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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尔布拉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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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瞌睡。跑长途，我最怕旁边的人睡觉。瞌睡，是会传染的。 你抽根烟吧。不会？拿笔杆子的怎么不会抽烟？我可是抽烟的。在大城市，司机开车的时候不许抽烟，在咱们这儿可以随便。不然，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就太憋闷了。这儿不像咱们“口里”，一出车，千把里不见村庄，不见人烟，跑着跑着，眼皮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耷拉下来。 你看，两边尽是卵石滩。这就叫戈壁。你大概原来想像戈壁是一片黄沙吧，其实不一定，这儿一望无际的尽是这种脑袋大、拳头大的鹅卵石。过了戈壁，前面就进山了。这儿的天山，也不是你在电影里看见的那样。这一段，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像铁打的一般。我们要顺着干沟进山。干沟，你听听这名字！这条沟不但没有水，连你的眼泪很还没流出眼眶都会一下子蒸发了；那儿没有草、没有树，连小鸟跟蚂蚁也没有，和月球上一模一样。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在那里面开半天车，怎么能叫人不瞌睡？ 你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吧？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维吾尔族人常说，在新疆、要饭的都得骑头毛驴，不然他在这个村要了吃的，还没走到那个村就饿死了。这当然说的是旧社会，可这话真形象。 我开车，爱带个人。有时候，我遇到路边靠两条腿赶路的人，总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看看他想不想搭车。你着，在这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前面是气象森严的大山，两边是云层很低的天，要是看见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在这种路上吭哧吭哧地走，心里不知怎么就会又怜惜他，又敬佩他。我们坐在车上不觉得，在地上，你就会知道，这么长的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拽过来是什么滋味。 带个人在我身边，他不孤单了，我也不孤单了、我们开长途货车的，跟机器打交道的时候多，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少。在路上，跟熟人错车的时候，也是还没等笑一笑、车就唰地一下子过去了。机器呢，还不如牲口。我小时候在老家赶过驴车，毛驴尽管犟，可是个牲灵，闷起来你还可以跟它聊一会儿。它吧搭吧搭耳朵，好像还挺懂人话似的。汽车不是个活物——它要活了，你可麻烦了——跟它待的时间一久，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寂寞无聊。所以咱们开车的到了站，下了车、都爱说说笑笑，骂骂咧咧。他哪是要骂人呢，他是要练习着说话哩。人是应该跟人待在一起的。 前几年，咱们车队来了个队长，严厉禁止咱们司机带人。说什么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派来好些南朝鲜的女特务，尽装成“阿妈妮”来搭志愿军的车，上了车，就把司机捅了。这是啥时候的事！我一听腻味：咱们有些官，总爱把战争年代的事拿到和平环境里来吓唬人。这样的官还不一定上过战场，打过仗，吃过苦的人都知道疼借人。果不其然，后来他老收人家的烟酒给人拉私货，上面把他撤掉了。 你别看让人搭车是件小事。他招呼，你停下，他上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心里就会想：咱们国家还是好人多哇！你呢，一看见他那副笑脸，心里也会暖乎乎的，开车也有劲了，人也不困了。我倒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只要旁边有个人我就觉得不孤单了。今天是遇着你，我的话才多了点。我爱跟知识分子打交道。 我是怎么到新疆来的？那说来话长了。其实呢，我也应该算是回乡知识青年。听我口音，你可以知道我是河南人。我在老家的县上念到了初中毕业。那时候，我的理想可多啦。在电影上看到解放军想当解放军，看到了医生想当医生，看了一本小说，就想当作家。反正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到将来要开一辈子车。初三那一年，我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我的理想像天上的一片繁星， 在我的头顶上闪耀。 还不错？你别笑话我。不过那时我才十七岁，老师也说，一个农村娃娃能有这样的才情，将来一定有出息。 谁知道，到了六0年，家里困难了，爹妈连饭也吃不饱，我这个“有出息的农村娃娃”也不愿念书了，干脆回家养老人吧。可是，回到家，三个人捆在一起挨饿，爹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老两口哭在一块堆，跟我说：“娃，你走吧，到外面寻个活路吧。念了九年书，哪儿找不到一碗饭吃？”咱们河南人生活能力最强，自古以来，走州串县、闯荡江湖的，数咱们河南人多。但凡老家有个天灾人祸，脚一跺，就往外省跑了。这时候，有个乡亲从新疆给我家邮信来说：新疆好，新疆不但能找上工作，还能吃上饱饭。新疆，我还有印象，“我们新疆好地方呀”这个歌我在学校就学过。这样，我就决定到新疆来了。 当时，户口控制得很严，村头路口，到处刷着抓流窜犯的标语，要离开老家，就跟去做贼娃子一样。我们等了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摸出门。我爹把我送了十里路，走出公社的地界，再也走不动了，趷蹴在路旁边光喘气。我从包袱里掏出我妈悄悄地包上的两块玉米面饼子，又悄悄地塞到他怀里。“爹，你回吧。”我说，“我认识路，我带着地图来着。到了那儿，找到了工作，就给您邮钱回来。” 年轻人不恋家，尽管饿着肚子，翅膀还挺硬，总想扑腾扑腾往外飞。那时候，我连一滴眼泪也没有，一心以为有个远大的前程在等着我，一点也体会不到爹妈那时是什么心情。这种心情，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体会才越来越深。可是，现在要我回想我爹、我妈最后跟我说的是句什么话，他们最后的模样是啥，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爹趷蹴在路边的那团黑影。过去，在夜里开车，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我跟前老出现这团黑影，就在车灯前面的公路旁边趷蹴着。那团黑影像通行证一样粘在挡风玻璃上，车开到哪儿跟到哪儿，你别想抹掉它。 有时候，我也自己原谅自己，想到那天晚上要是我妈送我，娘儿俩兴许会在路边说些亲热话。我爹是个不吭声的庄稼人，我又是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儿子跟爹总没跟妈亲……唉，就这样，爹妈养了我十八年，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竟连一句亲热的话都投给爹妈撂下…… 好了，往下说吧！ 我就这么到新疆来的。那年，火车刚通到尾亚。尾亚哪有现在这么气派，当时只有十来间破旧的土坯房房，盖在一片黄沙滩上。土坯房房周围搭着帐篷，跟豪古人开‘那达慕”大会一样，一座连着一座，里三层外三层。尾亚是终点站，来新疆的人全涌在这里，汽车虽然不停地往西送，可火车又不停地从“口里”往这儿拉，走了穿红的，来了穿绿的，男男女女，挤来挤去，这片帐篷中间经常有几千人。把白皑皑的雪踩得乌七八糟的。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有正式调干来的，有毕业分配来的，有随厂内迁来的，而多数却是那时候要抓的所谓“流窜犯”，就是后来所说的“盲流”。眼下呢，咱们这些人都有好听的称呼了，叫“自愿支边人员”。这也算是平反吧。老实告诉你，新疆现在建设得这样好，这些“盲流”或说是“自愿支边人员”可起了大作用啦。现在，我就知道好些这样跑来的人当了模范，立了功，受了奖；有的搞了发明创造，成了专家、工程师，还有在生产建设兵团当到团一级领导的。 咱们这些“盲流”是见面熟，刚凑到一块儿，就像认识了半辈子似的，三句话两句话就把各人知道的情况交流了。那些帐篷，原来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团和各单位、工厂派驻尾亚的招工处。招工的对象当然就是我这样没有职业的“盲流”。那时候，尾亚像个大自由市场，那个热闹劲儿，跟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这儿喊：“喂，喂！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这儿工资高、口粮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啦！”那儿叫：“喂，喂！来咱们这儿吧！咱们这儿的牛奶当水喝，一个苹果有你脑袋大，错过这机会可没后悔药给你吃呀！”还有嚷嚷的更绝：“喂，喂！不吃肉的土鳖别到咱们这儿来呀！住上大楼头晕的土包子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嫌钞票扎手的冤大头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好像一到他们那儿，就能吃上大肉，住上高楼，成把成把的人民币往口袋里揣似的。 在火车上，我还担心没有证明不好找工作。到了尾亚，老“盲流”告诉我，没有公社的迁移证，有选民证也行；没有选民证，拿封新疆哪个亲戚朋友给你的信也可以。最不济的单位，就是那些喊得最响、说得天花乱坠的招工处，那都是招到最苦的地方去干最重的体力活的。那些招工处，只要看人不缺胳膊断腿，眼睛鼻子也全，“海麦斯”（海发斯，维吾尔语，统统、全部的意思。）收下，什么证明不证明的！ 这老“盲流”有四十多岁，身上披一件像挂着猪板油一样的烂棉袄。他自己说他精通医道，想找个对口的专业，才没有轻易跑到那叫唤的招工处登记。我看他有点文化，就掏出我的初中毕业证书给他看。他眼睛一亮，说“你这可是个宝贝。就凭你这个，起码也得让你当个科员。你别到那喊叫的招工处去。”他指给我一个帐篷，叫我到那儿去找工作。 那个帐篷前面果然清静，门口的篷布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新疆文教厅尾亚办事处”几个墨笔字。办事员也斯斯文文的，跟那些大喊大叫、满嘴唾沫横飞的人不一样。帐篷里升着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的炉子，放着一张没上漆的白木条凳，坐着一排前来找工作的人。负责登记的干部是个胖子，坐在也是没上漆的办公桌后面。那时候，长得胖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实，到这儿找工作的人也不全有证明。要是没有证明，胖子就进行口试。提的问题是根据来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临时定的，什么“世界上有几大洲、几大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啦，“元素周期表是谁发明的”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什么意思”啦，等等。我听听，我都能答得上来。这胖子是陕西人，挺有学问，人也和气。挨着我的时候，我把毕业证书递了上去。胖子一看很高兴，光问了我老家有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有谁跟我一起来的，马上就在登记薄上写了我的名字，叫我明天一早到这儿来集合，坐汽车上乌鲁木齐去。 从帐篷里出来，我那个兴奋就别提了。我张开翅膀，在尾亚这一大片帐篷中间自由地飞呀飞的。科员当然更好，教员也不错，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在中学里看了两遍，还挺受感动的。那时候，因为电影里的这个教师是女的，所以和自己的理想没挂上号，现在，生活一下子给我揭示了这样的前途，我才想起来，原来我的理想一直是当教师。我想像到我老了，也和那个女教师一样，白发苍苍，戴着眼镜，周围围了一群科学家、作家、军官，这些全是我教过的学生…… 正在我一边飞翔，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碰上了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岁数跟我差不多，穿着打扮也带着那么点学生味儿，两个人扎了四条小辫子。他们在我跟老“盲流”聊天的时候就注意上我了，这时候就过来搭讪。原来她们也是河南人老家跟我们公社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这一听口音就听出来。姑娘问我找到工作了吗，我说找到了，还挺好，喜不自禁地把经过都告诉了她们，还吹牛说，那胖子很看得起我，连考都没有考。她们却发愁说她们找不到好工作，干体力活又干不动，怕还没干两下子就倒在工地上。这是实话，我看她们黄皮寡瘦的哪有现在十八、九岁的姑娘这样光采，我就随口说了句：那你们也到那个帐篷去试试看，当个小教员吧。 这天，我在土坯房的客店里落了脚。这客店也不知是公家开的还是维吾尔私人开的：两溜大炕，中间一堵直冒凉气的火墙，被子枕头全没有，还要三块钱一晚上。就这，还得靠你的力气像瓶塞儿一样死命往里挤。我好不容易往下蹭到炕面上，才摸到炕面上还铺着毡子。开店的总算有点良心。 在客店里，我才知道，有人换了好几次工作了，到处碰运气，哪儿待遇好就往哪儿跑。那些老“盲流”蹲在炕头上，背靠着火墙一面抽莫合烟，一面绘声绘色地聊他们的经历。听他们的口气，全新疆没有他们没去过的地方。记者同志，我告诉你，那时候的新疆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和我们“口里”那种走一步也得开三张路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的这些，别说你在小说电影里没见过，恐怕你想像都想像不到。你们是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机关门，习惯了循规蹈矩的一套的。我再跟你说，新疆原来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而这三十年变化这么大，是跟这种开放的劳动政策分不开的。要是新疆那时候也和“口里”一样，把寻活路的人都当成“流窜犯”，光认纸条条不认人才，那么，现在好些地方还是戈璧滩哩！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想，头天去得给人个好印象，从今天起我就是教师啦，于是花了三毛钱，买了一小蓝边碗凉水擦了擦脸。待我跑到那帐篷，被招去的人已经一个个扳着车帮子往车上爬了。胖子在车旁边拿着本本子点数，可是，一见我，竟沉下脸发开了脾气。“去去去！”他说，“看你样子挺老实，原来也搞邪门歪道。这儿不要你，你上别处去吧！” “咋啦？”我吃了一惊，“我咋啦……” “咋啦？”他学着我的口音。“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个姑娘四处乱跑，像啥样子？你们是啥关系？昨天问你，你还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哩。一点不老实！” 我分辩说：“那两个姑娘不是我带来的。不信，你考考我好了。” “还考什么？”他生气地一甩手，“都说是初中毕业生，可问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知道，还把高尔基当成中国人。简直是瞎胡闹！” 知识分子都有个拗劲儿，那胖子脾气更拗。兴许是那两个姑娘拿我的牌子骗了他，把他惹火了，这会儿非一头撞在南墙上，怎么说都拉不回来。 车开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还从驾驶室里钻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车门朝我喊“小伙子，当教师，老实正派是头一条。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学问都不行！” 白高兴了一场，当老师的美梦破灭了，那些科学家、作家、军官都从我身边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车轮打起烂泥溅到我身上。我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却看见那两个姑娘正在一座帐篷旁边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们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们……”我把一肚子怨气发在她们身上。 两个姑娘挤在一块堆，低着脑袋说：“咱们没办法，……咱们小学还没毕业，胖子要考我们，我们说不用考了，我们眼你是同学，一块儿初中毕了业，是你带着咱们上这儿来的。后来，没想到……” 我看她们眼泪汪汪的样子，知道她们也知错了。人掉在水里的时候，连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们决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没说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帐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干脆，你带上咱们俩吧。咱们都是老乡，你又是个好人，你到哪儿咱俩也到哪儿。” 我说，“不行。再是个好人，人家看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姑娘也犯疑心，你们没瞧见刚刚那个胖子朝我喊，这不就是个例子？” “那咋办呢？”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咱们钱也花完了，这儿没一个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们掉下眼泪，心里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乡哩。我说：“好了，你们别哭了。在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咱们仨就在一块儿吧，我还有几件衣服哩。” 我跟你说过，爹妈就我一个儿子，所以咱们家虽然是庄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农业社兴旺的那两年，家里有点钱就给我置衣裳，爹妈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个人样儿，送到学校去。唉，想起来，要是咱们国家按五六年那样发展下去，兴许我规在已经当了大学讲师了哩。 我不说了嘛，那时候的尾亚像个自由市场。帐蓬前面喊叫着招工，帐篷周围就搞小买卖。卖的都是随身带的东西，也有倒腾粮票的。当然，干这种事的全是我这样的“盲流”，有职业的干部工人谁搞这个？卖东西的时候不用摆摊也不用喊叫，把东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问你。我先拣冬天不穿的衣服卖，一条蓝卡叽裤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衬衫，才卖了十块钱。六O年的钱不经花，一碗茶水三毛钱，一碗稀稀的面条一块钱，一块茶杯盖大的玉米饼子要五毛三个人吃了一天，把裤子跟衬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两个姑娘也不知在那儿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俩红着眼晴来找我，说：“咱们把你的好差事给蹬了，就够对不起你的，再这么花你的钱，心里更过意不去。咱俩商量好了，就到招干体力活的帐篷去报名算了，反正咱俩也没啥别的能耐。”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她们既然自己愿意去干体力活，我只好说：“那你们就去吧。干不动重的干个轻省的，悠着自己的力气。反正总比老家好，还能吃上一口饱饭。” 她们去报了名，当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车走了。我又卖了件衬衫，跑到她们的汽车那儿，给了她们每人两块钱。那汽车旁边还在喊叫：“来咱们这儿呀，牛奶当水喝呀……”而她们俩在车上却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车下也禁不住难过起来，好像咱们真是同学，真是一块儿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边疆来的…… 我们开车的司机能在全疆到处跑。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的车停在库尔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辆卡车在往下卸香梨，那个在车上搬筐子的妇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来，那就是我的老乡，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干活挺麻利，人也比过去胖多了，肯定是结了婚，还生了娃娃，一举一动都透出能主事儿的泼辣劲儿。我盯住看了一会儿，可没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车开过去的时候瞟了一眼，那车是农二师一个团场的。大概她俩都在农二师的哪个团场当了农工了吧。 我呢，当时还留在尾亚。老“盲流”的话把我的胃口调高了。自以为当不成科员，当不成教师，别的需要文化的工作还多得很，总不能跟那两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姑娘一样，也去干体力活吧。晚上，我也凑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别说，出门人都有义侠心肠，在外面跑的“盲流”尽管自己经了三灾八难，对别人的事却都挺热心。大伙儿听了我的情况，把毕业证书传来传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后一致怂恿我到哈密去，说在哈密能找到会计这一类的工作。 会计也不错！我在中学还学过珠算，于是决定上哈密。 那时候，尾亚的班车挤得要命，一星期之内别想买到往西去的汽车票。我等不起，兜里只剩下几块钱，衣裳也没啥可卖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办法，去寻辆货车捎个脚。 停车场在这个帐篷城市的西边。黄沙滩上横七竖八尽是车轱辘印，一滩滩油迹把雪染得乌黑；汽车停得也杂乱无章，约摸有一百多辆，谁爱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有的车门锁着，有的司机在车上忙活；有的司机面目和善，有的司机脸上挺横。那天清早我在车场转悠了半天，总不好意思向司机开口。太阳爬高了。汽车一辆一辆开动了，我还在畏畏缩缩。正在这当儿，我突然听到一辆油罐车的司机说的是咱家乡话，我就站在他车旁边看着，像对他修车感到兴趣一样。 记者同志，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真是根深蒂固，那两个姑娘因为听见我说话，才盯上了我，这会儿，我也是听见这个司机的家乡话才盯上了他。过了一会，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干部走了，司机也把车检修好了。他把车盖盖上转过脸发现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给我递上来。” 我把水递上去，巴结地问“大伯，您这车往哪儿开呀？” 这司机慈眉善目，脸红扑扑的。他一听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们还是老乡哇！你要往哪儿去呀？”我说我要去哈密。他说他上乌鲁木齐，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说他开的这车不许抽烟，刚刚那个交通厅的干部要他带个从“口里”来的“外调”人员，他想，搞政工的外调人员成天翻人档案，思谋着怎么整人，准是个爱抽烟的，还不如把我这个不抽烟的小伙子捎上哩，何况又是老乡。 他加好了水，从保险杠上跳下来，叫我赶紧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说家当全在这儿啦。他又笑了笑，打开车门，摸了摸我脑袋，说了声：“走吧！” 咱们车走上大路，就看到那个交通厅的干部领着一个提黑皮包的人边跑边朝我们叫唤…… 不瞒你说，这司机就是我的师父。在车上，我把咱们老家的情况告诉他。他听着直摇头叹气，说全是“大跃进”搞坏的。谁都知道，“太跃进”那阵子，就数咱们老家吹得邪火。他又问我去哈密找谁，有哪门亲戚在那儿。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说了，又掏出毕业证书给他看。他说别看不起体力劳动，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所以当工人最光荣。他四七年在老家参军以后就开车，四九年进了疆，上面叫他当干部他还不当，转了业，照旧开他的车。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对脾气，还没到哈密，就决定收我当他徒弟了。 这样，车经过哈密，我就没下车，跟他一块儿直奔了乌鲁木齐。 这会儿，我师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岁，在家成天养个花，弄个草。我经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说，你来看我啥也别带，要有好花，给我讨换一盆来。你看见你背后那棵君子兰没有？这就是我昨天从一个东北老客手里面，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明天给他送去，他一准喜欢！ 我说的这些你不厌烦吧？你们记者爱写大人物、英雄模范。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大事，平平凡凡。虽说也受过表扬，得过奖状，不过那都是咱公司内部的，连《新疆日报》也没上过。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写了也没哪家报纸登，我只是给你提提神罢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弯就上山了…… ……从此，我开上了车。日子就跟车轱辘一样，转得飞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门的轱辘，一小时八十迈，烦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里的轱辘，光打转转不出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来年。这期间，车也换了好几辆了。我开的头一辆是苏联的“嘎斯”，后来换了咱们的“解放”，捷克的“司柯达”我也开过，我还开过罗马尼亚车，这辆“日野”是最近才换给我的。 汽车的岁数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来算的，我觉得人的年纪也应该是这样。有人活了五、六十岁，平平安安，没吃过苦、受过难，其实应该说还年轻得很哩，有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吃苦，长到三、四十岁又经历了不少事，那就应该说他很老了。记者同志，你别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 就拿我这个开车的来说吧，早先通商的时候，我还到过苏联、阿富汗，又到过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阵子，几次事故都差点把我命送掉。在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外国崇山峻岭上开车，真比驾驶宇宙飞船还难！咱们新疆内部呢，那些年哪有这么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滩。遇上刮风下雨，你一个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条河一样，结了一层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车开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盘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门关，闹不好就连人带车滑到万丈深崖下面去。这样的公路，我在苏联、阿富汗没见过，翻翻资料，别的国家也没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机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机就不开车。所以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中国人都够英雄的！ 好了，咱别自吹自擂了，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抱怨的。一个庄稼人的娃娃，如今开上了大汽车，国家把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交给我，光这一点就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讲出身历史，咱们车队还数我清白，所以老让我出外勤，跑国际公路。我也兢兢业业，生怕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可是内心呢，在好长时间里，总有个冰疙瘩化不开。 我爹我妈，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时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来信说，我妈临死的时候老唤我的小名，死了以后，从她兜里还翻出来我给她寄去的两张汇票。原来她都没上邮局去取——粮店跟市场上没粮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钞票也白搭。我舅把这笔钱给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坟修了修。六四年，我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二老双亲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那年栽的杨树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里离开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后来都变了模样了：小路变成了大路，铺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个路边如今正是路当中，拖拉机在上面过来过去的。我师父说得不错：车是要往前开的，两眼老要盯着前方，偶尔在反望镜里朝后面瞧瞧可以，要是一个劲儿往后看，车非开翻不行！所以我还是回来照旧开我的车。 话虽是这样说，可世界上再没有我的亲人了，心里总觉着说不出的孤单。司机跟司机见面的机会少，我收了车他走了，他收了车我又走了，我跟我师父也很难有一块儿待两天的时候。以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连熟人在一块儿也不敢说知心话，弄得谁也不相信谁了。见了生人，那两眼更是瞪得像乌眼鸡似的，先要惦量这是不是阶级敌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现在我跟你这个刚认识的人就能随便说知心话！人跟人的关系，还不如六O年困难时期亲密。记者同志，你说什么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难受。早晨起来，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袄，棉袄外面还要来件无形的盔甲把自己装裹起来，这才出门。每个人都缩在自己那件无形的盔甲里面，所以一个单位的人尽管多，可都互相热乎不起来。 那几年，我老是闷声不响的。有一次，师父见了我，说：“你也该考虑结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个知疼问暖的人，兴许情绪会好起来。”我一想，也对！咱就准备结婚吧。 在新疆，寻个女人不容易，这儿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机会。幸好咱们开车的四处跑。不久，在达坂城的食堂里，咱们公司的几个开车的碰到了一起，吃饭中间聊起了这事，一个司机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达坂城就有个刚来的陕北姑娘，我替你说说去。”别人也都瞎起哄，还有个开车的唱起哈萨克民歌：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你嫁给我…… 唱得我心里痒痒的。好！咱们去看看。 这姑娘是米脂人，那年陕北闹灾荒，她跟我六O年一样，也是因为老家没吃的才跑出来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陕西的口语和维吾尔人说的“达坂城的姑娘一枝花”一样，是尽人皆知的。姑娘二十刚出头，还是个完小毕业生，长得的确不错，虽然辫子不长，两个眼睛睁的挺大。她姨妈在路口摆个茶摊，生活很困难，但也没提别的条件，光要求给姑娘报上户口、安上粮食关系。听老太婆的口气，她和姑娘并不亲，只想把吃闲饭的侄女儿早点推出去。 这事对我来说不难。领导上一直看得起我，因为不管那派掌权，他都得用我的技术，给我的家属报个户口，安个粮食关系还在话下？我们一块儿去的几个司机一合计，就跟她姨妈说定了。 回来以后，师父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摇着脑袋说：“你不知她的底细，哪能这么随便？这是一辈子的事哩。你别着急，让我慢慢给你找。”我说：“我这些年四处跑，看的人多了，也有了点看人的经验。这姑娘一脸正气，不是个轻狂的样子。我看就是她吧。”其实呢，因为我多少年都没想到要结婚，一个人闷闷地过日子，经师父给我一点悟，我才发觉结婚是头等大事，一心想早点把这事办了，所以这次就没听师父的话，跟她结了婚。 我看你还年轻，结了婚没有？没有，好，那我跟你说说这夫妻之道。我结了两次婚，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经验。 夫妻两个人过平平常常的日子，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大事来考验双方的感情，那就得凭衣食住上的一举一动，眼睛神态上的一点一滴来看人的内心。这里面没有学问，只能靠你的感觉，拿你们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直觉”吧。她对你是真心的，就是刷你两巴掌你也能感到她手掌心是热乎乎的；她要是对你虚情假意，就是成天把你搂在怀里喊乖乖，你也会感到她的怀窝冰冰凉。在社会上，好人能够装得出来，假积极也能骗张奖状、捞个党票，唯独在家庭里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过日子，晚上还要同床共枕，感情的好坏是绝对糊弄不了对方的。有的家庭，你别看他们的碟子碗经常磕碰，要仔细观察他们相互之间的眼睛神态，兴许还是有情有意的一对哩。有的家庭，拿书上的话来说两口子“相敬如宾”，可没准正在同床异梦。 这陕北姑娘是个好姑娘，人勤快，针线锅灶都能拿得起，放得下，跟邻居没有一句闲话，从不惹事生非。每个月交给她的钱，怎么花的，一五一十她都记在小本子上。我收车回去，热饭热菜总在桌上等着我；衣裳脏了，破了，不等我说话，早给我收掇好了。可要说感情呢，那是绝对的没有！ 咱们新疆，先结婚，后恋爱的事多了！你不信你问问那些生产建设兵团的师长、团长，哪个人的老婆不是五三、五四年从山东、河北、安徽招来的大姑娘？就是王震老总对这些打了十几年仗老战士的关怀。他们也没有经过恋爱，来了就结婚，可人家过得全挺好，“文化大革命”里面。都没有一个老婆甩掉自己的“走资派”的。感情，是能够在结婚以后培养的。 我也学着培养感情。那些年，你也知道，外头乱哄哄的，想为国家多出力都出不上，只好一心建设自己的小家庭。我打了不少家具，啥捷克式的，波兰式的，漆得油光锃亮；还有小沙发、落地灯。反正我出车巴基斯坦的时候攒了一笔钱，每个月的工资也足够两口人花的。 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始终像一个佣人对主人的态度，甚至比这还不如。雇来的保姆有时还跟主人笑一笑，她脸上连一丝丝的笑容都看不出来。打的这些家具她从来不认为是她的，我在家不在家，她都不坐坐沙发；我给她买的衣裳，她一件也不穿。我看得出，这不是为了节约，她是有意要跟我拉开距离。碰上我休假，或是收了车回来，两口子在房里的时候，她不是想方设法地干些不必要干的事，就像受气包一样，一个人搬个小板凳坐得远远的；两个大眼睛里空荡荡的，把一声叹息匀成很长很长的呼吸，悄悄地吐出去。我拉她出去看个电影，她就把脊背对着我：“看啥？老是《沙家浜》《威虎山》！”这话也对，那咱们就聊天吧。可除了家务上必要的事，她跟我别说有一句带点感情的话，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记者同志，不怕你笑话，夫妻两人，总要亲热亲热吧。在这时候，她就跟个死人穿寿衣时一样任人摆布，一点反应也没有，搞得我又丧气，又心寒。 总之，她把人人穿的那件无形的盔甲也穿到家里来，连晚上睡在我旁边也不脱。你说这叫我气闷不气闷？你看，我是瞎子、麻子呢，还是五官不正呢？哦，你别拿我开心，我怎么能比得上达式常，人家是最佳男演员哩。不过，我二十七八岁那阵子，自己觉得外表还能看得过去，脾性也好，为人也没干过亏心事。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看起来她又不是天生的冷冰冰的脾性。我成天苦思冥想。老实说，这不由得我不想。我告诉你，家庭的苦恼要比政治上、经济上的挫折和困难更折磨人。要是在政治上挨了斗，但有个和和美美的家，回来也能寻点安慰；家里穷，可老婆好，一家人也会过得高高兴兴的。现在我碰上了这样的老婆，简直比我单身汉时候还苦恼。不瞒你说，我抽烟就是那期间学会的。不但抽烟，连酒也喝上了。当然，每次不超过二百克，因为咱还要开车。 就这样，咱们过了小半年。后来，我慢慢发觉，街坊邻里的大嫂大婶见了我，老是带着一脸怜惜我的样子，神情都有点特别。刚结婚的时候，我收车回来，进了家属大院，妇女们经常拦住我。拿我们小两口的事开玩笑。这些老娘儿们，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能说得出口。现在，跟我打起招呼来却是吞吞吐吐的，在我面前提都不提我老婆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虽然感情冷淡，可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呀！ 好，有一次，咱们车队到伊犁，卸了货，晚上都住在绿洲饭店。咱们几个开车的凑起来，买了几十串烤羊肉两瓶伊犁大曲，一边喝一边聊。你知道，那时候谁也不敢聊正经事，只有瞎扯淡，说女人最保险。酒喝到半截，大家聊得高兴了，那个在达坂城唱哈萨克民歌的司机又扯开嗓子唱起了陕北的《信天游》：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米脂三十里铺村。 四妹妹和了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三哥哥当兵咳坡里下， 四妹妹埂畔上灰塌塌； 有心上前说上一句话， 又怕人笑话…… 于是，大家伙儿又说到了全中国就数陕北的姑娘最风流，最有情有义，“和”上了一个“哥哥”，那就至死不渝。这时，几个人都拿我来开心，因为我老婆正是米脂人。正在起哄的当儿，有个喝得醉醺醺的小青年冒出这么一句：“咳！你要当心哩，只怕你那四妹妹的三哥哥不是你，另有别人哩……” 这句话一说，酒场上顿时冷下来，别的司机却悄悄给那小青年使眼色。小青年似乎也知道说错了话，光低着头吃羊肉串，不吱声了。 这话里准有话。不管别人再拿什么玩笑打岔，我也没兴致了。一会儿，那小青年上厕所，我也跟了出去。 在走廊上，我拽住他的胳膊，问：“你刚刚说那话是啥意思？你别怕，这里没你的事。” 小青年脸涨得通红，支支唔唔地说：“我没说啥，那是玩笑……” 这时候，一个年纪大的司机也跟了出来，说：“既然把话捅出来了，咱们都说开，别叫他钻在闷葫芦里了。走，咱们进房子里说。” 这样，几个司机把大家知道的情况告诉了我。原来，三个多月前，从陕北来了个小伙子到我家里找她，邻居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光听见他们俩在屋里哭，声音很低，但挺伤心。咱们公司的家属大院是一排排平房，百十户人家，没有单门独院，谁家里有个动静都瞒不住别人。司机家属有好些不上班，妇女们来回串门子，少不了说张家长、李家短，而且她们交际广，又爱打听，公安局的侦缉队也比不过她们，不久，她们就收集来了不少情报：这小伙子跟她是同一个村的，刚复员的义务兵，这次特地千里迢迢来寻她，他们之间原先准有什么瓜葛。现在小伙子在家属大院斜对面的畜产公司找了个烧锅炉的临时工干。我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到我家。一去，两个人就关起门来说悄悄话。 “你别冒失，也别难过。”司机们劝我，“咱们瞒着你，是因为看你们两口子过得不错，弄不好倒成了挑拨你们的夫妻关系了。再呢，你又是个心思很深的人，咱们怕说错了闹出大事来。” 我听了，喉咙里像堵着块什么，强忍着眼泪说：“我谢谢大伙儿的好意，其实你们应该早告诉我的。我们两口子的日子不是像你们外表看风的那样，我是窝窝囊囊地过了小半年的……” 开车的听了我说的情况，都非常气愤。有的说把那陕北小伙子逮住揍一顿，再赶回老家。有的说，没那么便宜，应该送到公安局。年纪大的说，这事别张扬，把小伙子赶走算了，以后她生下个娃娃，兴许她能安安生生地跟我过日子。 我脑子里乱哄哄的，就跟万花筒一样，拼出来几千几万的花样：歹毒的、善良的、阴险的、光明磊落……都有，可最后还是没有拿定主意。 回到家，我更仔细地观察她。可她还是跟往常一样，拿书上的话说，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花的钱有板有眼，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想责怪她，都找不到一点茬子，有心把事捅破，又寻不出一句恰当的话开头。 后来，因为车要检修，我在家待了几天。修完车，该出车了，我刚开出车库，就发觉变速箱里有毛病，一换档嘎嘎地响。那时候修理工不负责任，坏车修不好，好车倒能修坏，还得司机亲自动手。这天我就没出去，修了一上午车。中午，我提着借修理工的扳子回到家，一进门，她正跟那小伙子在一起。 她坐在床上，小伙子坐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两个人都低着脑袋，愁眉苦脸地好像在想什么办法。见我陡然进来，他们倏地站起来。小伙子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她倒显得很镇静，一步跨到我和小伙子中间，与其说她用她的身子挡住小伙子，倒不如说她用她脸上的表情向我表示：“你看着办吧！要打要骂都冲着我来！” 说实话，尽管我脑子乱哄哄的时候，也有把他们抓住狠狠地揍一顿的想法，但到了关键时刻，我只气得浑身发抖。唉，记者同志，一个人突然遇到一件从没经过的侮辱，虽然他有道理，也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小伙子趁我愣神的当儿，飕地从她身后跑了。她这才朝床上一坐，一脸横下一条心的坚决劲儿。 我牙齿打着牙齿，连连问她：“这是谁？这小伙子是谁？” 她先是一声也不言喘，慢慢地，两行眼泪从她一对大眼睛里簌簌地往下直流，滴滴答答掉在她前襟上。她也不低头，也不别过脸去，也不出声，就这么坐着淌眼泪。 我这个人心软，见不得别人淌眼泪。她一哭，就把我的火给浇熄了。我把扳子往旮旯里一撂，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只想着她能说出一句骗我的话，说这是她的兄弟，或者是她的乡党，那也就算了。那老司机说的对，把那小伙子好好打发走，然后跟她生个娃娃，以后，就跟大家一样过日子吧。 但是，她没跟我说谎，仍然两眼垂泪，一言不发。我目光失神，两手拄着脑袋，干坐在那里。看看崭新的家具，看看式样新颖的沙发跟落地灯，慢慢感觉到：两口子没有感情，家里所有擦得油光银亮的东西全跟冰一样，发出来的光都冰得疹人。这些东西算什么？就是将来有个娃娃，又怎么样？家里娃娃一大帮的司机，为了两口子不和而在外面胡闹的、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我见得多了。司机的工作好，收入高，政治上又没有谁整他，为什么还有些人酗酒肇事？你去调查调查，多半是为了家庭问题。 既然她不说话，我就去找那小伙子。不管怎么样，事情我总得搞清楚。我饭也没吃——这时候谁还咽得下一口饭，一甩手走了。 小伙子在畜产公司的锅炉房旁边，紧靠着大烟囱用土坯砌了两面墙，盖了一间土房房。这间房子又像是三角形的，又像是月牙形的，可利用了烟囱的热气，还挺暖和。这房子简直就是建筑上的一个新创造。 小伙子不是个窝囊人。见我推开摇摇晃晃的纸板门进来，好像早知道我要来找他似的，挺客气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伸手不打笑脸人”，我能怎么样呢？总不能一进门就揍人家吧，只好坐下来听他说话。 小伙子说，他们俩自小就在一个村长大的，七八岁开始就一块儿上山扒柴，一块儿上的学校，十七八的时候，两人订了终身，家里大人也同意的。以后他参了军，说好复员回来就结婚。可是这期间家乡闹灾荒，她爹又得病死了，他家也是自顾不暇，这姑娘只好到“口外”来投姨妈。她姨妈明知道他们有这档事儿，可是看我的工作好，工资高，又能报上户口，就硬逼着她嫁给我。姑娘呢，眼看姨妈家呆不成了，未婚夫又远在千里之外，一时失去了主张，就跟我结了婚。然而，姑娘跟他说，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 小伙子说：“咱们都是年轻人，我坦白地跟你说吧，我来是要她跟你离婚，把她寻回我身边的，或是回家，或是就在新疆找个工作——来这三个月，我也看了新疆好活人。她呢，虽然跟你没有感情，可她说你是个好人，又不忍伤你，这就两头为难了。最近，我也有点看开了，既然咱们仨都错了，我就退出算了。可我要跟你说的是：一，咱们没背着你干那见不得人的事。二，我和她订婚在前，你和她结婚在后；咱们俩在一块儿十七、八年，你和她只生活了半年。你们俩是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结的婚，就现在，你们俩又有多深的感情呢？而咱们俩是在有感情的情况下订的婚，在部队的三年，我每天都想着她；所以说，你要叫我一时抛开她不想，也是不可能的。你要能理解这点，那就能原谅我。要不原谅，那你就揍我一顿，可我也不会不还手，因为我没做那亏心事，我还觉着我满有道理哩！” 总之，小伙子絮絮叨叨说的是这样的话。一面说，一面还从枕头底下掏出她过去做的肚兜、荷包、布鞋、袜底来证明她对他的感情。大概这是他们陕北人定情的信物吧。我听着小伙子的话，看着这一摊花花哨哨的东西，心里酸溜溜的——她一件也没给我做过。可知道她还认为我是个好人，心里又暖暖的——这是她背着我说的真心话。我没把她看错，她果真不是个轻狂的女人，而是个有情有义的正经女人。可惜的是，她的情义不在我身上。 不过，我的气还没全消下去。我说，“你说你们没背着我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为啥你一见我就跑？” 小伙子红着脸说：“你手上拿着头号扳子，我怕你在气头上闹出事来。” 我说：“你跑了，你就不怕我揍她？还说跟她有感情哩！” 小伙子低着脑袋嗜嘟哝说：“那阵子，我正在门外站着哩……” 正说着话，她急急忙忙地推门进来了，大概她以为咱们两个男人打起来了吧。看见咱们好端端地坐着，松了一口气，可又靠着烟囱哭了起来。这次哭出了声音，哭得挺伤心。 我和小伙子都不吱声了，小土房房里光听见她的哭声，听着听着，我突然想起尾亚那两个姑娘。要是那两个姑娘遇着她这种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看还是跟她一样没有主张，凑凑合合跟随便哪个人结了婚，先安下身来再说。她有什么错呢？她也没有错。不知怎么，这时候，乱哄哄的脑子里却光想着尾亚那时候的情景。 停了好半天，我终于说：“算了，你别哭了，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很明白：我跟他，这两个人中间你只能跟一个。你现在就决定吧，究竟你跟谁？” 她还是哭，不说话。我看这一刻她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淌干了。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也呜呜咽咽地叫着她的小名说：“你还是跟他过吧。到这里来，我看见你生活好了，也就放心了。你还咱俩没缘份，白好了一场，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小伙子的话刚说罢，她哭得更厉害了，可以说是嚎陶大哭起来。这不就等于表态了？何必再折磨她呢？我心里更怜惜她了，只怪自己没这个福份。我说： “她的态度很明白了。跟我过，她难受，我难受，你也难受。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从‘口里’盲流来的。这种事，我见的多了，只怨自己老家没搞好。可咱们中国大得很，只要你们肯下力，没有绝人之路，在这儿，你们生活会好起来的。你们俩一块儿过吧。” 我说完这话，她不嚎了，抽抽搭搭地，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当时我有种好像卸了挑子的轻松的感觉，可是想到自己竟然不能得到这姑娘的感情，想到自己的孤单，心里又委屈，又凄凉，也不禁流下了眼泪。咱们三个，就在这小土房房里一齐哭。 我跟她很快就办开了。这当儿，说啥话的都有，我全没有听。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得自己拿主意。她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临走的那天下午，磨磨蹭蹭地不出门，给我做完最后一顿晚饭，她低声细语地说： “要不，我就在这儿再睡一晚上吧。” 这是她跟我说的唯一一句带感情的话。我懂得她的意思。唉，农村的女人，只有用这个来表示她的感激。可这也仅仅是感激而已。我说：“算了，你走吧。我图的是人心，不是这个。你好好跟他过吧，别再分心了。以后，咱们虽不是夫妻，还是朋友，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可这两口子真能干。早几年，就住在那三角形不是三角形，月牙形不是月牙形的土房房里脱土坯卖钱。这三年允许私人营业以后，两口子摆了个小吃摊，专卖陕北小吃。有涝糟，有羊肉水饺——他们叫扁食，要吃便下锅，调着辣子醋水，有羊肉馅饼、枣儿馅饼，还有油炫烙；有荞面碗砣，看去黑巴巴的，说要一碗，她便削成片，调上羊肝汤和蒜泥递过来。我看他们的生意比维吾尔人的烤肉摊还好，眼下已经存了好几千块钱了。当然，我没少吃他们的。我不要，可他们知道我收了车就往我这儿送。现在，咱们两家经常来往。我爱人每次来乌鲁木齐，都要吃她的荞面碗砣。我劝你也去尝一尝，真不错！他们的摊就摆在兵团开的“百花村”旁边。 好，别扯远了，咱再接着前面说吧。 我师父从“口里”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事，特地叫师娘炒了几个菜，把我叫去。他说：“我眼睛没有看错，在路上捡着了你这样一个徒弟。你做得对，做人就应该这样！” 我喝了两杯酒，眼睛红了。不知怎么，我心里总觉得委屈。我师父又说：“你别难过。她本来就是属于别人的，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过是还给了别人罢了。你要认为她本来是你的，是你让出去的，那就错了。” 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总觉得我好心没个好报。” 师父说：“这你就更错了。存着好心想图好报，那好心也不是真的。做人哪能跟做买卖一样！” 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奓起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上好东西、买上新鲜疏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吉斯针茅草和马蔺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熟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沥沥拉拉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砂，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出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了过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哪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索索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车。唉，记者同志，不瞒你说咱们司机里也有败类，把搭车的单身妇女拉到中途寻个山坳坳或大戈壁，说是车抛了锚，赖着不走，让女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让他占个便宜，满足他的淫念。还有的司机爱带个姑娘媳妇，他倒没十分坏的心，就图在路上说个笑、逗个乐。上海“知青”都是机灵人。他们探亲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车，为了省钱，然后就一截一截搭便车。要是一对夫妻或有一伙人，他们总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拦车。车停了，男人才从藏着的沟里爬出来。这就说明咱们司机在上海“知青”眼里是什么人了。这个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车或是等个年纪大的司机开的车，要不就是等驾驶室里还有别的女人的车。对我这样一个单独驾车的年轻人，她是不放心的。 风刮得越来越猛，太阳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摇来晃去的榆树枝变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错过了我的车就很难搭上车了。我赶忙从工作服里掏出驾驶执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说“你要不相信我，把驾驶执照拿去押在你那儿好了。最后一趟班车也过去了，再等别的车还不一定带你，而且后面也没啥车了，我知道的。你不顾惜自己，也得顾惜孩子，看他冻得啥样子！快上车吧。” 她没有拿我的执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总算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来。我帮她拎着提包，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驾驶室。 我带过很多人，也捎过三四岁、四五岁的孩子。这样大的孩子在驾驶室里没个老实劲，不是摸摸变速杆，就是动动仪表盘，要不就瞅着窗外乱喊乱叫。奇怪，这孩子却一声也不言喘，躺在他妈怀里一动不动。走了一会儿，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这样，天说黑就黑。这时，孩子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妇女也惊慌了，不停地摩挲着孩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把他包严实。我抬起脚松开油门，听了听，那孩子喘得很厉害。我伸过手去一摸，孩子的脑门子热得烫手！ “哎呀，不好！”我说，“这孩子病了！” 那妇女没有跟我搭话，突然小声嘤嘤地哭开了。 孩子喘着，妇女哭着，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门。前面，乌什塔拉星星点点的灯光出现在山坳里。乌什塔拉是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镇，晚上跑路的车一般都在这里过夜。可是我没有停，刷地一下从这个只有几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镇穿了过去。 “停车！停车！”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声惊叫起来，一边用力拍着车门。 我说“你别怕。现在咱们得赶紧找医院。乌什塔拉我比你熟悉，这儿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有。” 妇女连哭带喊，还腾出手来拉住我的胳膊。“你别管！你别管！我要你停车，我要你停车！” 我一只胳膊被她拽住了，只好用一只手掌着方向盘。前面又是个拐弯，我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告诉你别怕，我不是个坏人真的，我不是个坏人……”我懊悔我那些奖状没有带在身边，不然也可以对付一下。 “不！不！”妇女还是惊恐地叫着，“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求求你，你停下来！我求求你，你停下来！……” 拐弯快到了。那弯子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挣扎着想把胳膊抽出来，她还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车拉住了一样。我恼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乌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还累哩！我现在要把你们拉到焉耆去找医院……我求求你，你松手……你松手，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妇女大概在灯光里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险，把手松开了。我顺利地拐过弯，从车座下掏出一个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喏，你看，这是我的奖品……我跟你说，我不是坏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别闹腾了。” 我当时的行为一定非常可笑。这白磁茶缸能证明什么呢？上面光用红漆写了个“奖”字。这种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这白磁茶缸居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这女“知青”在这会儿只好听天由命，她终于安静下来，紧紧地搂着又咳又喘的孩子，让我把车平安地开到焉耆。 那时候的医院，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夜里想找个大夫比海底捞针还难。我把车在空荡荡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子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子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地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厉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蹦蹦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来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样子，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说：“没有啥！孩子怎么样了？” 她说：“孩子是急性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 她一脸感激的样子，眼睛里也潮潮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头来逗孩子。 这小男孩显然是在上海长大的，说一口上海话，细皮白肉，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玩了一会儿，我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孩子一字一板地说：“我、姆、妈、叫、我、长、大、了、当、叔、叔、格、样、的、司、机！” 我的鼻子里像一下子滴进了醋，眼睛倏地被泪水蒙住了。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这孩子的话比任何奖状、表扬都使我感动。这时，好像有一只细嫩柔软的小手在揉我的心，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挤了出来，一股脑儿涌在我的喉咙上，反叫我说不出口。 孩子用小手指头勾着我的手指头，问这问那。我胡乱地应承着，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对这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好像他就是我的儿子。是的，他就是我儿子！他将来会遇着什么事呢？他从黄浦江边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这滴水贵如油的戈壁滩能习惯吗？上海“知青”的生活我清楚。头一批来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我们车队拉的，全是十七、八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在车上举着红旗，唱呀笑呀，见了硝碱地说夏天也下雪，见了毛驴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年，他们有回家探亲的，坐在我的车上就哭开了。后来，搞了七、八年，“知青”都不年轻了，像她这样的，在人眼里已经成了“羊杠子”，但是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喝的还是涝坝里的积水……唉，这些情况我不说你当记者的也比我了解。那时候，我也没到有个“四人帮”，更想不到会打倒“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日子只会这么捱下去，那么，这孩子在这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们不是去肖尔布拉克么？”我说，“明天我送你们去！” 她的脸红了，低着头说，“顺路么？哪能再麻烦你……” 我说：“顺路不顺路你就别管了。明天你收拾好东西等我。” 实际上，是这小家伙用他那小手指头把我的心勾住了。我想随着他去见见他爸爸，跟他爸爸交个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照应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换了货，让他拉着博湖出的苇席回乌鲁木齐，我拉一车化肥向南，向尉犁。 我去医院接她。他们已经收抬好了。她圆圆的脸裹在拉毛围巾里笑着，眼睛挺亮挺亮。孩子伸出手来要我抱，在我怀里，又回过头去跟护士说“阿姨再见”。啊，这一天的太阳多么好！我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一天，好像是我把刚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从医院接回家似的。 上了路，孩子更活泼了。果然和别的孩子一样，一会儿摸摸变速杆，一会儿摸摸仪表盘；他从来没有坐过大卡车，看见什么都新鲜，嘴里不停地问些天真的话。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小的驾驶室里这样有生气，也和孩子一样，第一次发觉我天天摸的这些东西竟这样有意思。这天，马达也转得特别欢畅，简直像在唱歌硬绷绷的座垫的弹性也特别好起来，稍微一弹就会把我的头弹到车棚上去。 十点多钟，到了群克。卸完化肥，我买了几个面包，关上车门，说 “走吧，咱们上肖尔布拉克！” 这一条路线不知你走过没有。这是逐渐地深入到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的。很多地段经常被沙子埋住，只有从车辙上才看出一点路的痕迹。这一带的地名有的叫“艾肯布克拉”，有的叫“必尔阿塔尔布拉克”，有的叫“克孜勒布拉克”……这“布拉克”是汉话“泉水“的意思。你可别以为这儿的水多，相反，正是因为水珍责才取这样的名字，就像甘肃干旱山区的地名多叫“喜集水”、“营盘水”、“一滴泉”一样，你就可想像，这条路是越走越荒凉。开始，还能看到沥沥拉拉的胡杨和红柳，不一会儿，刮起了风，窗外一片黄沙，车就像在雾里行驶，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汽车越走越慢，孩子失去了兴致，躺在她怀里睡着了。她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说 “来，咱们把他安顿得舒服一点。” 我把车停下，在车座背后给孩子垫了个窝，让他睡在里面跟睡在摇篮里一样。孩子在我背后打小鼾，小鼻子小嘴呼出的小气气喷在我的脖子上，叫我痒痒的，别提有多舒服了。 一望无际的黄沙，只有我们这辆车像只小虫虫似地爬着。这样，外面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车里的人互相亲密起来。走着走着，她细声地叹了口气，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看，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是的，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我问：“他爸爸呢，他会到铁干里克来接你们吗？” 她半晌没回答，最后，忽然说道：“他没有爸爸。” “啊！”我又有点惊奇，又有点意外的高兴。“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朝我凄凉的微微一笑，随后皱着眉头说：“这件事，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总想告诉一个人。不说出来，我心里老憋得慌……” 原来，她的家庭是资本家，六四年她高中毕业，学校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上火车，她是抱着改造自己、建设边疆的决心到新疆来的，刚来的时候还当文化教员。可是，到了六七年，一批“造反派”夺了她们团场的大权，就把她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以后，当然越来越受到歧视。有一天，当了连长的“造反派”头头突然看得起她来，叫她拿上枪跟他一块儿去荒滩上打黄羊。打黄羊是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每个星期都打，不过只有出身好的民兵才有扛枪的资格。她当时兴奋得不得了，以为自己在贫下中农眼里算是“再教育”好了，跟着这小头头跑出老远。结果被小头头在一片红树林里欺负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了孕，但既无处控告，又没法流产，更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回上海生下这孩子。为了不使爸爸妈妈伤心，还扯谎说她在新疆已经结了婚。这孩子一直放在她家里，直到前不久，上海搞“批林批孔”，又刮起什么“红色台风”，把她爸爸妈妈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她不忍心再拖累他们，才把孩子领回来。 她说，“我要把他养大，孩子是没有罪的……同学们都劝我别领回来，我一定要带。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在我眼里，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 “那个坏家伙呢？”我这才明白那晚上她为什么那样胆小，气愤地问她。 她苦笑了一下，说：“他早不知调到哪个团当保卫科长去。” 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你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不相干的人，告诉陌生的人，就像我今天跟你这样。她说得很从容，不动感情，就如同说别人的事。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更是说给自己听：她既不是想引起我的同情，也不是想求得我更大的帮助，她是要把自己过去的生活捋一遍，以应付更大，更多的困难。她这种口气就表明了这点。 虽然她很平静，但她的话却在我脑子里引出一幕一幕这样的情景：她怎样天真地笑着跟那个人跑，还自以为光荣地扛枪……以后，吓得撂下枪尖声大叫……以后，在女宿舍里怎样东盖西掩，抬不起头来……以后，怎样来回几千里地奔波……以后……不错，她们现在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但是能怪他们么？光这样生活过来就不容易了，就够有英雄气概了。我别过头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很深沉。不像那晚上泪水涟涟的。我相信她能做到她说的话，在她眼里的确是再没有困难的事了。 正因为这点，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对她的钦佩和怜悯的感情，我关心地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真结婚呢？” 她说在他们那儿已经没有单身的上海小伙子了，可她又不愿意跟外地人结婚，尽管有很多上海姑娘嫁给了外地人。她说如果嫁给外地人，那连能够活动回上海的一线之机都失去了。 我大着胆子说：“我也是从‘口里’来的，我的经验是：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在于在什么地方，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 她笑了笑，说：“这话是老生常谈了。” 我说：“巴基斯坦有句谚语：‘见了猫赶快跑，这是老鼠的老生常谈，可对老鼠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说：“有好些生常谈，对人来说也是真理。”她朝我看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你说的也许有道理，可是真理和实际总有距离。” 幸好，我们是空车，太阳快沉下戈壁的时候，总算爬到了肖尔布拉克。这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风景很好，土地也肥沃，可是全叫那些欺负她那样的人给糟蹋了。来车旁边接她的一群上海“知青”，男男女女都有一肚子牢骚。一个穿得邋里邋遢的，人家叫他“美国兵”的上海小伙子，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啦，师傅！要在上海，总要请你上‘老正兴’，爱吃西餐，请你上‘红房子’。可在这儿……他两手一摊，表示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下一定会使他们为难——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刚回来，也需要收拾一番。我说：“我回铁干里克有事，就不殊烦你们啦。” 孩子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嚷嚷说“你也住在这里，我不让你走！” 我蹲下来，摸着他的头说：“叔叔还要去拉东西哩，好多好多东西都在等着我去拉。你乖乖地跟妈妈在这里。” 他偏着小脑袋，想了想，又问，“你还来吗？”我说，“我还来。”“叔叔还开着车来？”“我还开着车来。”“一定来？”“一定来。”这时，她站在孩子旁边。我站起来，又像是对孩子，又像是对她重复了一遍：“我一定来！” 回到乌鲁木齐，她和孩子的影子老印在我脑子里，怎么也磨灭不掉，一天丧魂失魄的，好像心丢在肖尔布拉克了。我师父回来以后，我跑到他那儿去，把我的情况和我的心情一五一十地向他老人家端了出来。“好！”我师父一拍桌子，“你不去找她还找谁？！‘肖尔布拉克’，汉话是‘碱水泉’的意思。在碱水里泡过的资本家小姐，比金子还宝贵！” 我买了好些年货，又特地买了好几辆不同的玩具汽车，搭上同志的车，在大年三十终于赶到铁干里克。我顶风冒雪走到肖尔布拉克，推门进她“家”的时候，正是他们上海人吃“年夜饭”的时候…… 后来，她老要反反复复地迫问我“你为什么要爱我呢？” 我说：“我总觉得，爱，是说不出米‘为什么’的。我挺爱看评剧，可《刘巧儿》里的一段唱词我却听得不顺耳。什么‘我爱他，能写能算，能劳动，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爱，哪会有这样冷静的分析，哪能这样称斤论两。不瞒你说，我结过一次婚……”我把我跟那陕北姑娘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她。我说：“客观地看，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比那陕北小伙子强。可那姑娘偏偏不爱我，偏偏愿意跟那小伙子受苦。住在窝棚不像窝棚，窑洞不像窑洞的破房房里，夏天脱土坯晒得脸蜕皮，冬天糊火柴盒糊得手裂口。这是为什么？我过去也搞不懂，老纳闷。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爱情！我对你，也就和那陕北姑娘对那陕北小伙子一样，你又怎么能叫我说出个‘为什么’……” 她听了，眼睛红红的，真点头说，“我也有点明白了……”好了，前面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你在哪儿下车？……没关系，我送你到门口…… 现在？现在当然都好了。她在肖尔布拉克中学当副校长，每年寒暑假，他们就上乌鲁木齐来。我呢，领导照顾我，专跑这条路线，一个星期能回家一趟。孩子已经上中学了，不过他不再想当汽车司机了。他的理想是当作家，他说他将来要写我和他妈妈。我说，“我和你妈妈又不是英雄，而且有好些经历是不能写的，写了人家要批你，说你写了阴暗面。”他说：“爸爸，这你就不懂了，文学的生命是真实。我认为你和妈妈都是真正的人！”嘿嘿！记者同志，我也不知道这小家伙的话对不对。 她爸爸前年落实政策了，又补发了工资、定息。要是不跟我结婚，她完全可以办回上海去。有一次，我一高兴，多喝了两口，我说：“你看，你懊悔了吧，要不跟我结婚，不就回上海照样当小姐了么？” 她当时没说什么，晚上睡在我旁边却嘤嘤地哭了，说：“你说的针么话？！你不是说了吗，‘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在于在什么地方，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为什么非要回上海当小姐不可？你把人看扁了。”我知道这个玩笑开重了，哄了半夜才把她哄笑。从此，我再不喝过量了…… 啊，肖尔布拉克，肖尔布拉克！碱水泉，碱水泉，记者同志，从我这一辈子接触的人来看，不单单在碱水里泡过的她是宝贝，凡是吃过苦、喝过碱水的人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说是不是，记者同志？ ………… 《文汇月刊》1983年第2期 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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