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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〇


  【第五十二章 坝桥杨柳】

  逃难八年回到家,

  看见土地想叫妈……

  ——黄泛区民歌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这天夜里,天气闷热,暑气熏人。徐秋斋刚睡着觉,忽然被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惊醒了。初开始,他还以为西安市又出了什么兵变,赶快披上小褂,来到院子一看,只见满城里火鞭、小炮、天地两响和大雷子炮,像炒豆子似地响作一团。夜空中,火星迸射,烟花飞溅,整个西安城,隔着古老的青砖城墙看去,活像一个钢水沸腾的大铁炉。

  李麦和梁晴这时也被惊醒了。李麦慌忙走到院子里问着:“徐大叔,这是咋啦!又不是大年初一,也不是十五,怎么放这么多鞭炮?”

  徐秋斋兴奋地说:“说不定有火大变化了!你们在家等着,我到城里看看。”

  徐秋斋刚走进城门,只见城里大街上已经变成一片鞭炮炸响的火河,各个商号把锣鼓抬出来敲打着,人群像潮水一样向街头涌着。

  “日本人投降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天下要太平了!”

  “该回老家了!”

  人们像疯了一样喊着、跳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奔走相告,狂喊拥抱,有的人竟然高兴得在大街上放声大哭。

  徐秋斋默默地看着街上狂欢的人群,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没有钱去买一个炮放,也没有钱去打一两酒喝。可是他看到街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是那么可亲可爱。他和大家分享着抗战胜利的欢乐。在八年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遭受了战争的巨大痛苦。黄泛区的难民们,更是在这痛苦深渊的最底层。他们的土地被淹没了,房舍被冲毁了,他们背井离乡过着讨饭的生活,没有住过一间有墙壁的房子,没有睡过一张真正的床,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根棍子和一只篮子。

  如果说“容忍”是“勇敢”的母体,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在抗战八年里表现了最大的容忍。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的磨扇下生活着,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没有去打家劫舍,抢银行砸仓库,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等待着……

  当徐秋斋回到自己的窝棚时候,李麦和梁晴也知道日本鬼子投降这个消息了。梁晴被这个消息激动得哭了。李麦也在一边擦眼泪。

  徐秋斋叹息着说:“别哭了,好也罢,歹也罢,总算胜利了。日本鬼子到底也有这一天!”

  李麦说:“我现在都不敢想,这七八年,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也受了,老蒋这个龟孙,他知道不知道?”

  徐秋斋说:“他怎么能不知道?算了,现在咱谁都不埋怨了。不管怎么说,这抗日战争总算胜利了,这是咱中国人的大福气。老蒋他要有良心,赶快把咱这些难民送回老家,只要把土地给咱们,什么也不向他要。”

  李麦说:“恐怕他未必有这份善心。他要是心里有咱老百姓,也不会扒开黄河了。”

  徐秋斋说:“咱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要是再不管咱们,那可就太违悖天理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唉,人到这个时候,思家的心更切了。好在路能通了,赶快回老家吧,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了。”

  三个人一直谈论到天亮。街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徐秋斋无心睡觉,也不想去摆代书摊子,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后,拔起腿又到城里打听消息了。

  西安市东半个城住了黄泛区几万难民。这些天来,从难民中传来了各种消息。

  有人说:“政府马上要难民登记了,西安火车站准备每天发出两列火车,专门运送难民回乡。”

  还有人说:“政府要发难民免票证了。大人小孩每人发一张,有免票证,什么火车都可以坐……”

  可是尽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徐秋斋几乎是天天都到火车站打探询问。可是每天只看到一列列的火车里,塞满了国民党的军队,汽车、大炮、装甲车也都装在火车上向东开去。连普通的客车都让当兵的占用了,更不用说运送难民的列车了。

  人们的兴奋热烈情绪,渐渐地变得冰冷了。初开始,他们以为日本投降了,从此要天下太平了。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胡宗南把他们第一战区的军队,连夜运到洛阳。紧接着,蒋介石又要运送八十万大军到东三省、华北和江南,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难民们还乡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这时大批的机关和公务人员,也都蜂拥般搬迁东下,有些原来内迁的工厂和大商号,也纷纷迁移回上海、天津等地。西安的街上变得冷落了。只有黄泛区的难民,每天踯躅在街头,无家可归。

  当片片黄叶飘落在西安古城墙下时,徐秋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本来是个性格豁达的人,又是个“恕道”思想很浓的人。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他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已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苛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他常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对人不必求全。”

  前一段,由于胜利后的欢欣喜悦心情的驱使,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宽恕心情。就连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这样大的罪恶,他也采取了宽恕态度。他曾经劝李麦说:“当时日本鬼子刚打进中国,他们慌了手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以后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就行了。”可是通过胜利后这一年的忍耐、等待和观察,徐秋斋心里对蒋介石存在的一点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他们为了排除异己,不顾老百姓死活,又打了内战。当官的抢着“劫收”,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庇汉奸。听说像海骡子这样的汉奸,居然摇身一变,在开封又当上国民党的交通警察大队的团长。对于黄泛区的难民却弃置街头,不理不问。看到这些情况,徐秋斋心灰意冷了。他心里想着:“看起来老蒋的气数是该尽了,抗战八年他支撑过来了,一个‘劫收’却把人心‘劫’完了。”徐秋斋变得沉默了,有时甚至变得愤怒起来。他每天经过中正门时,总要对着城门上挂着的那幅蒋介石的大幅画像,鄙夷地骂一声:“民贼!”

  七月问,从家乡又传来了消息:黄河花园口的口子打住了,黄河水又向东顺着故道流向大海。黄泛区的十六个县全没有水了,八十里宽、一千多里长被淹没的土地,现在都可以开荒种庄稼了。紧接着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黄泛区的共产党分区政府出告示了:为了鼓励开荒,重建家园,黄泛区的荒地,谁开谁种,谁种谁收,三年以内不完粮纳税……

  对于黄泛区逃荒在外的难民来说,这些消息比之抗日战争胜利,更加使他们激动和兴奋。西安市的东半个城住了几万难民,他们奔走相告着这个消息,变卖家具,收拾行李,都准备着东下还乡。

  就在这时候,陈柱子从咸阳来西安打听消息了。

  他来到徐秋斋的窝棚院子里,见到了徐秋斋、李麦和梁晴。大家多年不见,互相攀叙着,亲热了一番。徐秋斋问:“你们开的饭铺生意怎么样?”

  陈柱子说:“大叔,现在生意没法干了。物价天天飞涨,上午卖几个钱,下午就得赶快去买成粮食,要是当天买不到粮食,过一天,一百块钱就变成八十了。日本鬼子投降时,我那个小饭店还存了八石麦子的本钱,就这一年多,八石麦子全赔进去了。另外苛捐杂税也太厉害,一个月儿十种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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