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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三月，嘉庆帝已经亲政三个月，朝野一片赞扬之声，嘉庆帝特别得意，但仍勤俭不辍，一如既往。他每日批阅着奏章，渐渐地，奏折弹劾的矛头指向军界。首先，他决定查处湖广总督景安，命他解职来京候旨，可是没过几天却另发一旨道： “景安在督抚任内，畏葸无能，本应治罪。但念伊平日操守尚属谨饬，现在川省军需转输甚关紧要，著景安于倭什布到楚接印后，以伯爵前赴川省，更换明兴，接办军需事务。此系朕格外施恩，予以自新之路。” 王杰看罢奏折后，直入乾清宫，跪倒道：“皇上，臣有本奏。” 皇上道：“朕刚发谕旨不久，臣下绝不单独面君，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臣知罪，但臣以为此事须与皇上单独长谈。” 皇上道：“不可，朕刚立的规矩岂能破了，不要以为你是首席军机，就可有此殊遇。当年和珅乱政，多是单独面对父皇，以至父皇对和珅不免偏听，故如今所有大小臣工，绝不可单独面朕。” 王杰退出，不一会儿与董诰和朱珪进见，皇上道：“王杰有何话说，现在奏来吧。” 王杰道：“臣以为皇上对景安的处置太过手软。景安为和珅族孙，无德无能。在山西时只知婪索属下，借征剿白莲而肥己；其于军事更是懈怠疲玩，终日只知听曲观戏，敌来则跑，贼走则追，人送外号‘迎送伯’。此等人，皇上犹下旨曰其‘平日操守尚属谨饬’，不对其严惩，反而调其到川省置办军需，臣认这样做实在不妥。” 皇上道：“朕正因为他是和珅族孙，所以才法外开恩，示天下以‘仁’，并借此希望和冲余党能接受教训，儆戒将来，决不追究既往。让所有大小臣工，都不必因此而心存疑惧。” 王杰道：“既要‘儆戒将来’，而又不‘追究既往’，将来能做戒乎？臣以为，必要严究既往，方可儆戒将来。” 皇上道：“朕以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剿除白莲教匪，如果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岂不使局势变得更加动荡？” “皇上，宁受剧痛而剜除腐败之毒瘤，不可留疥疖不治而变为脓疮。” “朕岂是怕痛怕担风险之人——你休要再说，朕意已决。如今百废待兴，安定第一，王爱卿要深深领会朕的意图。——朱爱卿以为如何？” 朱珪道：“天子当以宽大为民，怀柔天下，以仁治国。如今，贪黩之风被刹，不肖之徒遭退。天子当乘以清廉风范化育之，使人正轨。但惩贪也不可手软，对景安之辈，当德威并重，不可过于宽容。” 皇上道：“师傅所言即是，若景安再有劣迹，定斩不饶。” 董浩王杰相视默然，跪拜而退。 不几日，嘉庆帝诏逮秦承恩。秦承恩为和珅一手提拔，任陕西巡抚，在任期间，负责陕省“匪事”，可是有一次在城墙上看到义军的一位首领直奔城墙而来，而且听他说道：若遇到秦承恩，活捉了他，剥他的皮，他竟在我们的水中下毒，留下毒面给我们饥饿的兄弟。秦承恩当即吓得瘫软下去，回到中军帐内，蒙住头，只顾啼哭，直到援军来，义军之围解而去。 嘉庆帝闻知秦承恩虽负有堵剿之责，却任由“教匪”在川陕、楚陕、晋陕来往，因循畏葸，对难民亦未能加意抚恤，非常震怒。嘉庆帝降旨将秦承恩革职逮京治罪，并查抄家产，交军机大臣论处。军机处理按玩忽军机律定斩监候。嘉庆帝看到军机处的奏折后批示道： “秦承恩畏葸读职，不能安抚百姓反骚扰之，团应按律斩杀；但念秦承恩本系书生，未娴军旅，若以未能堵剿窜匪定拟重辟，则满门大臣中若惠龄、景安、宜绵又当如何？今惠龄尚未加严惩，仍准在家守制，若独秦承恩治罪，转似朕宽待满门而苛待汉人，同罪异罚，非所以示平允。秦承恩业经革职，著加思释放，令其国籍守制，闭门思过。俟服阙后，由本籍督臣咨送吏部带领引见，候朕另行局用，所有查抄秦承恩房产田地，即行赏还。” 早朝，王杰奏道：“皇上，惩治奖掖，历来以法为依据。似秦承恩，按法当斩则斩，按法当敬则敬；皇谕令宽赦秦承恩，且赏还其家产，此乃施仁爱于国法之上，窃以为不妥，请皇上三思。” 嘉庆帝道：“朕已说得透彻，你不要再多说了。” 王杰想：自古有“莫须有”的罪名，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说法，现在则有“莫须有”的宽宥，“欲敖其罪何患无辞”了；这样看来，吏治腐败难已杜绝了。 四年三月底，湖北布政使奏劾湖北安襄郧道员胡齐崙经手军饷，克扣肥已，浮冒报销，私自馈赠。嘉庆帝按奏后立即谕示新任胡广总督倭什布，察访胡齐崙，并将胡齐崙即刻押解到京。胡齐崙到京后，在审讯时闭口不说实话，嘉庆帝又谕新任总督倭什布：“胡齐崙经手荆襄安郧四府军需银四百一十九万余两，为数甚多。只因景安、祖之望在查办之初，未将底帐封提，致使胡齐崙得以弥补抽放，无暇可摘。倭什布则由豫抚升援湖广总督，应另派自豫带来能干弁员，密行体访，庶不致为属员欺蒙，毋得稍有徇庇，倘仍复颟预了事，一经发觉，惟倭什布是问。” 不久，倭什布覆奏：“胡齐崙经手湖北襄阳郧军需四百一十九万两，并不按例支发，私自克扣白银二万九千余两，任情馈送。永保接受胡齐崙送银六千两，毕玩受银两千两，庆成接受送银后，已置房地产，而且贷借出一万多两，鄂辉收馈银四千两。” 嘉庆帝大惊，没想到此案后面牵涉到这么多的封疆大吏和军中将帅。毕沉、鄂辉已死，也就算了。永保、庆成等如何处理？嘉庆传谕将永保、庆成家产查抄。交钦差大臣那彦成、松筠严讯。那彦成、松筠奏胡齐崙当绞杀，庆成、永保等当斩监，其余如原湖广总督毕沅，原云贵总督鄂辉应追赃抄家；祖之望流放。 嘉庆帝览奏后，下旨曰：“朕本欲对祖之望徇私失职降调三级，但惟念祖之望在湖北藩司任内，于军需总局支发各项，尚无染指情弊。且闻其名声尚好，著加恩以按察使降补。” 人们都非常惊讶：这不是平级调动吗？更令人惊讶的是对庆成等人的处理。嘉庆帝谕者曰：“庆成本应按罪流放，抄查家产本应照例入宫，但念庆成之曾祖孙恩克，曾于国初著有勋绩，又有公主下嫁伊家，其祖王福，亦曾任御前侍卫。今庆成虽因带兵不力，得受馈送得罪，但念伊从前打仗，曾经得伤，朕法外施恩，将所抄财产，赏还其家，著令庆成仍在军中效力，若今后吏部奏闻其有所改变，仍可升援，但观其今后所做所为耳。” 对永保的处理也大体如此，先是“该”如何如何，后是“但”如何如何。 朱珪的客厅里来了几位学生和贵客，真是高朋满座，盛客如云。来的有他的得意门生洪亮吉、张惠言；他的朋友、同事刘权之、王杰、董浩等朝廷几位重臣。这些人中，数洪亮吉和诸人的关系最特殊。洪亮吉是乾隆时期刘权之、朱珪和王杰三人的门生，又做过刘权之和王杰的幕僚，乾隆时中进士后，受王杰推荐，在翰林院任编修，以后辞官回家。和珅被诛后，受朱珪推荐充实录馆纂修官，不久又奉旨教习已未科庶专士。洪亮吉于嘉庆三年在翰詹诸员的考试中，以一篇《征邪教（丕(士灬)）》而备受乾隆帝的赏识，同时受嘉庆的盛赞，他也因此而名扬天下。现在，他的几位老师都是皇上的亲臣近臣权臣，那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洪亮吉在今天对其几位恩师却并不怎么特别的恭敬。谈话没有多久，洪亮吉道：“几位恩师都是朝中重臣，可谓一言九鼎，皇上对几位恩师的话也是言听计从，可是却为什么见皇上倒退踏步而无动于衷呢？” 王杰道：“亮吉不要如此无礼，说话要有根据。” 洪亮吉道：“很明显，皇上失于过仁，对最近的几个大案，处理的过于宽容，这不是纵容枉法贪污，又回到先皇的老路上去了吗？” 朱珪道：“天子当以宽大得民。” 洪亮吉道：“老师仁爱宽大之说，学生也很赞同，但却不能因宽而懈怠了国法，特别是吏治腐败积重难返的形势下。当年康熙帝失之过宽，以致贪吏横行，雍正帝则雷厉风行，该杀就杀，该杀多少就杀多少，官场上一度弥散的种种歪风邪气真的给‘杀’住了，震摄住了。乾隆帝早年宽严并用，刚柔相济也很得体，但晚年和珅擅专，遂使世风日下，腐败公行。如今，世风刚有好转，皇上又无端无原则地宽宥，学生以为，贪污腐败之风不久就会重新燃起。” 张惠言道：“学生也同意北江兄的高见，倒以为老师的‘天子当以宽大得民’的说法不妥。国家承平百余年，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于宽大，故奸孽萌芽其间，宜大伸罚以肃内外之政。” 朱珪道：“天子当忧有过大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犯点过失就置之于死地，岂不施法太苛乎？” 张惠育紧接着道：“庸猥之辈，悻致通显，败坏朝廷法度，惜全之当何所用？” 洪亮吉道：“败坏朝纲，贪污受贿，岂能是可宽可饶之过！从前的、先辈的功绩乃至微劳，岂能作为罪过的抵当品！” 王杰道：“我也担心皇上若这样的宽容下去，不肖之徒，又会生侥幸心理。” 洪亮吉道：“更何况现在的风气好转只是表面上的，最起码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就如那个桐城人汪志伊，由县令迁升到福建巡抚的位置后，竟乘一辆破牛车，穿着破烂衣服、带三个仆从来京觐见皇上——这不显然是沽名钓誉吗？那纯粹是做给皇上看的，至于他骨子里到底是什么样，还说不清楚。” 朱珪道：“既然如此，你们可以举荐忠心事国，才高志雅之士。” 张惠言道：“应当进内治官府、外治疆场之人。” 洪亮吉道：“各位老师现在都是朝中重臣。学生以为若不继续置换——大幅度的置换官吏，不根本改换官吏队伍，整顿吏治则是一句空话，以上的意思，老师何不奏明皇上？” 揭出胡齐崙的同时，代理四川总督魁伦奏称四川军营人员营私牟利，交结应酬，串通一气，使兵了粮饷不能及时发给。嘉庆帝看奏后遂谕曰：“湖北支用军需为数尚少，已有如此严重弊端，胡齐崙竟挪用几万两，其余任意开销不明；四川军需比湖北多好几倍，副都统福宁系四川总办粮务大员，过去曾送贿和珅，其挪用贪污侵蚀，必更甚于胡齐崙，着即将福宁解任质审，第一紧要之事，系审讯经略大臣勒保，其次即严查福宁经手饷银。” 福宁接旨被罢官后，心想：“我不能落个胡齐崙式的下场：自己被毙了，那些大员仍然逍遥自在。何况看皇上的心理，牵涉的人数越多，牵涉到的人物越大，特别是牵涉到的满州官员越多越大，皇上就不会怎么处理了。不仅胡齐崙一案只绞杀胡齐崙结束，而且两淮盐政征瑞所贪之数是胡齐崙的十倍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惩治，只是削官训戒，以后还有复用的可能——他是满州官员，现在我首先把勒保给扯出来，看皇上如何处置。” 于是福宁向皇上奏曰：“勒保军月饷十二万两，比他路军饷多，但所剿灭贼匪却有增无减，这都是勒保疏于剿贼的结果。” 这一招果然很灵。嘉庆帝接到福宁的奏折后踌躇起来，他想，胡齐崙一案已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带兵大员，我只绞杀了胡齐崙，其余人等从宽处理。为此，从军机大臣王杰到一些詹事。对此都意见很大，更有的上奏指责朕：为什么连明亮、德楞泰等人的名字提也不提。如今，四川军需的案子审理下去，看来会涉及到更多的人，若这样一路揭下去，打下去，军队岂不是换个底朝天？一时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多的领兵将帅及地方大员？不如对他们示以宽育，使他们倍加感奋，歼贼立功；若能知错立功，就予以奖励，若仍有贻误战机、费靡军需者，严惩不贷。 嘉庆帝于是诏令魁伦到达州视察军事，印证福宁所奏勒保事是否属实。 魁伦接到谕旨后，觉得皇上对此案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的感觉，这个诏书和上次的谕令比较起来，措辞温和多了。看来皇上对此事欲示以宽宥。魁伦又联想到胡齐崙的军需案，明亮、德楞泰等人提都没提，其余涉及的人也都宽大处理，如今这个四川的案子，是我揭出的，皇上若仍像胡崙案那样处理，带兵大员如勒保、宜绵等人岂不笑话我？我不如现在卖个人情算了。 正当魁伦这样想的时候，勒保前往魁伦处，笑嘻嘻地说道：“你我同在四川多年，彼此最为熟悉，结为知己，互相应帮助才是，提携才是，万万不可互相拆台。” 魁伦新官上任，原为勒保手下，自己的屁股上也有屎，哪能不知道勒保的意思？于是说道：“经略放心，我一定据实秉报朝廷。” 魁伦奏报皇上谥：“教匪贼数实际上是大大减少，只不过他们大股分成小股，贼名反多，福宁处理军需多含混不清，但其自己并无什么贪黩事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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