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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恭亲王奕䜣来到热河，正赶上小皇子为父皇举行殷尊礼，他顾不上旅途疲劳，立即叩谒梓宫，伏地痛哭，“声彻殿陛”，泪如涌泉，在场的人“无不下泪”。据化名“樵客”的目击者透露，自从皇上驾崩以来，“未闻有如此伤心者”。他的“大拗”的确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可又有谁能理解他此时此刻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呢？
哭灵毕，两宫太后立即传旨召见恭亲王。其实，恭亲王也迫切地期待着太后的召见，他的热河之行，止是要与慈禧太后密谋铲除肃顺集团的大计！肃顺等人已经识破了恭亲王与两宫太后等人的密谋，所以“力阻”召见。八大臣之一的侍郎杜翰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声称“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听罢，拍着巴掌“称善”，夸奖杜侍郎“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而，太后执意召见，派太监再三传旨，肃顺集团迫于“公论”，不便太过阻挠。恭亲王灵机一动，于脆请端华陪着进见，端华没料到恭亲王会来这一招，反倒尴尬起来，看看肃顺，肃顺也感到很难堪，只好退避，打着谑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说罢，匆匆离去。奕䜣忍气吞声，默默地走进了召对厅。
叔嫂进行了一次神秘的不同寻常的政治性会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不亚于即将到来的“北京政变”。推翻肃顺集团，是叔嫂的共识。
热河是肃顺集团的天下，不能轻举妄动，万一有个闪失，岂不任人宰割？
要制人而不制于人，“非还京不可”！恭亲王认识到厂问题的关键性。
慈禧太后对西方列强心存疑忌，但恭亲王斩钉截铁地回答：“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恭亲王当然不是吹牛，督办和局和主持总理衙门的经历，他早获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恭亲王是最值得“信任的政治家”。咸丰皇帝“龙驭上宾”，大权落到顽固守旧、极端排外的肃顺集团之手而恭亲王遭到排斥，他们深感不安。他们希望早有一天朝局发生变动，恭亲王掌握大权。这对他们来说，益处多多，可谓是对清政治的又一胜利。恭亲王临来热河前，文祥又特意到英国使馆与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会晤，透露出恭亲上即将赴热河的信息，进行试探。英国方面发出了“期待”的信号，坚定了恭亲王的信心。难怪慈禧太后“以夷务为问”，恭亲王底气十足地“力保无事，又坚请速归”了，已有洋人作为后盾。
慈禧太后的顾虑打消了，对行动细节也有所“密商”。比如调胜保之兵配合，安排恭亲下之弟、慈禧太后的妹夫醇郡王奕譞草拟拿问肃顺等人的谕旨等等。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权”，一旦政变成功，权力如何分配，不能不敲定。于是，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权力分配就这样商定了。
“密谋”两个小时后，恭亲王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了出来，他对权力角逐充满自信。他毕竟阴沉老练，虽有些紧张不安，但仍不露声色，仪态如初。
肃顺在恭亲王初到热河之时，并不把他放在眼里，“颇蔑视之”，以为权操在我手，彼能如何，其“不足畏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叔嫂“谈之许久”，究竟“谈”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恭亲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热河盘桓。热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大家相安无事，一团和气。“异常”的平静，令人心慌。这是政治风暴的前兆，好戏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又是那位“老五爷”惇郡王奕誴，觉察到“平静”背后隐藏的杀机，在与肃顺等一起聚餐时，冒冒失失地当着奕䜣的面，用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哪！”肃顺只好低着头，连声说：“请杀，请杀！”所谓“人家”，肃顺明白，是指恭亲王叔嫂。肃顺嘴上打着哈哈，心中着实一惊。不过，他转瞬镇静自若，也许他心里说，还不一定谁杀谁呢！
刚登上龙位还不太懂事的小皇帝载淳，电“参加”了“热河密谋”，慈禧太后有意无意地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仇肃”的种子。野史披露说，载淳天资英敏，即位时年方六岁，便知肃顺“有异志”，拿着小刀学着割菜，边割边说：“杀肃顺，剐肃顺。”有一次，他用泥巴做成不倒翁，折断其首，说：“此载垣、端华、肃顺也，吾必杀之。”小小年纪便立志杀人，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政变”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密谋”的当天，两宫太后迫不及待地颁下“回奎”京师的谕旨。回盔是迟早的事，没想到叔嫂一经会面即有此旨，整个肃顺集团颇感意外。这里面肯定有“鬼”，“三奸”不能不“力阻”回案。当初咸丰皇帝迟迟不敢回銮，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洋人”，这是最具说服力的武器，现在肃顺又拿了出来作“挡箭牌’，说：“皇上一孺子耳，京师何等空虚，如必欲回鉴，臣等不敢赞一辞。”两宫不容置辩地说：“回京后如有意外，不与汝等相于。”立即命准备车驾，说走就走，急不可耐。肃顺等不再反对回奈，但“立命办车驾”办不到。“回銮”阻不了，那就尽可能往后拖，只要抱佳拖延策略不放就不会有错。原拟于十月二十六日由肃顺亲自护送梓宫回京，虽然拖后近两个月，两宫也不得不同意。
署理直隶总督文煌受命承办回銮车驾的备置、道路的维修、沿途的供应等事宜，他不敢怠慢，敦促密云知县等“赶办”，为“政变”尽力辅平道路。
热河依然很平静。
肃顺不是傻瓜，他也在采取积极的应变措施。在肃顺看来，“固本”至关重要。九月八日，经赞襄政务王、大臣“公同商酌”，奏请以史部左侍郎匡源兼署户部左侍郎、太常寺少卿焦祐腻补授大仆寺卿。这两缺，本应同其他官缺通过“掣签”的办法一同发放的，但肃顺预留了下来，以“小利”固结人心，使肃顺集团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以防被对手分化瓦解。两宫“依议”，时机不成熟，不得不顺从，以安其心。
对恭亲王，肃顺严密监视，一旦有异，决不手软。党人“属邸堂（奕䜣）随时小心”，不难看出，恭亲王的的确确处在肃顺集团的姐案上，随时有被切割的可能。
平静的热河，冒出腾腾杀气。恭亲工感觉到热河不是久留之地，党人也劝他“以早回为宜”，以防不测。肃顺集团更巴不得其尽早滚出热河。他在热河，如芒刺背，如鬼缠身。他实在是一块心病，照肃顺的意思，真想一刀荆去，不留后患，但载烦、端华力争不可。
九月九日，八大巨不待奕䜣自请即代为向两宫太后请示行止，明明白白是要驱赶了。两宫太后传旨，命恭亲王明日请安，借此机会再次“密谋”。
两宫太后准备再度召见恭亲王的消息传了出来，化名为“樵客”、通过“密札”向京师传递情报的奕䜣党人、军机章京王少鹤露面了。这天，他秘密拜渴了恭亲王，两人商议了约两个小时。王少鹤向奕䜣诉说了肃顺集团种种专横跋扈、假公济私、一手遮天的“奇绝怪绝”的恶行，表达了“不能久待苦衷”，渴盼“元圣”（恭亲王）拨开云雾重现青天，祷告“天夺其（肃顺等）魄”云云，情绪非常激动。恭亲王劝他“稍安”勿躁，韬光养晦，“侯进城（回到京师）再说”，他们难逃其咎。“元圣”的“相待优厚”，使这位“樵客”备受鼓舞。随后，二人就明日召见之事进行磋商，樵客建议恭亲工向两宫重申及早回銮的重要性，原定九月二十三日的归期“必改”，改得越早越好，“以杜奸谋”，不要中了肃老六的圈套。改期的理由可“以风水之说动之”，风水迷信是很有具有说服力的。恭亲王“深然之”，密嘱之便宜行事。
九月十日，叔嫂进行第二次“密谋”，“密谋”的内容无非是早日回奎，在北京发动政变，除掉肃顺等人。互道珍重后，恭亲王即“跪安”。
召对的时间不长，但他们那种自信和成竹在胸的表情分明表示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
九月十一日，恭亲王结束了他的热河之行，启程回京。热河之行是得意的，尽管充满惊险、刺激。虎口脱险，大局谋定，收获颇丰。恭亲王为“热河密谋”的成功而欣喜，但戒惊戒惧，时刻提醒自己，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恰是恭亲王胜于肃顺之处。关于他的“离热”，颇有一些传奇色彩。据说，奕䜣行前，先密嘱他的护卫、随侍人等到布塔拉庙的后门去等候，然后与肃顺等人告别，说：“我就要回北京去，听说这里的布塔拉喇嘛庙很有名，我打算先逛一下再走。可是我的底下人还没来，你们有轿子，让我坐一坐。”
奕䜣所说的布塔拉喇嘛庙，是承德著名的外八庙之一普陀宗乘之庙，位于避暑山庄之北狮子沟北坡，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寺庙群，占地二十二万平方米，气势雄伟壮观。该庙是乾隆年间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样式修建的，青一色的藏式建筑，饮誉海内外，人称“小布达拉宫”。
翩项等人听奕䜣要走，很是高兴，借轿游逛“小布达拉宫”算不了什么，遂连声说：“请爷坐，请爷坐！”奕䜣坐上他们的轿子，进了庙的前门，匆匆下轿步行到庙后门，顾不上游玩，带上随从赶往京师。
这个恭亲王巧妙逃离热河的记载出自那位“老五爷”停亲王奕誴之孙溥雪斋的回忆，有失真之处。有识者指出，因奕䜣奉旨返京是热河行在公开的秘密，又是八大臣代请以后，两宫太后所做的决定，八大臣当然知道奕䜣何时回京。奕䜣用不着偷偷溜掉，但是溥雪斋的回忆所透露出杀气腾腾的气氛却是不错的。
恭亲王悄悄地回到北京，深居简出。人们希望从他口中打探一些热河的虚实，他只说回銮有期，而不及其他。事情似乎变得难以琢磨了。
九月十二日，御史董元醇的一封奏折驰骤热河，激起轩然大波。董御史的奏折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搅得热河热浪翻滚呢？因为奏折的内容触到了“要害”。
董折提出“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两个建议。
这两个建议有何特别之处呢？
关于“事贵从权”，董折说：“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阵，一切政务全靠皇太后宵吁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既然如此，应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人们都知道皇上圣躬虽幼，但有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千预，这样可使人心益加敬畏。”挑明了说，就是请皇太后“乖帘听政”。董折强调说：“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
关于“理宜守经”，董折说：“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这是千古不易之经。现在赞襄政务，虽然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但更应该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同心辅弼一切事务，这样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也无偏任之嫌，岂不美哉！还可以从大臣中挑选一二德望素优者，任圣上师傅，逐日进讲经史，于古今治乱兴衰之道，详悉陈说，以扩充圣聪，涵养圣德，‘此所谓理宜守经也’。”
董元醇的奏疏要求推翻赞襄制度，建立一个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和顾命大臣共同辅政的政治体制。一个不知名的小臣，竟敢推翻“遗命”，这使得八大臣怒不可遏，两宫却把奏折“留中”。
读者可能要问了，一个小小御史怎敢提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主意来？董元醇的奏折是有来由的。他出自大学士周祖培的门下。周祖培曾遭受肃顺的压制和打击。肃顺平素就瞧不起周祖培，成见甚深，据说连奏疏也写得不好（肃顺这样认为），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老八股”。在户部尚书任内，周、肃同堂判犊，有一次，周己在公犊上“画诺”签字批准，翩顶佯作不知，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回答：“周中堂之诺也。”肃顺破口大骂：“唉！若辈债馈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乌知公事？”拿起红笔，将周诺抹掉，累次如此，周“默然忍受”。皇上宠臣，惹不起，只能饮恨于心，尽管他的地位比肃顺高。肃顺当初不会想到，他的过火高压，使周中堂迅速倒向政敌一边，并首先向他发难了。周祖培久于官场，老于世故，对政治风向的观察准确无误，他看出，慈禧太后有垂帘听政之心，恭亲王有夺权之意，便唆使门生、刚当上山东道监察御史没几天的董元醇上疏，投机而发，对太后和恭亲王兼顾周到，诚可谓用心良苦矣。据说，董疏经奕䜣、奕馈兄弟认可而后发。这样，董元醇浑身是胆，更有理由无所顾忌地去捅热河的马蜂窝了。
董折被“西边（西太后）留阅”，而肃顺等人已“大愤”，强烈要求发下痛驳。当月十五日，两宫太后召集八大臣，发下董折，表示接受董元醇的建议。这个消息不膏给了八大臣当头一棒，肃顺等犹如被激怒的雄狮，怒不可扼，连连摇头，说：“臣等系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双方激烈争吵，“声震殿陛”，吓得六岁的幼主大哭不止，“遗溺”尿湿了慈安太后的衣服。慈禧太后气得两手发颤。
退朝后，八大臣假幼主之名，由焦祐瀛捉刀，拟就严词切责董元醇的“上谕”，对董折痛加批驳，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联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一切事务，“是何诚心？所奏尤不可行”。肃顺等人感觉理在自己这边，所以并不示弱，理直气壮，据理力争。
九月十六日，“上谕”递上，慈禧太后“留中”，拒绝发下。八大臣齐赴候见，太后拒不召见。太后强硬，肃顺等人也不示弱，决定以停止办公相抗议。几经折冲，最后经慈安太后劝解，慈禧才同意下发这道上谕。八大臣取得暂时胜利，得意洋洋，“笑声彻远近”。可惜肃顺又笑到了前面，他明白自古骄兵必败的道理，他不会知道，这次激烈的冲撞将成为引发宫廷政变的导火线。奕譞“怒极”，背着八大臣愤愤地说：“俟进城讲话。”当时一位军机章京许庚身一眼看破，肃顺等“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肃顺等人渐渐陷人被动时，胜保、僧格林沁也跃跃欲试，向肃顺集团进行试探性的挑衅。肃顺等人对六部九卿可以不在乎，但他们却不能漠视发自军中的声音，他们手握重兵，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胜保虽是一介武夫，对政治气候却相当敏感，很善于见风使舵。当那拉氏生载淳后，胜保就有一种感觉：载淳将来必承继大统，因而千方百计巴结那拉氏。他与那拉氏的弟弟桂祥友善。当胜保出师抵御英法联军时，桂祥特地为他饯行，酒过三巡，胜保拔剑起誓，驱逐洋鬼子后，“必旋兵清君侧”，砍掉肃顺的脑袋。桂祥通过太监将此信息传递给姐姐，那拉氏大喜，赐予胜保亲手所刺“精忠报国”的荷囊。胜保受宠若惊，发誓“必有以酬后德”，甘为那拉氏效犬马之劳。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结束，胜保立即响应恭亲王鼓起的“回銮声潮”，强烈吁请“回銮”，锋芒毕露，直指肃顺集团。他早已成为奕䜣－慈禧集团中的骨干人物。肃顺怀恨在心，只是胜保为一方将帅，又深得咸丰皇帝的赏识，他不能轻易将其罢黜。
咸丰宾天，肃顺生怕武人干政，特谕各路统兵大员不准叩谒梓宫。可胜保不予理会。九月六日上了一个《吁恳兼程北上叩谒梓官折》，拜折后立即起行，由冀州、河间、雄县一路兼程北上。更可气的是，他居然拉着山东巡抚谭廷襄呈黄折向太后请安，抬高皇太后，公然向肃顺集团挑战。肃顺暴跳如雷，九月十一日，明发“上谕”，以向来臣工没有向皇太后请安之例，胜保有违体制，缟素期内呈递黄折，也与体制不合为由，将胜保交部议处。胜保既已兼程北上，执意要叩谒梓宫，肃顺也不好强阻，于是顺水推舟，同日发布上谕，准其前来叩谒梓宫。
九月十四日，恭亲王由热河回到北京这天，胜保也到了京师，二人会晤，筹划政变事宜，恭亲王嘱胜保在京畿以至于密云一带，布扎重兵，保证政变成功。同时，告诫胜保，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坏了大事，眼下宜隐忍不发，小心应对，谨慎行事。胜保连连称是。
九月十六日，胜保在前往热河途中，具折承认自己“一时胡涂”，黄折请安，犯了大错，“今蒙训斥，始悟其非”，而仅予议处，不加类谴，奴才“感激惶惶，莫能名状”，“感恩无地”。九月十八口，到了热河后，他更加驯顺，叩谒罢梓官，绝日不提请见皇太后的“非分”要求。胜保何等人也？他虽是一个粗人，却懂得兵不厌诈的道理。当晚，“守墨道人”许庚身深夜造访，本想劝他不要造次，没料到胜保比他还要稳健，说肃顺等人“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一席话，说得守墨道人“深以为然”，不得不承认胜保已非从前的胜保，“其人近来颇有阅历”，老练得出奇。
肃顺集团对胜保的声名十分忌惮，他在热河，犹如虎豹在山，令人不自在。肃顺严阵以待，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准备采取断然措施，解除胜保的兵权。但胜保的表现像驯服的羔羊，没有了丝毫的虎气。大出他的意料。他又自鸣得意起来，看来胜保到底是被自己的“恩威”镇住了。
肃顺很清楚，胜保是拉不过来的，能稳住就算不错了。但是僧格林沁亲王却是可以争取的。当肃顺得悉僧亲王闻咸丰皇帝龙驭上宾“甚为哀痛”时，便借题发挥，九月十一日与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七大臣联名，主动发函，讨好地说：“各路统兵大臣，业经奉有谕旨，无庸奏请来京。惟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当无不邀俞允。谨以布闻，伏镣斟酌为幸。”
不料，僧亲王不领情，没有按八大臣的意思具折奏请叩谒梓宫。不仅如此，竟在奏闻战况的折件中写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肃顺等一见到“皇太后”就感到格外刺眼，浑身不舒服，但没有像对待胜保那样交部议处，只是八大臣再度联名致函，劝僧亲王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总而言之，肃顺集团要极力拉拢僧亲王。可是僧亲王不识时务，不愿就范（实则已倒向奕䜣－慈禧集团），执拗地抗辩道：“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僧格林沁早已看透了局势，对两方的强弱胜败了如指掌，他才不会傻冒到替肃顺卖命送死的程度。肃顺无可奈何，只能捶胸顿足，望天兴叹。能够决定胜负的砝码都一一错过了。
胜保、僧亲王不好笼络，肃顺不能不做别的打算。有没有新的实力派可以为我所用呢？肃顺想到了曾国藩，也只有曾国藩能与胜保、僧亲王相颉颃。肃顺的门人、“湘中六子”之一的王闿运致函曾国藩，要他自请入覲，申明母后不得临朝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施压。但曾国藩明哲保身，不愿卷人政争的漩涡，“得书不报”，不加理睬。据说王闿运又亲自到祁门大营，向曾国藩游说。他静听王闿运说话之后，用手指渍茶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妄”字。他对政局的发展变化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不偏不倚，不倒向任何一方。对曾国藩的“狡滑”，肃顺没有任何办法。
肃顺千方百计抓枪杆子，门下也很实力地为他奔走，但事与愿违，“临时抱佛脚”，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枪杆子抓不到，肃顺也只有拿“遗命”当法宝，紧紧抓住不放。
热河躁动不安，北京也不平静。这两个老城早已陷人政治斗争的漩涡，精彩的好戏接连上演。
董元醇奏折“发之太早”，激起波澜。其实，董折发出前，奕䜣党人李慈铭就积极为“垂帘听政”作理论准备，连天加夜，仓促写出一部名为《临朝备考录》的书，列举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作为“垂帘”的根据，托周祖培上呈。周中堂还没来得及发，痛驳董折的“上谕”便颁下了，京师人心惶惶，周祖培如遭雷击，襟若寒蝉，《临朝备考录》自然压下。恭亲王缄默不语，只字不提垂帘之事；周中堂惊恐异常，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又是一盆冷水泼来：三朝元老祁隽藻从保定寄信给京师的官员，说垂帘非本朝家法，董议不可行。于是朝野啧啧，甚至有人说，回銮后，董元醇必倒大霉，他这个“后台老板”肯定在劫难逃了。
京师此时浮言滔滔，人心不固，“热河派”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奕䜣－慈禧集团中有些人沉不住气了，宗室恩承就焦灼不安，要奕䜣采取紧急措施。奕䜣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说：“毋庸也，垣（载垣）、顺（肃顺）等方骄，闻此耗，备当益懈，待其既还，执付狱吏可己，安用大声色为哉！”意思是说，暂居下风，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这样可工嘛痹肃顺集团，使之放松警惕性。等到京师之后，肃顺等人就会成为俎上鱼肉。
果然不出恭亲王所料，风声传到了热河，肃顺“大喜”，扬言说，京师廷臣有公论，我辈受遗诏辅助幼皇，天经地义，还有什么可担心的？那个董元醇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大放厥词，莠言乱政，罪不可遁，应请重治其罪。次日召见，肃顺等坚决要求治董元醇乱政之罪，太后不答应，八大臣力请，甚至说，干脆撕毁遗命，把我们全部革职，让董元醇来赞襄政务吧！“语既愤激，声色尤厉”。慈禧太后不再坚持，心想，“热河密谋”已就，不妨姑且示弱，甘拜下风，以安肃顺等人之心－她玩权弄术的水平于此可见一斑。
对肃顺重治董元醇之罪的强烈要求，她说垂帘有违祖制，我已明白，董折业经痛驳，董元醇也该治罪，只是皇上刚即位，如果邃罪谏官，岂不是遏断了言路？这一番大道理，说得肃顺等人哑口无言。不管怎么说，肃顺集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他们退朝后，立即拟就一道“上谕”，以后不准臣工再提垂帘之事。至于董元醇之流不识时务者，“回銮后再究其是非可耳”。肃顺等人为取得的胜利高兴，不禁有些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
罢朝回宫，慈安太后哀声叹气，打不起精神来。经过一系列的冲突，她感到身心交瘁，信心动摇，说：“还没垂帘就弄到这步田地，他日果真听政，还不定闹成什么样子，何苦呢？”慈禧太后说，肃顺等“三奸”素来不臣，天长日久，必谋篡逆，窃取国柄，我二人何以对先帝？慈安太后“默然”，不再说什么。
政权之争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但必须讲究策略。奕䜣－慈禧集团处心积虑，抓住枪杆子不说，策略运用之灵活，也非肃顺集团所能望其项背。肃顺集团已被韬晦之计所迷惑，恭亲王还有点放心不下，鼓动钦差大臣袁甲三、陕西巡抚瑛词条施放烟雾弹，上疏吊唁先帝，特意写上“两宫听政同纂（篡）先帝遗烈”的话，使肃顺产生“得道多助”的错觉。肃顺志得意满，更加骄蹇，殊不知大祸即将临头。八大臣中，惟杜翰感觉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叹日“变故正多”。
“回銮”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中。九月二十二日，发布“上谕”，昭告天下：“十月十六日启程回銮。”十月四日，大学士桂良、贾祯等奏请恭上母后皇太后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皇太后”。
十八月七日，肃顺等人以退为进，谒见两宫太后，说诸事从杂，请求太后将他们管理的处所酌派他人接管。表功也好，要挟也好，刁难也好，在通常情况下，两宫太后应该表彰一番，抚慰一番，然后是不准开缺，请他们尽心尽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宫顺水推舟，“著照所请”，载垣著开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缺。“三奸”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连手中至关重要的兵权也被削夺了，是一个很大的败招。假戏真做，弄巧成拙，“三奸”有苦难言。
接着，安排回銮事宜。按襄政王、大臣之意，两宫皇太后及幼主由载垣等由七大臣扈从，间道先期回京，在东华门迎接灵驾；肃顺负责护送咸丰帝梓宫。八大臣如此安排，看来并不明智，没有肃顺，七大巨没有主心骨；离开七大臣相助，肃顺孤掌难鸣。
十月二十六日，“回銮”的日子来临了。这一天，两宫皇太后及幼主在咸丰皇帝灵前祭奠后，在载垣、端华等的扈从下，先行回京。来到热河一年挂零，有说不出的酸甜苦辣，现在终于踏上“回家”的道路。慈禧太后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但“回家”的路好走吗？想到这儿，她又感到紧张不安。前不久，她与先期回京的妃嫔告别时，哭泣着说：“你们真幸运，可以离开热河回京了，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还京师相见否？”此时的她，虽然“回归”，但总有一种安危难料、前途未卜的感觉。生死祸福一切未卜，能不紧张吗？
慈禧太后有一百二十个理由为白己的安危担忧。首先，肃顺虽然头脑比较简单，只会阳谋，不会搞点小阴谋，但果敢而粗暴，始终把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先帝在世时，差一点使她成为“钩弋夫人”。第二，“热河密谋”后，慈禧太后摆出甘屈下风的姿态，将他暂时迷惑，但难保他不清醒过来。
慈禧太后没有过虑。肃顺虽然还是那个肃顺，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容，但他心中隐隐约约感觉到大势不妙。那拉氏太“机诈”，不能不多长几个心眼。这是一股祸水，留下来势必泛滥成灾。一不做，二不休，肃顺决定在回京途中发动兵变，除掉慈禧太后。可惜肃顺失算了，奕䜣－慈禧集团早已作好了周密的部署，沿途有荣禄的军队护驾，京畿一带有胜保的军队密布，“预防其变”，肃顺集团已钻人预设的天罗地网之中。肃顺见此情景，“遂不敢动”。他失去了仅有的取胜机会，只能种下失败的苦果，自己品尝了。
十月三十一日，经过五天的颠沛流离、车马劳顿，慈禧一行到达了京郊石槽。五天时间不算长，但对慈禧来说，这五天中，无日不在惊惧不安中苦度，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恭亲王赶来迎驾，叔嫂一见面，立即密谋政变事宜。
就在同一天，胜保上了一个《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声讨肃顺等八大臣“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他尖锐地指出，赞襄政务，应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凭，因为，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身边，所以没有留下亲笔朱谕，“以待我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而今嗣皇帝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该王、大臣等把持朝纲，所拟谕旨并非出自圣意，以致于“群疑莫释，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为今之计，胜保吁请说：“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
胜保的奏折，极有可能是在恭亲王的授意下而发的，是为推翻赞襄制度，实现“太后垂帘、亲王辅政”鸣锣开道。同时，发出信号，也好让人们思想上有个准备，以免因政变突发引起混乱。
十一月十一日，风和日丽。两宫太后偕小皇帝乘坐黑布轿抵京师德胜门。朝中官员二百余人，均身着缟素，“翻穿珠毛褂，呢帽黑绒领”，恭候在御道侧。驾到，口奏：“臣某等跪请皇上圣躬万安。”请安毕，慈禧一行迅即回宫，立即传见恭亲王，对政变的步骤等细节作了进一步的密谋，惟恐有不周全的地方。
十一月二口，对奕䜣－慈禧集团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两宫太后召见恭亲工、文祥、桂良、贾祯、周祖培等，哭诉“三奸”种种跋扈不巨、“欺藐之状”，在场的大臣被激怒了。董元醇的恩师、大学士周祖培在恭亲王的暗示下挺身而出，建议皇太后可将肃顺等人查办。
周中堂说这也不难，“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知道群臣已站在她这一边，民心可用，马上开始布置政变之网。
一场政变水到渠成了。事不宜迟，两宫太后当即颁下早在十月二十一日就已拟好的《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沂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的“上谕”，宣布：“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著退出军机处。”刚宣读完“上谕”，载坦、端华上朝来了。慈禧太后神态严静，不动声色，因为一切已布置稳妥，肃顺等人己成瓮中之鳖。
不一会，诏下，恭亲王捧诏宣读：“奉上谕：‘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联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慈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于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䜣、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科、道严行议罪。”
宣读毕，载垣、端华感到好笑。殊不知大祸降临，怡、郑二王还把一纸“遗命”当护身符。
一群侍卫近前，不由分说，褫下二王冠带，扭出隆宗门。二王环顾左右，随从早已被驱散，肩舆也不见了。二人踉踉跄跄，被拥至宗人府，关进了大牢。直到这时，二人才如梦方醒：“遗命”不是灵丹妙药，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怡、郑二王打人大牢，景寿等五大臣也落人网中，八大臣中，只有肃顺一个还在途中。于是，慈禧太后又发下一道谕旨：“著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肃顺等人已成釜底游鱼，动弹不得了。
奕䜣－慈禧集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政变成功（史称“北京政变”或“辛酉政变”、“棋祥政变”）。
政变当晚，肃顺一行到达京郊密云县驻足，奉旨捉拿肃顺的人马蜂拥而至，将肃顺住所团团包围。大门紧闭，毁门而人。肃顺正拥着二位小妾卧于床上，只好束手就擒，直到这时，犹骂不绝口：“悔不早治此贱婢（慈禧太后）！”
十一月三日晨，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押着誓不低头的肃顺连夜赶回京城，投入宗人府牢狱。肃顺一见载坦、端华，即瞋目怒叱：“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是啊，当初肃顺主张将慈禧太后除掉，载垣、端华下不了毒手，否则，怎会沦落到这一步？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载垣、端华长嘘短叹：“事已至此，复何言！”载垣又抱怨起端华来：“吾之罪名，皆听汝言成之。”
十二月四日，传谕热河都统春佑会同热河道福厚、承德府知府灵杰、热河总管毓泰，将肃顺的所有热河财产严密查抄。
十一月五日，谕令西拉布查抄肃顺在京家产，不得“稍有隐匿”。
十一月八日，恭亲王等上《尊旨会议载垣等八大臣罪名情形折》，列举“三奸”八大罪状：一、不能尽心和议，失信于各国，以致于圆明园被焚，皇上不得已巡幸热河；二、“三奸”朋比为奸，力排众论，阻止回銮，以致圣体违和，龙驭宾天；二、假传谕旨，捏造赞襄政务名目，诸事专权，连两宫面谕之事，也敢抗命不遵；四、御史董元醇上条陈，两宫特召载垣等面谕照行，彼等不服，胆敢面称“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当面咆哮，几至惊吓幼主，含怒负气，拂袖而出，其目无君上的情形，不一而足；五、动不动危言不可召见亲王，有意挑拨离间；六、肃顺擅坐御位，进内廷当差出人自由，无所顾忌，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日用物品，抗违不进，并敢声称，“有旨亦不能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七、肃顺奉到拿问谕旨，胆敢肆意咆哮，恭送梓宫，辄敢私带眷属，尤属法纪所不容；八、肃顺时常自请分别面见两宫，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搆衅，居心尤属叵测。“八大罪状”中，后三条属于“肃顺专款”。
这些罪状，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牵强附会的地方。比如说，肃顺假传圣旨，捏造“赞襄政务”名目。那是咸丰皇帝的意旨，只不过临终前手颤不能握笔，只好命肃顺来写。现在把“遗命”说成是肃顺的伪作，既顺理成章地推翻了赞襄制度，又治了肃顺的罪，一举多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斗争就是如此。不管怎么说，“三奸”犯了“大逆”之罪，其中肃顺更是“罪大恶极”。按照大清律例，“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同日，颁布“上谕”，宣布对所谓“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判决书”：首恶肃顺欺蒙专擅，改写谕旨，悖逆狂谬，肆行无忌，离间搆衅，擅坐御位，本应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惟联心有所未忍，著加恩改为斩立决；载坦、端华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罪大恶极，比照大逆律理应凌迟处死，惟二人均系宗室亲王，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酌情稍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弃市。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景寿身为皇亲国戚，缄默不语，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按律应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惟念“三奸”凶焰方张，受其钳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御前大臣景寿、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祐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
“判决”完毕，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立即前往宗人府监狱传旨，令载垣、端华白尽；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菜市口刑场，监斩肃顺。看来肃顺在劫难逃了。
关押肃顺的囚车在街道上缓缓轧行。京城气氛肃然沉抑，人们听说要斩肃顺，欢呼雀跃，“交口称快”。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太多，被殃及的“怨家”，驾车载酒，一起拥到菜市口，为肃顺的末日来临而干杯。可惜肃顺为国为民执柄伤人，却落得个性命不保，真是人难做，政难当。
肃顺身肥面白，因为要为自己发“大丧”，白袍布靴，一身丧服，格外显眼。虽身为临斩之人，仍是挺胸昂首，真个一条硬汉！过骡马市大街时，儿童齐声欢呼：“肃顺亦有今日乎！”接着，拾瓦砾泥土抛砸，顷刻间，肃顺满身污秽，面目模糊。
行刑时刻临近了，刑场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屏住呼吸，肃顺肆口大骂，“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他再没有机会与奕䜣－慈禧集团斗法，他彻底失败了。监斩官抛下“斩”令，刽子手立命肃顺“跪下”，肃顺坚不肯跪，他不肯向“小人”屈服。刽子手举起大铁柄，猛击肃顺两胫，腿断厂。只见寒光一闪，鲜血飞溅，肃顺身首异处，而肆骂之声却久久在菜市口上空回荡……
“三奸”被处死了，但为了不给政敌以反扑的机会，他们也纷纷捏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其余五大臣革职的革职，发配的发配，政治斗争就是这样的残酷。
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仅仅在咸丰帝死后一百零三天，就发动了中外瞩目、惊心动魄的政局、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这是咸丰皇帝万万始料未及的。他自己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宠爱的妃子和自己曾经在一起学习、狩猎的亲弟弟竟然能够违反大清的祖制和自己的遗言。不知是大清的悲哀，还是历史的悲哀？
在干净利落地完成这一切后，慈禧太后梦寐以求的专权时代来临了，她自己再也不用在别人的屋檐下生活了。清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政治体制－“垂帘政治”开始运作了，用时髦的话来说，“慈禧时代”来临了。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中国历史却蕴含着太多的意义，还有待于后人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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