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文集 立体的和交叉的
——读刘心武《立体交叉桥》有感
作者：蒋孔阳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如果运用到文艺创作中来，我认为应当倒过来说，那就是不好的作品都是相似的，它们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而优秀的或者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则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不同。
近几年来，我国文艺创作，在党中央正确的文艺政策和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三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繁荣局面。其中许多的优秀作品，就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特色，因而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扬和喝彩。例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等，就以它们那多少带有传奇的色彩，惊人的场面和情节，加上作者生动的描写和字里行间抑止不住的激情，赢得了读者的赞美和雾爱。又例如茹志鹃的《儿女情》和《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则又以它们构思的新颖和奇特，人物形象的鲜明和突出，以及作者所揭示出来的引人深思的问题，从而扣住了读者的心弦，叫人低徊和沉思。至于湛容的《人到中年》和最近发表的《真真假假》等，又别具另外的一种风格。那就是写得细，写得深，写得具体和真实，作者好象不是在写小说，而是把生活逼真地，赤裸裸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读着，仿佛走进了生活画面，与作品中的人物一道生活。《真真假假》甚至把会议的场面也大量地写进作品中，让每一个人物大篇大篇地发议论。这在文艺创作中，应当说是犯忌的。它容易流于空洞、说教、抽象，因而感到厌恶和疲倦。然而，奇怪的是，我们读着，不仅不感到厌恶和疲倦，反而象磁铁一样地被吸引住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因为作者深入到了生活的内心，它通过会议把每一个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和最内在的本质，如实地描写了出来，从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枯燥无味的会议，而是一幅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活生生的图画。《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历来都受到人们的称赞。我看《真真假假》关于会议的描写、也自有它的特点。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别开了一个生面。
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的特色，在于把生活写得细，写得深，写得具体和真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停留在平面地描写生活，而是把生活立体地加以描写；他没有停留在单线地描写生活，而是把生活交叉起来描写。这样，他在这篇作品中就不仅给人以真实和具体的感觉，而且给人以立体和透明的感觉。我这样说，可能夸大了一些。我这样说，也不是说这篇作品就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尤其是思想内容上的问题。我这样说，只是说在刘心武创作的道路上，以及我国当前文艺创作前进的道路上，他这篇作品引起了或者触发了我的一些感想。因此我想提出来，请同志们指教。
首先，文艺应当反映生活，这在我国目前，差不多是没有异议的了，但是，反映生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神话的方式、幻想的方式、浪漫主义的方式以及现代派抽象化的方式等等，但是，随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人们愈来愈自觉地有意识地生活，因而愈来愈清醒地认识生活，愈来愈要求文艺应当把生活反映得更象生活。这就是现实主义之所以愈斗愈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但是，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的生活不断地处于革命的发展中，因此，我们的文艺不仅应当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要在革命的发展中来反映生活。这或许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不同于过去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根本之所在吧！
然而，实际的文艺创作要比文艺理论复杂得多。“四人帮”的“革命”和“三突出”不仅破坏了现实主义，而且也破坏了革命，破坏了文艺。刘心武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开始大量地进行文艺创作的。他写了《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没功夫叹息》、《如意》等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一方面，他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向；另方面，他又力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揭示出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在读者的心灵中激起了浪花，引起了共鸣，博得了应有的称赞。从理论上来说，他有意识地把革命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道，也应当说是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的。但是，不知怎么的，我总有这样一个感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似乎还站在生活的外面，他是以一个评判者的态度，来分析、研究和解剖生活，然后把他对于生活的想法和看法，再重新溶解到生活中去，重新塑造为艺术的形象。这样，这些小说就明显地带有表现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标记。正因为这样，所以一般把他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当然，“问题小说”不一定就不好。雨果、托尔斯泰、鲁迅等，他们许多不朽的名著，难道不是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称为“问题小说”吗？而且一个文学家，如果不在他的作品中提出某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还算什么文学家呢？因此，问题不在于刘心武在他的这些作品中，写了某个或某些问题，而在于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是怎样写这些问题的。是直接围绕着问题来塑造人物和展开生活的画面呢？还是通过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画面的巨型来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思考作品中的问题呢？刘心武过去走的道路，主要是前者，因此给人有为问题而写小说的感觉，有他不是钻到生活里面而是从生活的外面来观察和提出问题的感觉，也因此某些同志觉得他的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概念化和图解化的感觉。他这样写，在“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之后，是振聋发聩的、是醒人耳目的，叫人重新看到了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现实主义，因此应当肯定，值得肯定。但是，在“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五年之后，在三中全会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之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已经大踏步地在前进的今天，再要把革命的“问题”和现实主义的方法从外面加以结合的写法，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了。刘心武自己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作为一个认真的艺术家，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摸索，他探寻，他终于写出了《立体交叉桥》这样的作品。
《立体交叉桥》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现实主义引向了深化的道路。它没有满足于表面地、平面地反映生活，它也没有把生活写成按照某种意图或方案来进行构思的情节故事。它象恩格斯所说的，让“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相互错综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交叉的生活的网。在这一个网里面，每一个人物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思考和行动。然而，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必然要碰到另外的人的思考和行动，于是有冲突，有争论，有同情，有安慰。就这样，作品的描写多层次地开拓下去，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也就逐渐由平面而变成立体，构思的情节由单线的发展而变成复线的交错，作品中的人物，侯锐、侯勇、侯莹以及他们的父母，还有侯锐的爱人白树芬、二壮、蔡伯都和葛佑汉、傅燕敏等，加起来，总共不过十个人物左右，但一齐汇集到十六个平方米的房屋之中，于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叔嫂的关系，等等关系，就象无数相互冲突的电子和原子构成了庞杂的物质世界一样，构成了一幅虽然小但却十分复杂十分丰富的生活画面。在这个生活画面中，既没有第一号人物，也没有第二号人物；既没有英雄，也没有坏蛋；他们都只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经过“四人帮”的破坏之后，生活着和工作着的普通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怀有美好的理想，都曾想为社会主义的事业作出某些贡献，但由于“四人帮”所造成的严峻的现实，又不能不使他们有的消沉了，有的愤激了，有的甚至沾染上了一些歪门邪道。即使是蔡伯都，这个经过辛勤的努力成了著名编剧的人物，他除了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诚实的劳动态度之外，也别无任何的英雄色彩。至于葛佑汉，这个“能最充分地利用一切他所认识以及他仅仅是知道的社会关系，去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也不过鸡钻狗营，而并无什么大的恶行。正因为作者所写的都是这样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在实际的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的人物，因此，我们感到真实、亲切而又可信。
正因为作品中所写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物，他们没有一个凌驾在另一个之上，因此，他们就平行地交叉地相互一道过生活。你的生活插入我的生活之中，我的生活又插入你的生活之中。你的生活刚刚这样开始，我的生活或他的生活又使你的生活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如：侯家的老二侯勇，因为高攀上了高干的女儿当女婿，当母亲的不免就有点特别疼他。“老二每次出差回来，她所采取的头一个行动，便是提上菜篮，到东单菜场去采购一番。”可是这回，老大老二刚吵了架，侯勇看到母亲买回的是带鱼，是鸡，于是就光火了，说：
“你们有什么见识？只当鸡就是好东西！人家现在都不吃鸡，鸡身上有癌细胞，吃了不保险！……”
母亲气馁了，辩护说：“鸡都成坏东西了？那还有什么能吃呀？”
侯勇把菜篮子一推说：“现在讲究吃鸭子……”
母亲忙说：“你早不讲清楚，明儿个我就去买鸭子，鸭子倒比鸡还好买。”
侯锐实在憋不住，终于爆发了。他把桌子一拍，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命令似地说：“妈，您成他的什么了？您就不该这么宠着他，他凭什么在这儿摆谱儿？……”
母亲直望着老二，生怕老二动气，谁知侯勇在这种情况下却莞尔一笑，瞟了侯锐一眼说：“算啦算啦，妈，您快拾掇去吧；哥哥这是又嫉妒上我啦……”说完便迈脚钻进了里屋。
侯锐气得想冲过去跟他大干一场，母亲把菜篮搁到饭桌上，伸手拦住了老大，压低声音说：“你就让着他点吧，你比他大九岁哩！”
侯锐也便放小声量说：“可他也是个大人了嘛！”
在这段描写中，母亲的好心和殷勤，竟然遭到了二儿子侯勇蛮横的抢白；而侯勇的枪白，又引起了大儿子侯锐对母亲的埋怨和对侯勇的气愤不平。然而，他们的争吵，又毕竟是一家人的争吵，所以争吵中又带有体谅和和解的气息。就这样，错错落落，作者把生活中的矛盾和风波，写得象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交互地组合在一起。其他，如象侯勇与嫂嫂白树芬的争吵，父亲让侯勇喝酒吃菜，侯莹相亲不成后一家人的各种反映，以及二壮打电话要出租汽车、侯锐与蔡伯都在电话谈侯莹的婚事，侯勇与葛佑汉通电话谈交易，凡此等等，作者都描写得那样平凡，那样认真，那样细致，那样精确，以至我们读起来，简直不象是在读作品，而象是与人物一道生活在作品中一样。然而，这些生活，我们平时司空见愤了，习以为常，并不以为意，可是经过作者一描写，我们却象重新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才觉得原来那样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当中却也具有那么多深刻的意义。就这样，原来朦胧而又飘飘忽忽的生活，忽然在我们的眼前变得透明了、清晰了，闪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光辉，我们不得不加以惊叹和沉思。我这所以说，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比他过去的作品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把生活反映得更象生活，不仅具有具体感和真实感，而且具有立体感和透明感，主要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
其次，生活是人的活动，因此，离开了人物，谈不上生活。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其所以能够把生活反映成立体的和交叉的，还和他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分不开。我们的小说创作，目前都很重视人物性格的描写，这是我们的小说得到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描写出不同性格的人物来呢？过去的一些作品，常常用对比的方法，也就是同时写出一对或几对性格相反的人物：一个刚，一个就柔；一个好，一个就坏。刘心武的《班主任》，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个品行端方的谢惠敏，也就有一个品行邪恶的宋宝畸。他们虽然同时都受“四人帮”的毒害，但他们的性格和品行，却是泾渭分明的。《这里有黄金》，又是一个例子，佟岳和田欢，其好其坏，不仅藏在心里，而且刻在脸上。除此法之外，另外一种描写人物性格的方法，是类型法，那就是按类分人，对号入座。左、中、右，以及好、坏、中不溜儿，作者写时，先已有全盘的规划；读者读时，也是开卷就已一目了然。至于有的伶牙俐齿，有的笨嘴笨舌；有的革命挂在嘴上、进步刻在脸上；有的则象长河流至悬崖方才象瀑布一样闪现出灵魂的光彩；等等。总之，作者是按照事先设想好的类型，然后再来一个一个地描写人物的性格。这种写法，不论是对比法或类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因为生活中的人，本来是有对比，本来是有类可分的嘛。然而，生活不象棋盘，生活中的人物更不象象棋盘的士、相、马、车、炮，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地位，有一个固定的走法。生活中的人物，是交错在一起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头上戴脸谱，肩上背大旗。因此，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绝对指出：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这个是这一类型的人，因此应当这样生活；那个是那一类型的人，因此应当那样生活。这不仅不合生活的实际，而且根本办不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把人物的性格，写得象生活中的人物那样有性格，那样充实，那样有生命，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根据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去分门别类地描写人物的性格呢？还是让人物的性格从生活本身的洪流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呢？
刘心武在《我爱每一片绿叶》中说：“从同一棵树上，很难找出两片绝对相同的绿叶。”因而他提出要为每一个特殊的个性，“落实政策”。他这样提，很别致，而且是针对“四人帮”抹煞人的个性，有所为而发的。但是，我们要问：难道生活中的个性，是能够靠政策来落实的吗？不管你落实也好，不落实也好，人的个性都象树叶长在树身上一样，在生活中自己存在，问题是，我们的作家怎样才能够把富有个性的人物性格，写得象长在树上的树叶一样，虽然千千万万，貌似相同，其实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不同。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作家写人物的性格，不能为写性格而写性格，他应当认真地写生活，然后从生活的激流中去写性格。由于人物都生活在同一的生活中，因此，人物的性格，首先不是建立有分门别类的差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彼此相联带的共同的生活的基础上。那就是说，在作品所写的范围内，人物被联系在同一生活的纽带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交往着大致相同的人物，他们之间，即使是处于对立的地位，也必然有某种共同关心的东西。林黛玉和薛宝钗，这是一对具有相反的人生理想和相反的性格的人物，然而她们共同生活在大观园之内，都是封建贵族的小姐，因此，她们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至少她们都把贾宝玉看成是天下最美好的男子，都想把贾宝玉争夺到手中。正因为作者从她们共同的生活基础出发，既描写了她们的相似，又描写了她们根本上的不似，这样，我们读起来，倒反而觉得她们的个性格外鲜明，格外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如果不是这样，象那些二三流的小说一样，作者把林黛玉写成天仙，把薛宝钗写成狐狸精，我想，《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一定会一落千丈，不再是今天的《红楼梦》了，最近看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那里面的卡列宁和沃伦斯基，真正是艺术的大手笔。卡列宁处处彬彬有礼，宽容忍让，你很难从理论上指出他有什么应当受到责备的地方。至于沃伦斯基，除了象一团人忽然闯进安娜的生活之外，你也很难说出他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地方。然而，你看着看着，凭着感情，凭着对生活的感受，你会觉得安娜爱沃伦斯基，是必不可避免的，虽然这一爱，也不能不令人惋惜。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小说创作，要把人物性格的描写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写得丰满一些，写得更富有生活的气息，就应当突破被理解得简单化了的对比法和类型法的框框，而深入到生活之中去，让人物从生活本身的树上长出各种各样的绿叶，开出各种各样的花。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小说中的人物，是有类可分的，但他写的时候，并没有青、红、黑、白，强加区分，而是按照生活发展的过程和生活本身内在的逻辑，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出场，一个一个地交叉在一起。他们都是侯家那个十六平方米房屋中的产儿，他们有共同的关心和共同的利益，他们都是典型的大城市中的小市民。父亲侯勤丰，是个老好人。儿子侯勇进屋，他会“居然欠起身”，劝儿子喝酒，向儿子送菜。可是儿子不领情，“端起碗，使劲地一躲”，结果他“吃了一惊，筷子一抖，在一块红烧带鱼中段掉到了地下”。但这样一个人，他却忠于职守，常常义务地去值班。侯勇似乎很蛮横，不讲理，他听了葛佑汉的孬主意，甚至希望他的妹妹侯莹发疯，然后他好以此为理由，申请从外地调回北京。然而，当他的妹妹真的疯了，“他的心又忽然软了下来。侯莹真的疯了！他痛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想起了和妹妹小时候天真无邪的种种游戏。至于侯锐和他的爱人白树芬，年轻时都是大学生，都怀有纯真的感情，高尚的理想，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然而，“四人帮”的破坏，残酷的现实，却又使他们“枯竭到麻木状态”，再很少去思考幸福呀、理想呀“这类重大严肃的问题”。二壮，这是一位正直的善良的然而带几分憨气的劳动人民，他不为别的，只为要尝尝坐小汽车的味道，就叫一部出租汽车。他爱侯莹，但他又没有爱的条件，他只是死死地爱着，终于得到了侯莹的报偿。总之，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性格，都既不简单，也不划一，他们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们相互生活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相互依存着，同时又相互矛盾着，相互争执着，从而他们虽然同时长在一棵树上，他们却又个性分明，各不相同，你从远远看去，他们并没有差别，他们共同构成了生活中的一个点。然而，你走进他们里面去，你才会发现这么小小的一生活点，当中有多少的矛盾和冲突，有多少的欢乐和酸苦，有多少的希冀和叹息，有多少的千差万别啊！
人物的性格，是从生活的长河中涌现出来的。我们应当从生活出发来描写人物的性格。但是，生活有表层也有里层，有明流也有暗流，这样，浮在生活表面的人物的性格，就不一定是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为了要挖掘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固然要把人物放在生活的潮流中来写，另方面，我们还要在人的本身上来探索人的秘密。这就涉及到我我们所要谈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物内心生活与精神面貌的描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立体交叉桥》也有它某些成功的地方。
中国古代的小说，除了《红楼梦》等极少数的例外，很少注意人物心理描写，“五四”以后，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方才开始注意心理的描写。而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严格说，开始于十八世纪的感伤主义。当时，作者对于人物心理的描写，往往采取推论的方式，因而虽然合于逻辑的推论，但并不合乎人物内心本身的实际。到了十九世纪，对于人物心理的分析和描写，更深入了、复杂了、多面化了，因而人物内心的活动，有了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象司汤达、托尔斯泰这样一些第一流的艺术大师，他们不仅写下了时代生活的艺术画像，而且通过“心灵的辩证法”，写下了他们时代人们灵魂的动向和动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发展，人们注意到，每一个社会的人不仅有自觉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而且还有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比较起来，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更是真情的流露，更能表现人物最本质的性格特征。因此，意识流的小说在二十世纪的西方，风行了起来。
我们认为，人固然有他本能的生理的一面，有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但人的真正本质，不在于生理的本能，而在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社会性和理想性，在于他象刘心武在作品中所说的：“应当随时随处都是高尚的”。蔡伯都、侯锐、白树芬，以至二壮、侯勇等，他们无不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个想为社会主义事业积极作出贡献的崇高理想。但是，“四人帮”用“假、大、空”的语言，玩弄了他们，欺骗了他们，以至“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受骗感”。人们开始变得平庸、卑琐、自私，“互让互谅的淳朴民风变成了一种斤斤计较的风气”。也就是说，经过“四人帮”的破坏之后，人的社会性和理想性减少了，人的动物性和本能性却增加了。这是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悲剧！而《立体交叉桥》面对这一现实，它描写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怎样受到了“四人帮”的践踏，人们的心灵怎样受到了创伤。但是，作者并没有失望，他通过蔡伯都的嘴说：“我们要努力冲破灰溜溜，我们要顽强地开辟通向幸福的道路。”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作者写作这篇作品的基调。正因为有这个基调，所以他所写的人物，虽然他们的心理活动都是围绕着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情打转，他们的精神面貌也并不是那么“高大全”，但是，他们并不是消沉的、颓废的，他们并没有变成单纯吃吃喝喝的动物，他们心灵中都还闪耀着希望的火花，他们都还想有所作为，侯锐下面的一段内心独白，就是明证：
你啊你啊，当你思考全人类的时候，你象个高尚的哲人，可是当你面对着家里的糟心事时，你就又成了个十足的窝囊废！我应当怎样才能摆脱庸俗卑琐的心理，使自己对生活充满坚实的信心？也许，我还应当立足于农村，在那里进行不懈的开拓……
这样的话，难道是一个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人所能讲得出来的吗？难道是一个消沉颓废的人所能讲得出来的吗？我们有些人，习惯于“最最最”响亮的口号，他们看得见尼罗烧罗马城的大火，却看不见普通人民灶头的火种，因此他们对于这样的描写，或许会不满足，认为太低调了。我们说，这篇作品对于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的描写，是不是太低调，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却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既没有象十八世纪的感伤主义，按照逻辑的推论、故作多情地去设想和描写一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它也没有象二十世纪意识流的小说，把人物生理的和本能的潜意识，无限地加以扩大、挖掘，并加以渲染。它所努力以求的，是按用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按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则，去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正因为这样，所以它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理活动，都不是独立的、本能的，而是在生活的过程中所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交叉而又立体的生活画面；人心与人心的相互关系，则又构成了交叉而又立体心理状况，当白树芬和侯勇为了怎样睡而争吵的时候，整个侯家都乱了起来：
小琳琅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侯锐简直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瞪着弟弟，张嘴想喝斥他，一时又不知该喝斥什么；侯勤丰心惊肉跳地望着剑拔弩张的叔嫂二位，没了主意；当母亲的急得连连自语：“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算心理描写，没有直接描写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但是，我们说，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和他的表情、姿势、动作等联系在一起的。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看到安娜与沃伦斯基过分亲热，他回到家星，作者没有写他任何一句内心的独自，只是让他在房中绕来绕去，他那内心的焦躁和不安，不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吗？《立体交叉桥》，能够把一家人因吵架而引起的慌乱情况，如此逼真地反映出来，写出了他们每个人的表情和姿态，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心理状态吗？不仅这样，作者还随着作品中生活画面的展开，随时随地注意揭赤人物内心的精神境界，象他不是把人物的生活孤立起来写一样，他也从来不把人物的内心作一些独立的无意识的探讨，心理活动与生活的情节交叉在一起，这个人的心理活动又与那个人的心理活动交叉在一起，这是这篇作品心理描写的一个基本特点。例如随着侯莹的相对象和对象没有相中，在侯家这个十六平方米的家庭中，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那么多的各人各样的心理反应。就拿侯母来说，她从希望到失望，从爱怜到厌烦，从厌烦到不近情理地强迫侯莹去上班。这里面，既表现了一个小市民母亲的庸俗卑琐的心理，也表现了一个母亲对待女儿终身大事的焦急和盼望。然而，在这厌烦与庸俗的心理状态当中，却又始终潜伏着一种疼怜女儿的感情。其他侯锐、侯勇、白树芬，以及侯莹自己，还有那个憨直忠厚的二壮，他们都在这一生活的漩涡中，随着波浪的旋转而旋转着自己的心，正因为这样，所以作者反映生活反映得不简单，把生活反映成立体的和交叉的；他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也不简单，也是立体的和交叉的。
作品开头的时候，写侯锐从郊区回到北京。他“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倚在铁杆上……望着马路上纷繁驳杂的车流，任失望与向往的丝缕，在心头交织成一张五味俱金的网。”《立体交叉桥》在艺术描写上的特点和成就，我认为就是在反映生活和描写人物的上面，他用立体的和交叉的写法，写出了“一张五味俱全的网”。至于在思想内容上，他写出了对过去的失望与对将来的向往。但因为着重点是在写对过去的失望，因此，这篇作品的调子的确比较低沉。这应当说是它最大的一个缺点。但是，前进的起点不是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更不是满足于用高音喇叭来自我吹嘘，而是踏踏实实地正视现实，用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正视现实。现实是我们生活的源泉，也是我们生活的大地。只有当我们立足于现实、正视现实的时候，我们才会象希腊神话中的安泰斯，回到大地母亲的怀里，取得浑身的力量，从而不仅能够改造现实的缺点，而且能够建设理想的明天。侯家一家人，当他们睁开眼睛，正视现实的时候，他们是会“冲破灰溜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成为“四化”的闯将的！
关于《立体交叉桥》，我想写到此地为止。不过，我还有两点要说明：第一，本文主要是谈《立体交叉桥》在艺术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并不是说，它在艺术上就没有缺点。例如过多的对于人物分析性的介绍，以及某些抽象的议论，这或许是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但中国读者是不大习惯于这一套的，因此希望作者能够进一步加以克服。第二，我目前主要的是学习古典美学，对当前的小说创作看得比较少。就是刘心武的作品，我也只读了上面所说的几篇。听说他还有一部《大眼猫》的集子，我就没有看到。这样，就难免以偏概全，班门弄斧。好在我只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谈谈自己读了《立体交叉桥》之后的一点感想。如有不对的地方，敬希作者和同志们加以批评指教。
（原载《上海文学》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