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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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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对自己说心放宽点。 ——题记 1 我看见一轮很大的粉红的月亮嵌在离地平线半寸高的蓝天上,地平线很低,只是一线蓝褐色,一个裸体的女人贴紧月亮站着,是个紫灰透红的背影,很丰腴迷人。这幅形式感很强的油画,创作意图是相当明确的,它是在表现母亲这个伟大的题材。这幅题名《月魂》的油画,参加了1988年底省美协举办的湖南省油画作品展览,然而在技巧和内容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幅油画现在就挂在我脑后的壁上,占了半面墙,画中的女人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这一生最敬重的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出身于中农家庭,这种家庭的成员是想削尖脑壳往上钻的。我外公在世的时候就是这种人。外公长着一个尖脑壳,一双混浊的三角眼睛,还有一只小时候被老鼠咬过一口的烂鼻子。外公一心要攀权贵,丝毫不把女儿的幸福放在眼里,母亲长到17岁,外公就托媒人向本县一个有名的地主兼官僚说亲。那年我父亲已有47岁,而且既有正房又有填房,但对女人们有兴趣。父亲让媒人第二天带母亲去见见面,于是在一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深夜我呱呱落地了。母亲说我生下来时鼻子是黑的,后来才慢慢转红。算命的说我脸上有紫霞之气,长大将成个人物。这纯粹是为了取悦于我父母。 1949年夏的某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父亲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回了家。他淋得一身透湿,从车上下来时整个脸是红的,头发不断地往下滴水,像只从水里爬出来的老猴子。他一进屋就盯紧我(当时我12岁),目光憔悴且凄然,同家里那只老黑猫一样。“光宗,”他说,“共产党就要打进长沙了,我们得走。”那时父亲仍是国民党的一个处长,当时奶奶还活着,不过已病得奄奄一息了。母亲一直住在乡下服伺爷爷奶奶(等于父亲是娶了个忠实可靠的女佣),不是母亲照料,奶奶早给病魔带进了地狱。我一直住在乡下陪母亲和奶奶,与父亲形同路人,当父亲那猫一样圆圆的眼睛盯住我说要带我走时,我果断地说:“我要跟妈妈奶奶在一起。”父亲绷紧他那张糖尿病患者的肥肥的红脸,“共产党会把你杀鸡一样杀死的!”父亲吓我说。我知道父亲的心情,他只有我一个儿子,他大老婆只跟他生了两个女儿,二老婆一个蛋也没下,我是他企图依赖的根。他的那双眼睛已经老得同蜘蛛网样的了,他还不断咳嗽,他盯着我时脸上那很肥的两块在焦急地抽搐。这是我父亲留在我眼中的最后形象。(这个形象很差!)父亲见我铁板一块,撬都撬不开,住了几天且同母亲吵了几天,终于开着那辆破烂的小汽车走了。临走前,父亲还最后一次问我:“你真的不跟爸爸走了?” 我点点头,父亲就转过了背,那背宽大厚实,留在我记忆的土地上好像一座远远的山,萦绕着一片哀愁的山岗。 1950年初奶奶死后,我和母亲便上长沙投奔我舅舅(舅舅当时在长沙坡子街开了家弹簧厂),舅舅告诉我们我父亲把他在长沙的那幢房子卖给了一个教书的(500块光洋),带着大老婆和我同父异母的二姐去台湾了。 我童年时那段生活就这么简单地交代一下吧。下面我要说说我前妻——尚青青。 2 1986年底,我们一些身在湖南的浙美同学在湘江宾馆搞了个同学聚会,由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同学资助组织的,我去了,尚青青也去了。吃酒的时候尚青青不断拿眼角瞟着我,那种眼光是让我很想体现出一点男人的气质的,我身上这套正宗老爷车西服帮助我恢复了自信,我注意到很多同学都穿得不及我讲究和不及我有男人色彩。在舞厅里跳舞时,我有一种预感,她会找我。如果我跳完第三支舞曲就告辞,像我走进舞厅的那一刻所想的,那我和她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但我太想在她面前表现自己的风度了。 在跳第四支舞曲的时候,乐队刚奏起过门,她便从我前面几排的椅子上起身走来,白净的脸上挂着一抹生硬且凄然的笑容,“我们是老搭档”,她夸张地说。我搂住了她腰,我感到我的手和她的腰上散发的热气像浆糊样粘到了一起。“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她健忘地说。我说:“1967年我画毛主席像时,在你们局的食堂里,我们见过面。”“那也有8年了,”她一笑,“你没有显老。”“一个人不是想老就能老的,”我说。她的舞步起先有些松疏,有几下踩了我的皮鞋,但跳过几支舞曲后,她的舞步就轻快了,身体便随同舞步轻快地转动起来。在跳《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慢三舞曲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时代。我不自主地搂紧了她,一种岁月流逝的伤感岩石般压在我心头。她看着我,那种眼神也是伤感,她把头缓缓贴到了我肩上,握着我的手很烫人。“你还恨我吗?”她猛然这么说。我说:“不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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