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13日大连金州
沈阳球迷助威团在这天早上3点15分离开沈阳，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门口
说：“我也看看这场球。”我说：“你在家里替我祈祷，中国队赢。”不知为什么。
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许是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流露这种感觉，尽可能带着希
望上路。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一点拉开了距离。沿途遇见了一起车祸：三辆汽车撞到
一起，一辆小汽车的车头已经没了，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边缘呈放射
状形成几十条裂纹。我猜测一定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冲破挡风玻璃射了出去，
但愿这个人还活着。
到达金州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体育场外面有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手里捏着一沓
一沓的球票，他们卖得很便宜。比原价格低了许多。二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只要一百
元。入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的面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丢了。警察还用金属探测器
在你身上探测。然后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觉，跟你心爱
的异性摸你完全不同，这种拍抚使你周身都会产生被虫子爬一遍的那种恐怖和恶心。
这一天金州赶上了晴朗的下午，看台上的球迷始终无法安静，鼓乐不时响起，
还有人不停挥舞手中的旗帜。足球场是这里唯一安静的地方。绿色的草地和上边蓝
色的天空还有看台上密集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致。我已经是第四
回坐到体育场看球了。第一回是1985年的5月19日，那时候我出差去南方路过北京，
一个朋友给了我去工体的球票。比赛输了。第二次是1990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鲁迅
文学院混日子，刘毅然也是很痴的球迷。他买了大约六七张球票，我们一共去了和
票数相当的人。比赛输了。第三次是1995年秋天，我和赵力群从阜新赶回沈阳，那
天辽宁队迎战广州太阳神。比赛输了。一下子就到了1997年，张昕说他们的总编辑
吉明刚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当然很高兴，但张昕送票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犹豫，我说了前几次看球的不幸。
张昕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着“事不过三”，但心里还
是盼着中国队千万别先进球。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以0：0结束。我把这个想法跟同车
的一个记者讲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很乐观，认为中国队能赢。我当然也希望中
国队能赢，但我不相信能赢，我认为我比戚务生更了解亚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
比赛比中国球员和教练都多，中国球员和教练的时间都花在比赛和训练上，我则有
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看中国以外的比赛。我对杨一民带回的伊朗队情报深表怀疑，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队胜韩国纯属偶然这个结论的。
我有点崇洋媚外，对足球尤其如此，我确信德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项
目。它不可能选择低能的球员去自己的国家挣钱。代伊、巴盖里和阿齐兹能进入德
国甲级球队可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这三个人构成了伊朗队的中轴线，这标志
着一支球队形成了最坚强的脊梁。我不知道中国队靠什么去摧毁这条中轴，除非出
现奇迹。
球迷们一直不肯安静，一直吹一种怪声怪气的喇叭。
北京来的球迷还在《中国足球报》上发表了倡议，大意是建设一个文明的主场。
这一天他们也来了，集中在一个看台上，他们开始齐声喊北京球迷最顺口的“傻×”。
口号声一下子把全场震住了，似乎每个北京之外的球迷都无法判断出这句“傻×”
是不是文明的标志，他们只能默默地听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来了，这一回果真知道他们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
了他们在《中国足球报》上的那篇倡议书，然后想到这才真是一伙“傻×”，分明
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让全国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开始起哄，哄得北京球迷很
孤独，不是“傻×”是什么？
球赛开始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两国球员进场热身时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
人试图跟看客们交流中伊友谊，但被中国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家伙。这没什么可指责
的，主客场的全部内涵就在这种哄叫声中了。后来，我在凌晨两点多钟时回到家里。
我非常饿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凉的东西然后喝了水然后进了卧室。妻子醒了，
她说：“心里边难受吧？”我说不难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录音机
里只有山呼海啸般的叫喊声，我感觉中一直是赢球时的声音。妻子说：“中国队进
球的时候我乐得在地上乱蹦，真有点彪了。”她是辽南人，那一区域的辽宁人把发
疯发傻都说成彪了。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别扭极了。妻子又说：“怎么能这样呢？
让人家一下子进了四个球？”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干吗让人高兴呢？莫不如
开始就输两个了。”我说是这样。妻子又说：“伊朗队真的比我们厉害是不是？”
我说是。这时候已经是天要亮的时间，她又说：“伊朗队员真吓人，眼睛跟狼似的。”
我马上想起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伊朗队那个代伊和巴盖里。我还回想起我在动物园
里所见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种平静的冷酷的充满寒意和杀气的眼睛，它看着你仿
佛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视着你身后的某种东西，你不寒而栗。是这样的，代
伊和巴盖里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妻子又说：“我们进了球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
我问：“哪样的表情？”“好像受了多大的冤屈终于昭雪了一样。”
“伊朗人呢？”“他们进了球很高兴，像孩子似的光是高兴。”我想这就是我
们中国球员和外国球员的不同了。这种不同使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负重踢球，要想
发挥自身的潜能谈何容易？究竟是怪教练还是责怪我们的教育方式呢？
比赛开始了。全场三万多球迷都大声唱国歌，那是一个让人有流泪冲动的时刻。
我看见中国球员手拉着手，他们的脸实在太僵硬了，这不是好兆头，他们应该放松
肌肉把力量转移到自己的眼睛里，但我们的球员每一双眼睛都有些紧张的神色，他
们的求战欲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突然附加了别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
我也跟随他们紧张起来。
比赛开始了。伊朗人有些放不开，他们每一次拿球都遭到三万球迷的嘲笑，同
时也遇上了中国球员近乎疯狂的抢劫。伊朗人不时把球踢到界外，这使他们遭到更
大声的嘲笑，看样子伊朗人有些傻了。但赛后古汉告诉中国人，为了破坏中国队的
速度节奏，他指示球员不惜把球踢出界外。这看似发昏的方式果然抑制使了中国队
的进攻速度，中国教练员当然不知道这是一种计谋，他和球员及球迷一样被鼓舞了，
而我们的体能就是在这种冲击中一点一点消耗了。赛后戚务生把体能不足归结为心
理紧张，听起来很有科学道理，但事实上我们没能把握住节奏，而掌握了节奏的人
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在这场比赛中，如果中国队不是意外领先两球，真的就会
只剩下输球了。伊朗人本想后发制人，但失球使伊朗人不得不提早改变自己的节奏。
可以这样讲，不管中国队怎样提前消耗了自己，但毕竟打乱了客队的战前部署，也
就是说中国队在无意识中占了先机。我们就是在这种占尽先机的大好形势下输掉这
场比赛的。如果我们的教练和球员有经验，这场球至少不会轻易输掉，我们就有了
很好的局面。
比赛结束了。全场没有了声音，所有人都不肯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中国
球员朝观众挥了挥手，然后低着头走出草坪。戚务生有些发呆，他肯定和球迷一样
不愿相信大好河山就这样奉送给了对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体育场外面到处是汽
车，它拥挤在金州狭窄的街上，警察格外温和地疏通人群和车流。我一时间找不到
“沈阳球迷助威团”的车队，我窜来窜去四处打听，但没有人知道沈阳的车队。后
来我听到有人叫我，我的心放回肚里，沈阳电视台的体育记者朱挺也同样乱窜呢。
再后来我们上了汽车，我渴极了。嗓子干得说话也费劲；还很饿，但吃了一口就吃
不下。
中途在一个加油站有许多人下了车，我没有动，实在没力气。我更担心买了水
喝得憋尿，天太晚了，停一回车都会让同行者着急。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忍耐几小
时，我知道这不会让人死。我让自己努力忘掉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努力想一些和足
球没有关系的事情。
后来我成功了，我注意到身边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一直脸朝窗外。我发现他很
年轻。比一股的男人更白些。这时候他回过头来，于是我开始分辨出这是一个女人。
我很尴尬，因为我差一点就叫“嗨！小伙儿。”
那肯定会被认为要耍流氓了。如今的女人遇着真流氓只会害怕，对惹着她的老
实人反倒不依不饶一副抗暴安良的架势。我说：“女球迷可不多。”她说：“我喜
欢足球也才近几年的事。”这时候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谈话，没有人谈这场比赛，都
谈一些别的。我只是东一个西一个问，他们东一个西一个说，后来演变成几个人相
互说明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个女的说她每天都打保龄球，每天都要消费二百元左右，
她还伸出手让人看手指上的茧，我不知道保龄球怎么打，但想象中应该磨出老茧。
其他人看样子都没有她的那种优势，就讪讪地说些别的。我说：“一般人没法养活
你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我一个月的薪水才八百元，只够她打四天保龄球。她说
一般人的确消费不起。这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她肯定不会要求打保龄球的，她
甚至舍不得花一百元买一张球票来看球。我于是很激动，想自己没有下车买矿泉水
喝是正确的，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妻子可以在晚上去
沈阳北站的广场上逛一圈，那里有免费的花和绿草可以观看。还有变幻色彩的灯光
广告可看，也不收钱。我们不去想保龄球馆或者KTV包房，憋得狠了，在家里唱几首
歌也挺高兴。至少。我们有电视可以看，里边经常有很好的电影。
到达《辽宁日报》社时沈阳已经十分安静，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我一直听
现场录音，里边是中国队进球时的狂欢。还有中场休息时球迷唱歌的声音，还有一
些球迷的叫骂声，还有我对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中国队现在进了球，范志毅罚中
了点球。”“这是中场休息。”“李明为中国队进了第二个球。”接下去再没有解
说的了。我已经关闭了录音机。它里边记录了我和球迷的欢乐。我想在这—天我只
须记住自己曾经是多么快乐，我不想让那种从天空直坠而下的绝望和恐惧留在我的
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