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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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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队长笑出了声，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夜黑发工资，明天休息。你们想走个哪达儿，也行。” “去镇南堡也行么？”我毕竟年轻，还是想去享受一下能四处走动的自由。“咋不行？走哪达儿都行。” 我想他不是随口这样说的，可能是有意识地要让我知道我现在不同于过去的身份。但我又不大相信他这个外表如此粗俗的人竟会体贴别人。我瞥了他一眼。他表情不变，一门心思地烤着火。可是不论怎样，他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 他又问了我原来在哪里工作，家里还有谁，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扛起铁锹走了。 “行，你闹吧。”他说，“也别太热，小心煤烟打着，最好把报纸上掏个窟窿。”他并没有叫我泥好了再去干活。 他一走，我三两下就勾好了炉缝，洗干净铁锹，支在炉口上，取下挂在墙上的报纸包，拿起罐头筒，倒进稗子面，像昨天那样煎起稗子面煎饼来…… 稗子面都吃光了，我抖抖报纸，把它钉在我草铺旁边的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圈干净的墙围。我不敢再跑出去看什么马了，点燃昨天剩下的半截香烟，舒舒服服地在围着报纸的草铺上躺了下来。在我头旁边，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地在鼓动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正用“福利国家”的口号来蛊惑群众，某地还选举开“牛奶皇后”……这些，都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我现在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在这个如此贫穷、如此粗野、如此落后，仿佛被世界所遗忘、被文明所抛弃、为任何报纸书刊都不屑于挂齿的荒村中，却有一种非常模糊的、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使我感到新鲜，感到亲切，感到温缓。我小时候，教育我的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吴荪甫式的伯父、父亲，在我偶尔跑到佣人的下房里玩耍时，就会叱责我：“你总爱跟那些粗人在一起！” 后来接触的那些知识分子们，脑子里的劳动人民全是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穿着白衬衫和蓝工装裤，戴着八角帽，满面红光，肌肉饱满，气宇轩昂，永远走在一条笔直宽阔的金光大道上。给我做报告的领导号召我向之学习的“劳动人民”，在我脑子里好像总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神圣尽管神圣，我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在劳改农场里是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那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狼孩。在这里，我总算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了吧。首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有一种劳改农场完全没有的乐观的、毫无顾忌的气氛。在如此贫穷、落后的荒村，竟能乐观和毫无顾忌，是多么可贵，多么不可思议啊！虽然这乐观与毫无顾忌是用粗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样更透出了朴拙与天真。回忆昨天劳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发自内心地微笑了。 12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我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我的组员，包括“营业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们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里念苦经，要家里人赶快给他们办准迁证吧，我想。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了桔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两块。”“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睛问他。“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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