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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道光帝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是自己的决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中了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的计。
杜受田，山东滨州人，一七七七年生，官宦诗书人家出身。父亲杜愕，进士出身，曾任内阁学士，浙江学政，兵部、吏部、礼部侍郎。杜受田于一八二三年中进士（二甲一名），人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历任顺天、云南考官、国史馆提调。一八三三年，迁詹事府中允（正六品），派为陕西学政。因陕西巡抚是其儿女亲家，改为山西学政。学政是管理一省学务之官，为该省学林领袖，任期三年。按照清代制度，学政是差而不是官，其底缺仍是原任之官，而且出任学政也不影响其官缺的迁转。
如杜受田父亲杜缪一八二一年以兵部右侍郎（正二品）放浙江学政，并于一八二二年改迁吏部右侍郎，一八二五年奉召回京。学政一般由进士出身、人过翰林、侍郎以下的京官派充，因此，由正六品至正二品都有，颇有只讲学问不讲地位的味道。杜受田出任山西学政后，其底缺也于次年升为詹事府洗马（从五品）。
一八三五年九月，他尚未任满，突然接到谕旨，召他回京供职。次年二月，旨命“入值上书房”。上书房是皇子读书的地方。按清代皇家制度，皇子六岁人上书房读书；除了上书房的总师傅外，每一名皇子都派一名师傅，教汉文经典，另派满人授满文，称“谙达”。由于清朝以儒家礼教治天下，汉人师傅的地位，远远高于满人谙达。道光帝匆匆忙忙召其回京，是选他为皇四子奕詝的师傅。
一八三六年，农历新年一过，已经六岁的皇四子奕詝好好地打扮了一番来到上书房，拜年已四十九岁的杜受田为师，开始研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典籍，静静地听着这位来自孔孟之乡的老师深人浅出的讲解。
上书房是造就皇帝的地方。做皇帝就一定要懂“四书五经”。那么，这么枯燥的教学内容，杜受田的教授效果究竟如何呢？今人无法评价，但从奕詝做了皇帝后给他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一八五〇年，他说：“联自六岁人学读书，仰蒙皇考（即道光帝）特谕杜受田为联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惜勤阁懈，受益良多。”一八五二年，他又说：“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特简为联师傅，忆在书斋，朝夕呐诲，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贤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
这些话充满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而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称十余年来洛勤周懈，朝夕呐诲，看来杜受田确实为此花费了全部的精力。他与奕詝每天相处的时间很长，很可能是失去生母且对肃穆的父皇有畏惧感的皇四子最亲近也最具影响力的人；二是称其讲学中经常引为孔子最推崇的三代故事，由此可见杜受田的治学方法和政治思想。
道光帝对杜受田的教学非常满意，身为皇帝，没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而可以运用手中的皇权，不停地为之升官晋级。一八三七年三月，杜受田摧为詹事府右庶子（正五品），一八三八年一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五月迁侍读学士，八月晋内阁学士（从二品，连跳三级），一八三九年一月再摧工部左侍郎（正二品）。从五品的洗马到正二品的侍郎，杜受田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可谓飞黄腾达。
为了不分散杜受田的精力，在授其为内阁学士时，道光帝还特谕：“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此外，道光帝还经常派他出任一些肥差：一八四〇年朝考阅卷大臣、一八四一年会试副考官、一八四四年顺天乡试正考官、一八四七年会试副考官。这些差使不仅有房师、座师的荣誉，而且可得学子们数量不等的银两孝敬。
随着道光帝对奕詝越来越看重，对杜受田也越来越重用，希望他以重臣的地位辅佐皇储。一八四四年二月，杜受田升左都御史（从一品），一八四五年一月迁工部尚书。一八四六年十月，杜受田六十生辰（按周年计算为五十九岁），道光帝此时已密立奕詝为皇太子，御书“福”、“寿”字并诸珍物赐赏之。一八四九年，再授杜受田为上书房总师傅。
奕詝登基后朱批朱谕的文字功力在清代诸帝中还属中上，字也写得不坏，对儒家礼教和清代制度均为熟悉。考虑到奕詝智商平平，杜受田授学的功绩不可忽视。清代设立上书房的目的，并非要培养出对传统经典造诣深厚的学者，上书房的学生无须参加折磨人的科举考试，以证明自己的学力和教师的水准。这与民间的一切学校、书院私塾有着本质的区别。上书房里并非无标准可言，惟一的鉴定和检验就是学生争取被立为储君，师傅争取成为帝师。虽然永远不会有人明说，但谁都时刻能感到它的存在。平静的上书房，实际上与硝烟弥漫的战场无异。然而，皇子之间必须以谦让为怀，不能公开竞争皇位，康熙朝的故事不能重演。
一切都须在暗中进行，如同平静海面之下的湍湍急流。
奕詝一开始并不明白这些道理，全靠杜受田的指点。杜受田从人值上书房的第一天起，便暗暗决心，一定要帮助奕詝获取皇位，建立非常之功勋。一年后，当奕䜣适龄而人上书房时，杜受田立即注意到了这位美貌少年。关于奕詝，野史中有两则记载，其一称：“皇四子之师傅为杜受田，皇六子之师傅为卓秉恬。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人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教恭王，以上（指皇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清代称未成年皇子为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另一记载说道光帝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按清代制度，皇子外出须向老师请假，以示尊师。当奕詝临行前向杜受田请假时，杜在他的耳边密授机宜：“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春和，鸟兽孽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措关头，当切记，无忽也。”奕詝果然依计行事。这一天，皇六子奕䜣射得禽兽最多，顾盼自喜，见奕詝只是默坐，从者亦垂手侍立，感到奇怪而问其故。亦泞只是轻描淡写地答道：“没有什么，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䜣打发了。到了晚上，道光帝见奕詝一无所获，加以询问，奕詝按杜受田所教之言答复。道光帝大喜：“是真有君子之度也。”遂决定了立储人选。
这两则记载的可靠性很难确定，后者还被《清史稿·杜受田传》采用，可见此说可靠性较大。我们虽不能验证这两条记载，但可以肯定杜受田为奕詝夺得皇位建立过奇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点，只要看看杜受田死后，咸丰帝给他的恩赐便可明白其中的一切。
在奕詝和奕䜣的角逐中，奕䜣的教练卓秉恬也是位高手。一八〇二年，他十九岁便高中进士，人翰林院，散馆后由词臣转谏台，一八三七年以吏部左侍郎放浙江学政，当年便被召回，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等职，授体仁阁大学士。从史料上看，他似乎不是奕䜣的正式师傅（奕䜣的第一个师傅是翁心存，第二个师傅是贾祯）。找不到他人值上书房的记载，很可能是见奕䜣少年英姿而自充“业余教练”的。而在他调教下的奕䜣也十分了得，文武双全。
奕詝和奕䜣曾在少年时期一同习武，并创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帝命名为“棣华协力”、“宝愕宣威”。此事在《清实录》中称由奕詝一人所为，但从道光帝另赠奕詝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来看，应是奕䜣的功劳更大些。奕詝在各个方面都不占优势。卓秉恬相信，作为裁判的道光帝，一定会分出个高下。但技高一筹的杜受田决定扬长避短，他指挥奕詝调整方向，以孝道来对抗才识，以仁义来反抗武功。实际上，他不是让奕詝和奕䜣竞争，而将进攻的方向对准了道光帝。在当时的环境中，儒家的“仁”“孝”是第一位的，事功之类下之。可以说，卓秉恬指挥奕䜣战胜了奕詝，而杜受田指挥奕詝战胜了道光帝。尽管人们有不同意见，但裁判最后的判决，却是不可改变的。
道光帝以孝道著称，他的生母于一七九七年去世，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一直将继母当作生母来事奉。从《清实录》中看，他每天一早第一件事就是向这位皇太后请安。一八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道光帝的继母孝和皇太后去世，年老多病的道光帝倍受打击，身体一下子便垮了下来。
二月二十四日，他终于坚持不住了，病倒在床上。道光帝操办丧事以致自己亦不保的情节，可参见《清实录》。这一天，他破了登基近三十年的例，没有看奏章，而是召见了五位重臣，其中四位是军机大臣（四位军机大臣为祁离藻、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剩下的一位是杜受田。很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杜受田才知道，他赢了。
一八五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自觉已走到人生尽头，于卯刻（早上五至七时）召见宗人府、御前、军机、内务府十位大臣。十位顾命大臣为宗人府令载锉，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其中载垣、端华于十一年后又成了顾命大臣。在十位大臣面前，病重的道光帝仍坚持冠服端坐，吃力地宣布他的决定：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未久，奕詝也被召来，各大臣在新老两位君主的面前打开了铺匣，展阅一八四六年道光帝的立储谕旨。以上情节据季芝昌年谱，《清实录》的记载与此有异，称道光帝打开橘匣，展示朱谕时，奕詝并不在场，可能是为了掩饰奕詝没有推让而故意漏去。季芝昌为顾命大臣，所叙应当更为可靠。
此外，道光帝还颁下一份朱谕：“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联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这是道光帝写下的最后一份朱谕，可见是道光帝在痛苦中挣扎写的。
到了中午，道光帝归西，顾命大臣立即请奕詝“正尊位”。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君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倚庐”是居父母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为何不选别处，偏偏选择上书房？奕詝这么做，明显不是为房子，而是能够方便地见到杜受田。因为按清代制度，杜受田旨命“人值上书房”，每天均可到上书房，但不能去宫中别处。若奕詝选择别处为倚庐，召见杜受田须由御前大臣带领，手续烦杂，十分不便。犹如一位离不开母亲的孩子，这位青年看来是被突如其来的事件震呆了，不知所措，需要他的老师指点迷津。
道光帝的丧事按照皇家仪礼按部就班地进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定于一八五〇年三月九日举行。在这吉庆的日子里，大驾卤簿全设，奕詝在簇拥中坐上了太和殿的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宣布改明年为咸丰元年。
尽管王公大臣人头密集，可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工部尚书位置上的杜受田。站在朝贺礼班次中的杜受田，端庄肃穆，心情激动地注视着登基大典一幕幕地进行，成功的心情难以掩饰。也就是在这一时刻，他意识到，他和奕詝的关系，由师生变为君臣。于是，他又暗下决心，做一个辅弼新君的干臣。
奕詝登基时，差四个月才满十九岁。作为一个掌管四亿人口的大国君主，他显得太年轻，但从清代君主继位的年龄来看，他还不算太小：
顺治帝福临 5岁继位 13岁亲政
康熙帝玄烨 7岁继位 13岁亲政
雍正帝胤祯 44岁继位
乾隆帝弘历 24岁继位
嘉庆帝颙琰 36岁继位
道光帝旻宁 38岁继位
可是，福临、玄烨登基后，朝政分别掌握在多尔衮、鳌拜手中，若抛开传统政治学中的“谋篡”罪名，应当说，这些辅政大臣为大清王朝做了很大的贡献。乾隆帝弘历继位时虽不比奕詝大几岁，可他承接的是雍正帝留下的丰厚遗产，本人又才华横溢。可咸丰帝奕詝呢，他接手的是道光帝留下的烂摊子，自己又无才无识，只得将求助的眼光转向杜受田。登基后，他频频给杜受田升官加爵：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迁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一方面是对杜氏为他谋取皇位的酬答，另一方面是对杜氏的倚重。
尽管杜受田在帮助奕詝登上帝座时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洞悉，但他明显缺乏实际经验。他没有做过地方官，没有处理过具体政务，在京官生涯中也只是做过户部、礼部、工部的堂官，而未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且主要精力又放在教育奕詝上。他一生研习儒家经典，心得颇丰，但他的治国方案与实际问题的处理有很大差距。于是，杜氏开出的药方仍是按照祖制，让咸丰帝奕詝下诏求言求贤。
一八五〇年三月二十日，奕詝登基后的第十一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按清代制度，皇帝的谕旨由两处下发，内阁下发的为公开的明谕，军机处下发的是秘密的具体指令。“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稗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九卿”是指六部之外京内各小衙门的堂官，“科道”是指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之类的言官。七天后，三月二十七日，奕詝再次以内阁明旨求贤，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其下属官员中保举“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的能人。又过了二十多天，四月二十一日，他看到了一份奉旨奏事的折子，非常高兴，下旨曰：“著再饬谕在京部院大臣，各举所知，果有品学兼优，才德出众之员，无论京外家居，准其保奏……督、抚、提、镇、学政于政事有关得失者，著据实胪陈、备联采择。其藩、臬两司，亦许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为呈奏。”
这一谕旨将保举的范围扩大到不在职的官员，历来不得直接奏事的布政使、按察使，此时也获得了向天子进言的机会。求言求贤，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实际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政事的不明，对人才的不察。这也是上级在不知所措时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三道御旨下达后，奏章便接二连三地送到咸丰帝的面前。在这些折片中，最为咸丰帝欣赏的有十余篇，而礼部侍郎曾国藩是他最欣赏的人，并传旨重重奖赏他。各处报来的推荐人才的名单中，也有十余人传旨查看，准备进京引见。其中杜受田推荐了两人，一是鸦片战争中被革、此时在家养病的林则徐，一是当时的争议人物前潜运总督周天爵。求言求贤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大清的同治好像出现了一道亮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约从一八四五年起，步入老年的道光帝就像众多老年人一样，贪图政治平静、耳边安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就报喜不报忧，掩饰真相，封杀言路，专拣好听的说给道光帝听。当时京师中有一制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咸丰帝此次求言，言路大开，许多官员凭实汇报，说出了许多咸丰帝未曾听闻、不敢相信的事情：各地盗贼蜂起，官员贪污腐败，兵弃懈怠嬉玩，财用困乏不继。这激起了刚刚继位的青年天子力挽狂澜的雄心。可是，最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咸丰帝不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上书房中杜受田十四年的教诲也发挥了作用。这一对君臣相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遗憾的是，他们认识不到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以此去救世，就如同以火救火，以水治水。周期性的王朝治乱，被传统史学家荒谬地概括为性理名教的兴废所致，使人们坚信，不是经不好，而是和尚念歪了经。一道道谕旨发往各地，官员们纷纷称赞圣上英明。可政治却没有起色，局势反越来越坏。谁又敢说圣旨无效无用呢？最聪明的方法是用纸将火包起来，等到烧穿了那天再说。这一段君臣相处的日子，奕詝后来回忆道：“联即位后，（杜受田）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由此可见杜受田的作用之大。
但是，君臣俩一心清除恶弊的种种举措，纷纷坠落于黑暗政治的潜网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俩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问题是，谁也不会对他们说。在咸丰帝登基后的最初两年里，杜受田几乎是随侍左右。当咸丰帝拜渴慕陵、东陵时，旨命杜受田“留京办事”，很有替天子看家的味道。
一八五二年，因黄河在丰县破坝破口（当时黄河由南道即淮河水道人海，与今不同），水漫山东、江苏，百姓缺吃少穿。看来咸丰帝对地方官敷衍草率、不好好念经感到非常气愤，派杜受田亲自前往设法解决。奉旨出京的杜受田果然实心办实事，一路上风尘仆仆，详查灾情，请旨贩粮。八月，杜受田到达江苏清河（今清江市），炎热的天气、潮湿的环境触发旧患肝症，再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于二十二日病故。
当杜受田去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时，咸丰帝声泪俱下，非常悲痛，含泪用朱笔写下了一段发自内心的话：“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凛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说论常闻。诅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环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联之不幸也！”“赞襄帷幄”一语出自被“赞襄”的皇帝本人之口，道出的不仅是对杜受田的赞扬，而且还稍稍流露出对杜受田的依赖。这一用语，咸丰帝后来还多次使用过。
为了表示对杜受田的极大尊重，他的丧事规格高得让人不可想象：赏陀罗经被、赏银五千两、赠太师大学士、命沿途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灵枢。咸丰帝还打破常规，不待内阁票拟，自行特溢“文正”。清代溢“文正”者仅八人：汤斌、刘统勋、朱洼、曹振铺、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鼎，为溢号最高待遇。赐溢须由内阁票拟，再由皇帝钦定。
十一月十五日，咸丰帝亲自到杜受田的家中奠醒，抚棺洒泪，悲痛的心情让在场者无不动容。一八五三年春，他到国子监临雍讲学，特派其五弟奕誴祭奠这位恩师。当日颁下的谕旨明晰地流露其心情：“（杜受田）倘能久在左右，于时事艰虞，多有补救。”他是多么希望杜受田能帮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朝运！
杜受田死后，咸丰帝将他不尽的思念转化为对杜氏家人的隆恩。杜受田的父亲前礼部侍郎杜愕，赏礼部尚书衔，赏食全傣；杜受田的长子杜翰，时以翰林院检讨放湖北学政，十五个月就由五品提升至正二品的侍郎，并进为军机大臣；杜受田的次子杜羽，亦升至侍郎；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全都加恩赏给举人，准一体参加会试。
杜受田死了，死得那么平静和自然。作为帝师，造就了一代君主；作为廷臣，做到了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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