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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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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在家,尚也不在。隔壁邻居告诉我,我母亲早住到自来水站守水去了。那时不是家家户户有水龙头,用水要上自来水站挑,一分钱三担。我扛着背包走到了用竹篱围拢的自来水站,当时那儿正有很多人在排队挑水,母亲坐在水龙头旁收水筹,一只手把着龙头,眼睛盯着水桶,怕水漫出来浪费水。母亲一见我眼圈就红了。我说:“这么多人咧。”母亲马上用苍老的手背揩干了淤积在眼角窝的浊泪,背过了身。 我劳改回来后便同母亲住在自来水站那间狭窄阴湿的烂房子里,和母亲同睡一张床,那间小得可怜的房里只能摆一张两尺宽的床。 我急于找工作找房子。 办事处要我在家等安排。我闲着相当苦闷。有天母亲说对门黄老倌问我愿不愿意赚点力气钱。我瞅着母亲那磋商和委屈我的神情,“没关系,我愿意。”黄老倌父子都是搬运工,一到傍晚就有二辆乌黑的板车斜斜地靠墙立着。次日我便随黄老倌上北站运煤去了。黄老倌瞧我不来,他从人家口中知道些我和尚的事。“年轻轻的不要泄气,”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窑子里进窑子里出,看得多。”母亲在我释放回来的那天告诉我,尚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关系暧昧,那男的是个什么处长。我说:“莫讲了,我同她不在一个层次了。”我想忘记她,我下死力帮黄老倌拉车,好让疲惫的利爪抓住我的思想以免胡思乱想。然而我老挂着她,在梦乡里我也常常见到她。有几次我在梦中大喊大叫,把母亲也吓醒了,母亲打醒我说:“你叫得吓人!”“我不知道。”我说。母亲用粗糙的手揩着我脸上的虚汗,“你在喊她。”“我搞不清。”我惭愧不已。 有天天气凉快,我和黄老倌多拉了一趟煤,天快黑了才回来。 我打着赤膊,一身臭汗和黑煤,拿起搁在车轮头上的脏衣,一折身看见了尚青青。她立在路灯下,那种目光让我想起惊疑的兔子。 我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何光宗,”她喊了我一声,走上来,“我写了份离婚报告,你看下吧。”我傲气顿生:“不必看。”她把离婚报告递到我手上,“你还是看下,同意就请你签个名。”她把钢笔递给我,我立即在离婚书上写下:“同意”,签了名,把钢笔狠劲地往地上一丢,快步走进了自来水站。我从篱笆的缝中瞧见她弯腰拾起钢笔看了看又扔下,朝前面走去。不远的树荫里走出个高个男人,俩人消失在黑暗中。我走出去捡起钢笔,笔尖弯了,我心里一阵热浪翻滚,想吼叫。母亲走拢来说:“你洗个澡会好点。”我坐在水龙头下,任水冲着我的头,洗完澡我就躺在铺上睡觉,边想我要杀了那高个子男人。天热,母亲便倒下竹板睡在坪里,母亲的鼾声一会从窗口阵阵送来,像遥远的轮船声。我要杀人的念头使我浑身火烧火燎。很不是滋味。阴茎硬挺挺地顶裤衩炽热胀疼。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手淫,往后还背着母亲手淫过许多次,直到我娶上第二个妻子才终止。 我跟黄老倌拉板车拉了三个月,随后街道上安排我进了“土夫子队”,所谓土夫子队就是挑土的人,我在土夫子队认识了我第二个妻子秋兰。秋兰是市政公司的测量员,为我们排土她算方。土夫子队跟农村一样计工分。我在土夫子队干了五个月,头个月拿七分,后四个月拿十分。土夫子队里劳改犯很多,队长同他的几个把兄弟都是刑事犯,政治犯好像就我一个。我在土夫子队不大入流,那些男人喜欢把女人那个挂在口里谈论,我插不进话。歇气时我多半坐在稍远的树荫下抽烟,也盯女人的屁股看,但我比那些男人目光去得含蓄,扫一眼就飞开了。那些男人的目光是充分具有想象力的,使一些姑娘走路不由得要夹紧腿。 一天,太阳白得耀眼,让人疲乏,大家便坐到树荫下扯谈。我同一个姓彭的青年(这个人我以后会要提到他)坐在一株梧桐树下闲聊。彭比我小,很瘦,长相给人一种滑稽感(这主要是他的嘴巴长得太大的缘故)。秋兰从我们眼底经过时彭喊住了她:“秋姐,来罗。”秋兰折过头来瞟着彭,彭又说:“来罗,跟你讲件事。” 彭说我工分太低,队长欺负我是读书人,只给七分工一天比有些女劳力还低。“队长只听你的话,”彭瞅我一眼又盯住她,“你要丘队长多给他几分罗。”秋兰同情地瞧着我,目光像飞来的麻雀落在我脸上,“你大学生,怎么进了劳改农场?”我大器地一笑:“一句话说走了火。”“什么话?”我闭拢了嘴巴,自从一九六一年我因说话遭殃后,我把一句古训凿在脑壁上了:“言多必失”。 次日,丘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老弟,从今天起,你十分一天,够朋友罗。” 后来我同秋兰谈得就比较多。 后来她母亲死了,她喊我去写挽联。她街上的人称赞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后来她嫁给了我。她说:“真的,我真的搞不清楚我看中了你。开始我只是想跟你接触接触……”我打断她说:“越接触就越发现我有魅力呗?”“你那个姓尚的前妻,未必从没注意过你的优点?”她说,“我觉得你应该是逗女人喜欢的。”“她只注意她自己,”我说,感到心底有股凄凉浮了上来,像只鸭子在水上游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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