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时候宋文帝元嘉四年，陶渊明已经满过六十二岁快达六十三岁的高龄了。近三四年来，由于田地接连丰收，今年又是一个丰年，陶渊明家里的生活似乎比以前要好过一些。尤其是在去年颜延之被朝廷使命去作始安郡太守，路过得阳时，给他留下了二万钱，对他生活也不无小补。虽说陶渊明叫儿子把钱全车去寄存到镇上的几家酒店，记在帐上，以便随时取酒来喝，其实那个经营家务的小儿子阿通，却并未照办，只送了半数前去，其余的便添办了些油盐和别的家常日用物；这种情形，陶渊明当然知道，不过在向来不以钱财为意的陶渊明看来，这也算不得什么，因此并不再加过问。
在身体健康方面，虽说陶渊明自四十一岁归田以后，即“躬耕自资，遂抱赢疾”，但在六十岁以前，他却仍然不断地参加部分劳动。只是当她满过六十岁之后，他才把锄头交给儿子，说“不成不成，手脚骨头都松了，使用不得力，这些事只好交给你们来作了！”此后即很少自己动手，只手早晚间负手到田陇间去看看桑麻禾黍，一面温习温习自己。心爱的诗篇。
这一年浔阳的秋天，来得似乎比哪年都早；每到早晚间，八月里的瑟瑟秋风便使人倍加有畏缩之感．这一天早晨，天刚一放亮，陶渊明便起来了。昨夜他在床上翻腾了一整夜。昨天在庐山东林寺给他的不愉快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这不能不逼使他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他去庐山，本来是想同意远法师谈谈，同时也想在店里住上三几天，静静脑筋，换换空气。却不料一到东林寺，就遇见那里正在大办法事，来烧香的人真有如穿梭一般，进进出出，十分闹杂。而尤其令他不愉快的，便是那盘腿打坐在大雄宝殿正中的慧远和尚的那种近于傲慢、淡漠而又装腔作势的态度。这与他平时的为人是完全两样的。他头戴毗卢帽，身披排色罗袈裟，前后左右还围着有一大群年青俊美的小和尚，手中各持着铜唾盂、白玉柄麈尾、紫丝布巾等类的东西，俨然是另一种达官贵人的派头。只见他半闭着眼睛，两手合十，一让香客们在他座前四礼八拜，脸上纹风不动，连一点表情都没有；真不知他是在睡觉呢还是在闭目养神。法会一会儿正式开始了，首先由僧徒们高声唪诵一通《无量寿佛经》，然后又由刘遗民来大念一遍他自己作的所谓“发愿文”，次即是由白莲社中的社友们一齐向慧远和尚顶礼膜拜；然后又由会众大声宣扬一阵“南天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佛号，便算散会。这时他才微微地动了一下眼皮，在钟鼓齐鸣中，喃喃念道：“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念毕这种神秘而又令人难懂的咒语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便下得座来起身入内了。对于那些匍匐在地面上的会众，连正眼都不曾看一眼，更不用说和气地来同大家打招呼了！这种毫不理会大家的态度，给陶渊明以一种大有“我慢”之概的印象。而这种“我慢”，又正是慧远本人对陶渊明所时常提起，认为是违反佛理的。
“渊明公，你看这个念佛法会怎样？”到禅堂里坐下喝茶时，刘遗民对他这样的问。还不等他回答，周续之接着便说：“真正是名山胜会，世间少有啊！我看渊明公还是加入我们白莲社的好。慧远法师不是说你加入之后，还是特许可以喝酒吗？”“对，对！还是加入的好。‘浔阳三隐’中有两位都已经加入，渊明公再一加入，那便算是全数了！”只听得张野、全铨、宗炳、雷次宗等陶渊明儒学中的朋友，当时所谓知名之士的，都一齐异口同声地来劝说。“让我再想想看。人生本来就很短促，并且活着也多不容易啊！在我个人想，又何必用敲钟鼓来增加它的麻烦呢？”陶渊明边说边立起身来，打算出去。“你不坐坐，吃过午斋，去同法师谈谈再走吗？”大家齐声说。“不用啦，今天人多，他也很忙，改天再来。”陶渊明记得自己昨天正是这样起身回家的。
虽说“背负炉峰（香炉峰），旁带瀑布”的东林寺离陶渊明的住处柴桑山的系里只不过二十多里地，可是陶渊明这次走起来却觉得比往常任何一次都吃力。他停停走走地一直到将近黄昏时候才回到了家。在喝过一碗稀粥之后，他便上床睡觉了。他一方面虽然觉得自己腿酸腰疼，疲乏不堪，但一方面想睡却又睡不着。而更可恶的是那种“铛、铛、铛。铛”的东林寺的钟声，于朦胧半睡中，还不住阴一下阳一下地在他耳边鸣响。“看来东林寺以后是不能再去啦，这些和尚真作孽，总是想拿敲钟敲鼓来吓唬人。最可笑的还有刘遗民、周续之那一般人，平时连朝廷的征辟也都不应，可是一见了慧远和尚就那样的磕头礼拜，五体投地！是不是这可以说明，他们对于生死道理还有所未达呢？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又算得个什么！哪值得那样敲钟敲鼓地大惊小怪！佛家说超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陶渊明就像这样的想着想着，直翻腾了一整夜。
此刻，陶渊明是坐在他茅屋前面过道间的靠背胡床上面了。这还是他大儿子阿舒十多年前，在修盖这所草屋时替他出的主意：即是把房檐尽量放得宽些，简直有堂屋一般的宽，目的是好招待来拜访的客人。不想这样一来，陶渊明却得到受用了，因为他近年来除了爱在床上躺躺之外，就喜欢斜倚在这过道间的胡床上，有时读读书，想想诗，望望南山，听听松涛和想想。心事；有时也阎来找他谈天的邻居们研究研究收成，话话桑麻；如果当家酿黍酒新熟时，就同他们和和融融、喜笑颜开地喝上几杯。
昨天夜晚刚下过一点小雨。屋檐下的几颗柳树，虽然在中秋的微寒里已经不再茁长了，而且叶子已有点发黄，但早晨乡间的空气还是那般清新，简直分辨不出哪是篱边黄菊的芬芳，哪是田野间残稻的谷香。陶渊明情不自禁地深深呼吸了几口长气。他因昨晚不曾睡好，虽然觉得头有些发晕、口有些发苦、腰也有些发痛，但这一派远远近近的山光树影，薄雾流云，仍不能不使这位饱经忧患的老诗人，很自然地想要去停止一切不愉快的思考，好让自己安静一下。但秋天清晨的寒气又使得陶渊明不得不把身上的灰布单枪往紧里裹了一裹。“真正是秋天了呀！‘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阮嗣宗的《咏怀诗》可真正作得不错。还有呢，“感物怀殷忧，悄悄令人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像这样的好诗，恐怕只有他一人才能写得出来啦。我的诗似乎可以不必再写了，只消读读他的《咏怀诗》也满够味的。”陶渊明不自禁地想起了他平时最所心爱的阮诗来。他念着，念着，轻轻地频频地摇着头，好像是要把那些使人瑟缩的秋气赶跑似的。
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穿白布小褂，青布裤子的小孩，八岁左右，皮肤黑黑的，全身胖呼呼的，一蹦一跳地从后面跑出来了。“呀，我知道，我知道，爷爷昨天去庐山来着。总不带我去，我不答应。”他边说边扑到陶渊明的怀里来，用手去摸摸陶渊明的灰白胡子。“你走得动吗？我去的时候还是西头的王家叔叔用蓝舆抬我去的，回来自己走，可就不行啦，二十多里地就一直走到天黑。”陶渊明边说边抓住孙儿的两只小手，不让他去弄乱他的胡须。“我走得动，走得动，等下一回，你一定要带我去，我跟着你篮舆走，一大步一大步的跨。”“小牛，你等不到。以后恐怕我就不会再去庐山啦，哎，不会再去啦！”“干什么不？我就一个人也要去。庐山真好玩儿。我就喜欢模小和尚的脑袋。我摸他们，他们也摸我。上回我还同他们捉精蜒来着。真好玩儿。”“嗯……”’陶渊明觉得对孩子简直无理可说，便只得这样嗯了一声。
“哎，小牛，快下来！我不告诉过你，爷爷乘不起你吗？还是那样不听话！”这时那个陶渊明的小儿媳妇已托着一个茶盘走了出来。她约有三十左右，身体壮健，足穿革履，身着青衣，头发挽得高高的，眉目间颇带一点秀气。她一面嚷着，将茶盘放到矮矮的小白木几上，便动手去拉那个淘气的小孩。“不要紧，还乘得起，就让他这样吧！”陶渊明摸着小孙儿头上的两个丫角爱抚地说，同时又抬起头去绝了儿媳妇一眼，在他黑瘦清秀的方脸上不觉已露出了一点笑容。“这是南山上刚才折下来的秋茶，昨天夜晚才炒好，请爷爷尝尝，看可合口味？她恭顺地说了，随即斟出一杯碧绿的茶水递给陶渊明。“给我喝，给我喝，……”孩子又在撒娇了。“好，好．我们大家都喝。媳妇，你辛苦，也来喝上一杯。”陶渊明一面给孩子喝茶一面要媳妇再去取个杯子。“我不忙。昨天爷爷那样晚才回来，可把您累着了？要早知道您在庙里只坐一会儿就走，那便不该把篮舆打发回来了，老年人哪里走得了这样多的路！”“不，不，还可以。阿通呢，下田去了吗？”“哪里，他还睡着呢。稻子一收上坡，他就该睡懒觉啦。有事吗？我去喊他。”“没事，没事，让他睡着吧。年青人能睡得着觉总是好的。”陶渊明说到这里蹙起眉，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他又是觉得腰有些发痛了。
这个媳妇仍然在陶渊明身边站着没有走，似乎尚有所待。陶渊明又抬起头来疑问地望了她一眼。“昨天下午爹来啦，他还等了你老人家半天呢。”她关心地说。“找我可有事情？”“他把您的诗稿都拿走了。”听到这里，陶渊明在心内不禁也为之一惊。他间歇了一会才又追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拿去作什么用呢？”“据他老人家说，他找到一个什么字写得不错的书手，打算把您的诗拿去重抄一遍，装订起来，以留作传家之宝。等再过两天，我一定去把稿子要回来。……本来嘛，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怕有遗失。”她说罢将头低了下去，仿佛作了一件什么错事似的。“哦，原来这样，那就让它去吧。当然，如果把稿子失掉了也是可惜的。”“不！过两天我一定自己去要回来！”“好媳妇，你又何必这样性急呢，等过些时候再说吧。稿子又不比可以吃得的东西，你还怕些什么！”“哎，我本来就不愿意给的，可是他老人家执意要拿去，真是叫人为难。”“给了就算了吧。不用去管它。写着玩的东西，本来就不值得什么，哪用得着这样耽心！”陶渊明说毕，又望了儿媳一眼，同时有一种暖乎乎的感觉袭上心来。他简直没想到自己的家里，竟有人会这样的珍视他的诗篇。随着，这个少妇便拿起一个竹耙，走到篱笆外面去了。
至于说到对这位小儿媳妇的选择，陶渊明起初还是有所考虑的，因为新娘的父亲庞迭之曾经作过江州刺史刘弘的后军功曹，家里又广有田产，他恐怕她过得门来不能吃苦安贫。何况阿通又有一种粗声粗气的戆脾气。可是他的那个以爱管闲事著名的故人庞通之，却竭力向他担保说：“行！我说行就行。难道我自己的亲侄女儿都不了解？她念的《列女传》、《论语》、《诗经》，都还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呢。姑娘是个不多言多语的好姑娘，平时又很喜欢诗，你的许多诗她都能背得过来。……固然，老头儿有些俗气，讨厌，贪财好名。不过我们娶的是姑娘，而不是那个老头儿。”
过门后，问题果然出来了。首先是大哥阿舒的老婆对新娘感情不好，不肯再管家；等庞家姑娘动手管家了，她又嫌别人管得不好，太费。接着就吵着要分家（陶渊明的其他三个儿子，因为小孩多，早就自立门户了）；这对庞迭之也出来说了话。于是，平素就很不喜欢生活关系闹得复杂的陶渊明，才决定让他们各自东西，而自己仍同阿通夫妇一同过日子。所幸他所租得庞迭之的三十多亩田，近三四年来收成也还不错，而阿通在庄稼上又是个全把式，孩子也只有小牛一个，再加上陶渊明和儿媳妇两个帮着薅薅锄锄，他们的日子总算勤巴苦做地渡过去了。
陶渊明是从三十岁起就开始过独身生活的。他的两个妻室都早已前后亡故，只有那个“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继室翟氏，他对她始终保持着一种优美和崇高的柔情。而阿通又正是翟氏所生的（老二、老三、老四也都与阿通同母），因此他对于这个有点戆脾气的小儿子便更加爱惜，不愿同他离开。一个独身生活过得太久的人，常常是有许多怪脾气的。比如说，不大注意室内清洁，不许别人动用他的东西之类，陶渊明也不例外。可是这种独身汉的生活习惯，到他五十六岁的那年，却被一场严重的痢疾破除了。这对陶渊明病倒床上，看看已入危境，于是这个庞家姑娘才不避嫌疑，大胆地前去看护他，亲自替他换洗衣衾，侍奉汤药。等到病慢慢好了，这个少妇才真正成为这一家之主。而陶渊明也才重新感到有人照顾他生活的家庭之乐。
近几年来，陶渊明又一连遇见了一些就连他自己也不大能理解的事情——那即是他不懂得为什么如像本州（江州）刺史那样的大官儿总爱来同他攀亲论友。首先是刺史王弘，接着又是刺史檀道济。而最使他不高兴的便要数檀道济来拜访他的那一次了。他带有许多兵马前来，吆吆喝喝，简直把一个栗里村闹得天翻地复；老乡们家家关门闭户，一直等他走了以后才敢探出头来。
陶渊明对于这个一州之长，自然是待之以礼。而檀刺史呢，在他高谈阔论了一阵什么贤者处世应当“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之后，竟至又说起打算要送他几百斛粳米和多少口猪羊这类的话来了。这使得“逃禄归耕”，一向不肯轻易接受人钱财的陶渊明，不禁觉得登时两颊有些发烧起来。因此他才拱了拱手，断然决然地说：“这决不敢当，决不敢当，粳米猪羊之类一定不能接受！我陶潜（这是他在刘裕夺取了晋朝政权以后所取的新名字）哪里够得上称什么‘贤者’呢！这并不是我故意装腔作势，只是由于个人的夙愿，不敢妄与那些借归隐为高，一心取得高官厚禄的‘贤者’高攀，如此而已！”话不投机半句多。知道谈不下去了，于是这个聪明的框刺史便拿出赳赳武夫的派头，立起身来大声地说：“到州里来坐坐吧。我一定大张筵席的招待你！”“好，再见。改天一定来拜访。”这样才结束了这次颇为不愉快的会谈。事过之后，陶渊明又不得不再三去向邻里们解释，说檀刺史是他自己来的而不是由于他的招请。“真正对不起得很，惊动了大家，惹起这许多麻烦。”“还好，还好，幸喜那些兵大爷们没有去捉我们的鸡鸭，”一个老乡说。“近几年来，催收赋税的衙役们好像对我们都要客气得多啦，想来是沾了你老人家的光！”另一个深谙世故的老人说，“哎，老邻居，我们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啊，哪里还禁得起这样的吵闹。我不图别的，只希望那些豪门大官儿们不要再到这儿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就求之不得啦！看来诗还是作不得的，诌了几句诗，就会引起一些无聊的人前来麻烦！”像这样，陶渊明才算结束了他的“善后工作”。
就在从庐山回来第二天的当晚，经过一整天躺着休息之后，陶渊明的心情似乎已经平静得多了，腰虽然还有点疼，但头却已经不再发晕了。到用晚饭的时候，陶渊明又看见他儿媳端出两大盘风鸡和糟鱼来。“嘿，了不起，哪里来的这许多好东西？”陶渊明惊疑而又奇怪地问。“还不是爹带来的。两边都是老人家，真是收下不好，不收下也不好。”因为这个摸熟了陶渊明脾气的聪敏儿媳妇知道，如果公公一不高兴，他是连筷子也都不会去动的，于是她才这样惴惴然地解释说，同时更借着灯光去窥探陶渊明的脸色。近些年来，特别是在有了孙儿小牛以后，陶渊明对于儿媳的神态不觉已经变得柔和、温存得多了，有时还可以说有意去揣摩和投合她的心意。“总是这样时常的道谢他老人家。好，有了好菜，我们大家都来喝上几杯。阿通，你用大碗喝我的菊花酒，我喝糯米酒。媳妇儿也不能不喝。只有一个人喝酒就太没意思啦！”陶渊明的这种兴致，显然是为了要投合他儿媳的心意。
他们父、子、儿媳三人围着一张黑漆矮饭桌，席地坐下了，阿通平时不大爱开口，但喝起酒来，正同他种庄稼一样是个能手。他大口大口地喝着，在他晒得黧黑的圆脸上，也不时露出一种开朗的笑容来。
“你爸爸老啦，下不得田啦。不知道现刻家里可还有什么困难没有？你大哥三哥孩子多，想来一定是有困难的。你爸爸没本领，脾气又怪，不能够去升官发财，让你们弟兄书都读得很少，阿通尤其识字不多，这不能不算是我当爸爸的人的一种不到之处！”在喝过两杯之后，陶渊明不禁又发起平日所时常爱发的感慨来了。“干吗爸爸总爱说这一些，读书有个屁用！你看颜延之叔叔作了一辈子官，到头还不充军似的到始安郡去作个什么太守。依我看，还是地不哄人，你措多少锄就能有多少锄的收成！我就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读书人。大哥因为多读了几年书，说起话来就总有些酸溜溜的，让人家听不懂。我不高兴和他说话，好多人都不高兴和他说话。”阿通说罢，大大地喝了一口酒，咂了一咂嘴，又用他粗大的手掌去把嘴唇抹了一下。
“爸爸说话，你好好的听着不好吗？”那个知书识礼的媳妇正想制止丈夫的说话。
不，不。他说得对，说得很对！颜延之是个好人，就是名利心重，官瘾大了点。上回他来，还同我吵架呢。他把自己诗写得不好，归罪于公务太忙，没有时间去推敲。其实哪里是这样。他一天到晚都在同什么庐陵王、豫章公这一些人搞在一起，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啦，俗务萦心，患得患失，哪还有什么诗情画意？没有诗情，又哪里来的好诗！你看，我所认为好的他的那几首《五君咏》，还不是他官作得不如意的时候写的。除此之外，可就不大高明啦。不过他人总是个好人。讲义气，重朋友。一喝起酒来，便把什么俗情都忘却了。这不能不说他是颇懂得一点酒中真味的。哎，人一老了，就净爱去想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说不定他从始安郡回来，就不大可能再看见我了！”陶渊明用手理了理胡须，又满满的干了一杯。“因此，在这两天，我很想把那几首《挽歌》和那篇《自祭文》写完，好留给如像颜延之那样的故友们看看。”言下似乎不胜感慨。
“爸爸昨天上庐山见着那个慧远和尚没有？你不说要在那里住上两天吗，干吗当天就回来了呢？”庞家姑娘担心的问。
“见是见着啦，只是没有得着机会说话。他们正在做什么念佛法会。这位大法师，就欢喜装腔作势，净拿些什么‘三界不安犹如火宅’，生啦死啦的大道理来吓唬人。我就不喜欢听这些。”
“‘未知生，焉却死？”这是孔老夫子说的对呀。”儿媳妇又在运用她的《论语》知识了。其实这一句也正是陶渊明所时常引用的。
“简直乌七八糟，可恶得很！其实，眼睛里恐怕还是在望着那几个大钱上！”阿通在喝过两大碗酒之后，话也多起来了。
“话不能那样说。慧远和尚倒是戒律很严，不爱钱财的。我所看重他的就在于三件事情：第一，他写过五篇《沙门不敬王者论》，而且又博通大经，更懂得老庄的道理，讲起经来也还不是那样干巴巴的；第二，他不许可那个架子很大，拿富贵来骄人的谢灵运加入白莲社；第三，他竟敢去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贼头儿卢循‘欢然道旧’，一点也不怕得附逆之罪的名声。这些都是要有点胆量、修养、本领的人才能作得到的。不过我同他究竟还是两路人。关于生死的看法，我同他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平时也不是不去思考这些。但说来说去还是二十多年前我在《归去来辞》里面说过的那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慧远和尚再想同我辩论也辩论不出什么道理来。他写过一篇《形尽神不灭论》，我也写过三首《形影神》诗来回答他。我主要的意见就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我虑。’这四句当中。尽，就是完结。凡事有头就有尾，有开头就得有个完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何况人活在世上又多么的不容易啊。即以咱们家里的事来作个比喻吧，你们死过两个母亲，一个堂叔叔（敬远），一个堂姑姑（程氏妹），在我四十四岁的时候大火又烧掉了我们的房子，简直烧得个精光，在这段时间，几乎大半要靠向别人借贷口粮过日子。你们弟兄也挨过饥、受过苦。像这样，没个完结，行吗？从反面讲，再以你爹为例吧，好媳妇，你说说看，如果每个人都像你爹那样，养得肥胖肥胖的，终日忙着见官见府，买田置地，没个了结，恐怕也不见得就行吧？”陶渊明说罢便不自禁哈哈的大笑了起来，在他黑瘦的脸上不觉泛起了一层薄薄的酒晕。“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吗？这还是前两天羊松龄告诉我的，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瞎编。不过也真有趣，这很能说明一些道理，说明佛家道理的不大能说得通。”接着陶渊明又说。
“爸爸，讲，讲吧！我就爱听爸爸讲笑话。”
“好多人都说爸爸讲的笑话有意思．”
阿通和他的媳妇都异口同声地要求着。
“那就说一个吧。据说，有个寒门素士去找一位有名的和尚谈道。那和尚爱理不理的，待他非常傲慢。碰巧一个大官儿到庙里来了，而那个老和尚接待他时，却亦步亦趋非常谦恭。等到官儿走了之后，这士子便责问他，为什么接待客人竟会有两种不同的面孔？老和尚就用禅语来回答说，‘接是不接，不接是接！’这个士子听了实在不胜其债，于是就在他秃头上狠狠揍了几巴掌，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打过后便飘然而去了。你们说有意思没意思？……”陶渊明讲完后，大家都哄堂地笑了起来。阿通笑得更其痛快，接连说：“该打，该打，打得好，打得好！”这时陶渊明早已经有些醉意阑珊了，他立起身来，而那个庞家姑娘就赶忙上前去搀扶着他，把他送入室内。
四
依照陶渊明平时的生活习惯，他总是爱在睡醒一觉之后又动手去作点事情，或者就斜靠在床上去想想在白天他所不大能弄得明白的事情；他这种爱躺在床上沉思默想的习惯，简直可以说已经成为几十年来的顽固习惯了。
今天夜晚，因为大家酒都喝得很高兴，风鸡和糟鱼的味道又很不错，所以隔壁阿通夫妇以及那个早就睡着了的小牛孙儿都睡得很香。等陶渊明一觉醒来，估计时间只不过三更左右。他感觉这几间草房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清静，清静得几乎连窗外飞虫的展翅声全都可以听得出来。同时，那桌上的一盏黯淡的某油灯也更衬托出这秋夜的萧索和静寂。秋夜是那样的静，静得简直有些令人难受。他半夜起身来，把灯光拨亮了一下。本来打算下得床来，将自己早已打好腹稿的三首《挽歌》和那篇《自祭文》用纸笔记了下来的，可是从牛肋巴和窗初间所攻进来的阵阵秋风，却使他接连打了两个喷嚏。同时他又感觉自己四肢无力，实在站立不起来。“果然人一到秋天便大大的不同了啊。脚软，站不起来，这不正表明我所有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么？”他心里这样的嘀咕着，于是便放弃了要下床去动纸笔的念头，决定只斜靠在床上，
依旧去推敲他那不知推敲过多少遍了的诗篇。
他从“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起，在心内一直默念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止，本来这三首诗写到这里，他认为便可完结了的，可是庐山法会的钟鼓齐鸣，慧远和尚在会上的那种淡漠自傲和专门拿死来吓唬人的情景，蓦地又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嗨，不能够这样就算完结，还得同慧远辩论下去。再在这篇诗里面表示一下我对于生死大事的最终看法吧！”于是他在诗的末尾又加上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两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错，死又算得个什么！人死了，还不是与山阿草木同归于朽。不想那个赌棍刘裕竟会当了皇帝，而能征惯战的刘牢之反而被背叛朝廷的桓玄破棺戮尸。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好，这首诗，就该这样结束，不必再作什么添改的啦。”
陶渊明结束了《挽歌》之后，在他心里又默默地去推敲他那篇《自祭文》。这篇东西，因为酝酿时间相当的久，所以在他反复地吟诵了几遍，却仍然不曾发现有什么需得改动的地方。只是当他念到“……匪贵前誉，孰重后服，人生实难，死之如何？呜呼哀哉！”这最后五句时，一种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设到了他眼睫间来。这时他引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坎坷的一生。
“‘人生实难，死之如何’！难道这不是我对于生死一事的素常看法吗？哎，脚都站不起来，老了，看来是真正的老了啊！凡事得有个结束。明天得叫宠家儿媳妇回娘家去，请那位书手将我的诗稿多抄两份，好捡一份送给颜延之。他上回送我的二万钱，数目可真不算少呀。他不肯轻易送人，我也不是那种轻易收下赠物的人。”
想到这里，窗外的雄鸡，拍了拍翅膀，已高声啼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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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鹤（l901-1969），他与诗人冯至等以“浅草社”、“沉钟社”重要成员而著称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不安定的灵魂》是他的代表作。
新中国，陈翔鹤很少写小说，主要从事刊物主编与文学研究工作。60年代初，他连续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他深厚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的修养及老道的艺术笔法，再现了历史文人形象，栩栩如生。尤其小说塑造的中华传统文人那种刚正不阿的风骨，激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文坛上也出现了历史小说热。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陈翔鹤的小说在“文革”爆发之前即遭受不应有的批判。浩劫年代，这位现代史知名作家含冤而死，但他的人格文品，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陶渊明写＜挽歌＞》这篇历史佳作生不逢时，屡遭厄运，1965年至1966年连续出现对这篇小说的批判文章，《揭穿陈翔鹤两篇历史小说的反动本质》（《人民文学》1966年第5期）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篇。该文说，《陶渊明写＜挽歌＞》“恶毒攻击”“庐山会议”；“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贯串全篇极端阴暗的对于生与死的看法”。
《陶渊明写<挽歌>》这篇作品，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熠熠闪光，真乃是历史小说的精品，“60年代名享一时”的上乘之作。粉碎“四人帮”之后，冤案昭雪，作者的好友白鸿编辑的《陈翔鹤选集》的出版，也许是对迫害致死的冤魂的一种安慰。正如他的“沉钟”文学社的挚友、著名作家、翻译家冯至为选集作序所言：“这两篇历史小说，是翔鹤用力最勤、工夫最深的创作，发表后也得到一些好评，不料到了1966年，竟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一顶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帽子向作者飞来，使作者蒙受不白之冤，不能申辩，也不容许申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