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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45）
一、傀儡戏开场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诫”，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报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望其勉之。
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我的“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最后举行庆祝宴会。
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他微弓着身子，秃头发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①，请签上御名。”
①伪满大汉奸及其职务：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洽（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囗，最高检查厅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杨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木式、商行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官特任张燕卿、金壁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佟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办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陈曾寿。这两个老头脸色都不好看，因为知道了特任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说：我要把他们放在身边，让胡嗣瑗当我的秘书处长，陈曾寿当秘书。胡嗣瑗叹着气谢了恩，陈曾寿却说他天津家里有事，求我务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罗振玉来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职是一名“参议”，他是来辞这个不称心的官职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后来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们不同了。长春车站上的龙旗和军乐，就职典礼时的仪节、以及外宾接见时的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另方面，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对我说，你不干就请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迁就”到底。再说，如果对日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我现在既然是一国的元首，今后有了资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于我专往称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仅不再觉着当“执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执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
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
“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以求凭借，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
二、尊严与职权
在《满洲国组织法》里，第一章“执政”共十三条，条条规定着我的权威。第一条是“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至第四条规定由我“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权”、“执行司法权”，以下各条规定由我“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以及掌握“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等等。实际上，我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来到以我的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不料进了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汽车便追来了，请我回去。原来他们发现了我不在执政府里，就告诉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便出动了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弄得满城风雨。事后执政府顾问官上角利一向我说，为了我的安全和尊严，今后再不要私自外出。从那以后，除了关东军安排的以外，我再没出过一次大门。
我当时被劝驾回来，听日本人解释说，这都是为了我的安全和尊严，觉得很有道理。可是等我在勤民楼办了一些日子的“公事”之后，我便对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发生了怀疑。
我自从发过誓愿之后，每天早起，准时到勤民楼办公。从表面上看来，我是真够忙的，从早到晚，总有人要求谒见。谒见者之中，除少数前来请安的在野旧臣或宗室觉罗之外，多数是当朝的新贵，如各部总长、特任级的参议之流。这些人见了我，都表白了忠心，献纳了贡物，可就是不跟我谈公事。我每次问起“公事”时，他们不是回答“次长在办着了”，就是“这事还要问问次长”。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不找我的。
胡嗣瑗首先表示了气忿。他向郑孝胥提出，各部主权应在总长手里，重要公事还应由执政先做出决定，然后各部再办，不能次长说什么是什么。郑孝胥回答说：“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政务须由‘国务会议’决定。责任内阁对执政负责，每周由总理向执政报告一次会议通过的案件，请执政裁可。在日本就是如此。”至于总长应有主权问题，他也有同感。他说此事正准备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提出，加以解决。原来他这个总理与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之间，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郑孝胥后来跟关东军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是胡嗣瑗后来对我说的一次国务会议的情形，使我明白了所谓“责任内阁制”是怎么一回事，总长与次长是什么关系。
那是一次讨论关于官吏俸金标准问题的国务会议。一如往昔，议案是总务厅事先准备好了，印发给各部总长的。总长们对于历次的议案，例如接管前东北政府的财产、给日本军队筹办粮秣、没收东北四大银号以成立中央银行等等，都是毫不费劲立表赞同的，但是这次的议案关系到自己的直接利害，因此就不是那么马虎了。总长们认真地研究了议案，立刻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原来在《给与令草案》中规定，“日系官吏”的俸金与“满系”的不同，前者比后者的大约高出百分之四十左右。财政总长熙洽最沉不住气，首先发表意见说：“这个议案，简直不像话。咱们既然是个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什么日本人要受特殊待遇？如果说是个亲善国家的国民，就该表示亲善，为什么拿特别高的俸金？”实业总长张燕卿也说：“本庄繁司令官说过，日满亲善，同心同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假若待遇不同，恐非本庄司令官的本意。”其他总长，如交通总长丁鉴修等人，也纷纷表示希望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一看情形不好，便止住了总长们的发言，叫议案起草人人事课长古海忠之为草案做解答。古海不慌不忙，谈出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要想讲平等，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当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来吃大米，不像“满”人吃高粱就能过日子。他又说：“要讲亲善，请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这正是讲亲善！”总长们听了，纷纷表示不满。驹井不得不宣布休会，改为明天再议。
第二天复会时，驹井对大家说，他跟次长们研究过，关东军也同意，给总长们把俸额一律提高到与次长们同一标准。“但是，”他又补充说，“日系官吏远离本乡，前来为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这是应该感激的，因此另外要付给日籍人员特别津贴。这是最后决定，不要再争执了。”许多总长听了这番话，知道再闹就讨没趣了，好在已经给加了钱，因此都不再做声，可是照洽自认为与本庄繁有点关系，没把驹并放在眼里，当时又顶了两句：“我不是争两个钱，不过我倒要问问，日本人在哪儿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满洲吗？没有满洲人，能建设吗？”驹井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流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来的，你懂吗？”熙洽面色煞白，问道：不让说话吗？本庄司令官也没对我喊叫过。驹并依然喊叫道：“我就是要叫你明白，这是军部决定的！”这话很有效，熙洽果然不再说话，全场一时鸦雀无声。
这件事情发生后，所谓“内阁制”和“国务会议”的真相，就瞒不住任何人了。
“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并原任职于“满铁”，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他被军部和财阀选中为殖民地大总管，做了实际上的总理，他眼中的顶头上司当然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我这个名义上的执政。
我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与总理，总长们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做出决定的东西。次长会议又称“火耀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当然这是只对“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负责的会议。每次会议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许多议案就是根据第四课的需要拟订的。
这些事情，后来对谁都不是秘密了，按说我是应该能够清醒过来的，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身边有个爱说话的胡嗣瑗，由于他的时常提醒，我总也忘不了唯我独尊的身份，更忘不了早在张园就确立的一种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日本人表面上对我的态度，也经常给我一种错觉，使我时常信以为真，认为我毕竟不同于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协和会”的建立问题上，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职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郑孝胥向我做例行报告，提到关东军决定要成立一个政党，定名为“协和党”。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我每逢听到有人提到“党”，总有谈虎色变的感觉，因此听了郑孝胥的报告，比听到驹并拍桌子的消息更紧张，连忙打断他的话，播手反对道：“要什么党？要党有什么好处？辛亥亡国不就是‘党’闹的吗？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这些你全忘了吗？”郑孝胥搭拉着脸说：“皇上的话很对，可是这是军部决定的。”他以为这句话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没想到这次我把这件事看做生命攸关的问题，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对于他口口声声地说“军部决定的”，早已厌烦之至，不愿意再听，就生气地说：“你不去对日本人说，就给我把他们叫来！”
郑孝胥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嗣瑗。这位秘书处长对我的做法大加恭维，并且说：
“依臣管见，不见得如郑孝胥所说，事事皆军部做主。罗振玉说过，郑孝胥是依恃军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军部据理而争，军部未必敢于专横。何况党之不利于我，犹不利于日本，日本军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听他说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两天后，关东军第四课的参谋片仓衷、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参板垣征四郎先后来向我做解释，都没有说服我。事情就拖下来了。
过了三个月，即这年的七月间，我相信我是胜利了。关东军决定不成立“协和党”，只成立一个“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组织。这个会包括所有居民在内，具体地说，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至十五岁的少年为附属的“少年团”团员。
事实上，关东军把“党”改为“会”，并非是对我有什么让步，而是认为这比弄个不伦不类的政党更便于统治东北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组织，更便于进行奴化宣传、特务监视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只觉得日本人毕竟是要听我的。
有了这样的错觉，就无怪要再碰钉子了。这是订立《日满密约》以后的事。
三、订立密约以后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
“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
“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拿来反而添麻烦。”
“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这原本是既成事实，将来还可以另订条约，规定几年将权益收回。”
他说的其实不错，日本在协定中所要的权利，本来是它已到了手的东西。这个协定共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附属协定，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旧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旧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旧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旧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旧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郑孝胥说的道理也不错，既然要“凭借”，岂可不付代价？但是尽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却不能不感到气恼。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
“郑孝胥真不像话！陈宝琛早说过他惯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断！”
“现在木已成舟！”我颓丧地说。
“或许并不尽然，且看东京方面的消息吧。”
许多天以前，我们便知道了关东军司令官将要换人和日本要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视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调换关东军司令官，很可能要改变一点态度，应该乘此机会派人到日本去活动一下。他说，不给日本好处是不行的，像矿山、铁路、资源以及国防都可以叫日本经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权必须在我。我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当过律师的林迁琛和台湾人蔡法平，到东京找他的台湾籍朋友许丙，通过许丙找军部上层人物去活动。林、蔡二人在东京见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还有即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等人，向他们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这也是胡嗣瑗为我拟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国体和由我决定官吏的任免，便算达到了目的。但是条件还是多提一些，以备对方还价。
过了两天，胡嗣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东京来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来信说，东京元老派和军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满意本庄对我的态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项要求。胡嗣瑗说，由此看来，继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会有变化，我将按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治理自己的国家。但要治理好，非有个听话的总理不能办事。我听他说的有理，便决定把郑孝胥换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臧式毅比较合适，如果任命他为总理，他必定会感恩报德，听我指挥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许宝衡去找臧式毅谈。
臧式毅的态度尚在犹豫，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来了。
“听说上头派人到东京找武藤信义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说罢，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不用说，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于是跟着又说下去：“东京在传说着这件事，说上头打算改组国务院。臣听了，不得不跟上头说说。但愿是个谣传。”
“你怎么但愿是谣传？”
“但愿如此。这个打算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到了，一切由满人作主，各部长官也驾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还是谁，全办不了。”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臣说的是实情……”
“说完了你就去吧！”
“是”
郑垂走了，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生气。过了一会，胡嗣瑗知道了，又翘起了胡子。
“郑氏父子，真乃一狼一狈。郑垂尤其可恨。上回熙洽送来红木家具，他劝上头节俭，无非是嫉妒，怕熙治独邀天眷，这次他又提防起臧式毅来了！”
“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决心也更大了，便问胡嗣瑗，臧式毅那边说好了没有。
“他不肯。”
事实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只有找麻烦。
郑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无恐，居然对我使起当年奕劻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以退为进，向我称病请假了。不过他没料到，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无恐的。我看他请假，就看做是个机会，毫不挽留地说：
“你也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我不勉强你，你推荐个人吧。”
他的秃头一下子黯然无光了。
“臣的意思，是养几天病。”
“那，也好。”
郑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减式毅，让他先代理总理职务，以后再找机会去掉郑孝胥。可是过了五天，不等减式毅表示态度，郑孝胥就销假办公了。
胡嗣瑗知道了郑孝胥已回到国务院，对我叹气说：“他用密约换的国务总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丢了。”言下颇为辛酸。
我也有辛酸处，这当然不为总理的那颗印，而是我这执政的权威无论对谁都使不上。这次失败给了我很重要的教训。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话启发的。
“郑孝胥用密约换得总理大印，密约白白地变成了他的本钱，这真太岂有此理了。密约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钱，向日本人换得我的所需呢？”
我决定等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任时，再亲自提出那五项要求。胡嗣瑗拥护这办法，并且提醒我别忘了请日本人撤换郑孝胥。他是自从郑孝胥上台当总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这个主意的。
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来到了长春。十五日这天，在勤民楼内，武藤与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就是以那个密约为基础的公开协议。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限，即应尊重之。满洲政府及日本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间善邻之关系，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洋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
（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国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
（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①
①我手头无原件，这是引用《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上的。——作者
举行完了仪式，喝过了香槟酒，我就急不可待地跟武藤单独进行了会谈。我这时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林廷琛和蔡法平不多天前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告诉我，武藤在东京不但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连恢复我的尊号都答应予以考虑哩。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我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
“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结果。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会见。十天后，我和他第二次会见时，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他每次跟我见面，礼貌总是周到的，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个“阁下”，并且用一种崇敬神情谈起我的每位祖先，不过就是对我的各项要求绝口不提。如果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来，他则顾左右而言他。我被这样置之不理的应付了两次，就再没有勇气问他了。
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武藤去世时为止，我和他每次见面只能谈佛学，谈儒学，谈“亲善”。在这期间，我的权威在任何人眼里都没增加，而他的权威在我心里则是日增一日，有增无已。
四、《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十月，发表了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郑氏父子对于这个调查团曾抱有很大幻想，报告书公布的时候，他们简直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俩后来失宠于日人，终于被抛弃，与这种热衷于共管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他们那样兴奋，但却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事情。我与他们的感受也不同。他们因调查团的态度而发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却由此发生了对日本强大的感觉。由于这种感觉，我越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无法跟它分开了。
关于西方列强在“满洲事件”上的态度，我早就听郑氏父子等人不断说过这类的话：“别看日内瓦、巴黎（国联）开会开得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碰日本，欧战以后有实力的是美国，可是连美国也不想跟日本动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郑垂不时地把外国报纸上的舆论告诉我，说美国不少报纸言论是担日的。他曾有根有据地说了一些非公开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约，美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有谅解，等等。他还很具体地告诉我，早在事变前美国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劝过蒋介石，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去碰苏联，以收其利①。
①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乃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党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对东北问题的秘密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中揭露了出来。——作者
“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
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九月三十日，国民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时候已是五月份了。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而日军则攻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除了这些被“等待”来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祝贺彼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
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龢编印的《满洲伪国》里的。文章中说，李顿第一个向他提出问题：“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么？”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果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现在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么？”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清廷说，倘然长此以往，中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不如依赖西洋人，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由于海关上使用着许多英、法、日等国人，在中国被认为是最确实的行政机关，因此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道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曾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之所，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发表。所以任何国人，金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么？”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
这次谈话，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估计到，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后来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出来，使郑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定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了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在刚看到报告书的那几天，郑孝胥曾兴致勃勃地告诉过我，“事情很有希望”，说胡适也在关内发表论文，称誉报告书为“世界之公论”。可是后来日本方面的反响到了，他父子大为垂头丧气。尽管调查团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却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研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者，是也！”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即种因在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热衷上。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可能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五、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过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为了更便于自由行动，退出了国际联盟。同时，攻人长城各口的日军加紧军事行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形势。五月末，忙于打内战的南京政府进一步对日本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撤走中国军队，使日本势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为时机已成熟了，纷纷活动起来。熙洽在三月间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鹤皋，邀集了一批满族“遗民”和前东三省的议员们，在长春聚会，打算弄出一个“劝进表”来，当时被日本宪兵制止了，这时又恢复了活动。华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务浪人酝酿“拥戴”吴佩孚出山，平津某些与谋的遗老为此派了人来跟郑孝胥联络，研究在华北、东北实现复辟。七月间，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下台，拿了一百万元退职金，另又要去了一笔巨额机密费，去找黄郛活动华北独立。他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还要到上海，为我将来在全国复辟之事进行活动。总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复辟或帝制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着我，鼓舞着跟我一样的野心家们。郑孝胥这年重阳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这种将在“燕市”恢复“后清”的“志气”，使我对他减弱不少恶感。
我的“皇帝梦”又做起来了。我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我进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杀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全部占领了热河之后，我曾大摆庆功宴席，慰问武藤和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们，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后来有一路日本军队占领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遥的密云，即按兵不动，我对此不禁大感失望。这时郑孝胥告诉我，日军占领华北以至华南只是迟早间的事，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办满洲国体问题。他又说，此事之决定，不在关东军而在东京方面，他已听说东京元老派许多人都是主张我正位的。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派个人到东京从侧面去活动一下，至少应该打探些消息来。
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我的警卫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从天津到东北来的工藤铁三郎。他在清末时即跟随升允，在升允后来的复辟活动中，他是积极的赞助者。我在旅顺时，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样以军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而是处处站在我一边说话，甚至背地里还表示过对关东军的不满。有一次，我看到杯子里的茶水似乎颜色不对，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验一下，这时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当了执政之后，他是惟一呼我为“皇上”的日本人，并且时常表示不满意关东军的跋扈，时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现出的忠心，简直不下于最标准的遗老，因此我赐他改名为“忠”，拿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变。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时间就回来了。他在日本见到了南次郎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探听出军部方面当权人物是同意实行帝制的。根据他的消息，我相信时机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间，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我为“满洲帝国皇帝”。
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
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这怎么行？”我对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
“皇上说的是。”郑孝胥不住地点头，望着摊在桌上的龙袍。这位一心想做“后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盘算着正一品珊瑚顶和三眼花翎，最近以来对我顺从得多了。他点头说：“皇上说的是，可是关东军方面怎么说？”
“给我交涉去。”
郑孝胥走后，我独自欣赏着荣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心中充满了感情。这是光绪皇帝穿过的，真正的皇帝龙袍。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我的头脑还没冷过来，郑孝胥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关东军坚持登极时要穿元帅正装。
“你是不是交涉过？”
“臣岂敢不去。这是板垣亲自对臣说的。”
“这怎么行？”我跳起来，“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
“臣再去跟板垣说说。”
郑孝胥走后，胡嗣瑗过来提醒我，要争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军部说，要任免官吏的决定权。如果这问题解决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胡嗣瑗同我一样，都不明白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学什么骑射？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所以后来关东军同意了我穿龙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争什么别的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我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然后，回来换了所谓大元帅正装，举行了“登极”典礼。这时执政府改称为“宫内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开日本天皇的“皇宫”称呼，称为“帝宫”。其中的房屋后来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余的只是修缮了一下，楼名依旧未变。登极典礼是在勤民楼举行的。
那天勤民楼的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在北墙跟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像神龛似的地方，中间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刻有作为徽号的兰花，所谓“御纹章”。我立在椅前，两旁站列着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卫处长工藤忠、侍卫官熙仑免（熙洽之子）和润良（婉容之兄）等人，以“总理大臣”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我以半躬答之。接着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递国书和祝贺。这些仪式完了，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当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礼的。
关内各地遗老，如陈夔龙、叶尔恺、刘承干、朱汝珍、萧丙炎、章囗、黎湛枝、温肃、汪兆镛等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上海的大流氓头子常玉清，也寄来奏折向我称臣。
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前来祝贺，赠我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缓章，赠婉容宝冠章。
胡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权利一样也未到手，而我已经昏昏然了。七月间，我父亲带着弟、妹们来长春看我。我对他的接待，足可以说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
他到达长春的时候，我派出了宫内府以宝熙为首的官员和由佟济煦率领的一队护军，到长春车站列队迎接。我和婉容则在“帝宫”中和门外立候。婉容是宫装打扮，我是身穿戎装，胸前挂满了勋章。我的勋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赠的；一套是“满洲帝国”的；另一套则是我偷着派人到关内定制的“大清帝国”的。后一套当然不能当着关东军的面使用，只能利用这个机会佩戴。
我父亲的汽车来了，我立正等着他下了车，向他行了军礼，婉客行了跪安。然后我陪他进了客厅，此时屋内没有外人，我戎装未脱，给他补请了跪安。
这天晚上，大摆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规矩，由我与婉容分坐在男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布置，从我进入宴会厅时起，乐队即开始奏乐。这是宫内府的乐队，奏的什么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没有做出什么规定，他们爱妻什么就奏什么，反正喇叭一吹起来，我就觉得够味。
在宴会进行到喝香槟的时候，溥杰按我的布置，起立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的家族一起随声附和，连我父亲也不例外。我听了这个呼声，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
第二天，宫内府大臣宝熙告诉我，关东军司令部派了人来，以大使馆名义向我提出抗议，说昨天武装的护军去车站，是违反“满洲帝国”已承担义务的前东北当局与日本签订的协议的，这个协议规定，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关东军司令官——不，日本大使要求保证今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这件事本来是足以令我清醒过来的，可是日本人这时还很会给我面子，首先是没有公开抗议，其次是在我派人道歉和做了保证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但更主要的是它给我规定的许多排场，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以致我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最使我陶醉的是“御临幸”和“巡狩”。
按照关东军的安排，我每年要到外地去一两次，谓之“巡狩”。在“新京”（长春），我每年要去参加四次例行仪式，一次是去“忠灵塔”祭祀死于侵略战争的日军亡魂，一次是到“建国忠灵庙”祭祀伪满军亡魂，一次是到关东军司令部祝日皇寿辰“天长节”，一次是到“协和会”参加年会。这样的外出都称之为“御临幸”。就以去“协和会”为例，说说排场。
先说“卤簿”——即所谓“天子出，车驾次第”，是这样的：最先头的是军警的“净街车”，隔一段距离后是一辆红色的敞篷车，车上插一小旗，车内坐着“警察总监”，再后面，是我坐的“正车”，全红色，车两边各有两辆摩托伴随，再后面，则是随从人员和警卫人员的车辆。这是平时用的“略式卤簿”。
在出门的前一天，长春的军警、宪兵先借题逮捕“可疑分子”和“有碍观瞻”的“游民”。市民们根据这个迹象就可以判断是我要出门了。到了正日子，沿途预先布满了军警，面向外站着，禁止路人通行，禁止两旁店铺和住家有人出入，禁止在窗口上探头张望。在“协和会”的大门内外全铺了黄土。车驾动身前，广播电台即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用中国话和日本话各说一遍。这时“协和会”里的人全体起立，自“总理”以下的特任官们则列队楼外“奉迎”。车驾到达，人们把身子弯成九十度，同时乐队奏“国歌”。我进入屋内，先在便殿休息一下，然后接见大臣们。两边侍立着宫内府大臣、侍从武官长、侍卫处长、掌礼处长和侍从武官、侍卫官等，后来另添上“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用的桌椅以及桌布都是从宫内府搬来的，上有特定的兰花“御纹章”。自总理以下有资格的官员们在我面前逐个行过礼，退出。走完这个过场，我即起身离便殿，此时乐声大作，一直到我进入会场，走上讲台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会场上的人一直是在台下弯成九十度的姿势。关东军司令官此时在台上的一角，见我上台，向我弯身为礼，我点头答礼。我上台后，转过身来向台下答过礼，台下的人才直起身子来。此时宫内府大臣双手捧上“敕语”，我接过打开，向全场宣读。台下全场的人一律低头站着，不得仰视。读完，在我退出会场时，又是乐声大作，全体九十度鞠躬。我回到便殿稍息，这时特任官们又到楼外准备“奉送”。把我送走后，全市街道上的扩音器则又放出“皇帝陛下启驾还宫”的两国话音。我到了家，扩音器还要说一次：“皇帝陛下平安归宫。”
据说，这是仿效用于日本天皇的办法。在我照片上做的文章也是从日本搬来的。我的照片被称做“御容”，后来推广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那种不中不日的“协和语”，改称之为“御真影”。按规定，在机关、学校、军队和一切公共团体的特定处所，如机关的会议室，学校的校长室里，设立一个像神龛似的东西，外垂帷幕，里面悬着我的照片和“诏书”。任何人走进了这间屋子，都必须先向这个挂帷幕的地方行礼。在居民家里，虽无强制悬御真影的法令规定，但协和会曾强行派售过我与婉容的照片，并指定要悬在正堂上。
这种偶像崇拜教育的施行重点，是在军队和学校里。每天早晨，伪满各地的军队与学校都须举行朝会，要行两次遥拜礼，即先面向东方的“皇居”（东京日本天皇的地方），再向长春或帝宫方向，各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此外逢到“诏书奉戴日”即颁布每个诏书的日子，还要读诏书。关于诏书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规定，还有外地“巡狩”时的种种排场，在这里我不—一赘述了。总之，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这一套玩艺做得极为认真。据我的体验，这不仅是为了训练中国人，养成盲目服从的习惯和封建迷信思想，就是对下层的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关东军曾经几次利用我去鼓励它的臣民。有一次我到阜新煤矿，日本人曾把日本工头召来，让我对他说几句勉励话。这工头受此“殊荣”，竟感动得流出眼泪。当然，我这时更觉得有身价了。
使我终于产生最大的错觉，自认有了极高的权威的，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访问日本之后。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丸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我已受宠若惊。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为我设宴。在我拜会他们后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贺，又同格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同时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也没预备讲话稿，到了时候却口若悬河。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然后大发议论。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我想的实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中，告诉我“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关于日本不满意郑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闻，正想找机会赶走他，现在南次郎提出这事，我立时不假思索地说，让郑退休，我完全同意，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我以为听了我两次“日满亲善论”的南次郎一定会遵命的，谁知竟碰了钉子，他向我摇头说：“不，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
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了一次牢骚。他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惹恼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脚踢开。他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做做诗。这个连骨头都被“共管”虫子蛀透了的“诗人兼书法家”，三年之后，终于怀着未遂之愿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传闻不确，他的下场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复祖业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后，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才渐渐明白过来。
六、幻想的破灭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特别是加紧了全面侵华的部署和后方的准备。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连续使用武力和制造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签订了出让华北控制权的“何（应钦）梅（津）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等密约，听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等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对国人颁布了“效睦邻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严惩之禁令。这样，日本在关内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时间一到，五省即可彻底变色。我在前面说过，这正是关内关外复辟迷们跃跃欲试的时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极”前后得意忘形的时候。然而，日本在张牙舞爪于关内的同时，它在“满洲国”内也正采取着步步加紧的措施，这些措施终于临到我这“皇帝”的头上。
在东北彻底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公平地说，汉奸们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这个措施不仅使复辟迷们得到了一定心理满足，而也成了一次发财的机缘，自郑孝胥以下的大汉奸都得到一笔自五万至六十万不等的“建国功劳金”，总数共为八百六十万元（以后每逢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如“粮谷出荷”、“献金报国”等等，必有一次“奖金”分给上自“总理大臣”下至保甲长）。我现在不想对日本的各种措施做全面的叙述，只把我恢复祖业思想的幻灭以及深感恐惧的事情说一说。
按情理说，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但是我却由于过分“陶醉”，竟没有因此而清醒过来。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还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他是在旅顺的“请愿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国元勋”之内。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省省长。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他有反满抗日活动，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以致惹恼了日本人。据说他在这次会上，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开过这个会，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
“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惊。
“死刑。”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意思是向我说清楚。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后，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应该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我连忙照办了。
凌升被处决时，使用的是斩首之刑。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我从凌升跟我攀亲的举动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于我的人，而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惟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
我由此联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为图谋复辟清朝而奔波于关内关外，如康有为的徒弟任祖安，我从前的奏事官吴天培等，引起了关东军的注意。关东军曾就此向我调查。“凌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欢这类事的，还是要多加小心为是。
日本人喜欢什么？我自然地联想到一个与凌升命运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张景惠。这实在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这伙人看的两个“榜样”。一福一祸，对比鲜明。张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欢心，代替了郑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这位“胡子”出身的“总理大臣”的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可以从日本人传诵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讲“日满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为日本掠夺工矿原料行为的“道义”根据，临末了，请“总理大臣”说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冷（蜻蜓）拴在一根绳上。”这“两只蚂冷一根绳”便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成为教训“满”籍官员的“警句”。日本在东北实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时候，在“国务会议”上要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价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一则害怕造成“民变”，另则自己拥有大量土地，不愿吃亏，因此表示了反对。这时张景惠却出来说话了：“满洲国土地多的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提案就此通过了。“两头便宜”这句话于是又被日本人经常引用着。后来，“粮谷出荷”加紧推行，东北农民每季粮食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们因为征购价过低，直接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在“国务会议”上借口农民闹饥荒，吵着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干，张景惠于是对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勒腰带”又成了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当然，不是对他们自己说的。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地对我称赞张景惠为“好宰相”，是“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我当时很少想到这对我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了凌升的榜样，在两者对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凌升事体”过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会见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纵成立了“内蒙自治军政府”伪组织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原是一个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时，他曾送钱给我，送良种蒙古马给溥杰，多方向我表示过忠诚。他这次是有事找关东军，乘机取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允许，前来看望我的。他对我谈起这几年的经历和成立“自治军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发开了牢骚，埋怨他那里的日本人过分跋扈，说关东军事先向他许了很多愿，到头来一样也不实现。尤其使他感到苦恼的是自己样样不能做主。他的话勾起了我的牢骚，不免同病相怜，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关东军派到我这里专任联络的参谋，即以后我要谈到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走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惟一的办法就是坚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一连几天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有的机器。我没有找到什么机器，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不能否定，于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懂得的事就比“凌升事件”告诉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来人说真心话，我对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实上，自从我访日回来发表讲演之后，主动来见的人即逐渐减少，到德王会见之后，更近于绝迹。到了一九三七年，关东军更想出了一个新规矩，即每逢我接见外人，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立。
进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紧张。
在“七七”事变前这半年间，日本加紧了准备工作。为了巩固它的后方基地的统治，对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进行了全面的镇压。一月四日，以“满洲国皇帝敕令”颁行了“满洲帝国刑法”，接着便开始了“大检举”、“大讨伐”，实行了“保甲连坐法”，“强化协和会”，修“警备道”，建“碉堡”，归屯并村。日本这次调来大量队伍，用大约二十个日本师团的兵力来对付拥有四万五千余人的抗日联军。与此同时，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搜捕一切被认做“不稳”的人。这一场“大检举”与“大讨伐”，效果并不理想，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夸耀了“皇军”威力和“赫赫战果”之后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规模调兵遣将（后来知道是七十万日军和三十万伪军），举行了新“讨伐”，同时据我的亲信、警卫处长佟济煦告诉我，各地经常有人失踪，好像反满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从关东军司令官的谈话中，从“总理大臣”的例行报告中，向来是听不到什么真消息的，只有佟济煦还可以告诉我一些。他曾经告诉过我，关东军司令官对我谈的“讨伐”胜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灭的“土匪”也很难说是什么人。他说，他有个被抓去当劳工的亲戚，参加修筑过一件秘密工程，据这个亲戚说，这项工程完工后，劳工几乎全部遭到杀害，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逃了出来。照他看来，报纸上有一次吹嘘某地消灭了多少“土匪”，说的就是那批劳工。
佟济煦的故事说过不久，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有一天溥杰来告诉我，吴是因为在驻东京大使馆时期与美国人有来往被捕的，现在已死在宪兵队。还说，吴死前曾托看守带信给他，求他转请我说情，但他当时没有敢告诉我。我听了，赶紧叫他不要再说下去。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手“裁可”的政策法令，其中有许多关于日本加紧备战和加强控制这块殖民地的措施，但无论是“第一五年开发产业计划”，还是“产业统制法”，也无论是为适应进一步控制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大改组”，还是规定日本语为“国语”，都没有比溥杰的结婚更使我感到刺激的。
溥杰在日本学习院毕业后，就转到士官学校学陆军。一九三五年冬他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从这时起，关东军里的熟人就经常向他谈论婚姻问题，什么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啦，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啦，不断地向他耳朵里灌。起初，我听他提到这些事时不过付之一笑，并没拿它当回事。不料后来关东军派到我身边来的吉冈安直果真向我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说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我当时未置可否，心里却十分不安，赶忙找我的二妹一起商量对策。我们一致认为，这一定是一项阴谋，日本人想要笼络住溥杰，想要一个日本血统的孩子，必要时取我而代之。为了打消关东军的念头，我们决定赶快动手，抢先给溥杰办亲事。我把溥杰找来，先进行了一番训导，警告他如果家里有了个日本老婆，自己就会完全处于日本人监视之下，那是后患无穷的，然后告诉他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好妻子，他应该听我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恭恭敬敬地答应了，我便派人到北京去给他说亲。后来经我岳父家的人在北京找到一位对象，溥杰也表示满意，可是吉冈突然找到溥杰，横加干涉地说，关东军希望他跟日本女子结婚，以增进“日满亲善”，他既身为“御弟”，自应做出“亲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本庄繁大将在东京将要亲自为他做媒，因此他不可再去接受北京的亲事，应该等着东京方面的消息。结果，溥杰只得服从了关东军。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与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了婚。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春之后才略动一点。
后来，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曾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做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我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想的结果是，即使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早叫我写下了字据：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由关东军派人教养。
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六月二十八日，即“七七”事变九天前，又发生了一起有关“护军”的事件。
所谓护军，是我自己出钱养的队伍，它不同于归“军政部”建制的“禁卫军”。我当初建立它，不单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跟我当初送溥杰他们去日本学陆军的动机一样，想借此培养我自己的军事骨干，为建立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做准备。我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全部都是按照军官标准来训练的。负责管理护军的佟济煦早就告诉过我，关东军对这支队伍是不喜欢的。我对佟济煦的预感，过去一直未能理解，直到出了事情这才明白。六月二十八日那天，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租借游艇，与几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发生了口角。这时一群日本人一拥而上，不容分说，举手就打。他们被逼急了，便使出武术来抵抗。日本人见不能奈何他们，就放出狼狗来咬。他们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他们没想到，这一来便闯下了祸。过了不大时间，宫内府外边便来了一些日本宪兵，叫佟济煦把今天去公园的护军全部交出来。佟济煦吓得要命，忙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日本宪兵逼他们承认有“反满抗日”活动，那些护军不肯承认，于是便遭到了各种酷刑虐待。到这时那些护军才明白过来，这一事件是关东军有意制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关东军派去的，在双方斗殴中受伤者有两名关东军参谋，被踢死的狼狗即关东军的军犬。我听到护军们被捕，原以为是他们无意肇祸，忙请吉冈安直代为向关东军说情。吉冈去了一趟，带口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三个条件，即：一、由管理护军的佟济煦向受伤的关东军参谋赔礼道歉；二、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三、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类事件。我按照东条的条件—一照办之后，关东军接着又逼我把警卫处长佟济煦革职，由日本人长尾吉五郎接任，把警卫处所辖的护军编制缩小，长武器一律换上了短枪。
从前，我为了建立自己的实力，曾送过几批青年到日本去学陆军，不想这些人回来之后，连溥杰在内，都由军政部派了差，根本不受我的支配。现在，作为骨干培养的护军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便不再做这类可笑的美梦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京之后，北京的某些王公。遗老曾一度跃跃欲试，等着恢复旧日冠盖，但是我这时已经明白，这是决不可能的了。我这时的惟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如何应付好关东军的化身——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七、吉冈安直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一次“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任务，我便在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势力”的决心。
此外，日本在关内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吉冈必在报告了战果之后，让我随他一同起立，朝战场方向鞠躬，为战死的日军官兵致默哀。经他几次训练，到武汉陷落时我就再用不着他提醒，等他一报告完战果我就自动起立，鞠躬静默。
随着“成绩”不断进步，他也不断给我加添功课。例如这次武汉陷落，他又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写亲笔祝词，赞颂他的武功，并指示我给日本天皇去贺电。
后来修建了“建国神庙”，我每月去那里为日本军队祷告胜利，也是在这“电线”的授意下进行的。
在“七七”事变前，我的私事家事，关东军还不多过问，可是事变后，情形不同了。
“七七”事变前，我在关内的家族照例每年要来一些人，为我祝寿，平时也不兔来来往往。“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做出规定，只准列在名单上的几个人在一定时间到长春来。而且规定除了我的近支亲族之外，其余的人只能向我行礼，不准与我谈话。
同时，外面给我寄来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冈的喽啰——宫内府的日系官吏看，最后由吉冈决定是否给我。
当然，关东军也了解我不至于反满抗日，但是，他们仍旧担心我会跟关内勾结起来恢复清朝，而这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在那时，要想瞒过吉冈私自会见外人或收一封信，简直是办不到的。那时在宫内府设有“宪兵室”，住有一班穿着墨绿色制服的日本宪兵，不仅一切出入的人都逃不出他们的视线，就连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加之宫内府自次长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冈的爪牙，这就造成了对我的严格控制。
吉冈之所以能作为关东军的化身，干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领的。
有的书上说，吉冈原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于是便选上了他。其实在天津时，他不过有一段时间常给我讲时事，谈不上是我的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在这个学校担任战史教官。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请溥杰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们两人成了好友之后，他即向溥杰透露，关东军有意请他到满洲，担任军方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溥杰来信告诉了我，后来又把我回信表示欢迎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这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不过假如他不能得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份，就不想干，因为从前干这差事的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没在满洲站住脚，就是由于没有在关东军里扎下根。
后来，不知他怎么活动的，他的愿望实现了，关东军决定任他为高级参谋，派他专任对我的联络职务。他在动身来满洲之前，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同时说：“如果令兄能预先给我准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荣幸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满足了他的“荣幸”感。过了许久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的眼里既有与我的不平凡关系，在我的眼中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诗，请我题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这幅画，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由此出现的，我不知道，但我敢断定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艺术上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值钱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中间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再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现成的做点心师傅，彼此送来送去，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了才敢动。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地问我：
“这个机器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我们两人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时说话中国话夹着英文，加上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吧！嗯！”接着就用日本话说出：“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话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挑起。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也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却有了变化：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份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担心，他是否在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考查我。
为了使他不疑心，我只好一听说他到，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甚至正在吃饭，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真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八、几个“诏书”的由来
在伪满学校读过书的人，都被迫背过我的“诏书”。在学校、机关、军队里，每逢颁布一种诏书的日子，都要由主管人在集会上把那种诏书念一遍。听人讲，学校里的仪式是这样的：仪式进行时，穿“协和服”①的师生们在会场的高台前列队肃立，教职员在前，学生在后。戴着白手套的训育主任双手捧着一个黄布包，高举过顶，从房里出来。黄布包一出现，全场立即低下头。训育主任把它捧上台，放在桌上，打开包袱和里面的黄木匣，取出卷着的诏书，双手递给戴白手套的校长，校长双手接过，面向全体展开，然后宣读。如果这天是五月二日，就念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访日回来在这天颁布的“回銮训民诏书”（原无标点）：
①协和服是伪满公教人员统一的制服，墨绿色，荐任官以上还有一根黄色的绳子套在颈间，称为“协和带”。学校里的校长和训育主任，一般都有这根所谓“协和带”。——作者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囗。钦此！
诏书共有六种，即：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即位诏书”；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回銮训民诏书”；
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国本奠定诏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时局诏书”；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国十周年诏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诏书”。
“即位诏书”后来为第五个即“建国十周年诏书”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诏书”，那是没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个诏书。学生、士兵都必须背诵如流，背不来或背错的要受一定惩罚。这不但是日本在东北进行奴化的宣传材料，也是用以镇压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据。东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对殖民统治有一丝不满，都可能被借口违背诏书的某一句话而加以治罪。
从每一种诏书的由来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灵魂如何在堕落。前两个我在前面说过了，现在说一下第三个，即“国本奠定诏书”是怎么出世的。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发过了一阵嗯嗯之声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哈？”
然后他向我解释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正在通过这条高压线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些，就没电了。我对他的这些神话，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个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正因发动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宁，一时还来不及办。后来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临走，他大概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在辞行时向我做了进一步的表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这件事考虑一下。
“太上皇”每次嘱咐我办的事，我都顺从地加以执行，惟有这一次，简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这时，胡嗣瑗已经被挤走，陈曾寿已经告退回家，万绳栻已经病故，佟济煦自护军出事以后胆小如鼠，其他的人则无法靠近我。被视为亲信并能见我的，只有几个妹夫和在“内延”念书的几个侄子。那时，在身边给我出谋献策的人没有了，那些年轻的妹夫和侄子们又没阅历，商量不出个名堂来，我无可奈何地独自把植田的话想了几遍。还没想出个结果，新继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来了。他通过吉冈向我摊了牌，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我应当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时机，我应该亲自去日本祝贺，同时把这件事办好。
后来我才听说，在日本军部里早就酝酿过此事，由于意见不一，未做出决定。据说，有些比较懂得中国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庄繁之流，曾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在东北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感，导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搁了下来。后来由于主谋者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间，也会习以为常，于是便做出了这个最不得人心的决定。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不但引起了东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来说，这件事就完全违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发生“东陵事件”时更加难受。
我当了皇帝以后，曾因为祭拜祖陵的问题跟吉冈发生过争执。登极即位祭祖拜陵，这在我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吉冈说，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我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自然可以祭爱新觉罗的祖先陵墓。他说那可以派个爱新觉罗的其他子孙去办。争论结果，当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却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关上门在家里自己祭。现在事情竟然发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还要换个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尚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宗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举动解释成“屈蠖求伸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现在，日本人逼着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然而，一种潜于灵魂深处的真正属我所有的哲学，即以自己的利害为行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证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应下来。当然，在这同时我又找到了自我宽解的办法，即私下保留祖先灵位，一面公开承认新祖宗，一面在家里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灵位预先告祭了一番，就动身去日本了。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日本，时间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
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接着，裕仁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艺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在归途的车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回到长春之后，便在“帝宫”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头筑的“建国神庙”，专门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以后东北各地也都按照规定建起这种“神庙”，按时祭祀，并规定无论何人走过神庙，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按“不敬处罚法”加以惩治。由于人们都厌恶它，不肯向它行礼，因此凡是神庙所在，都成了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悄悄丢下了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关东军叫祭祀府也给我做了一套怪模怪样的祭祀服，我觉着穿着实在难看，便找到一个借口说，现值战争时期，理应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我还说穿军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赠的勋章，以表示“日满一德一心”。关东军听我说得振振有词，也没再勉强我。我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
我在全东北人民的耻笑、暗骂中，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次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那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种麻，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日本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诏书中的“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以后便成了每次诏书不可少的谀词。
为了让我和伪大臣们接受“神道”思想，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把著名神道家览克彦（据说是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请来，给我们讲课。这位神道家讲课时，总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有一幅挂图，上面画着一棵树，据他讲，这棵树的树根，等于日本的神道，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纶—宇，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着一碗清水，旁边立着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油醋则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均发源于日本的神道。还有不少奇谭，详细的已记不清了。总之，和我后来听到的关于一贯道的说法，颇有点相像。我不知日本人在听课时，都有什么想法，我只知道我自己和伪大臣们，听课时总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起觉来。绰号叫于大头的伪军政部大臣于深囗，每逢听“道”就歪着大头打呼噜。但这并不妨害他在自己的故乡照样设大神庙，以示对新祖宗的虔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又颁布了“时局诏书”。以前每次颁发诏书都是由国务院办的，但这次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吉冈让我亲自宣读。这是十二月八日傍晚的事。这诏书也是佐藤的手笔。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
我每逢见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
“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生死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做了日本首相的前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曾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屈辱，是写在“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曾和我说：
“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①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应称做亲邦。”
①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添了与伪满建交的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
与此同时，国务院最末一任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把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周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成了“日本”的代名词。
我自认是它的儿子还嫌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竟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总理张景惠代表我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分，乃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也是写在“亲书”里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要倒霉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先说了一通“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这回他没有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来，交给吉冈，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了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不久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都捐献了，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后来我去关东军司令部，见他们的地毯还好好地铺在那里，究竟吉冈为什么要卷我的地毯，我自然不敢过问。
以后我又自动地拿出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在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敛一切可搜敛的东西。
吉冈后来对溥杰和我的几个妹夫都说过这样的话：“皇帝陛下，在日满亲善如一体方面，乃是最高的模范。”然而，这位“最高模范”在无关紧要之处，也曾叫他上过当。例如捐献白金的这次，我不舍得全给他们，但又要装出“模范”的样儿，于是我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把白金手表收藏起来，另买了一块廉价表带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故意当着他的面看表，说：“这只表又慢了一分钟。”他瞅瞅我这只不值钱的表，奇怪起来：“陛下的表，换了的，这个不好……”“换了的，”我说，“原来那只是白金的，献了献了的！”
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衣不蔽体。食无粒米，再加上几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已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关东军是打算让我亲自带到“亲邦”进行慰问的。日本这时已开始遭受空袭，我怕在日本遇见炸弹，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派一个慰问大使来代替我。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九、家门以内
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挂、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对日本人是伺候颜色、谄媚逢迎，对家门以内则是脾气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了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因此又挤命打针吃药。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
我的残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给佣人们立下了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一、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一、不准舞弊赚钱。
一、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一、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
如果放松看管。罪加一等。
到东北后，又附加了一项誓词：
“如有违背，甘心承受天罚，遭受天打雷轰。”
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后来发展到经常打人，甚至于使用刑具。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叫别人替我执行。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他们在动手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便可能引起我的疑心，认为他们朋比为奸，因此临时转移目标，改打不肯使劲打人的人。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几个侄子，在宫里念书，同时又是陪我说话、伺候我的人，是我培养的亲信，可是我一样地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楼下去挨打。
我这些举动，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认为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
在长春，我因患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在我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重仆。这是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大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之后遗下来的。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起来，并给他们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当他们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比在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更糟。他们在这里，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穿的是破烂不堪的衣服，每天要干十五六小时的活，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冬天，因为又冷又饿，又累又困，有的在打扫工作中，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去，以致烤得皮焦肉烂。他们挨打更是经常的。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心里不高兴的随侍，还常拿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特地设了禁闭室。这些孤儿在种种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矮小得像十来岁的孩子。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就是被生生折磨死的。这孩子在伪宫里实在受不了，他幻想着外面世界也许好些，屡次想找机会逃走。第一次逃走被发觉抓回来，挨了一顿毒打。第二次又逃走，他以为通暖气管的地道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可是在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他又渴又饿，不得不出来找水喝，因此被人发现又抓住了。我听到了随侍的报告，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们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听说他快死了，吓得要命，怕他死了变成冤鬼前来索命，便命令把医生叫来抢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只是由于害怕因果报应，花了几天功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打过他的随侍们，在半年以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就可以摆脱一切干系似的。
我对仆人们的苛刻待遇，后来竟因神经过敏而发展到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防贼似地防备厨子买菜时嫌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肉多少钱一斤，鸡多少钱一只。有时候认为菜做的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下令罚钱。当然有时因为做的好，也赏钱。我在自己的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日本人决定的法令上划可，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却作威作福，我行我法。
到了伪满末期，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无线电中的盟国电台消息，还是吉冈安直流露出的颓丧心情，都逐日加深着我的末日情绪。我的脾气变得更坏了，在家门里发的威风也更凶了。一九四四年初，一位按例来给我祝寿的长辈，竟平白无辜地成了我发威风的对象。
那天为了庆祝我的生日，宫内府弄了一个滑冰晚会，找了些会滑冰的人来表演。在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这位关内来的长辈看见了吉冈安直和日本官吏们，为了表示礼貌，在我的面前跟他们招呼为礼。这样的事在一般人看来本是极为平常的，可是在当时我那一群人眼中却成了“大不敬”的失仪行为。因为“天子”乃是“至尊”，在“天子”面前没有谁更尊贵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有互相致敬、受礼的表示。家里的人都知道我是绝对不容许有这类事发生的，而且按照我的教诲，如有人发现任何不敬行为，不向我报告就要算做不忠。因此，这件当时并未被我发现的“不敬”行为，过了不大功夫，即在滑冰表演结束后举行家宴的时候，就有个侄子在宴席上报告了我。我这时正在高兴，加以想到他是个老人，不想深究，便示意叫这忠心的侄子退下。却不料那位刚犯了“大不敬”的老人，现在又犯了好奇心，想知道那个侄子俯在我耳边说什么，便探过头去问那个侄子，又一次犯了“大不敬”。我不禁勃然大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给你脸，不作脸，你还有个够吗？”这位老人这才明白了他的“过失”，吓得面如土色，身不由己地向我双膝跪倒，诚惶诚恐地低下头来。而我却越想越气，索性离了席，对他嚷叫起来：“你的眼里还有我吗？你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没有穆宗毅皇帝！……”弄得全场鸦雀无声，可谓大煞风景。
我所以如此气恼，说穿了不过是因为被伤害了虚荣心。我甚至觉得这个老人竟不如日本人。连日本人对我使颜色都是背着人进行的，可他倒当着人的面冒犯我！
到长春之后，我看了大量的迷信鬼神书，看得入了迷。我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我就生怕吃的肉是死去的亲人变的，所以除了每天早晚念两次经外，每顿饭又加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在开饭的时候，当着人面，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让人先出去，等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地念完，再让他们进来。所以后来每逢吃饭，他们便自动等在外面，听我嘟囔完了才进来。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下肚去。这时，我已经索性吃素，除鸡蛋外，荤腥一概不动。我不许人们打苍蝇，只许向外轰。我知道苍蝇会带病菌传病给人，苍蝇落过的饭菜，我一律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如果发现菜里有苍蝇腿要罚厨师的钱，尽管如此，我却不准任何人打死一只苍蝇。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为了救这只老鼠，我就下令全体家人一齐出动去追猫。
我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梦，梦见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我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在念过经之后，对众人宣布道：佛来了！我便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可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所以战战兢兢地向空中碰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颠颠的。在我的影响下，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庙里一样。
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古之卦，决不罢休。后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左右岁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隐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
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卧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延之中，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的态度便变了呢？
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挑选。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
不想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怕惹恼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品。她来了不到两年，也就是她还不到成年的年岁，伪满就垮了台。在大崩溃中，我成了俘虏，她被遣送回长春老家去了。
十、大崩溃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找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里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见这俘虏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伪满的文武官员，一般说来都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和汉奸，但却不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时又确信强大的统治者必败无疑。我从前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做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能拿来和日本做比较的，连大清帝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都够不上，至于“老百姓”，我连想也没想过。
究竟是谁强大无比，是谁软弱无力？其实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透露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模模糊糊。
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发现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了起来。我问吉冈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哪！”“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
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向我报告了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抗联的领袖杨靖宇将军牺牲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
一九四二年，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蓖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便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我逢迎道：“愿闻其详。”
“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砂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来做比喻，说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想起了这么两句：
“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
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口袋。
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比较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曾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日本飞机超过苏联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了五万多人，植田也因之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
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资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痰桶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帝宫”里来，而且“内延”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来向我求助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无畏的皇军”变成样样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不用说我不相信这些，就连我最小的侄子也不相信。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军人流露出来的恐惧。
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狂态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当他再次奉调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
在一次给“肉弹”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弹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士兵，他们受了“武士道”和“忠君”的毒素教育，被挑出来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叫做“体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体挡，都表示无限崇敬。听那些事迹，我确实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弹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丧。肉弹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向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弹个个满脸灰暗，泪流双颊，有的竟硬咽出声。
仪式在风沙中草草结束了，我心慌意乱，又急着要回屋里去洗脸，吉冈却不离开，紧跟在我身后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话说，只好等着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几声，然后说：
“陛下的祝词很好，嗯，所以他们很感动，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泪……”
听了这几句多余的话，我心说：“你这也是害怕呵！你怕我看出了肉弹的马脚！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后，日本四面受敌的形势就更明显了，苏联的出兵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日本过去给我的印象不管如何强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势。
最后崩溃的日子终于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早晨，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来到了同德殿。向我报告说，苏联已向日本宣战了。
山田乙三是个矮瘦的小老头，平时举止沉稳，说话缓慢。这天他的情形全变了，他急促地向我讲述日本军队如何早有十足准备，如何具有必胜之信心。他那越说越快的话音，十足的证明连他自己也没有十足的准备和信心。他的话没说完，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一齐躲进了同德殿外的防空洞，进去不久，就听见不很远的地方响起了爆炸声。我暗诵佛号，他默不作声。一直到警报解除，我们分手时为止，他再没提到什么信心问题。
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我的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并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告诉我必须当天动身。我想到我的财物和人口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我再三要求，总算给了三天的宽限。
从这天起，我开始受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折磨。这一半是由于吉冈态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半是由于我自己大大地犯了疑心病，自作自受。我觉出了吉冈的变化，是由于他在山田乙三走后，向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联军的杀害！”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样子是恶狠狠的。但是让我更害怕的，是我从他的话里猜测到，日本人正疑心我不想走，疑心我对他们怀有贰心。
“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技，我得设法在青冈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
“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
说完，我回头去看吉冈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忽然看见窗外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向同德殿这边走来。我的魂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下毒手来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索性走到楼梯口，迎上了他们。这几个日本兵看见了我，却又转身走了。
我认为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我越想越怕，就拿起电话找吉冈，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的害怕。
后来我给吉冈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冈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感到肚子很饿，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李给我“传膳”，大李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于。
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这时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们都已先去了火车站，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妻子。吉阿对我和随行的一些随侍们用命令口气说：
“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的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应从沈阳走，为了躲避空袭，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却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日本士兵和宪兵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在当时，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却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的房间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了下来，磕了一阵头。
磕完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退位诏书”。我站在犹如一群丧家犬的大臣、参议面前，照着念了一遍。这个第六件诏书的字句已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仰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担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可算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人了。
我假如知道，我这时的身价早已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同时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苏联指挥官对他们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啦，这又捞着啦！”第二天，伪大臣们应邀到达了苏军司令部，等着苏军司令的委派，不料苏联军官宣布道：“都到齐啦，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
八月十六日，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禁卫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就把随我来的一连禁卫军缴了械。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
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
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飞机上。这天上午十一时，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来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由于这个变化，我没有能够到日本去。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载往苏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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