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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不可能吧,你不说实话。”

  “咱谁跟谁呀,有啥不说的。”

  “都学啥?”

  “报纸。”

  “报纸上的啥?咱村是试点。中央也没下文件。”

  “都是大嫂找的,说国外国内都挤兑咱这个社会主义,弄不好,就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你听懂了吗?”

  “懂,那有啥听不懂。”

  “你打算咋办?”

  “跟着提防呗。”

  “咋防?”

  “人家咋防咱咋防。”

  “你说你咋防?”

  “能咋防,先从自身做起,收敛着点,别太冒尖了。”

  “都不敢冒尖,咋致富奔小康?”

  “那谁知道,兴许将来齐步走……”

  “你以为是小学生做操?”

  “我也糊涂啦。算啦,你也别较真了,咱国家这事,一会儿一变的,随大流滚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仰巴角尿尿,随他便吧。”

  “这不中!我觉得,咱村这个试点,让我嫂子给试歪啦!”

  赵国强终于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这个疑问在他心里藏了好久了,但他不敢说。他知道,这话一说出来会惹祸,不是自己倒霉,就是嫂子倒霉。当然,自己不过是个村干部,不在政府的编制上,也不领上面发的工资,倒霉不倒霉也没太大关系。可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平白无故遭一顿飞来横祸,怎么说也是窝心的。何况,赵国强眼见了文革以来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他变得成熟了不少,遇到难事不愿意硬碰硬,总想找出个妥善的法子;另一方面,他又深感改革开放给自己的家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中央的每一个政策,都和老百姓想到一块去,所以,上级要求搞啥,他都不愿意怀疑这里有啥差头。他想好好提点问题,跟工作队争辩一番,但嫂子黄小凤当这个工作队长,让他左右为难。虽然,他与大哥国民感情不错,但毕竟是同父异母,两窝的犊子,说归其难尿到一壶。当初国民刚参加工作,挣得少,日子紧张,和黄小凤结婚后,为给家里钱,俩人还闹过意见,黄小凤也有好几年不到婆家来,大有不认这家人似的,国强在县中学读书,国民倒是隔三差五来看他,给他点零花钱或学习用品,可也轻易不让他上家里去,为的也是少跟黄小凤见面。国强是有志气的人,尽量不花哥哥的钱,常常一见哥哥的身影就躲起来。后来,大家的日子都好起来,乡下不给城里的儿女添大多的麻烦,国民又当了领导,黄小凤也提拔了,心情愉快,这才使紧张的关系有所缓解。可是,只要结过疤的地方,就和别处不一样,咋修理也不中。国强害怕一着不慎,把与大哥一家人的感情伤了。但喝了酒的他,头脑虽然清楚,心里却稳不住,嘴更把不住,不说出来难受!

  他就说出来。说得发自内心。

  一向以沉稳为自豪的钱满天把酒盅使劲摔在地上,冲着赵国强喊:“兄弟,你说得一点也不差呀!嫂子是给搞差了。”

  周围吃饭的人吓了一跳,心里说这位才坐下这么一会儿,咋就醉了呢。

  站在柜台后的女老板过来笑笑说:“二位,有话好说,别摔东西,我这小店,架不住呀。”

  玉玲忙说:“没事,摔多少,我们赔。”

  满河说:“一个盅子值几个钱。”

  老板娘瞅瞅这几个人,一看全是乡下人,她就笑了,带点挑逗性的话语说:“是啊,甭说一个盅子,十个盅子也不值几个钱。可你们乡下人挣钱也不容易,要是摔出瘾来,摔坏了值钱的东西,后悔就晚了。”

  其他吃饭的人都不出声的笑。

  赵国强怕把事闹大,摆手说算啦算啦。钱满天却不依不饶,瞅着老板娘问:“你这店里,啥最值钱?”

  老板娘指着橱子上的酒,挑衅地问:“茅台,五粮液,你摔两瓶?”

  钱满天说:“两瓶?有多少都拿来。”

  老板娘说:“交了钱,你再摔。”

  钱满天说:“闹了半天,你是怕我没钱。”

  老板娘说:“谁出门,还不带个盘缠钱。”

  钱满天眼珠一转:“你这些酒,肯定放不少日子啦。我摔啦,等于你卖出去了,你便宜点怎么样,我一下全包了。”

  老板娘不服气地说:“好,你全包了,我八折给你。马上拿钱,嘿嘿,出去借可不中。”

  钱满天一把掏出一大提钱,往桌上一拍:“咋样,够不?”说着又摸腰里。

  吃饭的人都惊了。

  老板娘立刻变了脸,笑着说:“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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