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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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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88年10月1日,我去德园参加同事的婚礼,不料碰见了多年不见的肖克勤。 当时酒席尚未开始,我站在德园门前抽烟,边同几个老师聊国际大事,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下,“何光宗。”我一回头,一乡下人模样的长脸大汉仁立于我一旁,手上捏着两个馒头,头上戴顶旧草帽,腋窝夹着个烂黑皮袋,嘴角挂着憨厚且迟钝的笑纹。“不认识我了吧?”“肖克勤!”我伸出了惭愧的手。 我们握着,紧紧地!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认了你半天,”肖克勤说,目光在我眼底寻找旧的友情。我立即给了他:“好多年不见你了。”“我也是。” 肖瞥着我。这个被大学同学遗忘的人(因为他没毕业就未把他列入湘江宾馆同学聚会的名单里),脸上有种深沉的憨厚,让我同情。 “你小孩有多大了?”我找话说。他一笑:“我没小孩。”我以为他还未结婚,忍不住问他:“你老兄怎么回事?”他把笑容放进了口袋里,“我老婆有心脏病,不能生孩子。”“没有孩子好,省得自己找麻烦。”“我们带了个女孩。”他说。 “那也好,”我顺着他说,“人老了,有什么苦恼病疼,想想自己的子女也能化去一点。”他说:“我正是你这样想。”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他了,生活的利爪在他脸上留下了些抹不掉的爪樱大学时代他是何等活跃,何等引人羡慕和嫉妒啊,生活的铁拳把他打扁了。我还不至于那么不经打,继而感到我比他坚强。“你这些年还画画没有?”我换个话题说。肖脸上一塘死水似的笑容,“一直没画了。大学出来后跟村里一个模具师学做模具。平反后,进了县鞋帽厂做鞋模。这几天在长沙联系销路。”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同事的叔叔家里。我说:“你们出来销售,厂里还不报销住宿费?”“厂里每天补贴12元,我想尽量省下来,为家里增加点收入,我妻子是农村户口,身体又不好。”“其实你应该幸福,”我同情地瞅着他。他丝毫不在乎我的同情,“并不是你想象的,相反,我觉得很轻快。”“那就好。”我说。我等着他问尚青青,但他始终没提尚青青一个字,我怀疑他把尚青青从他记忆的仓库里清理出去了。“你们厂做什么鞋?”我找话说。肖眼睛一亮,“什么鞋都做,皮鞋,旅游鞋,球鞋都做。你要是能联系到业务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二的回扣……你鞋帽店有熟人吗?”“没有熟人,”我抱歉地说。 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像一支蜡烛灭了。 这当儿新郎走过来请我入席,我和肖的谈话便结束了。我告诉了他地址和乘车线路,我要他到我那儿去住,但他没有来。 我估计肖克勤这一生是确实不走运,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他是那种精明且会表现自己价值的人。而我这一生却接连丢掉了两个机会像人家扔可乐瓶子。 1959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把肖克勤打成右派的系主任想要我留校。我得知尚青青分回湖南后,很干脆地说我想回湖南。我若留校,凭我的小聪明混个系主任和教授当是不会有困难的。紧跟着我又丢了第二个机会。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文艺处工作,可是没有尚那动人的身影我坐不住,继而痛恨八小时坐班。我打调动报告前后打了三份,一年后终于调到了离尚很近的一所中专教书。我要是不调学校就不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若在文化厅,现在再糟也混了个处级。我或许是个好领导,我能设法理解人,我会尽量替别人排忧解难。我是1960年夏调学校的,一年后,我像肖克勤一样因为一句话成了反革命分子。报应。 那年5月,物理老师吴从湘西奔丧回来,瘦了一圈肉。他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当时办公室里除我以外还坐着三个人。老吴说他母亲是得水肿病死的。他说农村里到处饿死人。他说了件令人呕吐的事。汽车开进凤凰县车站一停车,一胖女人下车便蹲在树下呕吐。一个衣着破烂肌黄寡瘦的孕妇等胖女人走开,便走上去抓着呕吐物吃,紧张地吃着,生怕别人抢似的。我很恶心,于是冲口说了些在当时过头的话,“旧社会还没有这种恶心事。”我说,“旧社会一个叫化子每天讨一碗饭吃是随便的事。那时候一逢年过节,我家门前就叫化子排长队,我奶奶叫一个佣人给叫化子一人舀一碗饭。现在人人都喊肚子饿,其是实在有点瞎胡闹。” 我同肖克勤一样的命运,只是更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小将整死了)很起劲地分析着我上述的这段话,把它列为三条。“第一,何光宗大肆宣扬旧社会好,其用心是妄想变天。第二,何光宗无视事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人饿肚子。试问,我们肚子饿吗?我们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哪里饿了?第三,何光宗侮蔑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瞎胡闹,梦想国民党蒋介石打回来,让人民受第二遍苦,而他好回到那种剥削阶级的生活里去!地主阶级的传声筒——何光宗,给我站起来!”他凶凶地吼道,猛击了下桌子,砰,仿佛是一个雷劈在我脸上。 我吓得腿发软,尿也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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