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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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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就和“特务”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神经细胞，凡是拥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会引起别人特殊的警觉。一个小小的黑匣子，深不可测，里面藏着一个罪恶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于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里。除此之外都是谎言，都是魔鬼的咒语。但科学技术不断地突破森严的国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用看不见的无线电波把世界牢牢地网罗在里面。把支离破碎的土块箍成一个整体。我激动地装好电池，拉出天线，戴上耳机。 在这一瞬间，我自己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尽管我认为收听广播并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为什么害怕人民听到谎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颤抖，在齿盘上寻找一个个波段。电波穿过太平洋、地中海、红海的上空，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带着暴风雨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耳鼓膜。这一晚上，我一直听到所有的华语广播结束的时候。 结果，我非常失望。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这三十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长进，并没有成熟起来。这个庞然的机器人，和饱经犹患的我们相比，和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巨人相比，他的政治智慧不过是幼儿园水平，对在东方玄学指导下的神秘主义的政治，对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造成的人们的曲里拐弯的心理和曲里拐弯的表现形式，他们茫无所知，就象中国老百姓不能理解一个美国总统只因偷听了别人的谈话便被轰下台一样。他们评论中国的事态，只会从现存秩序出发进行所谓客观的报导，而这种客观恰恰是最表面的现象，还不如黑子和曹学义认识得深刻。可是，北京的中央台今天的广播却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一篇署名“池恒”的文章——《结合评论水济，深入学习理论》里说：“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个“今后”，就绝不是无的放矢…… “他妈的！”我摘下耳机，疲倦地把收音机扔在炕上。 “咋啦？”她在我身边翻了一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我。 “不值！”我说。 第二十三章 大青马终于被人买走了。不是那个我曾和他说过话的公社干部，而是另一个公社的人，据说是从南部山区来的。他们来了四个农民，把二十四匹牲口都买了去。 入冬以来的第一个阴天，但又不象要下雪的样子。风凛冽而又干燥；沙尘、黄叶、干草未子和马粪未子，在大路上、空场上，各个房屋的墙角重来蜇去，找不着归宿。阴霾的空中偶尔有几只乌鸦张惶地飞过，已经淌过冬水的田野开始冻结了、干缩了、皲裂了，大地一片苍白。所有的树枝都脱去了叶子，光秃秃地，突然衰老了许多。只有沙枣树的一些枝干上，还有几颗零星的沙枣在风中抖索。这样的阴天，这样的冬天，给人们一种什么东西部凝固了的感觉，连同回忆和期望，仿佛人们一生下来天地就是这副模样，而这样的天地也再不会有什么变化。 大青马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和它的伙伴们一起被赶走的。从马厩出来，走上那条熟悉的小道，然后岔到大路上。它还略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奇怪我为什么没有跟它们一起去。但一个农民随手抽了它一鞭子，它一激灵，摇了摇脑袋，终于顺着农民指点的方向去了。大路的那一端，隐没在灰色的天边。在它们身后，缓缓地腾起沉重的黄土。 别了！我的大青马。你知道我多少隐秘，我向你倾吐过多少心里话，你伴我度过了悒郁的时刻，你也看见了我怎么恢复成一个人。在你走后，我恐怕也将走了。我不能象你这样等着被人用鞭子再赶进监狱，而各种迹象表明，那样的时刻又快来到了；一个极为短暂的缓和时期已接近尾声。 送别了大青马，回连队的途中经过羊圈。在即将向山里开拔的羊群旁边，碰见了周瑞成。 “牲口卖了，你轻松啦！” 周瑞成笑着跟我打招呼。他的笑是种苦笑，带着乞丐向人乞讨时的神情。好久没有注意看他，今天一见，发觉他更加苍老了。他披着老羊皮大衣，背佝偻着，身躯仿佛向地下缩了半截。我不觉向他走去，和他一起蹲在羊圈背风的墙下。 “这还是我去年穿的大衣。”我翻开他的大衣看了看。“今年上山推迟了。去年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山上呆了一个月了。” “是呀。因为找不着人，没人愿意上山。”他说，“今年你脱过去了——有家呀。今年该着我和‘哑巴’上山了。” “没什么，”我安慰地说，“山上就是寂寞一点，其实生活很好，羊肉随便吃……” “嘿嘿！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他的尖嘴似笑非笑地说。 我一愣怔，这不象他平时的谈吐。我会意地在他膝盖上拍了一下。“你把二胡带上嘛，无聊的时候能自得其乐。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 “是的，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可是春天再也不会来了。” 我更加惊异，斜睨了他一眼。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我忽然明白了他那种乞丐似的苦笑的含义：他要的是我来跟他说话。我掏出烟点上，喷了一口。问他： “你的申诉有结果吗？” “去他妈的吧！”他一反常态，突然骂出了粗话。“还申诉什么？我现在真懊悔！你还不知道吗？北京又展开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先是从教育界开始的。你还没有这个经验？什么运动都是拿文化教育开刀，然后全面屠杀！” “屠杀”！他居然也会用这个血淋淋的而又准确的动词！我不由得向他靠拢一点，免得他大声疾呼出来。 “还是你好，”他接着说，“打到最底层，干脆去劳改，戴上帽子，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希望了，心里也会觉得好过一些。象我：高不高、低不低地悬着，用胡萝卜加大棒对付我，到了最后才使我明白是一场空！你说这难受不难受？！我现在才懂得了他们发明的这个政治术语——‘挂’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让人上吊！” 多糟糕的境遇都会有人羡慕，这就是我们当代生活的特色！但他既然还认为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希望”，说明我一直在他面前伪装得很好，我也不必要现在突然跟他推心置腹。 “别这么想嘛，”我傻乎乎地说，“你还是立过功的呀！他们总会想得起你来的，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呸！”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个人起了奇迹般的变化，与过去完全判若两人。他说，“什么立功，只有我这个傻瓜才会干这种事！他们把我知道的榨干了，让我把人得罪遍，就把我象豆饼一样扔到这儿不管了！” 羊群见牧人还不动身，一只只卧在地上，或是找个背风的角落在那里沉思。今天准备上山。早晨给它们喂了料，所以它们也不着急。有一只老羊用依恋的眼睛看着我，也许它还认得出我来？ 周瑞成眉头打结，目光阴郁，尖嘴呶动着，陷入了回忆。 “你当我的日子好过？”他说，“从五一年忠诚坦白运动开始，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检举呀、揭发呀！原来是交给领导，后来是交给‘造反派’……我告诉你，检举人的人比被检举的人日子难过……” “这我不同意！……”我急忙辩驳。在这问题上我不能装傻。 “你听我说，”他把手放在我拿烟的手上，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被检举的人只有在检举材料摊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才难受，可检举人的人自从写了检举材料那一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错了！”他将手抽出来，激动地一挥，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难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说，这样的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问心无愧的幸福。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 这时，“哑巴”背着一个小包，穿着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来，边走边迎着风咳嗽。今年一年，“哑巴”瘦多了，虽然他一直跟着我，没有让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也许会好过一点，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会死钻牛角。 周瑞成站起来，肩膀耸了耸，将大衣披好。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甘心情愿去。说不定下山以后，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我眯着眼睛问他。 “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他反问我。 “不知道。”我想让他先说出来。 “周跟邓！”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然后放下手。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这两位一倒，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那时候，就象《红楼梦》里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奇地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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