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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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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梁必达喝了两碗稀饭,啃了一块荞麦面饼子,然后请来了旅政治委员张普景、副旅长姜家湖、旅参谋长朱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古碑、供给部副部长安雪梅和驻扎在旅部附近船巴冲的一团团长朱预道,几个人围坐在沙盘前算账。在前不久的整编中,吸收了大量的地方干部到野战军工作,江古碑和原凹凸山寿春县县长安雪梅以及朱预道的妻子、陈埠县副县长岳秀英等人都回到了部队,被充实到了二旅,安雪梅负责组织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岳秀英在旅部担任动员科的科长。现在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保障野战军,地方部队和地方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无条件地加强野战军。干部们有合适职务的就安排合适的职务,没有合适位置的,降职使用的也不在少数,充分体现了能上能下的思想基础。

  二旅成立之初,宋店和马陂之战牛刀小试,就锋芒毕露,打得刘汉英几个团丢盔卸甲,并且有几个营整建制地被吃掉,梁必达当然是愉快的。

  梁必达委实不再是梁大牙了,虽然得意,但是并没有忘形。有些账目他还是要算一算。

  第一笔账算的是刘汉英的兵力。一仗下来,对方的编制状况差不多就清楚了,此前梁必达分别审讯了从刘汉英部俘虏过来的一个副团长、两个营长和三个营副。俘虏们求生心切,说的都是真话,几份口供一对照,一个连有多少人,一个营有几个连,一个团有几个营,一个旅有几个团,营的火力配备,团的火力配备,等等,都一目了然。

  梁必达一边口述,姜家湖一边噼里啪啦地打算盘。

  算来算去,几个人的脸就黑了。蒋总统在国共谈判期间,欺骗了国际舆论,也玩弄了美国人,说是缩编,不过是规格上降级改了称呼。把军变成了师,师变成了旅,看起来建制军和建制师都减少了,可实际兵力却暗暗地增加了。落实到凹凸山,就更是花样翻新,除了招兵买马,还收编了大量的汉奸队伍。一个新编师,兵力竟然膨胀到四个旅,加上师部直属部队,共有十五个团将近两万兵力,比抗战期间一个军还要庞大。也就是说,在对付共产党的时候,老蒋比对付日本鬼子花的本钱还要大。

  而整个凹凸山区,即使是杨庭辉的江淮野战军第八纵队全部,三个旅加起来,也不过才八千人左右。二旅在八纵还是加强的,但是也不能跟刘汉英的任何一个旅相比。除了朱预道的一团有三个营的建制,共有九百余人,其它两个团每团只有七个连,每个连只有九十来个人,不足七百人。宋上大的特务团说是团的架子,实际上只有五个连,才四百多人。全旅兵力总数也就是三干人多一点。

  如此算来,几天前打的那场胜仗,对刘汉英根本就没有伤筋动骨。

  再算装备。就算装备最为优良的朱预道一团,也只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枪连,家伙还都是老掉牙的。其它乙种小团只有四五门迫击炮和十几挺重机枪。而刘汉英部师有一个山炮团,旅有山炮营,团有山炮连。仅仅是四百挺重机枪和近干挺美式轻机关枪这个数字,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的了。

  张普景说:“这几年我们虽然在发展,但都是白手起家,没有外援,跟国民党比实力比装备是比不了的。还是要靠人民战争,发动群众。”

  梁必达说:“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依靠群众这一条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但是,依靠不等于依赖,解放军和八路军是有区别的,现在已经不是和鬼子打麻雀战运动战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考虑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要从过去的游击战术转变到大兵团作战的思路上来。不完成这个转变,就要吃亏。这一仗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要提醒部队,这次胜利有许多侥幸。一个是刘汉英的部队轻敌,他没有想到我们准备得这么充分,他在兵力使用上保守了。二是兄弟部队在山外打得很凶,从客观上牵制了刘汉英的主要兵力。三是恰好有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在集训,窦副旅长战机把握得好,主动配合来得及时。没有这几条,这次战斗,即使取得最后的胜利,恐怕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弄得不好夹生的可能都有。要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要对下一步的工作,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

  张普景和姜家湖都很拥护,张普景说:“老梁的思路是对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梁必达说:“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向纵队报告,我旅兵员亟待补充,请纵队支持我们,再从几个分区抽调三至四个连,补充到各团。本旅辖区的几个县大队,升级为乙种团。二、朱团长派出一个连,近日进驻二龙岗,对乌龙集陈墨涵部的防御态势实施抵近侦察。三、宋上大同志报告,洛安州尚有日伪留存的一批军火,现在藏在哪里还不清楚,朱参谋长要想办法。”

  张普景见今天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他和梁必达一唱一和也很默契,趁机提出来一个老问题,说:“要想尽快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悬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瓦解敌军。老江的几个工作站要加强,要抽调一批忠于党的事业、文兼武备的好干部深入到刘汉英的心脏。”

  梁必达顿了一下,没有马上表态。事实上,张普景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梁必达比较重视的问题,只不过两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却恰好是背道而驰的。

  杨庭辉和八纵新任政委王兰田对梁必达有单独交待,鉴于目前敌我之间关系微妙,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纵队联络部派遣一批干部,已经打入刘汉英部队内部,宋上大和东方闻音也将对陈墨涵部进行策反工作。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弄得不好就有自己的同志人头落地,必须慎之又慎。连张普景都一知半解,梁必达当然是不会让江古碑插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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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年的工作中,如果说梁必达同张普景和窦玉泉相处尚且融洽的话,那么对江古碑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梁必达从心眼里看不起江古碑,这倒不完全因为江古碑在“纯洁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而是因为在梁必达等人的问题甄别之后,尤其是在梁必达当上了分区司令员之后,江古碑的表现令梁必达十分鄙视。为了洗清自己,讨好梁必达,江古碑居然搞了一个材料,把当初收拾梁必达和朱预道的经过白纸黑字详细地记录下来,还把某某某是怎么说的,某某某是怎么做的,全都出卖了。

  江古碑没有想到的是,梁必达对他的小报告压根儿不领情,还将材料给东方闻音看了,说:“这种人是小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敢作敢为,搞这种鸡鸣狗盗的小动作干什么?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这样的事张普景就做不出来,我跟张普景经常争论,但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江古碑现在是看我腰杆硬了,就来投靠,可是他想错了,我梁必达不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他现在一见风头不对,连某某某和某某某都出卖,如果有一天我梁必达又不得势了,那他还不照样落井下石?这份黑材料烧了,免得同志之间人心惶惶疑鬼疑神地互相戒备,权当没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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