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使驻京,“天朝上国”的神话幻灭了。与此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印办公,这标志着沉睡太久的东方雄狮开始睁开惺松的睡眼,尽管朦朦胧胧。
总理衙门的诞生,并不那么“顺产”。作为总署首倡者和“助产士”的奕䜣,既要战胜自我(天朝意识),又要冲破层层阻挠,争得咸丰帝的批准。战胜他人不易,战胜自我更难。奕䜣从前没办理过外交(也没有真正的外交可言),他与皇兄一样,满脑子天朝上国的腐旧观念。在他看来,对远道而来挑衅的“陌生人”,决不能手软,对“反复无常,屡滋异议”的“夷性”,更不能“迁就”,除非“该夷俯首听命,则羁摩勿绝”。
咸丰八年(1858年),他甚至建议朝廷谕令赴津谈判的桂良对英国翻译-参与起草《中英天津条约》的李泰国(Horation Nelson Lay)进行制裁,他建议说如李泰国“无礼肆闹时,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不过,奕䜣的过人之处在于敢于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在那个时代,却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留京数月,奕䜣不断进行痛苦的自省。他曾慷慨激昂地主战,结果看到的是一败涂地;他拿人质巴夏礼等作为阻止英法联军进兵的盾牌,结果洋人依旧进兵,连他挚爱的圆明园也化为灰烬,也包括皇兄赐名给他起居之所的“朗润园”。洋人接着占领北京城,声称不放还人质,要火烧清宫。人质释还了,在炮口之下,在礼部大堂亲签《北京条约》,签约时胜利者傲慢的姿态曾使他“异常激动”,这奇耻大辱犹如万箭穿心……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大清帝国遇到了“千古未遇之强敌”,积贫积弱,已无力与抗。华夷之辨、惟我独尊云云,统统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坚船利炮面前化为乌有,如果执迷不悟,仍抱着“天朝”的僵尸不放,结果会更惨,打肿脸充胖子,只能是自欺欺人。大朝的幻梦破灭了,这是严酷的现实。
面对这一现实,与其被动挨打,为何不能顺应时势设立外交机构,主动进行外交活动?洋人也讲“信用”,条约一签订,立即退兵;公使驻京,也算不上什么非分要求,“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他们也有国格、人格,应彼此尊重,“待以优礼”。“战”不足恃,“守”不可靠,“剿亦害,抚亦害”,为什么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际纠纷?在沉痛的失败面前,他的思想开始转变,逐渐从天朝上国的大梦中清醒过来。
留京督办和局,与洋人频繁接触,使他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眼界开阔多了。洋人也发现,恭亲工与众不同,思想开通,有务实精神,是值得“信任的政治家”。当恭亲王微露奏设专门外事机构的想法时,外国公使“闻之甚为欣悦”,“欣喜非常”,说“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鉴于过去与“天朝”打交道,没有外交机关,双方进行交涉难比登天。咸丰七年(1857年)美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eed)接受政府的训令,第一条就是“外国使节驻扎在北京,由皇帝召见”。公使驻京既成了事实,设立外交机关也就理所当然了。
值得庆幸的是,奕䜣并不孤立,他的想法得到了文华殿大学上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理解和支持。桂良,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是奕䜣的岳父,与洋人打过几年交道,《天津条约》就是经他手签订的,他对此中的苦衷体味良深。
文祥,也是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留京重臣,为人城府深,见识广,“是一个稀奇人物”,与恭亲王英雄所见略同,协助恭亲王与英法议和,自称“衣不解带,目不交睫七十余日”,是恭亲王最得力的助手。
有岳父大人和文祥撑腰,奕䜣的腰杆更硬了。奕䜣萌生另设总理衙门的念头还有一个“包藏”的原因,就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奕䜣留京的使命是督办和局。《北京条约》签订,和局既成,意味着他的使命完成了,他随时可能被解除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的任命,成为闲散亲王,他不甘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大清王朝命运的关注,使他有强烈的参政要求,要在政治舞台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北京条约》签订后,他与桂良、文祥联衔上奏,说:“为‘救目前之急’而签订的条约贻害无穷,实属办理不善,请旨分别论处。”咸丰心中明白,换任何人,结果都是一样,“总期抚局速成”是他的迫切愿望,当然不至于惩罚皇弟。接着,奕䜣以退为进,疏请简派恒棋、崇厚赴天津就近与洋人交涉,意思是说,使命已经完成,可以交差了。奕䜣没有恋栈之意,反而让奕詝放心,何况善后事宜繁多,暂时还不能让奕䜣退下来,批道:“万不可轻惑浮言,避居怨府。以后夷务应办之事尚多,恭亲王等岂能因兵退回銮,即可卸责?”要奕䜣继续办理涉外事宜。这就给了奕䜣充分的时间来按自己的想法绘制蓝图。事属创举,不可能一毗而就,还有后顾之忧,也要应付。后顾之忧来自皇上和皇上身边。皇上虽然庆幸和局办成,但有一点却让他对奕䜣大为不满,那就是没有把“亲递国书”消饵在条约中,这可是英法曾经提出来的、咸丰帝最不愿意面对的间题。外使向一国之君递国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一种礼节或者说是国际惯例,表示国与国和好的“凭证”,但奕詝誓死不见洋人。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七日,“朱批”对奕䜣近乎大发雷霆地说:“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案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己,联惟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肤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照他的口气,真想“报复”洋人;“亲递国书”一层不消饵,他决不回銮;要不是需要奕䜣消饵“亲递国书”,非罢免不可;洋人面见皇弟,已经不成事体,何况要一睹“天颜”!对“夷酋面见联弟”一事,奕䜣复奏说,作为天演近胃,如果能设法回避,奕沂不是不知道“自崇体制”,但洋人以钦差为重,不信他人,如果托故不见,一定会疑虑重重,万一别生枝节,要求赴“行在”热河“叩诉”,事情反而更糟。至于消弹“亲递国书”一层,奕䜣不再争辩,他决定迁就,满足皇兄“天朝”自尊心理。为此,他屡次与英法交涉,终于得到“断不勉强”的保证,既解除了皇兄对他督办和局“不得手”的不满,也打消了“回銮”的顾虑,但因公使驻京,“回銮”作罢。奕䜣对皇上身边的肃顺集团也颇为忌惮。肃顺是皇上所宠信的臣子,对在外的皇上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奕䜣横竖看不惯,百般挑剔,常在咸丰面前进谗言,说奕䜣有揽权之心。
自咸丰“秋狝”,京师群龙无首,人心大乱。洋人横冲直撞,烧杀抢掠,人人有朝不保夕之虑。幸而恭亲王出生入死,与洋人“不惮接对”,力挽狂澜,终于使京师转危为安。在人们的心目中,恭亲王简直成了“再造乾坤”的巨人,名声鹊起,威望顿著,如史书所说:“擅社翟之功,声望压端华、肃顺之上。”京师中的达官贵族、王公大臣,纷纷向恭亲王身边聚集,无形中形成以恭亲王为首的权力中心,这使得肃顺集团十分嫉忌。
条约签订后,奕䜣立即领衔上疏吁请皇上及早离开苦寒之地的热河,回奎京师,以安定人心。疏中说:“京师为各省拱极之区,皇上为天下臣民之所仰望,热河在关外,峻岭崇山,在深秋已近苦寒,况时届冬令,风雪交侵,皇上以亿兆仰赖之身,岂宜久驻关塞?而臣等筹思大局,尤冀及早迎变,若乘舆早日还京,不但京内人心一定,即天下人心为之一定。”奕䜣的吁请,表达了京师百官的心声,一呼百应,除桂良、文祥外,步军统领瑞常、麟魁、庆英、兵部尚书沈兆霖、侯补侍郎胜保等,纷纷具折吁请,其声其势,与谏阻皇上“巡幸木兰”相比,并不逊色,反有更为热闹之势。但皇上一推再推,就是恭亲王把“亲递国书”消饵后,仍把回案日期推到明年,这不能不使京师官员大失所望,他们把责任一股脑地都推到肃顺集团身上,认为屡次吁请,均为肃顺、载垣、端华“二奸”所阻挠,于是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肃顺集团。
胜保十二月十一日上疏,就“痛劝郑王兄弟(肃顺、端华),谓秦舆未还,皆其荧惑”,为此痛心疾首地说:“我皇仁明英武,奈何曲拘数人自便之私,而不慰亿万未苏之望乎?”这股此伏彼起的吁请回奏的声浪,使奕䜣种豆得瓜,最终形成以他为核心的“京师派”,而以肃顺为首的“热河派”,因阻挠“回銮”而大失人心,更为孤立。
军机处已被“热河派”牢牢控制,奕䜣要为自己预留退路,要与政敌抗衡,非有自己的“擂台”不可,建立一个至少与军机处比肩列坐的政府部门必不可少。恭亲王的确不是那种只看重权力的人,但他自己也清楚,无权无势于不成大事。
经过一番精心筹划,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奕䜣会同桂良、文祥正式向咸丰皇帝提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部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奕䜣特别强调,从前洋人往往借日中国遇有交涉事件,推诱不办,任情狂悖,“洋祸”因此而起,今拟设立衙门,洋人闻之“欣喜非常,自应迅速建立,以驯其情”。换句话说,如果不迅速设立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就不能“驯其情”,洋人还会来找麻烦。奕䜣打着洋人“牌”,比用其他方式更具有说服力。恭亲王同时特别强调,总理衙门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外交机构,一旦“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处在权力中心的奕䜣深知,“天朝”传统最重成例,标新立异的事“此路不通”,而把总理衙门说成是临时机构,办完事就裁,仍回归“旧制”,就比较容易逾越那道“心理障碍”。“临时”还有一层意思,表明自己并无揽权恋栈之心,“热河派”不必太敏感。
奏折拜发,恭亲工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皇上能允准吗?
奕䜣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一月二十日,上谕准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这的确是令人兴奋的消息。然而,奕䜣奏请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皇上批准的则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多出两个字-“通商”。两个字虽为毫厘之差,但性质完全不同。加上“通商”的标签等于大大降低总理衙门的地位,把它的“权域”局限在通商范围内,悖离了恭亲王的初衷。恭亲王心里明白,“热河派”对权力至为敏感,绝对不会把“统筹全局”的权力交给他。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上疏陈情,说:“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地均有大员专办,臣等在京不便遥控,况洋人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
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奕䜣继续打洋人“牌”,曲折地表达了自己不愿“专办通商”的强烈要求,坚请“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藉口”。奕詝无奈,“依议”批准了奕䜣的请求。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恭亲王终于领到期待已久的“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的关防,并在京师东堂子胡同原铁钱局设立总署衙门,正式启用关防。恭亲王成功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经艰难终于成立了。
总理衙门内部机构设置,“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人员编制分大臣和章京(具体办事人员)两级。分股办事是其突出的特点。各股职掌分别为:
英国股:负责英、奥斯马加(奥地利)两国的交涉事务,并掌办各国通商及关税等事。
法国股:负责与法、荷、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巴西四国的交涉事务,并掌保护民教及华工等事。
俄国股:负责俄、日两国的交涉事务,并掌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任免、考试、经费等事。
美国股、负责美、德、秘、意、瑞典、挪威、比、丹、葡等国的交涉事务。
海防股:负责南、北洋海防之事,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枪炮、弹药,制造机器、电线、铁路及各省矿务等事。
司务厅:负责收发文件、呈递折件、保管监督使用印信等事务。
清档房:负责编辑缮写、校对清档。
电报处:负责翻译电报。
银库:负责存储本衙门出纳现金。
总理衙门的艰难出世,标志着“天朝”体制下“闭关锁国”政策的放弃,标志着中国“无所谓外交”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中国走向近代国际社会。
总理衙门从诞生到一九〇一年改组为“外务部”,存在了整整四十年。四十年风风雨雨,总署与近代中国屈辱的命运紧密相连,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办了一个又一个屈辱性的外交。(这不应该是总署本身的责任,而是中国综合国力太弱所致。)但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它开了中国政府正式办理对外交往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它领导掀起了一场拯救中国命运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建工厂、开矿山、派留学、办学堂、引进先进技术……大凡与“洋务”、与中国近代化有关的事业,都与总理衙门血脉相通。总理衙门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外交机构,而且是总汇“新政”(近代化事业)的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它因此成为军机处之外又一神经中枢机关,当初外国人视之为清“帝国政府的内阁”,后世学者则称“洋务内阁”。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循序渐进,由外及内,由浅到深。总理衙门领率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总理衙门,也都承认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外交机构设立的开端,也揭开了晚清政治体制变革的帷幕,为晚清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开创了先例。比之当年的“卖国论”,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近代化始于制度层面,总理衙门的成立就是标志。“制度层面”是多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权机构等都是主要“板块”。近代化外交机构的设立,说明中国的近代化首先在政治层面打开了一个缺口。制度层面、物质层面、文化层面交叉互动(而不是循序渐进),推动着中国步履维艰地跋涉迈进。近代中国没有沉沦,它在饱受挫折中曲折地向前发展。
恭亲王奕䜣对中国近代化有开创之功。总理衙门的设立,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恭亲王在欣喜的同时深感任重而道远。
总理衙门虽然出于“抚夷”需要批准设立了,但咸丰帝心里十分难过,他和“天朝”遗老们一样,不情愿之余,把它看做是耻辱的标签,“日恨其不早裁撤,以为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
历史在钦服恭亲王超越“自我”的胆识时,似乎也不应该忘记奕詝,他虽然是过了时的皇帝,但没有他的“朱谕”,总理衙门恐怕真要“胎死腹中”了。在专制时代,帝王自愿不白愿的行为,都会对历史发生影响,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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