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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的五哥死于解放前夕,年龄其实不大,还不到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除了九条那所房子,因为父亲没有把房契给他,没能卖出去以外,他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包括桌椅板凳和炕上的铺盖。忠实跟着他的,不弃不离的,唯有赫鸿轩。彼时“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服裤子短大衣”之类流行歌曲早已代替了曲子、三弦,没有谁再肯花工夫去品什么“翠楼东,细柳含烟,潋滟波光;残霞外,几树蝉声,一片斜阳”了,赫鸿轩变得与老五一样一贫如洗。所不同的是,赫鸿轩落架下海,在安定门内路西茶馆演唱京韵大鼓,每日收个块儿八毛,能刚够一天的嚼谷。之所以选定安定门茶馆,一来这里是东城的大茶馆,喝茶的人多;二来离手帕胡同的家近,离九条的五哥也近。

  老五穷归穷,却看不上赫鸿轩挣的那俩“小钱”,他的嗜好在升级,由大烟改白面了。毒瘾一上来,不能自持,鼻涕眼泪,哆里哆嗦连滚带爬地到门楼胡同后门去赊账。人家知道老五书法精湛,往往让他过足瘾,写字半日才能放人。这么一算,老五字的价格已廉到极点,但他不以为意,出了门仍是大爷一样地张扬,谁想求他的字得托人,先付润笔。他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忘,害得屁股后头老有要账的,久之,要字的摸着规律,夹着纸笔带着现钱,让他当面现写,钱货当时两清。这么一来,老五更来了绝的,不用书案毛毡,只要有人抻纸,他躺着都能写。

  1947年冬天,天气很冷了,老五还穿着夹袄,一条单裤是春绸的,夏天的物件,他的棉袍还在当铺里,一直没机会赎出来。已经不用刻意装扮,现在的他完完全全是个叫花子模样了。不同的是嘴上的胡子,再不是野鸡毛般的花哨,而是斑驳的灰白,乱糟糟堆在下巴上。添了抽筋的毛病,十个手指头鸡爪一样地佝偻着,很少有能全伸开的时候。腿上长了疮,流脓流水。一双鞋来自娼妇的馈赠,粉穗绣花,真应了赫鸿轩的演唱“缎儿鞋趿拉着”。

  我母亲到九条看过老五几次,都找不见人,看着空荡荡的房子,老太太只是心伤,隔着窗户为她的“乖乖”难过。时时地探望,时时地留下钱物,不见回音也不见人。跟我父亲提及,想把“乖乖”叫回家来住,我父亲的回答很坚决,那畜牲死了才好!

  有天晚上,赫鸿轩过来看老五,用手绢包了两个窝头,两个咸鸭蛋,怕窝头凉了,揣在怀里。也偏巧,那天老五下晚在萃华楼刚吃完请,席面上现写现卖,卖出两幅六尺中堂。眼下一肚子焦溜丸子、红焖鱼唇正没地方消化。见了赫鸿轩,不等他掏出窝头便把一封银元拍在桌上,让赫鸿轩明儿个到门楼胡同给他买些面儿来。赫鸿轩说,到门楼胡同可放到下回,要紧的是得把棉袍赎回来,今天北风刮得紧,眼瞅着西边的天上来了,明天有场挡不住的大雪,五哥别冻着了。

  老五说,袄儿也要,面儿也要,剩下的给你儿子挂达扁儿买些关东糖,灶王爷快上天了。

  赫鸿轩说,难得您还惦记着挂达扁儿,那小子过了年就该上中学啦。

  老五有些忧伤地说,我上中学的时候,额娘这会儿早把棉袄棉裤套在我身上了,那个暖和、绵软,这一晃,几十年了……

  许久,老五没有说话。

  赫鸿轩叹了口气说,话赶到这儿了,不得不跟您说,前儿个我在安定门门脸碰见了四大大,四大大一脸灰土,挎着包袱,说是才从草篮子监狱回来,去看府上的三格格,人家没让进,给撵回来了。

  老五愣了一会儿说,我三姐是共产党,她虽然没说,可我们家里全知道。走到这一步,也是预料当中。我在法国的同学王利民,王国甫的儿子,也是共产党,跟我三姐在北平是一事的,王利民跟他爸爸闹翻了走了,其实是接到任务走的,到南边当新四军去了,让人包饺子馅包在皖南了,他的死亡通知书不还是我让你给王家老爷子送去的?

  赫鸿轩说,我还记得,那是一封在路上走了几年的通知书。我把王家老爷子约到茶馆,把那封信亲手交给他,老爷子没看完就动弹不了了,人整个傻了。老年丧子,人生一大悲啊!老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老五说,这回,怕我额娘要老年丧女了……

  赫鸿轩说,总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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