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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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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在学校里教书一星期里只有一天课,六节,三个班每班二节。教美术课,对于我这只伸开翅膀扑打了几十年的老麻雀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打发在画国画上。1980年,在社会上打了将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学校又感到工作是多么乏味,当老师是多么无聊。为了这种无聊不至于像沼泽地那样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正好我在土夫子队里认识的彭找上门来了,彭需要我的画,他把我的画和收购的一些工艺品打成包,运到日本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卖,赚外国人的钱。彭在日本定居,他有个叔叔在日本,专做这种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装,戴副变色眼镜,手里夹一根长达半尺的大雪茄出现在我眼底时,我还以为是来了个小丑。“何教授,”他给我封头衔说,摘下了宽大的变色镜。凭他那宽大吓人的嘴唇和额下的马眼睛,我顿时认出了他,“彭哥。”我说。彭看着我桌上壁上画的一些国画花鸟和山水,大为高兴:“你的画绝对能卖钱,”彭说,“我骗你是崽,我叔叔专干这行的。”秋兰一听说我的画能卖钱,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来找何教授的,”彭说,“我还想要何教授介绍我结识几个湖南的画家,不然我不得来,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饭,他为了显自己有钱,把西装内口袋内的一大叠美元和人民币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如今的彭宝,”他得意地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他走后,秋兰说:“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轮流转,他现在牛屎样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现在是我的财神,我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勉强两百元,只够我一个人用。彭以十元一张从我手上买去,他在那边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来我这里收一次,边数画边点钱,简简单单。画国画等于是耍把戏,十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一上午可以画十几张。我和彭已经成交了五次,彭已经付给了我两万多元,就是说我已经有两千多张所谓国画被彭运往国外去卖了。 彭最近来信说,他不久将回国,要我准备一批画。他的信是从匈牙利寄来的。于是我停顿了有一向的画笔又拿了起来,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画青蛙,画麻雀,画鸡等等,又铺满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股,她的腿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水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强奸,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春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强奸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种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继续说。 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水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水,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7 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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