我不但是一个皮条客，而且成了一个没有听觉和思维的废人了。
作为我的同乡苏小琳，我知道她自己认为她在人生的舞台上按别人设计好的规定动作舞得太吃力也太痛苦，但舞到最后，她终于舞出了自编自创的任意动作，得到了一些甜蜜的感觉。她本来还是想要挣扎着舞下去的。可是胡国栋像她17岁那年强行为她拉开了人生大幕一样，又强行地给她拉合了大幕。无论她怎样地努力和挣扎，她都改变不了她的命运。因为在她的一生中，从开始到闭幕，胡国栋成了她的导演，所以她不得不提前下场，退出人生的舞台。
那么，谁是胡国栋的导演呢？使他有权力导出两条人命，再把自己的性命也导进去？那么，谁是我的导演呢？使我不顾法规、道德，不计恶劣的后果来充当一个令人大吐口水的皮条客呢？现在，一个皮条客，一个丧失了听觉和思维的废人，每天还在人生的舞台上，嘴里念叨着这些不是台词的台词，独自地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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