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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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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话去读北京师大(那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师大和浙美两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碰得伤筋折骨或者饿死了。舅舅对我学美术大为光火,有几回把我画画的书和工具扔到阴沟里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马,他死得早是因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这在当时已能治好了,但他不愿配合医生吃药,他把药都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说这样了结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气壮地冲他爱慕的一位门第很高的千金说:“我不会自杀,你放一百个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时候刚满50岁,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 舅舅没有结婚,他把我当亲儿子看,对我要求极严。他对我要去浙美读书又气愤又伤心,强迫我把美术学院的录取书交出来。 他拿出一副杀人相威逼我把录取书烧掉。他说上北京师大数学系,凭我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紫霞之气(鼻子是黑的)的兆头,也许能做个教育部长。“学画画有什么出息?”我说齐白石很受周总理尊敬。舅舅横我一眼,“那只有一个。”我说徐悲鸿也受周总理尊敬。 “闭嘴!”他咆哮道,“什么东西不好学?嗯?我问你?”他从我左边走到我右边,又从我右边走到我左边,“学美术造化再大也就是画画,”他小看已极,“那有什么光宗耀祖的?!”我对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里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亲,你没权管我。”我顿感眼里金星一冒,半边脸火辣辣地,他一个巴掌拍在我脸上。 “你这黄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说,“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亲怕我和舅舅打起来,求和道:“算了,随他去。”舅舅指着我母亲,“你懂个屁!”母亲抽泣起来,拿枕巾捂着脸说:“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强盗相瞪着我,形同一只狂怒的猫,“没有志气的东西,你们何家就断送在你身上!看你怎么有脸上黄泉路上去见你的祖宗?!” 我死后确实无脸去见爷爷父亲他们,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间做过湖南的学政(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爷爷在地方上也算个大乡绅,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县长,我家上辈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头脸,所以我很希望阴间地府还有另一扇门,让我不至于同爷爷,父亲,舅舅碰面。 话说回来,倘若舅舅在九泉下获悉中国大陆上发生了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对我学美术就不会怀恨了,因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师大数学系读书,即便我在1961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劳改,单凭我这地主出身和特务两顶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关系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国民党家属,几乎全被戴上了隐藏的阶级敌人和特务的帽子。)我的日子就会如热锅上的蚂蚁般难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说我要感谢美术这门职业。 毛主席的光辉直接照耀着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长沙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画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画像,又被请到省商业局画毛主席胸像,在那里我遇见了尚青青。尚青青当时已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得乌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历史上有污点,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关黑屋子里反剩我在那儿画毛主席像时,尚的工作就是打扫食堂内外的卫生,抹桌子,扫地和运垃圾等等。我画的那幅毛主席像有半壁大,是我这辈子画的最大的一幅,是打格子放大画的,我常常得退到卖饭菜的窗口观看画面效果,好及时修改。尚总是低着头扫地或抹桌子,不敢看我,脸上是那种麻麻木木的表情,让我极其同情。我在那里画了将近一个月,同她说话只有一次,那是我快要完成这幅毛主席像的前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食堂内充满一股油腻腻的猪油气。中午吃饭的人刚走完,尚下身透湿地走了进来,她的裤腿都打湿了,脚上的一双解放鞋还咕唧出水,那可是11月初冬的日子,我一连听见她打了几个喷嚏。 “尚青青,”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感情地走上去,她抬起头瞧着我神气像条鱼,我脸顿时血红,声音都哑了,“你回去换双套鞋罗,”我说,“你会病了去。”她看着我,没说话,她又低下头扫地,随后她走出食堂消失在雨雾中。后来的几天她都没有来打扫卫生,她病了,代替她的是个白发老头。后来,我完成了画像,过了两天来拿钱时尚青青又在食堂里抹桌子扫地了。那天上午我去找他们革委会伍主任批条子,伍主任一个饱嗝打给我,“你来得正好,”伍主任严肃地说,“伙计,你的画有点问题。”我想不出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搞的破坏,”我说。伍主任瞟我一眼,“在我们商业局的黑五类里还没有一个不怕人民的铁拳的。”他说,“问题是出在你自己手上。”“不可能。”我说。伍主任霍地起了身,“来,我们去看。”他先我一步出门,我跟着他,一路上又有几个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于是一行人走进了食堂。伍主任对我那幅毛主席像指出的毛病,是我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他忠于得过了分。“你看,毛主席像,应该眉心,鼻子,下巴,领扣和第二粒扣子成一条直线。”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指手划脚地说,“你没画直,这是路线问题,伙计。”他是指风纪扣,领扣和第二粒扣子这条线没有对准鼻尖和眉心。我拿出毛主席像给他看,“又不是我没对准,是像上没对准,这我不能随便改。”我说,这时我蓦然又瞅见了尚青青,她望着我们。伍主任的脸挂不住了,“哦哦是这样的。” 他感到自己丢了丑。后来他想在钱上面卡我一下,也让我不痛快。 “好多钱?”回到他的办公室后他问我。我说:“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镜都从马脸上掉了下来。他拾起眼镜又说:“没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墙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画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语气说,“还从没碰见过革命造反派在绘制领袖像的报酬上同我讨价还价过!不信你可以去问。”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信纸和笔,伏在桌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画像绘制费四百元整。” 回到家里,我把四百元钱塞进一只烂纱袜子里,又把袜子塞进旧套鞋里,把套鞋扔在床铺下。“我想那些红卫兵小将总不会怀疑这只烂套鞋里有名堂吧。”我对秋兰说。次日秋兰又把400元钱从套鞋里拿出来,塞进一只废弃了的藕煤炉的夹层里,用煤灰埋住,再把几只烂鞋子烂碗放在炉子上。这笔钱直到1975年才起出来用。当时已不兴画毛主席像了,当时我在工艺美术社画蛋壳画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壶,工资是80元一月。这笔钱救了家云一条生命。那年春天家云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打摆子,全身摸起来烫手。我和秋兰急急把女儿抱到三医院,医生说:“要先交200元住院费。”我感到一种茫然,我的工资是80元,秋兰是36元一月,活得还是比较宽松(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没有余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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